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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刊于1934年1月7日《大公报》文| 大公报记者郑曼玲「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乃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初衷。

 

我们睁眼看看世界，今天还有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文报纸用死文字的吗？报纸应该领导全国，所以我借大公报的新年第一次星期论文的机会，很诚恳的提议：中国报纸应该完全用白话——胡适刊于1934年1月7日《大公报》文 | 大公报记者郑曼玲

「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乃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初衷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期，大公报在高倡爱国图强的同时，更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宣传科学知识，尤其是在推动新文化运动、繁荣新文艺创作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誉为「首举义旗急先锋」的胡适，在大公报刊登《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引领全国各地出版物改用白话文的浪潮

1920年3月14日，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出于对大公报价值理念的信任和社会影响的认可，胡适将其视为宣传提倡白话文的「示范园」1934年1月7日，在总编辑张季鸾的策划下，大公报刊出第一篇「星期论文」，便是由胡适亲自撰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

他在文中对白话文运动进行了总结、提倡和呼吁，「我们睁眼看看世界，今天还有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文报纸用死文字的吗？报纸应该领导全国，所以我借大公报的新年第一次星期论文的机会，很诚恳的提议：中国报纸应该完全用白话。

」这篇星期论文一经推出，反响强烈，把已经形成的白话文「巨浪」推向新高潮。自此，不仅大公报基本全部改用白话文，全国各地的出版物也随之纷纷效仿。

1934年1月7日，《大公报》刊出第一篇「星期论文」，即胡适撰写的 《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当时，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的除了胡适之外，还包括丁文江、梁漱溟、黄炎培、费孝通、朱光潜、竺可桢、梁实秋、茅盾、老舍等，皆为名噪一时的学者大家。

内容无所不包，从科学、教育、文化、宗教，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均有涉及此外，大公报还有意识地开闢一些供学者们发表学术文章的专栏钱锺书的《休谟的哲学》、《为什麽人要穿衣》，费孝通的《重访英伦》、《乡土重建》等不少有分量的鸿篇巨构，就是在大公报这些专栏上发表的。

此后，不少报纸纷纷效法，增设类似栏目，对当时社会的百家争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捧文坛新星开先河

「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获奖作品包括卢焚的短篇小说《谷》、曹禺的戏剧《日出》、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文艺副刊是大公报办报历程中的另一亮点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萧乾、杨刚等几位副刊主编的主持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小公园」发表过不少进步的文学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作家。

陈白尘的著名独幕剧《演不出的戏》、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和《偶然论在上海》等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品和文章，都是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的杨绦的第一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亦是在此首次面世。

1936年，正值新记大公报创办十周年，胡政之计划发起一个全国性徵文活动，请萧乾具体策划萧乾提出仿照「普立兹奖」的做法，表彰一批文学作品，得到胡的支持当年9月1日，大公报刊发启事，宣布「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由报社拨出一千元作为奖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数目。

评奖活动由萧乾全权负责，并邀请知名作家沉从文、朱自清、叶圣陶、巴金、林徽因等担任审查委员经过近一年的积极运作和悉心筹备，1937年5月3日，大公报公布了第一届文艺奖的获奖作品，包括卢焚的短篇小说《谷》、曹禺的戏剧《日出》、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

新文艺创作「驮负者」

时任副刊主编的萧乾策划了首届「大公报文艺奖」报纸还专门配发社评，对作家们寄予殷殷之意：「希望全国新兴作家决心完成近代文坛前辈未完成之事业，把握现阶段救亡卫国之急需，共以义侠之精神，悲愤之态度，以进民德，以浚民智，以泯社会之不平，以除风俗之病态，庶几因个人与社会之一般进步，而促民族复兴之速成。

」「文艺奖」的设立，是大公报在当时媒体界的创举为纪念此次「文艺奖」成功评选，大公报又邀请林徽因选辑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公开发行书中包括沉从文的《箱子岩》、杨振声的《报复》、老舍的《听来的故事》、沙汀的《乡约》等，共计三十篇。

时任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在介绍这本小说集时写道，「（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有人说它太老实。一个老实的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樑，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新文化运动先驱结「大公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曾在大公报上留下或深或浅的一笔1909年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刊载《造福民生》一文，「以近来小民生计之蹙，为向来中国所未有……故特举定议员多人，以资研究挽救之法……书记员孙洪伊、林文瀚、蒋莹生、李钊等。

」李钊即李大钊，当时为北洋法政学堂预科学生，此文为报章对李大钊投身社会实践的首次公开报道1914年春，李大钊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年9月3日至6日，大公报连载了李大钊留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风俗》，反映了他对国事、对袁世凯的基本态度。

而陈独秀也与大公报有一段不解之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及国民党侦探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大公报就此发表短评称：「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述，这正是尊重爱护他的道理。

」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才决定将陈独秀交法院公开审判1937年8月，身陷囹圄5年的陈独秀获释出狱，开始全身心投入全民抗战的宣传中，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对此，大公报均予以翔实报道1939年5月底，陈独秀在战乱中流亡至四川江津县鹤山坪，这儿成为他生命的终点。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只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仍以其睿智、敏锐和博学的素养，把握着时势脉搏 大学问家《大公报》论政

胡适明白承认了这二十年努力的成绩，这可以打破我们的悲观，鼓励我们的前进事实明告我们，这点成绩还不够抵抗强暴，还不够复兴国家，这也不应该叫我们灰心，只应该勉励我们鼓起更大的信心来，要在这将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做到更大什佰倍的成绩。

《悲观声浪裡的乐观》刊于1934年10月14日

傅斯年政府若真的想提倡德义，只好先作一个澄清自己的榜样若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民德，真有好多事可以做，爱国心，服务心，廉洁的行谊，忧勤的劳作，一切等等，数不尽的只是这些好东西又都不是空口劝人便能做到的，必须自己立个榜样。

《政府与提倡道德》 刊于1934年11月25日

张元济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

《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 刊于1937年9月12日相关报道

｜来源：大公报｜编辑：孙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