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地质灾害(地质灾害搬迁补偿政策)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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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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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河源市紫金县黄塘镇锦口村村民黄仕载，过节这天正是信访办结期限的截止日，他盼着这一次关于宅基地安置的诉求能得到回应。40年前，黄仕载家住锦口村

端午将至对于河源市紫金县黄塘镇锦口村村民黄仕载，过节这天正是信访办结期限的截止日，他盼着这一次关于宅基地安置的诉求能得到回应40年前，黄仕载家住锦口村委会对面的黄屋嶂上，如今山上已是一片荒芜附近的青嶂山上仅有寥寥几间砖瓦房和几亩旱地。

黄屋嶂和青嶂周边山体（下称“黄屋嶂”）属于特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过去山上、山下各住有三个生产队1983年3月，黄屋嶂发生地裂，山上30多间农房下陷开裂那时，当地政府无力进行补偿或安置，只能动员山上的胜利、青嶂和曲嶂三个生产队约50户300多人离乡避灾。

迫于无奈，村民们扛起锄头，迁往珠三角地区谋生直到2022年，随着山下原来三个生产队被安置到“移民新村”，该地质灾害点成功降低风险，但山上却出现了重新耕作甚至居住的返乡村民原来，离乡进城打拼近40年后，当年搬离的村民大多已经年老力衰，重返故土、重拾田地、重建家园的渴望也愈发强烈。

这些年来，他们坚持为返乡奔波努力，但至今摆脱不了“无宅基地、无村集体”的困境2022年8月，原青嶂和胜利生产队的10多户村民回到家乡，筹资2万多元，在山上平整了20亩荒地，种上了玉米和番薯，试图通过返回地质灾害点生产生活的方式，继续一场重建家园的“抗争”。

2022年8月，锦口村原青嶂生产队村民回到曾发生地质灾害的山上复耕因灾搬迁政府无力补偿安置农民离乡代耕谋生黄国雄一家是胜利生产队最后一户从黄屋嶂搬离的“由于靠近山体，地裂发生后家里墙体开裂，房间地板下陷，涌出的泉水没过了大腿。

”40年前，黄国雄只有6岁，后来7年的留守生活他至今印象深刻：“冒水严重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不给穿裤子，怕弄湿”“地裂发生后，当时的县委、县政府马上指示黄塘镇政府动员村民撤离避灾”黄塘镇副书记陈景峰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当时政府财政困难，没法给村民补偿或者安置。

”于是，政府给每一批搬迁的村民都开了一份证明——他们是因地质灾害被迫搬迁的避灾群众，村民可以拿着这份证明到深圳等地落脚

村民可以拿着这份证明到深圳等地落脚大多数村民都在1983年后的几年里陆续搬离曲嶂生产队的叶石良一家是最早搬离的那一批村民收割完1983年的晚稻后，他们花了半个月才把各种行李从山上搬到了山下当时的叶石良19岁，他家卖掉了禽畜等财产才凑够了路费。

在入秋后的一个傍晚，他和家人以及四户邻居一起爬上大货车，带着稻谷、农具、房梁木材和一头牛出发了山的形状在夜幕中变换，变得越来越陌生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深圳龙华叶石良回忆说，进城的路非常崎岖坎坷，那晚还有一辆货车翻在了沟里。

彼时深圳刚成为特区，城市在扩张，当地不少村民已经不再耕作，来自紫金山区的避灾村民刚好可以在这里“捡”地“代耕”叶石良介绍，当时曲嶂生产队十多户村民都搬到了深圳，成了新“客家人”，哪里有代耕的田，村民们就搬到哪里、住在哪里——在山脚、田边空地用木材、泥巴和稻秆等搭起简陋的房子就住了下来。

“但是这样的房子经不住雨水，一下大雨泥巴和水就会一起落下来”

1983年移居深圳龙岗同乐村的锦口村村民在厂棚区的照片而黄国雄一直到1989年才从黄屋嶂山上搬离1984年，黄国雄的父亲黄海生与妻子来到惠州江北，摆摊卖香蕉、代耕种粮、租地种菜，夫妻俩勉强撑起了黄塘锦口老家两个老人和四个小孩的生活。

当时阻碍他们搬离的最大困难是贫穷黄国雄留守在村的第七年，整座黄屋嶂就剩下他们一家五个人了（当时黄国雄一个妹妹已经因病去世），而老人年事已高，不得已黄海生才把他们都接到了惠州，七口人挤进了田间的石棉瓦窝棚。

当时异地就读需要额外交借读费那年黄国雄读五年级，为了能在惠州上学，黄海生把锦口老家的房子拆了，把木板、瓦片、门窗等都变卖了，还到黄塘镇农村信用社贷款，才凑齐了供小孩读书的钱“又要花钱托人‘找关系’又要交借读费！这些钱我爸一直到2000年才还清。

”黄国雄说道：“记得有一次老师来家访，来得有点晚，家里连灯都点不起”进城维艰为子女上学迁户口仅有少数“农转非”“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深圳宝安读小学的时候交学费，别人都是37元，就我要交73元”今年50岁的黄仕道是原胜利生产队的村民，1992年，他的2个弟弟也要上学了，为了减免借读费，他的父亲跑到惠州金星村（现属惠城区潼侨镇）买了块地，才争取到落户资格，给5个孩子都办理了村里的户口。

“迁一人要650元，钱不够，只让我们几个孩子迁了后来建了一栋房子，一大家子就都住在这里了”在这些被迫“进城”的村民们看来，迁出户口实属无奈，只是为方便孩子上学，为了减轻高昂的借读费给家里带来的经济负担

