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货币符号(人民币货币符号含义)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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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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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袁辉：21 世纪初围绕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三次争论及其理论史意蕴国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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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辉：21 世纪初围绕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三次争论及其理论史意蕴国外马克思主义内容摘要：21 世纪初，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法因、拉帕维查斯等人为一方，以社会学家泽利泽、政治经济学者英格汉姆、布莱恩和拉弗蒂为另一方，分别围绕“多元货币还是货币一般”“信用本质还是交换本质”“金融衍

生产品能否成为货币”等论题展开过激烈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货币一般的交换本质出发，批判了泽利泽的多元货币观和英格汉姆的信用关系论，进而揭示了国际市场上金融衍生产品的通约假象，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幻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回顾这三次争论，可以深化对货币金融本质和规律。

的理解，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

全文字数 | 约11200字21世纪初，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因(Fine)、拉帕维查斯(Lapavitsas)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依托《经济学和社会学》(Economy and Society)、《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等左翼杂志，与泽利泽(Zelizer)、英格汉姆(Ingham)、布莱恩(Bryan)和拉弗蒂(Rafferty)等人主要

围绕“多元货币还是货币一般”“信用本质还是交换本质”“金融衍生产品能否成为货币”等论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这三场涉及马克思货币学说且相互联系的思想碰撞由于下述三个特征而具有独到的理论史价值:一是争论各方均表示出对新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不满和批判，进而形成对话与融合的共同基础;二是对早期文本(《穆勒评注》和《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思想的发掘，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三是社会学、人类学维度和后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引入，开启了理论比较与发展的新空间。

系统回顾这三次争论，能够深化对货币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澄清对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的误解，不断推动其发展与创新一、多元货币还是货币一般之析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学家主要关注货币的非人格化特征，及其对社会传统联结纽带的侵蚀机制。

在马克思、齐美尔(Simmel)、韦伯(Weber)等人看来，尽管历史上出现过贝壳、盐块、牲畜等充当货币的情形，但就其社会职能所要求的自然属性来说，“货币天然是金银”，它质地均匀，能够随意分割与合并，用其制成的货币具有“无条件限制的可互换性以及内在的统一性，从而使每一枚硬币都可以按照度量单位和另一枚硬币进行交换”，是技术上完美的交易媒介;金银的象征———货币符号更是如此。

货币的使用，一方面促成分工，允许个体自由选择交易对象和交易条款，创造出自然经济时代无法企及的广阔活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将不同商品质的规定化约为量的计算，用价格多少表明事物优劣，实现了现代生活的客体化和理性化，为韦伯的“祛魅”过程提供了工具性和计算性取向的手段。

齐美尔指出，货币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分，是市场上不带任何色彩、中立且严厉的调解者，它“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使它们全都处于同一水平，仅仅保留大小差异，导致我们的时代日益接近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实际上，货币体现的定量逻辑不仅消解了事物质的属性，抹杀事物与个体之间的主观联系，还会侵入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将人的情感、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纯粹的货币计算和金钱交易，比如马克思曾经提及的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人的尊严、令人敬畏的职业、家庭关系，等等。

总之，货币“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产生“明显”和“耀眼”的拜物教泽利泽把上述观点概括为市场货币的功利主义进路货币具有的完全可互换性、无限可分性和性质上的绝对中性，使其成为市场交换无与伦比的工具，引领着经济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同时，货币也是社会商品化的载体，拥有改变非金钱价值的强大力量。

然而，货币功利主义解释的风险在于，一旦将货币定义为纯粹客观、均质的交易媒介，货币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就会黯然失色;也就是说，只要货币不受主观价值和社会关系约束，就变得“似乎还不够社会学”在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主导着对货币的研究，他们将货币绝对化为按照自身规律在道德中性的时空中流通的单纯媒介，理性个体只关心价格和数量，个体间的鲜活联系简化为工具性计算。

