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散文《时间》_沈从文散文《时间》鉴赏干货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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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散文数量丰富，艺术个性鲜明，于平淡通俗的言语中将写景、抒情、叙事完美融合，堪称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典范之作而其中最为杰出的，是他以自身经历为题材创作而成的自传型散文《从文自传》和１９３４年返乡探母时以沿途见闻为题材写成的《湘行散记》。

这两部散文集均为沈从文先生艺术生涯鼎盛期的佳品，于美景良辰之中寄寓深情、融哲理沉思于人事之内，而这种写法，也成就了他散文创作鲜明的艺术风格，即“散文小说化”。

目前关于“散文小说化”的认识，主要是指散文创作中对于小说表现手法的借鉴，如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细致的细节描写等［１］这一特征具体见于沈从文的散文之中，便是立意表达的隐藏性、人物形象塑造的丰富性、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虚构及想象手法的运用。

一、立意表达的隐藏性散文讲究“形散而神不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许多散文家往往会在文章的开头或者结尾处进行“破题”，将文章所要表达的寓意点明，以此来确定其散文主题表达的清晰性然而沈从文的散文却有意回避这种。

“破题式”的主题表达方式，充分调动小说手段，将主题隐藏在人物、情节或是环境背后，通过故事的推进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对于《清乡所见》中军队无原则的杀戮行为，作者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加以指责说教，而是从自己当时的身份。

——一个小兵的角度出发，写清乡时战士们在受到地主以蒸肥腊肉款待时的喜悦、在竹林小路行军时遭遇到的突然袭击、糊里糊涂被诬陷杀头的乡下老实人，甚至还以极其平淡的闲笔写到镇上卖豆腐的男子将女尸掘出睡觉的“荒唐事

”［２］１０１但背后隐藏的却是对军队这种滥用权力“杀人行为”的厌恶与批判更进一步，则是以此来影射那个特殊的年代国民思想的极度麻木和对个人生命的漠视收录于《湘行散记》中的《箱子岩》，记叙了沈从文相隔１４年前后两次游览箱子岩的见闻。

作者运用写人、叙事、绘景的方法，通过划龙舟竞赛过去的热闹与如今的荒凉、箱子岩景色过去的瑰丽与如今的枯败、当地民风过去的淳朴欢乐与如今的颓废麻木等一系列今夕对比，指出在社会历史巨变的过程中，现代文明带来的有形物质和无形观念对湘西这片纯净土地和人心的污染。

同时，亦通过这篇文章表达沈从文本人对民族命运的思索，指出我们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处与现在的堕落处，并力求通过各方的努力，去重新唤醒潜藏在民族血液之中的美好品德

图源：《湘行散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沈从文的这种对文本意图避而不谈甚至造成歧义地隐匿主题的方法，一方面使散文的思想和内容开阔而不拘泥于某一点，读起来更为灵动自然；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激发了接受主体参与阐释的热情，并使读者在这种参与与再创造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厚重的美感。

二、人物形象塑造的丰富性从汪曾祺的回忆性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我们侧面得知了沈从文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所采用的人物塑造的方法：“要贴着人物来写”即人物的语言、行为、动作、神态及众多细节的呈现，都要与他的身份、地位、处境相符合，人物形象要。

“真实”而不虚伪［３］这一人物塑造的方法，也被沿用到了他的散文创作之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刻画散文中的人物形象时，他不仅引用了大量人物之间的片段式对话，还准确、细腻地描绘着人物的形貌、动作、神态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

更可贵的是，沈从文在塑造人物时从不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们进行评判，而是一切依人物发展自然状态去书写这样一来，他散文中的各类人物就“活”了过来，读罢让我们感到立体真实、有血有肉。

▲沈从文与汪曾祺作者的一位曾姓朋友曾两次成为他散文中的主人公第一次是在《从文自传》中的《船上》出现，当时他的身份还是为军队押送棉服的普通小兵，虽读书不多，但办事在行、勇敢爽直既能为一个白脸长眉的女子寒夜上岸，也敢在打完身体结实的屠户之后留下名姓，仅两件事，少年无知无畏的性格就跃然纸上。

这位友人的再次出现，是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此时距他第一次“现身”已有十三年之久，曾经的莽撞少年已成为经营着一间大旅馆的老板，这时的他相对于之前必是有不少的变化作者先以一顶价值４８元的水獭皮帽子来表明这位老友当前身份地位的转变，接着以一段两人关于窗外景致的对话，来写出这位友人亦雅亦俗的性格特点。

如，他也像大多数小镇风雅绅士一般爱好字画古董，因而在看见窗外浑然天成的美景之后，就自然联想到了名家画风，奈何他的文化程度较低，故而就有了文中描述窗外景致时那段兼备着雅兴和俗趣的独特鉴赏语：“这狗杂种的景致，简直是画。

”当提到是哪位画家的手法时，他脱口而出：“沈石田这狗筪的，强盗一样好大胆的手法”读到这里，一个粗莽豪放而又不失风雅的友人形象已经宛在目前然而作者又于结尾处笔锋一转，写出这个在各方行事均不拘小节的男子在对待朋友时情感的细腻：。

“第二天天刚发白，我还没醒，小船就已经向上游开动，大约已经走了三里路却听到岸上有人喊我名字，沿岸追来，原来他是从热被里脱出来送我的”［４］短短几句话，就凸显出了友人身上粗中有细、重情重义的美好品质，使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更加完备真实。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水手形象也塑造得非常出色寥寥几笔外貌描写：“大眼，宽脸，鼻子短，宽阔肩膊下挂着两只大手，走路时肩背微微向前弯曲”可看出他身体的结实及作为水手的可靠；从他将爱人给他的核桃免费赠与萍水相逢的。

