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满干货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趋势(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趋势论文)

黄星原先生早年曾在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工作，后辗转美洲、欧洲，担任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

 

近日，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黄星原应邀前往日本东洋学园大学发表演讲黄星原先生早年曾在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工作，后辗转美洲、欧洲，担任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他在演讲中结合时局与自身驻外经历，畅谈了一位中国外交官对东方与西方的理解，并展望了当下及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

今天我想通过三个不同场景、三段驻外经历，以及三位日本人的故事，介绍我对“东方与西方”的理解，并借此谈谈对中日关系过去、当下以及今后的思考从防控方式看东西方差异如果现在在中国观看一场比赛或者演出，即便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入场时大家仍然要出示健康码，测体温，全程戴口罩。

因为这是专家和医生的建议，也是政府防控的要求其实，中国人此前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认为那会妨碍自由呼吸但是，当医生和专家说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打疫苗是预防新冠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后，中国人选择尊重专家

如今在中国做官很不容易，危机处理能力是政府官员必须过的关如果人员聚集的活动防控措施不到位，出现疫情扩散的情况，组织方和有关政府官员都会被问责今年，中国本土新冠疫情虽然发生零星反弹，然而却有超过百名的官员因防控不力而被问责。

东西方各有自己的生死观中国自古就有“民为上”“命为天”的思想执政党特别重视老百姓的生命，“执政为民”的理念在疫情防控期间就是“人以命为天”“官以民为先”中国总体上医疗水平、医疗资源还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之所以能比较好地控制疫情，主要靠执政理念与能力，也靠民众自觉与配合，还靠医务工作者的奉献与牺牲。

假设在美国参加集会，会场或许没有体温检测环节，民众也不戴口罩政府不能强制，民众不愿服从，专家的建议经常被当作耳旁风他们确实很“民主”，很“自由”有人认为新冠肺炎就是大号感冒，不必在意；有人认为口罩上的铁丝就是天线，戴了会被追踪；有人认为疫苗危险，打了会死人……。

去年美国新冠疫情蔓延，部分美国人上街游行示威，表示“我的身体我做主”，拒绝佩戴口罩东方的中国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和探索，与西方国家没有本质区别这些词最初是由日本人翻译并传播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上世纪初到日本求学探索的也是这方面内容。

但是，中国人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解释却赋予了东方文化背景和时代发展烙印中国人认为：“自由”的边界是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民主”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权”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美国70多万新冠死者中，老弱病残穷者占大多数。

这在东方的“仁爱”文化传统来看是一种犯罪假设在日本参加报告会，绝大多数日本人会戴口罩，一是因为日本疫情仍然严重（编者注：指今年7月前），二是日本有戴口罩防花粉症的传统然而也有少数人不戴口罩，理由竟是美国人把戴口罩的人看成是异类或病人。

我曾亲眼见过那些少数人我知道美国影响着日本政治外交和安保，但很吃惊美国居然还能影响到日本人戴口罩与否

去年1月25日，伊藤洋华堂捐助中国抗疫的100万只口罩抵达成都双流机场我还想说另一个例子在武汉抗击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许多善良的日本民众自发向武汉捐款捐物，并表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让中国人非常感动。

中国媒体也进行了大量报道其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国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救援队集体默哀镜头、日本福岛核泄漏时中国华为赶赴事故现场并且坚持到最后的场景等，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知为什么，这次疫情并没让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而暴露了人类的阴暗与自私。

截留医疗物资的有之，大量囤积疫苗的有之，传播政治病毒的有之，甩锅塞责的也有之这与东西方文化差异无关，却与人的道德底线有关这需要世界认真反思三个国家的生存方式我在国外常驻时间超过20年，跨越了三大洲，东西半球。

这三个国家都是岛国，都是旅游胜地，都属发达国家，都与大国相伴，都有危机意识他们都对气候变化很敏感，对大国博弈很为难，对国际贸易很依赖，对安全环境也很看重

11月14日，由中方捐赠的隐元禅师铜像揭幕式在日本长崎兴福寺举行我从1989年起，在日本长崎、福冈、大阪和东京前后常驻12年中日有两千年的交流历史，疫情前最多时每年有1000多万人次的人员往来同时两国间每年贸易额最多时达到3000多亿美元。

频繁的人员往来与密切的贸易关系本应使中日关系如同一艘大吨位巨轮沿着友好合作的航道行稳致远然而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却总像风雨飘摇的一叶扁舟，经常在不大的沟渠中翻船背后的原因仅用“中国发展太快，太吓人”的说法是解释不通的，单纯用“日本过于西化、亲美、右倾化”的解释也是不全面的。

尽管中国这三十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对日政策方面却一直坚持着友好合作的主线中国过去遭受过侵略战争的痛苦，对外扩张和以邻为壑从来不是本国对外政策的选项由于曾饱受落后挨打之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成为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