泽利泽认为，货币并非同质、中立，它持续受到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和各种意义系统的形塑，不完全是可互换的她观察到，人们会创造出各种方法“标记(earmarking)”货币，赋予其特殊含义或指定用途，具体包括:一

是物理标记，比如世纪晚期美国非常流行在硬币上铭刻抒情语句作为“爱的象征”的礼物;二是借助空间进行区分，比如为特定种类的货币指定不同的存放位置———贴上标签的信封、不同颜色的罐子等;三是约束货币的使用方式，比如现金救济的使用范围通常只限于社会工作者们同意的预算支出;

四是为货币指定特定的使用者，比如每周给孩子的零用钱;五是通过链接货币来源选择使用方式，比如丈夫的收入用于支付按揭贷款，妻子的收入用于支付孩子教育;六是创造不同的分配体系对货币加以区分，比如工资与佣金不同，节假日奖金与基于优秀品质的奖励也不一样;

七是将选定的实物转变成货币，比如二战期间战俘集中营里充当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的香烟;八是创造新的受限制的货币，比如礼品券、代金券、食物印花，等等于是，经过“标记”，货币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多样性，既定货币可以衍生出不同变种，新的货币形式也层出不穷，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人们创造和分隔新货币的能力日益提高，实现了更加多样的货币创新。

据此，泽利泽声称，单一、一致、普世的货币并不存在，社会货币“包括官方发行的硬币和纸币，但也包括所有在社会环境中，具有被认可的、正规化的交换价值的物品”，货币总是特殊(specialmonies)和多元的(multiplemonies)。

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不同种类的货币(国际的、国内的、地方性的、公司的)、不同的货币媒介(现金、银行卡、数字)和不同的支付系统(Apple Pay、Ali pay、WeChat Pay)之间进行选择可见，。

“标记”和“多元”揭示了货币质的区别，以及货币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如果忽略它们，货币世界将变得难以理解法因和拉帕维查斯肯定了泽利泽对功利主义进路和主流经济学忽视货币社会文化维度、放任其无限侵蚀非市场领域的批评，但也从以下三个方面质疑了她的观点。

:第一，由于过分关注特定的标记方式与相应的货币形式，泽利泽在货币多元的幻境中迷失，未能达至货币的一般规定和抽象本质;第二，泽利泽混淆了货币“是什么”与“干什么”，把任何有利于执行货币职能的事物都视为某种形式的货币，无法清晰“定义”货币，更不用说提供完整的货币经济理论;

第三，文化和社会结构从一开始就被引入货币，淡化了更为重要的经济因素换句话说，承认货币的多元形式及其与承载的文化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是一回事，拒绝作为分析基础的“货币一般”和研究起点的经济属性则是另一回事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论述，重新审视货币的本质、形式及其社会功能。

马克思基于对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演变的考察，揭示了货币“一般等价物”的抽象本质、表现形式和蕴含的经济与非经济关系当商品生产者将商品带到市场上寻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时，商品易手、交换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两种商品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前者处于主动的相对价值地位，后者则是被动的等价形式，通过交换，相对价值形式赋予等价形式上的商品初步的交换能力(购买能力)，直到该能力经过价值形式演变最终集中到某个特定商品上，货币由此产生，它是在交换中被其他商品排挤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拥有垄断性购买能力，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

其中，社会制度、习俗、惯例等非经济因素在价值形式由扩大价值形式向一般价值形式，由一般形式向货币形式的过渡，以及确定那个特定商品具体为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交换的扩大和深入，货币职能不断丰富———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并且发展出不同形式———铸币、辅币、纸币和信用货币等，以容纳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满足经济体的多样化需求。

拉帕维查斯等人强调，泽利泽指出了主流经济学只聚焦货币同质化特征的弊病，但她否认存在一般性理论，显得矫枉过正了，殊不知正是一般、同质的货币创造了表现特定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空间因此，只存在一种货币，它可以执行多种职能、采取不同形式，货币的经济因素必须首先得到明确识别，才能促进对它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的理解。

