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服膺(服膺儒教)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沽，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

 

引言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孙坚、孙策父子“轻佻果躁”，并认为“轻佻果躁”是二人殒身致败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汉末吴初，不仅仅孙坚、孙策如此，孙权也是这样的性格，其弟孙翊亦“骁悍果烈，有兄策风” 而江东诸将亦莫非轻佻果躁之徒也，这种“。

轻佻果躁”实际上是当时江东的风气使然然而，仅仅百年后，南朝时期的江东风气却表现出与“轻佻果躁”截然相反的“文弱怯懦”这其中的原因，人们往往过多强调东晋南朝期间的变化，却忽略对立足江东60年的孙氏东吴政权在其中的作用。

本文通过东吴政权的儒化来谈谈东吴在江东风气嬗变中的作用东汉末年的江东风气自古以来，江东地区的尚武风气由来已久，成为一种鲜明的区域性文化传统 就人文地理环境来说，江东一带水域丰富，依山傍海，水涝旱灾时有发生。

在上古，这里属于最落后的瘟瘴地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沽，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江东人民为生存与自然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而造就了尚力、好斗、坚忍的民风春秋时期，此地区属吴、越二国，两国都有“断发纹身”的习俗，这种自残就是对武力的崇拜民众的好战尚武符合当时江东统治者的利益，受到当权者的大力提倡与支持，。

越人以“锐兵任死”称著，吴人则靠“百姓习与战守”名震中原。于是，这一观念逐渐熔铸成全社会普遍承认的行为规范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种风气“明显异于中原华夏文化”。

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秦汉以来，政治背景变化天翻地覆，江东地区虽历经沧桑，社会风气却依然如旧，因为几百年凝聚下来的心理素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未能马上随之改变 特别是江东地区远离北方政治、经济 中心，文化“相对薄弱”，好战尚武的“轻佻果躁”精神就如存在于社会风气中的遗传基因，被一代代地沿袭下来。

孙坚影视形象江东的这种风气，在当时的孙氏父子身上表现突出。孙氏父子割据江东，耳濡目染，浸淫日久。当时魏国和蜀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孙策遇刺前，魏人郭嘉就曾经预判过。

孙策影视形象“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 一人之敌耳 必死于匹夫之手”事态的发展是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刘晔说“扬士多轻侠狡桀”，意即江东人多轻佻任侠狡黠残暴之徒对于郭嘉的预料，裴松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

“嘉料孙策轻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然自非上智，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袭许年死，此 盖事之偶合”但是，他还是承认郭嘉对孙策的“轻佻”性格的评价是正确的嘉、晔为曹操著名谋士，虽然清治德业比不上荀攸，但是筹划所料却和荀攸差不多，。

二人均认为江东人轻佻蜀人黄权认为 “吴人悍战”，左思在《吴都赋》中也提到孙吴时期的江东为“矫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如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睚眦则挺剑，暗呜则弯弓，其邻则有任侠之靡，轻沙之客”，“轻佻于千乘”；。

形象的说明了江东人的轻佻果躁是当时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在吴末晋初有很大的市场，羊祜上疏认为吴人“其俗急速，不能持久”晋武帝曾以“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而化诱；吴人轻锐， 难安易动乎”策华谭。

华谭则认为：“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地域空间维度上形成的“轻佻果躁”的文化个性，在时间的历史长河形成于江东文化之中，经由无数江东人的取舍迎拒，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基因而得以延续和传扬。

对于本土成长起来的接受者如孙氏父子而言，这种江东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或影响着这个地域民众的社会生存，渗透到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化艺术、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中，表现出相对有异于其他方域不同特色的人文精神。

因而后人遂认为孙氏父子的“轻佻果躁”是当时风气的结果孙吴儒学政治及其政权的儒化 大凡帝王统治国家，主要在于选驭将相和确立治国方略，即以何准则选驭将相，以何方略治理国家，孙权也不例外孙权麾下的武将，多为儒将，。

