一看就会中国出版总署(出版总署)
7月末辞职,8月即首途北京,章锡琛如此迅速,如此决绝,如此义无反顾地前往北京,原因何在?
7月末辞职,8月即首途北京,章锡琛如此迅速,如此决绝,如此义无反顾地前往北京,原因何在?当然有眼不见心不烦的因素自己创办开明书店,并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最后竟然以同人逼迫辞职为结局,章锡琛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所以,只是离开开明书店还不够,还要离开与开明书店同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生活环境,才能真正做到眼不见心不烦主要的因素,还是章锡琛已经收到了任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邀请当时的出版总署,成立于1949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部门,受政务院领导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其主要职能是:建立及经营国家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管理国家出版物的编辑、翻译及审订工作;联系、指导全国各方面的翻译出版工作;调整国营、公私合营及私营出版事业的相互关系。
出版总署的第一届领导人,分别是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陈克寒、萨空了看一看这个名单,就可以看出章锡琛能够接到出版总署任职邀请的原因了,五个人中,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等三个人,均是他的多年好友和同事。
辞去开明书店的职务,离开上海,去北京出版总署任职,是章锡琛人生的又一个重要关口在这个重要关口,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章锡琛好友胡愈之的身影,听到胡愈之的声音这一次,又是来自于胡愈之的建议,“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介绍来北京。
”后来,吴似鸿从章锡琛的四弟章锡瀛口中也得知了这一点:“老四告诉我他的大哥在北京任出版总署顾问,是胡愈之请他去的”这样一来,时年已达60岁高龄的章锡琛,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作出离开生活了38年的上海和为之奋斗了。
23年的开明书店,就不难理解了不是冲动,也不是负气,而是早有安排 8月初,章锡琛初到北京,还未任职,就已进入角色,写成《中国出版业之过去、现在和将来改进的途径》一文,供有关部门参考在此期间,章锡琛还找到了房子,定居于北京朝内南小街遂安伯胡同。
3号来京初期,他的居住地也几经变迁:开明书店董事会为对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在出版界作出的贡献表示崇敬之意,决定在北京北小街购置住宅赠与章锡琛,使其安度晚年当时章锡琛就住在此院章锡琛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要求董事会撤销这一决定,同时迁出该院,另租东单三条房子居住。
表现出不以开明书店创始人自居,有功不受禄的高尚情操而且,看来章锡琛很快就适应了在新中国首都的生活,因为胡愈之、叶圣陶、宋云彬等朋友早已先期到了北京,他过得并不寂寞9月4日,他就开始寻亲访友了宋云彬在这天的日记中记载:。
“上午雪村伉俪偕其女阿蜜、子士敢携白兰地一瓶并下酒物来,即与共饮” 1949年10月3日,在开国大典仅仅两天之后,第一届“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开会通知,由中宣部出版委员会承担会务工作,由新华书店总编辑胡愈之主持会议。
这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用当年《人民日报》短评《祝全国新华书店出版会议》的话来说,这次出版会议“是我国人民文化战线上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全国出版事业适应着新的情况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
从此将逐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战斗整体,成为人民出版事业坚强的领导骨干”短评同时强调,“解放区和过去国民党统治区两支文化出版工作的队伍必须汇合成一股巨大力量来更好地为人民的需要而工作必须很好地团结一切有利于人民的私营的和公私合营的出版业,随时随地反对关门主义倾向。
”作为过去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出版工作队伍的一员,章锡琛参加了这次盛会不仅如此,章锡琛还受邀在10月19日下午大会的闭幕式上讲话在闭幕式上讲话的有:陈劭先、章锡琛、程今吾、伊见思、顾均正、葛一虹、朱达君、傅彬然、臧克家、史育才、邵公文等。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章锡琛的发言顺序排在第二位还可以看出,开明书店在此次会议上似乎还颇受重视,上述名单中就有章锡琛、顾均正、傅彬然、朱达君等四人出自开明书店,其中的朱达君、傅彬然还是开明书店的在任董事这次会议一共开了半个多月。
在会议的中间,还举行过一次北京市同业和第一届“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代表的茶话会在这次有130多人参加的会议上,章锡琛代表开明书店在会上讲话,虽然他已辞去了在开明书店所担任的职务参加这次会议,对于章锡琛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肯定。
而这个肯定,来自于章锡琛的朋友胡愈之的帮助因为,章锡琛在刚解放时,章锡琛曾经被他人“作为资本家,资产阶级而受到另眼相看了”其实,章锡琛并不拥有开明书店的资产,也并不是开明书店名副其实的老板,一贯为众人所知。
