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间_城市之间国际版完整版

作者：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闫伯维（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

 

作者：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闫伯维（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4期

导 读城市国际传播主体性建设不是简单的传受关系，也不是本质化的形象投射与受众认知问题，需要突破形象宣传桎梏、跳出触达效果指标逻辑，构建包含识别多元主体的能动价值、内外结合且充满弹性的评价体系、反思全球北方城市中心主义在内的新的理论路径。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一带一路”的全球化倡议既是中国提出的新全球化方案，也暗含了新的文化和传播地理学之意，即以中国为节点的“互联互通”在这个新的全球文化秩序和传播地理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大都市”（mega-city）或者“世界城市”（world city）以其对政治外交、信息流通、人员交通、经贸往来、文化交融、媒介传播等国际交往要素的高度承载力，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构成性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进而助力国际传播转型升级，而承载着多维媒介和多元主体的城市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城市国际传播研究应当超越简单的形象宣传视野，不再仅仅依赖一系列媒体中心主义的效果评判指标，而是要注重媒介、空间、经贸、交往、文化等层面的主体性构建，发挥多元传播主体在其中的行动者及其网络化作用，综合认知和系统提升城市的国际传播多维主体性，在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发挥支撑性作用。

一、城市国际传播研究的前沿焦点与问题意识超越单一的形象投射和认知逻辑，也就是以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城市经营与管理理念，我们可以立足城市研究的多元学科视野，对城市国际传播这一交叉领域的学术面向，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梳理。

第一，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主场外交问题城市在国际政治交往方面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代表了中国对外政治传播的新阶段对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而言，如何承载主权国家的政治交往特别是外交关系，无疑是其传播主体性的突出表现。

以北京为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和新崛起的世界城市，也是建设中的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在大国关系中的主场外交功能日益凸显通过系列的外交仪式和重大的媒介事件，北京不断巩固的政治交往功能也推动着中国外交关系的拓展。

正如王义桅所说，主场外交是“提出中国主张，汇聚亚洲智慧”[1]的战略优势周鑫宇也提出，“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对国家外交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外围环境的改善，还要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发展提供核心支撑……北京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场、新型全球治理的心脏”[2]。

第二，公共外交视野下的城市外交问题这一视角更多注重“主动说话”和积极沟通，聚焦主体的拓宽和多利益相关者的合力，并强调文化的作用[3]；与此同时，认为传播的目标性和精准性更重要，比如针对外国政要、驻京外籍人员、国外媒体、非政府组织、个体等进行定制化传播[4]，尤其关注“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5]。

作为延伸性概念，数字公共外交[6]凸显出数字平台在媒介化交往中的作用简言之，公共外交成为“大外交”或“大传播”概念下改善城市国际形象、提升城市国际传播能力的新路径，从多元主体和他者视野弥补着政府外交框架的单一性。

第三，传播学视野下城市的可沟通性和国际传播问题从传播学角度理解城市是一个新的跨学科学术现象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反思美国学者仅仅从人际交往与媒介传播两个狭隘角度理解城市的可沟通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应该关注可沟通的城市的三个层面：物的流通、人的移动和文化共享；而可沟通的城市的核心主张是“连接、流动、对等和融通”[7]。

孙玮补充提出，“不可沟通，是当前中国城市之一大病”[8]，而可沟通的城市需要做到：尊重多样性，又打破区隔；达成时空感平衡；实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复旦大学研究团队进一步提出了包含传播基础设施、传播行为活动和传播感知评价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上海为例进行了研究。

除此之外，吴予敏在梳理城市传播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需要与文化共识建设相辅相成[9]辛塞波同样认为，可沟通的城市建设要达成弥合社会鸿沟，塑造基于文化认同的真正的社会共同体的目的[10]另外，城市国际传播的文献大多聚焦于国际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城市形象”问题和传播策略问题，较少关注基于城市这一空间媒介的国际或跨文化沟通问题。

简言之，从传播的视角理解城市，一方面学者关注其中不同主体间的沟通有效性与共识建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集中关注城市在国际传播中的再现策略然而，现有研究仍停留在“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阶段，尚需要实践的检验；更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的海派城市倾向较明显，并没有关注内陆等不同城市之间的内在差异，也较少系统性关注城市的国际传播面向，尤其是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大都市中促进不同文化主体间的跨文化沟通，进而在国际传播中展现城市的传播力、包容力和感召力。