如周瑜、鲁肃、陆逊等吕蒙有所例外，他以勇武事孙策，身上的“轻佻果躁”习气明显，欠缺的是不学无文孙权特别嘱咐他留意术学，他也发愤于此，多所开益，弥补了孙权所望于统帅兼具文武的要求文臣更不用说均为儒学饱学之士。

最终军权、相权入东吴大姓之手，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特征尤为明显陆逊和顾雍相继居于武职和朝官的显位，同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最重要的标志这是从政治角度而言

东吴大帝孙权 从思想意识形态来讲，则是孙吴政权儒化的重要标志“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初立王道息，申、韩进，人心不固，而国祚不长，有自来也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宁静，尚矣而与先主皆染申、韩之习，则且与曹氏德齐而莫能相尚。

三代以下之材，求如顾雍者鲜矣……雍既秉国，陆逊益济之以宽仁，自汉以来，数十年间无屠戮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惜乎吴无汉之正，魏之强，而终于一隅也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余矣”这是王夫之对于三国治国方略的评价，他批评曹操、刘备、诸葛亮“皆染申、韩之习”，认为三国之中吴国祚最长，是因为孙权“不师申、韩”之法术，实行儒学统治。

他的看法充满了对儒学统治的激赏之情，揭示了孙吴政权的儒化特征儒化为服膺儒教陈寅恪认为，服膺儒教即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的道德标准与规范从个人而言，孙权早期还多多少少有些“轻佻果躁”的习气，但后来已经服膺儒教了。

史载赵咨使魏，魏文帝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未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至于孙权探望病臣、亲拜臣母、举善以教、优待敌虏等合乎儒家道德标准的行为，《吴书》中记载屡见不鲜。

孙权郊祀以礼天，立宗庙以尊亲，还督促郡守四时奉祀选大将军时，依旧拜庙这些无不表现他崇信周公礼制那一套，宣扬儒家。 从上可以看出，孙权的治国方略为儒家思想，因此他的统治备受称赞。

孙权“夫吴，恒王（孙策）基之以武，太祖（孙权）成之以德……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之爱”那么孙权如何体现儒家之仁义与德治呢？ 第一，重用德行之士赤壁之战后，孙权“虽然名义上尚未自王自帝，但是局面已成，按治平的要求来用人选士就逐渐成为必需，因此‘尚德行’的标准就自然而然地被重视起来了。

‘尚德行’必重姓族”孙权的举贤任能，必不能忽视江东大族孙吴以前就生活在江东的吴郡张氏、陆氏、顾氏，还有会稽孔氏、虞氏等世家大族，在东汉末年已受到儒家濡染，成为崇尚经明修行的文化士族孙权简士还很重视乡闾评议，而。

“江东大族为乡闾评议中的核心力量” 第二，保国养民早在孙权时，淳于式就指出了“养民”的方针， 得到了陆逊的称赞，因为他也主张“育养士民” 太子孙登甚至建议孙权“修黄老之术”孙氏三代都在推行着这样的方针，只是到孙皓时才由丞相陆凯总结为“保国养民”之术。

所谓养民，就是确立以民为本，先解决衣食问题，这是很典型的儒家思想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华敷曾说：“大皇帝（孙权）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孙权对发展农桑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开屯田，其次规定不准“以役事搅民”，老百姓发生饥荒时，“开仓廪以拯贫穷”。

东吴版图 第三，重视教育，尤其是诸子的儒学教育教育是“敦王化，隆风俗”的最重要手段 黄龙二年春，孙权下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他为孙登、孙休、孙和诸子延揽名师均见于史书中在良好的儒学文化的熏陶下，孙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已经与他的父辈旨趣甚远。

孙登“或射猎，当由径道，常远避良田，不践苗稼，至所顿息，又择空闲之地， 其不欲烦民如此”他的行为已深受儒家礼教的影响了吴国的私学很发达如唐固、虞翻讲学不倦门徒众多这些儒学大师在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上说明，孙权在选驭将相、治国方略等方面，都存在着浓厚的“儒化”倾向。

究其原因，陈寅恪认为，“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从而组织起来的政权故孙吴政治社会的势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