作为回应，泽利泽承认，所有货币具有双重属性，它们同时服务于一般循环和局部循环(general and local circuits)，比如电子货币可以超越地域、交易主体和交易对象的限制，但也只适用于那些能够接触到网络的群体。

与之相对应，每笔交易既与普遍的象征意义和制度相联系，又充满差异化、个体化、地方性、有意义的特殊关系，二者是同一硬币的两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关系是否足够特殊，以致交易涉及的每种“货币”都可以相互区别?显然，泽利泽坚持透过人们有规律地运用不同种类货币支持多元文化道德主张的“标记”行为，揭示货币的实际运作方式。

尽管选择的领域(家庭和其他亲密交易)经常受到属于现行市场货币“例外”的指责，但是她相信，标记也广泛存在于市场交易中，用作理性交换的货币并不能免除社会约束，比如企业会区分支付形式，工资不同于奖金和提成，计时工资不同于年薪，这些在物质形态上相同却被冠以不同名称的货币，均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价值规范。

卡罗瑟斯(Carruthers)和波利罗(Polillo)的最新研究支持了这一点二、信用本质还是交换本质之辨拉帕维查斯等人与泽利泽的争论引起了英格汉姆的关注，他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认为泽利泽正确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和那种聚焦交易媒介数量特征和功利性计算系统的做法，展现了标记在货币上的多重社会意义，却没有意识到为特殊目的进行的标记需要建立在已经存在均质货币的基础之上，由于过分强调货币的文化社会属性，她的理论不是也无法企及关于“货币一般”的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分货币和货币形式类似，英格汉姆区分了货币和货币物(money－stuff)，货币是抽象和一般的，货币物则是具体和多元的;他还借助货币性(moneyness)概念，指责泽利泽把食物券、下注用的筹码等受到严格限制的交易媒介等同于货币，因为代币具有的货币性取决于对应的记账货币。

实际上，作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事实”的货币，不是因为标记而充满社会意义，其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只不过英格汉姆指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拉帕维查斯等人基于马克思理论得出的交换关系英格汉姆认为，泽利泽和拉帕维查斯等人忽略了货币思想史中延续已久的传统，即。

信用和国家的货币理论首先，货币理论的首要概念是记账货币，它是抽象地表示“债务、价格和一般购买力的货币”只要商品交换尚未建立起与记账货币的联系，就还没有摆脱物物交换的窠臼，这意味着记账货币的起源只能从市场之外寻找———格里尔森(Grierson)将其追溯到古代社会为了单方面给受害人以伤害补偿而建立起来的赎罪金(wergeld)。

其中，确定和衡量赔偿“价值”，进而确定记账货币，需要借助社会或国家的力量，体现了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功利和道德维度其次，正式货币是用记账货币表示、通常由银行或国家发行的债务凭证或支付承诺这些债务凭证和支付承诺要被人们普遍接受、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持续流通，也离不开特定社会关系(非个体的信任关系)的形成、社会制度的构建和社会行为的巩固。

，它们的雏形存在于世纪银行的贷款实践和世纪早期意大利城市的法令之中，直到银行货币可以代表国家之负债和清偿债务之手段，二者“等量齐观”，，构成现代货币的主要形式再次，一般说来，货币既是发行者的支付承诺(负债)，也是接受者的资产，构成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具体的货币形式和不同的货币产生方式根植于发行者相互之间、发行者与使用者之间，以及使用者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是存储和运输抽象价值的技术手段。

最后，既然货币反映社会关系，本质上代表支付承诺，那么其数量和“价值”(购买力)的确定与稳定就取决于国家、银行、企业、劳动者等经济主体围绕自身利益进行的相互博弈和权力平衡，比如依靠信用创造支撑的价值生产与超出生产的过度扩张导致货币失衡之间的持久张力。

