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推荐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谁提出的)

民主共和的主张，是由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文章的广泛传播

 

　　1　　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入会誓词中就有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但是在1903年之前，改良思想仍然影响巨大民主共和的主张，是由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文章的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保皇立宪，而成为晚晴思想界主流的。

到了1907年，“然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新民丛报》第九十二期）　　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指出其危害之大：“不知明示天下以可羡可欲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

”中国古代的历次起义造反，虽然具有反抗压迫的意义，但同时也成为野心篡权者的工具改朝换代只是君主易姓，帝王专制依旧沿革“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

”

　　与维新立宪派只批判由秦至明的君主专制不同，邹容直接将矛头指向满清，揭露其丧权卖国的卑劣行径：“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满清政权为了延续其腐朽的专制统治，对外卑躬屈膝，割地赔款；对内鱼肉百姓，搜刮民财。

为了救亡图存，伸张民权，革命势在必行“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以恢复我声明之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在《革命军》中，邹容明确指出了专制下之臣民与共和下之公民的区别：“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

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

”　　维新派的严复与梁启超等人，也认识到了君主制下之臣民与民主制下之公民的区别但是他们出于对国民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低下的担忧，不敢提出推翻专制政体，实行民主共和的主张而是希望通过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来逐渐启蒙民众的觉悟，提高国民的素质。

但是满清朝廷“预备立宪”的骗局说明，专制与开明不能共存革命党人不对其心存幻想，以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念为依据，对于专制政权给予彻底否定，号召广大民众为摆脱奴隶身份，成为国家主人而奋斗在邹容看来，新国民一要知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二要明白“平等自由之大义”；三要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

新国民应该具有独立、自由等精神品质：“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辟之气慨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　　革命与以往的起义截然不同，超越了农民造反的工具性和功利性不仅推翻一朝一姓的统治，而是推翻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使原来处于奴隶般地位的广大民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国，要以法律保证公民的各项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个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评，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事保护人民权利之事”，“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最重要的是国民具有革命权“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　　《革命军》一书系统完备地表达了推翻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的革命理念、意义、方式、目标。

对于启蒙广大民众的民主革命觉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正如鲁迅先生在《杂忆》中所记：“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　　2　　陈天华是与邹容齐名的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家与《革命军》相比，其所作《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中国革命论》等，更加通俗地表达了天赋人权、民主革命等思想在《警世钟》一文中，他指出：“那做皇帝的，也就把国度为他一人的私产，逼那人民忠他一人，倘若国家当真是他一家的，我自可不必管他，但是只因为这国家断断是公共的产业，断断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产业。

有人侵占我的国家，即是侵占我的产业；有人盗卖我的国家，即是盗卖我的产业人来侵占我的产业，盗卖我的产业，大家都不出来拼命，这也不算是一个人了”从国家的所有权上，否定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既然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而是归全体国民共有，那么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就不是君主民奴，而民主君仆。

“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如果皇帝和官府不能按照百姓的要求治理好国家，那么人民就有权替换不合格的雇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断没有袖手旁观，不管那船的好坏，任那舵工、水手胡乱行驶的道理。

”如果皇帝和官员不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引咎退职，继续做出对国家和人民不利的事情，那么“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陈天华对民主思想的宣传通俗易懂，但却言浅意深。

在与立宪派的论战中，对于近代革命与古代起义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对比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史论》一文中指出，所谓的革命，与三代汤武伐放桀纣的贵族改易朝代不同，与后来的汉代七国之乱、晋代八王之乱等君主之家事，无关国民之消长的一姓王朝内部争权夺位亦不同。

更不是“权臣篡国，蛮狄乱华”之类的朝廷政变、民族战争而是“因于时君之失败，草泽啸聚，英雄崛起颠覆旧政府者”廓清革命的概念之后，他又将之区分为民众革命和贵族革命即“革命而出于少数人之意见者，可谓非国民之革命；革命而出于多数人之意见者，可谓国民之革命。

”贵族革命往往只是一场新的权力之争，结果必然是：“一专制去而一专制来，虽或有去旧更新之实，究之出于权术者多，出于真自由者少”而真正的民众革命，其目的是“宣布自由，设立共和”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分歧，根源在于对民众整体素质的判断上，陈天华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顾其间反对共和之说，要以程度素质立言者为最坚，貌为持重，善于附会，而怠乎方张锐进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在他看来，中国民众政治觉悟不高，缺乏独立人格，其根源在于长期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先天不具有实行民主政治的素质。

针对改良派“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的说法，他指出中国民众的“聪与明，天所赋予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具有“天然之美质”，而“一旦有决之者，则滔滔然出矣”因此，进行民主宣传，推翻专制统治，能够激发民众的政治觉悟。

“夫以中国国民之能力可以回复，并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复，能享有完全权利之证据又确凿如是，而就曰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为是言之，无论何人，皆知其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陈天华对广大民众的民主素养，就能够在短期内提高持乐观的看法。

“吾侪既认定此主义，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陈天华提出的“开明专制”是在革命之后，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却是在专制政体之下。

两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专制与民主的不相容无论是在旧的君主政体下，还是在新的民主政体下，一旦实行专制，就会出现独裁辛亥革命之后的袁世凯，北伐革命之后的蒋介石，都实行大权独揽的专制统治反对思想启蒙，推行愚民政策，剥夺广大民众的自由、民主等权利。