本来，孙权崇尚儒学，重用儒学之士，符合江东大族的利益，自然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支持，使得他的政权“儒化”非常明显，在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儒生形象的周瑜至孙吴政权后期时，江东民风已呈实质性的变化，丹阳太守李衡妻言及当时是“人患无德仪，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在当时，出现了因父溺死而投水的曹娥，尽心色养的董黯，哭竹生笋的孟宗等孝子现象。

此外还有吴郡张温姐妹、陆绩之女郁生誓死不更二夫对于前者，“吴朝嘉叹，乡人图画，为之赞颂”，对于后者，姚信上表要求朝廷“褒郁生以义姑之号”。从这些可以看出崇尚忠孝节义的儒家道德之风在民间极其炽热。

儒生形象的鲁肃

儒生形象的陆逊在民间风气转变的同时，东吴上层风气也发生了变化甘露元年三月，纪陟、弘璆奉使如魏，魏“寿春将王布示之马射，既而问之曰： ‘吴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军人骑士肆业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为之者矣。

’布大惭” 纪陟此论发于使魏之际，作为一种外交辞令，难免有偏激矫情之处但是，孙吴文武观念的变迁，由此可窥一斑而且，纪陟是丹杨人，在江东地区此地的尚武风气尤烈，时人如诸葛恪认为丹杨“俗好武习战，高尚力气”，陆逊说“丹杨山险，民多果劲”。

出身于好武之乡的纪陟竟有如此鄙视武事的言论，足见崇尚文化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社会风气由尚武向尚文嬗变东吴后南朝时期江东地区风气的嬗变西晋平吴后，司马氏对于江东大族颇致意笼络“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

前举孝廉不避丧，孝廉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余郡，多有此比”足见对江东贡士尽量放宽，与中原不同，有丧而仍行但此为朝廷规定，北方士人对南人仍有偏见， 孟超“领万人为小都督，未战，纵兵大掠机錄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 貉奴能做督不！’” 。

貉奴为骂词，是所谓的中原冠带对江东人的蔑称孟超小都督，敢公然斥骂河北大都督全军统帅陆机为貉奴，益见其对陆机等南人的轻视陆家为吴国昔日世家大族，平吴后境况难堪至此南人在北人前油然有羡慕与钦佩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中也讽刺吴人强学中国（即中原） 人的语言书法以至居丧哭声。

吴人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东晋立足于江左，极为重要

南朝时期江南人士形象 东晋之际，侨姓大族与江东大族在种族、地域、文化、宗教、社会阶级、名教观念及实际利益上，虽有冲突，但可调和北人轻视南人有传统，但二者之间占主要地位的，是阶级和信仰的一致，这决定他们不是分，而是合。

江东大族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素质也随之发生巨变，从主导到附庸，最终消灭自己固有的特征与侨姓大族合流侨姓大族对武人、武事、武职的评价素不甚高，必然对江东大族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江东人民的心灵深处，轻武鄙文的观念逐渐沉淀下来。

南朝士族生活图 进入南朝后，武职降为浊官，是世代盘踞“职闲廪重”清官的高门士族所不屑的职位，武职子弟纷纷“讳称将门”这些士族凭借世资，位高爵显，生活豪富，追逐享乐，论是北方士族还是南方士族都明显腐朽梁武帝善于骑马，至元帝则“素不便驰马”。

梁时士族甚至惧马如虎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骑马，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此人居然是建康令可见这时的社会风气也遭到腐蚀，轻武观念扩散为普遍的社会意识

南朝士族生活图东晋南朝时期，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和平条件，虽然也有内乱，但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主要被破坏区在建康）长期的安定的和平环境，也易使这里的风气受到软化此外，这种风气还深受“经济条件、政治局势、和文化背景等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刘裕言“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袁淑对顾觊之说：“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这种状态，导致侯景之乱时，江东人“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结语 《汉书》中曾说“ 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 剑，轻死易发。

”到了《隋书》则说江东的“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在这种风气的转变过程中，孙吴时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其政权的儒化，开启了整个六朝时期江东民风从“轻佻果躁”的尚武到“文弱怯懦”的尚文的转变，从而使江东民风地域性削弱，趋向全国化。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南史》《通典》《读通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