第四，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移民与文化适应与融合问题延续芝加哥学派的功能主义城市观，在众多欧美大都市中，移民（以及难民）的跨文化协商/适应/融合一直是城市国际传播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鲁斯·芬奇（Ruth Fincher）等人对比了多伦多、悉尼、伦敦、新加坡等八个国际大都市的多元文化融合与跨文化沟通水平，提出：虽然存在显著的人口和文化差异，但城市治理者都致力于通过政策杠杆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补贴少数群体，并致力于促进多元文化对话和融合；然而，在欢呼多样性和巩固差异性之间，城市治理者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取舍[11]。

另外一个焦点问题是大都市的移民与文化认同问题，如侯志仁（Jeffrey Hou）的《跨文化城市》一书探讨了移民对北美大城市的影响，以及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性[12]整体而言，国外尤其是欧美的城市跨文化传播研究多针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或者强调多元共存，或者注重互相理解，在隔离与融合的二元对立中，因时因地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路径和实践取向。

在推动全球互联互通的大背景下，具有更多国际要素的中国大城市所容纳的跨文化沟通乃至多元文化的城市治理问题正随着外国人的增多而变得愈加复杂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上述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范式来讨论社区建设、移民管理等问题，而朱晓则尝试讨论如何与在京外国人进行跨文化沟通从而共同进行社区管理，指出了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在社区组织中的重要性[13]。

姜飞、孙彦然从跨文化传播理论之一 ——“跨文化协商”的角度，分析了广州的非洲裔移民是如何通过跨文化协商进行身份建构的，[14]对研究外国人在北京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总体而言，跨文化沟通的视角在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城市治理逻辑下被忽视乃至掩盖，从而无法对外国人在中国大城市的文化适应乃至生活空间隔离问题进行有效解释。

第五，“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城市空间生产问题这一视角强调城市空间并不是客观、独立的，而是一种社会产物，是“第二自然”[15]正如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所说，空间的生产是为了修复资本主义危机，调节资本主义矛盾，是资本主义内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机制[16]。

对城市的国际交往空间生产而言，运用这一视角，我们就需要考察和反思一个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空间正义”[17]，国际交往中的城市空间生产满足了商业化还是有效的跨国别和跨文化沟通？与全球空间体系的关系是怎样的？是服务于国际传播和互联互通，还是创造了更多的空间隔离或折叠？。

第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角色问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城市是具有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城市，具有管控资源，尤其是信息的国际生产与分配的能力，这一能力体现在资本、信息和文化的国际交往方面。

一方面，从资本的流动和聚集角度而言，大城市都致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并以建设天际线的资本高度景观展现着其与全球金融体系的有机关联；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政策支持和引导，大城市努力在文化产业、会展产业、大数据产业等方面实现要素聚集，具有重要国际连接性的大文化市场往往集中在不断扩张的大城市空间中，尤以代表其利益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为代表。

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力图从资本、信息与文化等资源的聚集和分发能力的角度，理解城市在经济和传播全球化中的作用，并特别关注这一过程所引发的物质和象征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综上所述，城市的国际传播主体性建设不是简单的传受问题，也不是本质化的形象投射与受众认知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空间等多个维度，分别依赖不同的学科视角介入，形成了丰富多面的主体性构成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

在本土与全球、物质与象征、空间与人、政治与资本的复杂互动中，城市国际传播的理论意义才得以展现

图1 城市国际传播研究的学科化梳理二、城市国际传播主体性构建的理论路径基于以上述评，城市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图景逐渐丰富起来多维的理论面向延展出一种跨学科理论探索的可能性突破单向度的形象宣传思维，跳出简单化的评价指标逻辑，进而构建城市国际传播研究的创新性，至少需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识别多元主体在城市国际传播中的多维能动作用多元主体是指在城市国际传播实践中，在传统的政府和媒体之外，还应纳入企业、非政府组织、市民、游客等各种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具有不同的身份、利益、诉求和交往网络，丰富了城市国际传播的内涵、形式、关系和空间维度，为城市传播的内外部关系和意义塑造提供了更加立体的可能。

例如，企业可以传播城市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故事并扮演中外文化交流和社群构建的中介者角色，非政府组织可以承载公益事业和民间层面交往的故事，市民和游客作为个体行动者，可以分享在城市中的游走、生活和工作体验，并建立圈层化的交流网络，提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交流弹性。

多元主体借助各自的资源和渠道，基于各自的动机和能力，将一个城市的各类信息撒播到更广泛的跨国和跨文化受众群体；另外，多元主体参与城市国际传播，可以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组织化、群体化、人际化交流互动，并日益借助各类媒介力量拓展和融合着虚拟与物理空间，在将城市国际传播的边界不断延伸的同时，增进着城市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

第二，重构一种内外结合、充满弹性的评价体系中国城市作为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景观代表与形象名片，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扮演了重要作用，如何追踪和评价这一作用成为一个兼具本土意识和全球关怀的问题。

