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崖边报告(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问题，便是“新乡土中国”问题。在千百万个“崖边”，“386199部队”守卫的村庄是“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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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8日讯，自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作品问世后，由个体的村庄观看中国，似乎成为了观察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一个窗口、一种范式这种范式是成立的，毕竟乡村和农民构成了中国的庞大基础，而中国人最朴素的生产生活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变动，也都必须通过村庄才得以展现。

80后媒体人阎海军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或许可以看做是这种书写范式的一种延续他一直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在这本书中，则将目光投向他出生长大的崖边村，用调查记者的叙述和思考方式，将新时期农村种种触目惊心的裂变揭示出来。

这些裂变为久居城市的人感到陌生，但它的确又同时存在在我们这个内部差异过大的国家里阎海军自幼生长在崖边村，后来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崖边位于西部偏远地区，广种薄收，全村人均收入在国家贫困线之下，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对象。

但这么多年过去，生活水平并未有太大提升，又滋生出了一系列其他次生问题，譬如高价结婚彩礼、老人自杀、留守儿童、阶级再造、“读书无用论”、城乡迁徙、土地荒芜乃至自然村落消失等每一个问题，在这个村庄里，都不呈现为个例。

崖边人的生活，和普遍的乡村甚至整个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前段时间，还曾有记者跟随阎海军去了一趟崖边，亲眼目睹了他笔下的种种情状从这些活生生的案例出发，阎海军亦尝试勾连出其背后的逻辑和纹理，摸索出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何在。

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基层建设、法律制度保障，在全国200多万个村庄的现实实践中，它们永远存在着缺口阎海军认为，所谓的城市化并非只有“消灭”农民这一种路径，城市化即是现代化，在农村也可以实现对现代化的追求，一方面要让进城打工的人能在城市落得住脚，另一方面也要在农村当地实现农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自然，如何在农民不“被逼上楼”的情形下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一本书是无法给出万全且绝对正确的答案的但作为一个青年媒体工作者，阎海军的这本书最令人难忘的乃是其从田间地头而来的观察体验，这种切身痛感难以被任何政策性或学理性的东西所取代。

正如《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的评价所言：“《崖边报告》以一个记者犀利而又宽阔的视野，把中国乡村故事的深层矛盾揭示了出来它不只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感伤而又沉重的人物的命运，也勾画出这命运背后的总体逻辑和结构，有很强的‘震惊’作用和启发性。

”这个“震惊作用”概括得极好的确，我们太需要被“震惊”了当人们越来越对便利富足的城市生活习以为常时，农业、农村、农民这样的概念，即便被媒体一遍遍复习，也因隔阂而难免无动于衷这样一部关于乡土中国的非虚构作品，以其真实而细腻的笔触，“震惊”着无数人的日常认知，也“震惊”着不少媒体人的责任感——媒体到底该怎样去呈现中国不为人知的一面，如何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在这些方面，《崖边报告》都敲响了警钟。

但显然，“震惊”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感官化的起点“震惊”之后，如何去实践和改变，才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所有人需要去继续探索的摘要：2000年到2010年，中国360万个自然村锐减到了270万个这是城市化的“功劳”。

这十年时间崖边也更加萧条和凋敝了，但没有衰亡它由厉敬明、宋福禄一样的老人和阎海平、厉永强一样的中年人守护着——摘自《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引子：在崖边　　2010年的冬天，崖边老人厉敬明去世我回到崖边正好赶上他的葬礼。

　　婚丧嫁娶是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村庄的传统是：每出生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生；每迎娶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贺；每死亡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送别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的几户人发展到如今的80多户人。

　　我记忆中，崖边所有的葬礼都是倾村出动，但厉敬明的葬礼冷冷清清抬棺材、挑纸火，人手几乎不够用，妇女儿童都在积极帮忙呜咽的唢呐伴随着稀疏的送葬队伍，和我记忆中人们成群结对、熙熙攘攘的崖边葬礼相比，这场景更显凄凉。

　　看着包裹厉敬明身躯的棺材渐渐被乡亲们用黄土埋没，厉敬明一边捋着苍白胡须，一边给我感叹“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的神情再次浮现。

厉敬明的葬礼直接检验了厉敬明的论断　　埋葬完厉敬明的第二天，村民厉永强来我家串门，他和阎海平继续谈论昨天的葬礼　　“到底是厉敬明的棺材太重，还是昨天抬棺材的人太少了，真把人累死了？”厉永强引出了话题　　“棺材都差不多，死老汉临死前瘦干了没重量，关键是人太少。

以前咱们埋一个老汉都是十几个人换着抬，昨天咱们就八个人一共抬了十里路，还有上坡路，肯定感觉吃力”阎海平分析说　　由于年轻人外出务工，像厉永强和阎海平这样的中年人成了包括葬礼在内的崖边集体劳动、公益劳动中的主力。

他俩为人诚恳，常年难以外出，几乎村里的所有公益性劳动都会积极参与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被遗弃和荒芜参军、考学、打工，几乎快抽光了乡村的活力，人人“挤破头”朝向城市，乡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

走出去的人很少回来，上学的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工作力图留在城市；从军的托人花钱只要能晋级士官就能长久待在部队，即使部队复员回来，也能赚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在城里安家有了基础；出卖劳力谋生的农民，一旦到了城里，也不愿返乡，举家混迹城市一隅，舍弃淡泊的家业毫不悔惧。

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村庄只有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年老的一个接着一个离世……放眼全国农村，大体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新名词是紧随20世纪末的“三农问题”而出现的农村被抽空了新鲜力量，只留下了“386199部队”。

　　“386199部队”驻守的村庄，最紧迫最凄惨的是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长大了会想办法离开村庄，留守妇女会想办法跟随丈夫外出，即便留守也能实现自我照顾而老人就不同了，留守村里的老人老无所依，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金钱也无法变成照顾老人的贴心子孙，无法采购人间亲情的温馨。

　　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由于外出打工，崖边从2000年到2014年，只举办过五场婚礼很多外出务工的人结婚时都在城市里举办婚礼，这样一则避免计划生育的追究，二则避免回村办婚礼的麻烦。

婚礼不在村里举办，新生儿的“满月酒”自然也挪进了城市唯有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每一个老人死去，都要举行葬礼，而年轻人越来越少，葬礼仪式能否按照旧制度举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现在真的成了麻烦，年轻人走光了，死一个老汉埋的时候把人就挣死了。

该讲究的讲究也到了省略的时候了，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平继续感叹道　　和厉军红一样大的厉斌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自从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这些年一直没见过面2010年我专门去他家看看，只见大门紧锁，院落荒草凄凄。

附近的邻居说厉斌的父亲得怪病死了，厉斌这些年从来没回来过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就散了　　我想知道崖边到底有多少人外出，阎海平作为村长给我仔细算了算说：“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

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2000年到2010年，中国360万个自然村锐减到了270万个这是城市化的“功劳”这十年时间崖边也更加萧条和凋敝了，但没有衰亡它由厉敬明、宋福禄一样的老人和阎海平、厉永强一样的中年人守护着。

　　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先进的城市文明，也曾创造了世界顶级（四大发明）的技术，但中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基层依然是乡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土地搬不动，农民依赖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乡土中国，形成了农业文明。

这是费孝通60多年前总结《乡土中国》的依据　　尽管费孝通总结的社会结构特点依然能在中国乡土社会窥见一斑，但总体而言，在经历了1949年的解放和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浪潮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代社会学者贺雪峰将其概括为“新乡土中国”　　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问题，便是“新乡土中国”问题在千百万个“崖边”，“386199部队”守卫的村庄是“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