在英格汉姆的货币图景中，货币是以抽象记账符号命名的支付承诺，在交易双方达成债权—债务关系时被社会性地供给出来，并且需要预设一个相对独立于流通领域、涉及主权的权威来规定记账单位，以及与记账单位相对应的正式货币。

以上述理论为参照系，英格汉姆列举了被拉帕维查斯等人推崇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分析范式的“根本缺陷”:第一，忽略了记账货币之于货币理论的重要性，也未能理解记账货币先于市场交换的内在逻辑拉帕维查斯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充其量属于双边物物交换范畴，市场交换则是多边的，种商品将产生个交换比例，从中根本不可能孕育出记账货币(价值尺度);即便有可能出现被频繁交换的商品(交易媒介)，也无法保证该商品能够成为稳定的度量尺度形成价目表、表示可转让债，因此必须由市场之外的权威机构宣布和执行记账单位，真正的市场交换才能实现。

第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硬核的商品货币理论，限制了对信用货币的充分理解马克思明确“假定金是货币商品”，指出“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它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其他形式的价值符号，要么是贵金属的象征，比如纸币“只有代表金量，才是价值符号”，要么表示交换中的真实商品，比如商业票据，从而排除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流通的无价值的信用货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区分“真实”货币与“虚拟”信用的做法遮蔽了对货币本质的认识，因为所有货币都是信用第三，对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强调使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无视作为抽象价值的货币生成和维护机制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背后隐藏着真实的经济力量，这些经济力量背后还隐藏着表现为货币关系的真实社会关系，揭开这“两层面纱”就能解开货币拜物教之谜，如此推理使马克思的分析具有类似主流经济学实物分析的缺陷，。

遗漏了银行在贷款时通过资产负债表操作就能“无中生有”自主创造信用货币的事实银行绝不只是“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的中介人，资本主义不仅由形式上自由的资本和劳动构成，还应当包括自由创造信用货币的银行，它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面对英格汉姆的诘难，拉帕维查斯提出，即便撇开缺乏足够历史证据支持存在独立于交易媒介、由人类意识设立的纯粹抽象记账单位不谈，将记账货币与信用关系捆绑在一起也颇为牵强，比如在直接交换中，记账货币始终发挥着作用，但此时没有产生信用关系。

对信用交易来说，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同样重要，而延期支付、债务清偿在逻辑上又要求货币能在时空中保有购买力(贮藏职能)，即信用交易是较为复杂的经济现象，依赖货币职能的充分发展更何况，英格汉姆的诘难大多源自对马克思文本的片面解读甚至误读，比如他声称马克思持有当时流行的通货学派的立场，恰恰相反，马克思显然更加同情银行学派的主张，并且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甚至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金属流通……显然，不能存在”。

只不过“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为了驳斥英格汉姆的观点，拉帕维查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下述方面:

其一，没有理由假定一般等价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商品马克思区分了价值形式和价值实体，从价值形式的演变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与本质，无关价值实体在实践中，货币度量价值是通过经常性和习惯性地与其他商品相交换实现的，无价值的货币与商品货币一样具备执行度量职能的能力，进而表明自己已经被商品所有者普遍接受。

因此，一般等价物可以采取商品、法币、银行券、银行存款等多种形式，贯穿其中的是它们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的垄断性购买能力，而不是英格汉姆认为的基于信用关系的支付承诺其二，从价值尺度到价格标准，确实需要“权威”的出场和在场。

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只是观念的货币，为了便于互相比较和计量，商品“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做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而货币的计算单位“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

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但这一行为只是对社会已经提供的价值尺度和货币材料的确认，英格汉姆混淆了政府拥有的设定价格标准的权力和想象的设定价值尺度的能力，错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其三，马克思是在货币业已存在的基础上研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属于货币的信用理论，以区别于将信用关系置于首位的信用货币理论。