过往的城市评价更多聚焦资源竞争力，进而演化为一系列能力指标，较少深入城市的内部构成和复杂多维的国际网络近年来，为充分挖掘城市的国际传播潜力，一系列创新指标体系正在被提出和使用例如，参考消息报社和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联合发起的《中国城市海外影响力分析报告（2023）》“采用定量数据研究和案例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18]，围绕城市海外交往连接度、城市海外媒体呈现度、城市海外网络关注度、城市海外旅游美誉度和城市海外智库热评度五个维度对各个城市进行测评，丰富了评价维度和评价主体，无疑是一种创新的尝试。

从城市国际传播的主体性角度来说，新的评价体系应当更加注重城市的内生性特色而不是竞争性优势，更加注重多元文化要素、内部交往弹性、空间布局安排、治理包容程度，以及这些因素所孵化的国际和跨文化交流活力在一个数据理性和计算霸权的时代，对城市国际传播的评价特别要避免唯数据论和唯流量论，这将遮蔽多元主体所构造的复杂多维的交流场景和传播意义，并引发对跨国数字平台的系统性依赖。

第三，反思全球北方城市中心主义的城市国际传播研究传统，识别全球南方城市的历史方位与时代价值“全球南方”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三世界”一词的替代，也是后冷战背景下对“南方国家”主体概念的延伸，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国际政治概念的“全球南方”一词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概念而言更偏中性，对后发国家的本质化的、发展主义的定义感有所弱化究其根本，“全球南方”是一个非西方的指称曾经，对国际交往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大都市往往位于世界西方和全球北方。

如今，一些世界东方和全球南方城市在“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新格局中迅速崛起，成为重塑国际交往格局、型构国际传播格局的新动能欧美推崇的“跨文化城市”（intercultural city）概念强调所谓真正的平等，没有歧视，城市治理和服务要满足多样化群体的需求，尊重多样性，推崇多元主义的城市身份以及共享的理念和价值，还包括多样化群体在公共空间内的有意义的互动。

与此不同，具有全球南方主体性意义的城市国际传播研究需要更多考虑城市的发展权和对社会大多数群体尤其是下层群体的传播赋权，并将城市能否与乡村和谐共处——而不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或遮蔽——作为核心考量之一，如此才可以突破传播研究中的“城市中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为表征的‘去政治化’学术症候”[19]，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和治理模式之外的另类道路的理论想象与实践归纳。

2017年、2019年和2023年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接连举办，充分凸显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在主场外交为代表的国际交往中的核心角色，也在经贸往来、跨文化交流和媒介化传播等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传播效应，呼应了上述全球南方城市的历史方位与现实价值。

三、结 语城市的首要身份属性往往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本土的；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信息、人员、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大城市作为一个传播主体也成为全球的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城市日益成为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空间载体和关系节点。

每一个城市独特的历史轨迹和全球连接共同构成了城市国际传播的经纬度在多元主体的交互经验而不是城市形象的单一投射中，城市国际传播的主体性价值才会得到确立，城市的国际交往活力才得以展现，其对国家和民族与世界的交流互鉴才会有更大的推动，否则将陷入20世纪以来全球城市的新自由主义竞争逻辑中，也就不利于更为和谐包容的国际交往环境的建立。

城市国际传播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其中内蕴着对本土和全球关系的协同认知，对多元传播主体的观照与认可，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也因而具备了更多的知识创新可能【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和实现路径研究”（批准号：22ZD01）、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可沟通性视野下的北京城市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编号：21DTR04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1]王义桅.中国主场外交给力“新亚洲”[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1-12.[2]周鑫宇.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新内涵[J].前线,2018(09):74-75.[3]慕玲,冯海燕.城市公共外交视角下的首都形象传播[J].前线,2019(12):69-71.

[4]赵会民. 北京市公共外交的实践及建议[A]. 察哈尔学会.公共外交季刊2010冬季号（总第4期）[C].:察哈尔学会,2010:6.[5]胡百精.公共外交的语境、内涵与形态[J].国际公关,2009(02):34-36.

[6]史安斌,王沛楠.数字公共外交兴起与广电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基于“偶像”模式的分析[J].电视研究,2020(01):6-9.[7]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07):16-24+126.

[8]孙玮.可沟通:构建现代城市社会传播网络[J].探索与争鸣,2016(12):31-33.[9]吴予敏.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关于城市传播研究及其公共性问题的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03):6-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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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060905681167702&wfr=spider&for=pc.[19]张志华. 传播研究的“全球南方”视角[J].现代传播,2017(12)：16-19.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姬德强,闫伯维.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城市国际传播的主体性构建[J].青年记者,2024(04):8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