2000年，原胜利生产队搬迁到深圳龙岗区的11户村民回到锦口村开了一份证明，希望能够凭移民身份到深圳落户1993年，叶石良已经搬到深圳坪山他表示：“当时落户深圳的条件比较苛刻，孩子要读书，要么搬去比较容易入户的惠州等地落户就读，要么就回去锦口读，让孩子寄宿在亲戚朋友家。

”叶石良最终选择了后者，而原胜利生产队的黄泽繁一家则选择了前者今年52岁的黄泽繁介绍，他们于1987年从深圳搬到广州增城，后来他的父亲在小楼镇庙潭村买了一块地，他们一家才得以落户于此，并盖了一层楼房“1998年，我家的房顶和墙壁被人砸破，至今没有修缮。

”黄泽繁表示，“后来一直租住在外，在哪里打工就带着孩子在哪里过年”如今在庙潭村还能看得见他家的房子，“建设街3号”，一栋还没来得及装修的毛坯房，裸露的红砖墙上爬满了藤蔓，房顶砸穿了几个大洞，一旁的窗户周边墙体也被砸破了，墙内杂草丛生。

据南方农村报记者统计，原胜利生产队搬迁出去的27户家庭，现有约120人，平均年龄58岁，其中年纪最大的92岁，年纪最小的41岁，年龄在40-60岁之间的占比超过六成；有78人常住外市，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惠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其中惠州、深圳、广州三地人数最多，有57人，占比接近一半；有74人户口已迁往外市，其中仅有18人转成了非农户口，平均年龄57岁，可见户口迁出的人中绝大多数落户外市农村，并非转成居民户口；有96人仍是农业户口。

名为“进城”，实为“入村”青嶂和曲嶂生产队的情况也类似如原青嶂生产队，据记者了解到的55名村民的情况，至少有16人户口迁出，其中仅有5人属于非农户口像黄国雄、黄仕道、黄泽繁这样的“进城农民”，只是换了户口的村民，仍是农业户口，挂靠在其他村集体，在故乡失去了住所，在迁入地分不到田地，也不能享受村集体的分红等权益。

锦口村新建的“锦鲤新村”，安置的绝大多数是黄屋嶂山下的村民后来，当黄屋嶂滑坡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项目“锦鲤新村”落地的时候，原来胜利、青嶂和曲嶂三个生产队的村民们一度误认为，这个项目是为了安置他们这些40年前被迫搬离的村民。

“40年后得到安置的三个生产队，他们在山下有地有房，而我们才是真正受灾的村民，却从来没有过安置和补贴”40年前，山上村民被迫搬离；40年后，山下村民得以安置截然不同的命运背后，是无法弥合的时代鸿沟但40年间，有些背井离乡的村民试图改变命运。

返乡之困申请不到的宅基地难以恢复的村小组尽管天各一方，村民们对家乡的向往和对村集体的归属感并未被时间和距离冲淡每年清明或中秋，他们都会从各地回到锦口拜山祭祖，相互倾诉在外打拼的辛苦，打探曾经的亲朋邻里的消息。

“每逢过年过节，父亲都会骑着单车去找附近的老乡聚一聚”黄国雄说，大家过得都比较艰苦，在惠州离得比较近的几户村民可以抱团取暖，相互帮忙，住得远的则只有到了中秋回乡祭祖的时候才有机会见上面了叶仕华的父亲叶灶如曾是“村长”，2000年中秋，他带着27岁的叶仕华回村祭祖，发现原曲嶂生产队的耕地被人种上了作物。

“原本我们曲嶂生产队在下坝自然村有10亩田地，如今只剩下7亩了，有一些田地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占用，变成了道路”叶仕华说后来，他们还了解到，1984年“生产队”组织全面解体，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制成立“村民小组”，但由于胜利、曲嶂和青嶂生产队的村民基本搬走了，并没有成立新的村民小组，在搬出的村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三个生产队也被注销了，村民们户口上登记的生产队变成了下坝和新龙等村民小组。

曲嶂生产队村民叶石良的户口本上的住址变成了下坝村（小组）“现在我们的户口被挂到了下坝自然村，但是下坝的村民是不会认同我们的成员身份的，他们的集体山林地和分红等权益我们也享受不到”叶石良说道为了重建集体、重新把往日生产队的集体资产经营起来，也为了返乡建房，从2000年开始，叶仕华开始跟着父亲一边到村里了解情况，一边四处奔波联络拜访散居各地的村民，希望团结大家的力量重新申请成立曲嶂村民小组，争取返乡的机会。

叶仕华也联系上了原胜利和青嶂生产队的村民，黄仕道以及青嶂生产队的邓运光、邓创坚等人也在为恢复村小组奔波邓运光是被原青嶂生产队村民“选”出来的“村小组长”，他表示：“大约是从2014年开始，我们向村里申请成立胜利、曲嶂、青嶂三个村民小组，重新确权耕地、林地，拿回集体资产的经营权。

”2016年12月15日，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原胜利生产队27户村民代表以及下坝、新龙等村小组村民代表在锦口村党群服务中心召开群众会议，同意成立胜利村民小组后来，青嶂和曲嶂生产队成立村民小组的申请也在村里开会通过。

“2017年前后，三个生产队重新确回了他们原本耕作的部分耕地，后来也都颁发了确权证”锦口村党支部书记冼绍明介绍原胜利生产队位于下坝自然村的16亩农田也按人口重新确权给了27户村民黄仕道等人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原胜利生产队目前已确权的耕地有100多亩，原青嶂生产队山上过去有80亩耕地，已确权的约4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