无论是从应然的逻辑推理，还是实然的历史经验出发，都可以证明所谓的“开明专制”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专制与民主如同水火，完全不能相融两者都遵循“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的马太效应在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上，革命派的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

　　3　　章太炎对于代议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甚至觉得“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他的理由是代议制不合国情在他看来，欧洲和日本在近代以前实行的是“封建之政”，后来“渐及专制，地主犹横，于是更立宪政，民固安其故也。

”中国在三代之时是封建时代，秦汉之后“混一既两千稔,秩级已弛，人民等夷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故西方有明哲者，率以中国人民为最自由”按照章太炎的说法，中国的汉代离封建制不远，是最适合代议制的时代其理由是：“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

”　　如此说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广大民众是自由而平等的，这种历史观与陈天华恰好相反后者认为在春秋战国之前的贵族社会，国民享有一定的自由民主权利，而在秦统一后，“剥夺人民言论、著述、集会大三自由。

”因此他坚决主张以民主代专制，“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而实中国之势宜尔也”章太炎认为代议制是封建制的变形，与君主立宪“其趣犹近”，是承袭封建制的末流所致。

“及设议院，而选充议士者，大抵出于豪家名为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挟持门户之见则所计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党之为”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如果实行代议制“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其结果是“故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

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媵腊齐民，甚无谓也”也就是说，代议政体非但不能伸张民权，而且会适得其反无论是通选、限选、单选、复选“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

　　总结来看，章太炎认为在君主专制下，中国民众是自由平等的；而实行民主代议，反而会破坏原来的平衡“盖政府与齐民，财有二阶级耳横置议士于其间，即分为三，政府诚多一牵掣者，齐民亦多一抑制者”其对于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以及宗法等级制度的认识，与其他革命派和维新派皆有所不同。

对于平等的看法，亦有相当大的差异“夫父子、夫妇之间不可引绳而整齐之，既若是矣，君臣虽可平，抑于事故无取故曰：平等之说，非拨乱之要也虽然，吾尝有取矣，取夫君臣之权非平等，而其褒贬则可以平等也”否定代议制后，章太炎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主张。

实行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监察五权分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教育权的独立“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校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长官与总统敌体，所以使民智发越，毋枉执事也”。

　　由于他认为“综观二千岁间，学在有司者，无不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殠败；而矫健者常在民间”，在立法上，强调民间的权威“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

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他认为既然代议制不能表达民权，于是提出：“民平时无得举代议士，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率县一人议既定，政府毋得自擅，所以急祸难也”而总统由民选产生，各级行政官员，由总统仿照北魏的“停年格”制，按照年龄、资格任命。

　　章太炎的民主思想，与西方的代议与直接民主皆不相同而是以民间社会的力量来限制政府的权限，具有明显的“抑富强，扶贫弱”的民本平等色彩尤其在执法方面：“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也；重谋叛之罪，使民不携二于国也。

”同时，“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章太炎受传统的民本思想影响，具有重农抑商，均足贫富，不劳者不得食的倾向“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

”章太炎治古文经学，与治今文经学的康有为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其提出的“俱分进化论”具有否定社会进步，批判现代文明的虚无主义色彩与其他革命派相比，他更强调民族而非民主革命的方面他的好友宋教仁却与之大异其趣。

　　其在《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中，宋教仁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的。

”在他看来，以宪法保障共和政体，是保护革命成果的重要举措即“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他的宪政民主目标是明确的：“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

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革命派中，宋教仁尤其重视法律与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实施“关于总统和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

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4　　在革命派中，对于民主思想阐释最全面、最系统的是孙中山早在1894年的《兴中会章程》中，他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

十年之后，他在《驳保皇书》中，肯定了中国民众具有实行民主的能力“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

”次年，他又在《军政府宣言》中，明确了革命的民主意义：“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

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中国古代的历朝起义造反，都是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由少数的英雄带领广大民众，推翻一家一姓的暴政统治。

而起义成功后，英雄豪杰们华丽转身为王侯权贵，重建一家一姓的王朝统治对于帝王专制并无改变，甚至在统治严苛方面变本加厉孙中山则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主张民主共和：“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权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一体的：“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

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而最终目标是政治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群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政，故要社会革命”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已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五权分立的构想，并在五四运动后加以更新完善辛亥革命后，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成为历史但是民国建立之后，前清的残余势力北洋军阀袁世凯、张勋等逆历史潮流而动，先后导演了复辟帝制的丑剧。

同时，文化上的尊孔复古思潮，也一度沉渣泛起曾经的维新领袖康有为，这时已经成为保皇党，大肆攻击民主共和制度其在《蓄乱》中扬言：“夫名为共和，而实则公争共乱；号为共和，而必至分争分裂号为博爱，则惨杀日加酷烈。

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今遂至伏火积薪，万弩持满，惟彼三五少数之人，贻吾四万万人之祸，一至于斯呜呼天乎！法欧师美，不过虚名，攘利争权，乃其实业”　　他不仅将民国初年的乱象归因于共和，更否定议会和宪政的意义。

在《国会叹》中曰：“夫国会、政党、立宪之二巨物也，而我国如此也，是立宪尚未可行也”认为：“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逾墙飞瓦也若夫未行立宪，而超人共和，则是小儿慕飞船之悠扬天空而遽欲学焉，未有不颠坠而死者矣。

”杨度在《君宪报国论》中的说辞，与康有为如出一辙“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在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时代里，走回头的老路，无疑是行不通的。

洪宪帝制，宣统复辟先后失败，说明违背时代潮流，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