而且,正是章锡琛本人,率先提出了将开明书店交给国家的倡议但在解放初期,即被少数人目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章锡琛能够在胡愈之的帮助下,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实际上是对章锡琛和开明书店过去历史的肯定。
这年12月,章锡琛正式出任出版总署专员,着手起草《著作权暂行法》及其《细则》此时,另一位出版家、曾先后创办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也在出版总署担任专员当时的张静庐正在收集资料,准备汇总编辑《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锡琛先生深感我国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出版史,主要的症结在于缺乏史料,因此,他协助静庐先生搜罗资料,提供线索,可谓不遗余力” 章锡琛和张静庐的办公地点在出版总署的一栋两层小楼上,“章锡琛与张静庐在楼上合用一间房子。
这个时期的章锡琛的工作是协助翻译局校订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出版参考材料解放初期的出版工作一边倒,处处向苏联学习最先翻译引进的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著作稿酬之决定》《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文艺著作物稿酬之决定》与《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等等。
这些资料曾在1950年编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参考资料》之四,发给与会代表参考1953年出版的苏联维·阿·马尔库斯的《书籍出版事业的组织和经营》,也是数名翻译者与校订者章锡琛合作的成果”不久,章锡琛调任出版总署调查研究处处长,在翻译苏联的著作之外,他还应约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过《中国出版》这一条目,介绍中国出版的情况。
不仅如此,章锡琛以花甲之年,为初创时期出版总署工作的开展,尽心竭力,作出了不少贡献田世英曾在出版总署与章锡琛共事约三年时间,对他此时的工作状态,印象很深:有一次,章锡琛参加由胡愈之署长、周建人副署长组织的出版总署小型业务座谈会。
胡愈之在简短的开场白中,要求大家对今后的工作如何开展,各抒己见田世英当时还不认识章锡琛,只见胡愈之“推推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面庞瘦瘦的长者,让他发言”章锡琛明显迟疑了一阵,但还是发言了,第一句是“我的发言是抛砖引玉。
”随后他回顾了旧中国出版界的散漫状态,谈到了现在接收过来的出版机构的情况和工作任务繁重的现状,指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出版总署的指导,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最后,章锡琛还诚恳地对胡愈之署长、周建人副署长提出了几点工作建议。
由于章锡琛发言时,南方口音很重,声音又比较低沉,有些话田世英听不大懂,所以对他的发言只听懂了大概于是对他产生了好奇,问旁边的叶蠖生“他是谁呀?”经叶蠖生介绍,田世英才知道是自己仰慕已久的章锡琛,赶紧上前自报姓名,握手致敬。
对于出版总署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教科书编辑工作,章锡琛也利用自己的丰富经验,提供了不少的建设性意见比如在出版总署编审局办公室主任金灿然召开的新课本编辑工作会议上,章锡琛建议:要经常注意编写人才的发现,在广大的教师队伍中,有不少是既有教学经验,又能配合课本内容深入浅出写出课外读物的。
比如刘薰宇先生、王峻岑先生等都是教师,他们写的《马先生谈算学》《大大小小》《数的惊异》等,都是很好的范例在出版总署时期的章锡琛,给田世英的总体印象是:“他是一位忠实、诚恳、孜孜不倦的热心于文化出版事业的文人。
”【选自《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文字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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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龙亚莉作 者 简 介
章雪峰,文史作者、出版人、编审,现供职武汉主要写作方向为隋唐史、出版史已出版《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唐诗现场》(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隋唐韬略》(合著,崇文书局2018年1月)、《一个节气一首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1月)、《藏在节日里的古诗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其中,《唐诗现场》已由台湾好读出版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日出版繁体中文版出版六家六个出版人的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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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李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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