该理论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它揭示了货币职能矛盾推动货币符号化和虚拟化、产生信用关系和信用货币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它表明资本积累的客观需要必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但又具有自身运动规律的金融上层建筑，形成经济与金融的复杂动态关系。

拉帕维查斯等人和不少后凯恩斯主义者也承认，在银行贷款能够创造信用货币等问题上，他们与马克思高度一致，比如雷(Wray)注意到马克思曾经描述过银行通过开立信用账户把债务人变成想象的存款人来发放贷款、增加需求的情形。

然而，信用主义在挣脱货币主义束缚、极度扩张之后，必将重新遭遇货币主义限制，回归货币基础和生产的价值基础拉帕维查斯重申，表现社会关系的货币只能根植于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理解为具有垄断性购买能力的一般等价物;后者将买卖在时空上分离开来，促进了信用关系及其工具的发展和扩大。

诚然，信用货币代表支付承诺和信用关系，受职能资本和银行资本增殖目的驱动，随着支付承诺的发行和回流不断创造与湮灭，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货币形式，它在商业领域广泛流通以及从商业流通进入一般流通的事实表明，信用货币也是一般等价物，有着与商品货币一样的本质。

反之，关于“货币一般”的理论，如果像英格汉姆那样乞灵于信用关系，不涉及现实的商品交换，终究不会令人满意三、金融衍生产品货币观之考英格汉姆和后凯恩斯主义的信用关系和国家货币观在全球经济条件下面临严峻挑战，因为

国际市场流行着多种记账货币，尽管各国都试图稳定汇率以及基准利率，维持较低的通胀水平，但是它们无法确保领土间或跨时空交易的等价性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已然超出一国的控制能力且变化莫测，货币不再是单一记账货币条件下的支付承诺，而成为一种“超越了国家领土、法律和政权中隐含的信任”的社会关系。

布莱恩和拉弗蒂发现，金融衍生产品(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可以在不同利率和汇率之间建立起通约(commensuration)机制，为缺乏单一、可靠、稳定记账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连续性，充当着全球金融体系的锚定物，是新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货币。

金融衍生产品有两个基本特点:联结性和融合性前者通过期权和期货设置价格关系，联结不同空间和时间，比如在谷物现在价格与未来价格相互决定的过程中，衍生品成为跨期交易的标准和价值贮藏手段，表现出货币的部分职能;后者通过互换设置价格关系，促成不同种类资产间的转化，比如企业以固定利率借入人民币经由互换合约转化为以浮动利率计算的美元债务。

与基础资产所有权的分离使衍生品能够将任何资产“拆分”成可交易的通用属性，从而超越特定资产市场狭小的限制，实现任意时点上所有资本形式之间的通约和度量，执行货币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的职能布莱恩和拉弗蒂还认为，每个衍生品是从一种资本形式到另一种资本形式的转化包，所有衍生品构成复杂的转化网络，在不同地点、时间、类型的资本间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价格联系，因此其货币功能体现在衍生品整体上，它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货币的形式，反映了经济主体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性计算其所有单个资产和负债价值的能力。

在涉及多个主权货币，以及汇率和利率变化时，国家无法直接确保货币作为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的充分性，此时，金融衍生产品成为为超越国界和绕开国家监管而专门设计的货币形式，它们将不同的国家货币联系起来，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连续性和对交易个体而言的稳定性，其货币功能由市场驱动、存在于国家之外，英格汉姆理论中信用与国家的关联对衍生品而言无效，不足以成为货币一般的理论基础。

布莱恩和拉弗蒂兴奋地发现，马克思在早期文本中强调，“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在于使“两种商品变成具有同一单位的名数，也就是说，变成可以通约的”。

衍生品通约不同货币，在不交易基础资产的情况下通约其金融资产组合，恰好契合马克思对货币的直觉;并且它们以合约形式在市场上流通，作为商品化的金融，提供了一套一般等价物体系，符合商品货币的特征按照“货币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它越是更多地作为人的产品同时又作为人的非产品出现，它的存在要素越不是天然生长的而是人制造的……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自身存在就越是适合于货币的本质”的标准，。