“我”，可以看出这水手的慷慨爽直；又从他对妇人贴心的嘱咐、得了苹果就算延误开船时间也要给妇人献去的这一暖心举动，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的细心和多情把人物放在文章核心地位，调动各种技巧用以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做派，多见于小说之中，但沈从文却打破常规，以小说中人物塑造所用之方法，来刻画他散文中的各类人物形象。

这样写，不仅使其散文中的人物更加鲜活饱满、真实可感，而且可将文章所要抒发的情感借人物之言行不露声色地浸润于作品之中三、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一般来讲，散文重抒情而轻叙事，但在沈从文的散文创作中，可以看到很强的故事性和传奇性，这主要得益于他早期在文体方面所做的探索尝试。

他在《从文自传》的附记中坦言：“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中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２］3这里所说内容和形式的变换及对于文字组织不同的处理方法，其中就包括给叙事性较弱的散文文体注入小说的核心精髓。

———故事性和戏剧性。稍晚于《从文自传》的另一本散文集《湘行散记》则更能证明这一点，因为他曾自述是以屠格涅夫写《猎人笔记》的手法创作的《湘行散记》，将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揉为一体。

在他的自传型散文《从文自传》中，许多篇目的故事情节均有着强烈的戏剧性《一个大王》中，写土匪出身的“大王”因感激司令官的救命之恩投了军，凭着自己的勇敢、忠诚成了司令官身边的一个差牟本想就这么安定地度过一生，却因自己与。

“女匪首”的私情和无意间冒失的言语，最终被自己最信任的司令官设计杀害而害他的司令官又在三年后被下属诱骗残杀，情节可谓跌宕起伏《湘行散记》中的《老伴》，讲述的是作者当年亦兵亦匪生涯中一个同伴的故事作为成衣人独子的傩佑，为了实现当上尉副官的理想， １３岁的年纪就外出当兵。

然而造化弄人，所在军队的意外覆灭使他最终没有完成自己的副官梦，却稀里糊涂地完成了另外一个理想——娶绒线铺的女孩做妻子但当“我”在１７年后再次遇到他时，无目的的生活同鸦片烟却早已摧毁了这个曾经朝气蓬勃的少年，使他成为一个浑浑噩噩、偎慵堕懒的。

“老人”本来是为着自己的满腔斗志和不甘平凡的灵魂而选择加入军队远走他乡，却最终在命运和社会动荡的双重重压下变得庸碌无为崇高的理想和颓废的现实之间产生的巨大差距，使文章爆发出强烈的戏剧冲突，这不仅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更督促着读者去深思冲突背后的原因。

将小说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注入散文之中，虽是沈从文创作成长期在文体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尝试，但却使其散文在抒发真情实感与人生体悟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他的散文因此更为贴近读者，而读者也在接受这样的散文文本中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放松。

四、情节的想象与虚构真实性原则是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散文文体特征的基本共识人们认为散文应该以生活中现实的人和事、景和物、情和意作为表达对象，抒写真切的体验和感受，并将此作为它与小说、诗歌、戏剧的根本区别。

［５］但散文本质上并不排斥虚构与想象，钱钟书就曾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６］可见，即便是强调实录的史书，也有一个自觉的虚构的传统，虽然这种虚构是有限度的因此，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上，散文是容许在一些细节上进行情景的想象和虚构的，这样做非但不妨碍散文的真实感，反而可以使文章更富有诗意和艺术魅力，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

沈从文就把想象和虚构运用到自己的散文创作之中，使故事读起来更加传奇

如《鸭窠围的夜》几乎通篇使用了想象和虚构的手法，其中涉笔多处的“岸上”之境均出自沈从文的想象如第一个场景中，唱曲妇女床榻的物件摆设、陪客时万种风情的姿态、船上人离开时所得到的各类家常嘱托；第二个场景中，围着火炉旁坐定的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火光照射下屋内的各类家什物件；第三个场景中，巫师做法所穿戴的服饰、需要的贡品，甚至对壤土酬神的锣鼓与声音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这些场景都并非沈从文当时所见到的实景，而是他根据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强大的文学想象力刻画出来的虚镜但他却能以生动详尽的细节和浓郁真实的情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难辨真假，仿佛当时的他就置身其中，达到了想象的最高境界。

而将这种想象置于其散文创作中，便会造就他充满诗性的散文语言，打破他散文所写内容、所抒情感的限定范围，可以更好地开拓和升华其散文的主题内涵，利于创作出散文佳篇五、结语“破体为文”，古已有之，文体之间的交融渗透是文学史的常见现象。

“散文小说化”作为散文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并不是对散文文体的消解，相反，它能够使艺术性较强的散文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以此获得更多的读者虽然引入小说的笔法进行散文写作只是沈从文在创作成长期所做的文体探索，但他却因此创作出了既遵循散文的文体规范又具有强烈审美张力和可读性的佳作，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本文选自：《兰州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８月第３６卷第７期.作者简介：梁林艳，女，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参考文献］［１］袁晓薇．文体新变的内部机制和时代精神———从“散文小说化”谈起［Ｊ］．学术界，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８．

［２］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集（散文卷）［Ｍ］．杨早，凌云岚，编著．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７．［３］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Ｍ］／／钟敬文，邓九平．汪曾祺全集（第四卷）［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７２．

［４］沈从文．湘行散记·沈从文集（散文卷）［Ｍ］．杨早，凌云岚，编著．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７－４１．［５］孙际垠．纪实性原则与散文的小说化［Ｊ］．求索，２００６，（１１）：１９９．［６］钱钟书．谈艺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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