中国的政策宣誓和对外表态均与中国和平发展利益和合作共赢环境是否受到影响有关这30年来，日本总体上看变化不是很大，但对华政策上却给人感觉变化不小我曾担任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特多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我任大使的四年里，美国时任副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几乎是前后脚访问了该国。

一个人口百万的小岛国为什么会吸引中日美的注意力？因为她有70%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到美国，有70%的汽车是从日本进口，有70%的基础设施是中国承建或者援助的因此，特多的外交政策一直保持独立与中立，他们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上帝是特多人，他让我们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置图我还曾担任过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塞浦路斯地处欧亚非交界的地中海中央，与中国的关系很好1974年7月20日，在英国驻塞浦路斯军事基地附近，土耳其军队以保护其侨胞为借口入侵塞浦路斯，占领了该国36%的领土。

从此，塞浦路斯分裂至今塞浦路斯曾经天真地认为拿出3%的国土给英国人做军事基地，并允许美国共享，自己就很安全了但是土耳其却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拿走了塞浦路斯最美丽肥沃的国土我听塞浦路斯人埋怨最多的就是“我们相信了某些大国的所谓安全承诺，结果却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连首都都被一分为二的国家”。

三位日本人与中国的故事由于工作关系和各种机缘，我与日本各界人士有广泛接触其中有3位日本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位是前NHK驻华记者加藤高广加藤先生热爱中国文化，对孔子和孟子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日本的根在中国，日中友好合作是亚洲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2000年，我在中国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挂职副县长他专程从北京赶到我工作的地方，做关于中国中央部委干部到地方扶贫的专题节目我们曾一起爬山越岭，访贫问苦，晚上还一起唱谷村新司的《星》那时候我发现这位日本记者很可爱。

非常遗憾的是，第二年他去蒙古国采访时因交通事故去世了，年仅30岁为完成他的遗愿，他的妻子用他的抚恤金在麻栗坡县捐赠了一所“高广希望小学”如今，距离他去世已过去整整20年，然而那所小学改变了成百上千名当地孩子的命运。

当地人们一直没有忘记加藤夫妇超越国界的善良今年2月25日，中国政府对外宣布：经过近10年努力，又有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其中就包括麻栗坡县的30万人我现在依然特别想念加藤先生，每次听到《星》时都不禁落泪。

另一位是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是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的作者，也是申办东京奥运会的主要负责人中国人不喜欢他，因为他是激化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观点右倾且保守美国人也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写的《日本可以说不》是针对美国的。

我与他的交集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申办东京奥运会，他带着宣传东京的任务，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我作为接待方的官员，担负起到机场迎送的任务在他即将启程回日本时，我问他对北京奥运的印象如何他说：“太深刻了！相信其他举办国会感到压力。

中国的发展令他吃惊，中国的年轻志愿者很有朝气，也很有干劲日本年轻人应该向他们学习”我由此联想到最近看到一个民调结果显示：去过中国的日本大学生都说印象很好，都认为本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很片面，都希望增加直接与中国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我对此很欣慰

中曾根康弘（1918-2019）曾于1982-1987年担任日本首相还有一位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他曾表达过一个观点让我非常钦佩他说：“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后来不再去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这件事不仅让中国老百姓很生气，也让我的朋友——中国领导人很为难。

我们都是东方礼仪之邦，虽然有自己的理由和解释，但也需要照顾邻国的感受”他还曾写下“乐观”二字作为礼物送给到访的中方代表团在解释寓意时，他说：“邓小平曾经三起三落，但依然坚信未来是美好的，因为他对前途保持乐观态度。

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困难而裹足不前，没有理由不对日中关系的前景保持‘乐观’”新时代的课题与机会日本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40年前我刚接触日本语言文学，认为日本文化的魂是“中庸”，我大学毕业论文是《委婉含蓄的日本人》；30年前我开始关注日本经济，认为日本经济的魂是“竞争”，我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发表的文章是《跑在电动扶梯上的日本人》；20年前我开始关注日本舆论，认为日本舆论的魂是“冷静”，我担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发言人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在西方媒体中，最了解中国的还是日本。

”10年前我开始关注日本的外交战略，认为日本外交战略的魂是“平衡”，我在与北京大学师生交流时的话题是“总能逢凶化吉的日本人”1年前我又回到日本，任职于日中友好会馆经过近1年的近距离观察，如果现在让我介绍日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魂”是什么？从前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在的日本？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明年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无论世界以及东西方文明怎么变化，我认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会变作为亚洲第一、第二经济体，无论中国和日本怎么变化，两国的文化渊源、邻里关系和对亚洲未来发展的共同责任也不会变。

如何继承好先辈们的历史遗产，运用好东西方的文明智慧，在世纪变局和大国博弈中生存发展，用宽广的思维和前瞻的视角处理好本国与地区的安全问题，共享和平，共谋发展，共存共生，这是新时代留给我们的老课题与新机会

黄星原：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曾担任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塞浦路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早年曾任职于中国驻日大使馆、中国驻大阪、长崎总领馆编辑：木越全文略有删减，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