作为执行诸多货币职能的商品，衍生品从与其他商品的“自然关系”中抽象出来，是货币更为完善的存在方式拉帕维查斯质疑了上述分析逻辑，指出金融衍生产品本质上是就金融变量的未来趋势“打赌”，代表商品化的资产未来属性，或者买卖资产甚至拥有未来现金流的权利，不具备贮藏和支付等功能，无法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锚定物;被布莱恩和拉弗蒂看重的“通约”徒有商品形式，本质上只是建立在背后金融资产基础上的对冲和投机策略。

他的学生诺菲尔德(Norfield)进一步揭示了远期外汇合约和外汇互换“通约”作用的过程与实质:在这些市场上真实发生的交易表明，即期和远期汇率的缺口是两种货币利率差异的函数，衍生品的目的是确定与当前流行的即期汇率和利率一致的远期汇率水平，真正发挥“通约”的是两种法定货币之间的汇率，并非外汇衍生品

;诺菲尔德还指责布莱恩和拉弗蒂将对外汇衍生品的错误理解扩展至其他使用衍生品的金融交易，认为衍生品为企业资产“带来一种随时随地发挥作用的实时衡量工具”，实则混淆了汇率以其他货币衡量资产价值的程度与利率互换等衍生品的实际功能。

此外，布莱恩和拉弗蒂识别的衍生品货币职能也极富误导性:就记账单位而言，根本不存在以衍生品合约条款表示的记账单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衍生品货币”，它们大多用主要国家的货币(美元)标价;就价值贮藏来看，衍生品自身往往具有一定期限，过期就变得毫无价值

，其市场价格随着合约期限、执行条件和背后资产绩效(甚至不涉及基础资产)的不同而波动为了破解单个衍生品的通约困境，布莱恩和拉弗蒂求助于衍生品“整体”(一般等价物体系)的通约机制和过程，他们以不同货币形式作类比，指出“当不同货币商品之间存在清晰明确的融通机制时，在逻辑上就不能排除一系列‘商品’也可以履行价值等价功能”，殊不知这样做已经犯了。

偷换概念的错误，将衍生品对背后资产(实际资产或金融证券)绩效的衡量误认为价值贮藏当布莱恩和拉弗蒂试图赋予衍生品以货币职能，宣称“凡是具备货币功能的东西就是货币”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是通过货币“是什么”(交换中获得的垄断性购买能力)来理解“干什么”(职能)以及货币形式发展的。

，法因和拉帕维查斯对泽利泽的批评在这里同样适用值得一提的是，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发掘和引用可以成为反驳英格汉姆眼中商品货币论的有力证据，因为马克思在转向经济学研究伊始就注意到，“纸币和许多纸的货币代表(像汇票、支票、借据等等)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较为完善的存在，是货币的进步发展中必要的因素”，坚称在马克思那里货币必须是金银的观点缺乏文本依据和理论支撑。

然而，布莱恩和拉弗蒂过于关注中介活动和通约过程，没有追问使通约得以实现的本体论基础(物化的劳动时间)，这些问题需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才能找到系统性答案，因为《穆勒评注》只是马克思从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向承认转变的萌芽。

在商榷文章中，布莱恩和拉弗蒂在某种程度上作出了让步，转而主张放宽货币概念以考察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金融衍生产品具有货币性，而货币性又意味着流动性，即以最小损失转换成现金的能力，或者用买卖资产的价差表示，由于衍生品具备与生俱来的可转换性和高度流动性，因此包含货币属性。

不难发现，该主张已经接近拉帕维查斯等人的立场，后者强调，衍生品可以“看起来像”货币，但不会成为货币拉帕维查斯和诺菲尔德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很少关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衍生产品之于理解资本积累和危机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莱恩和拉弗蒂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争论双方均赞同需要在理论上严肃对待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世界市场上不确定性的与日俱增，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爆炸性增长，而不是将衍生品简单视为企业管理风险的手段或者应该严格监管的投机赌博工具但是强行将金融衍生产品与货币挂钩，承认它们是新型全球化资本主义货币未免过于牵强;

在诺菲尔德看来，布莱恩和拉弗蒂的分析还忽略了国际货币、金融乃至生产的不平等结构，既然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以美元等主要货币标价，超过一半的衍生品市场位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和芝加哥)，那么，在考察包括衍生品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时，只看到它们的超国家表象，无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支配力，以及现实积累的困境，未免偏颇。

如果存在全球货币的话，美元依旧首当其冲，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裹挟着美元霸权导致的各种结构问题和矛盾四、结论与评论三场思想盛宴触及货币理论的基础和硬核，对厘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工具性价值。

泽利泽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和意义系统持续定义、“标记”和区分着货币，导致货币总是特殊、异质和多元的，不但货币的不同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含义，即便同一种货币形式也被植入不同的社会含义她坚称，任何构建有关货币一般理论的努力势必抹杀附着其上的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侵蚀货币的社会基础。

与之相反，法因、拉帕维查斯和英格汉姆(包括布莱恩和拉弗蒂)均赞同存在一般理论，强调透过货币一般理解多元货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在货币“一般”为何的问题上持不同见解:前者从市场上商品所有者的交换行为出发，揭示出货币的交换起源和作为垄断性购买能力的本质，进而分析了货币职能和货币形式的发展;后者遵循后凯恩斯主义传统，主张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关系，重视权威(主要指国家)在确定记账单位和正式货币、维护货币数量和价值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世界市场上国家力量的式微给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货币观带来挑战布莱恩和拉弗蒂发现，金融衍生产品具有通约不同地点、时间、类型的货币和资本的能力，发挥着类似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的作用，可以充当全球金融体系灵活且多样的锚定物，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是新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货币。

拉帕维查斯和诺菲尔德批判了该观点，否认衍生品具有记账、贮藏和支付等功能，重申从交换关系出发考察货币本质的理论进路能够容纳对衍生品的理解，而不至消解货币“一般”的坚实基础上述争论提供了认识货币和建构货币理论的基本要素与现代元素，涉及货币本质与职能、货币职能与形式、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货币基础与金融体系(衍生品)乃至现实资本积累、市场(社会)与国家，等等。

与拉帕维查斯等人的立场一致，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拥有足够的理论弹性容纳这些要素和元素，使其得以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进行辨析和理解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与职能本身的延伸推动了货币形式的演进，进而形成价值—商品货币(金银)—各种货币符号(铸币、辅币、纸币、银行券、商业票据等)的金字塔结构;并且通过货币金字塔的横向与纵向扩张，来适应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甚至投机的内在需要。

其中，泽利泽的“标记”和体现在多元货币上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布莱恩和拉弗蒂的金融衍生产品及其货币功能可以对应于货币金字塔纵向扩张时产生的货币新形式;英格汉姆的信用关系和信用货币创造则可以与货币金字塔横向扩张时特定层级货币数量的增加相联系;而被英格汉姆视为货币理论重要一极的国家在马克思的货币金字塔结构中也始终在场，执行从规定价格标准到铸造货币，从强制流通纸币到规训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

更重要的是，与英格汉姆的主张恰好相反，从交换本质得出的金字塔结构中商品货币层和价值层的存在，还预示着货币运动与资本积累表面上的贵金属限制和本质上的价值约束一旦现实的再生产过程无法维持货币金融体系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持续转移，以及经济当事人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货币金字塔就会全面收缩，此时“标记”的货币和金融衍生产品将彻底丧失货币职能，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也要兑换成法定纸币与商品货币，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主义从来“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作者：袁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1届博士）注：本文转载自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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