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五嫂(五克黄金多大)没想到

我敢夸口，任何一个读过《黄金时代》的人，印象最深的必然是王二和陈清扬的“伟大友谊”：“老兄，咱们敦敦伟大友谊如何？人家夫妇敦伦，我们无伦可言，只好敦友谊。她说好。怎么敦？正着敦反着敦？我说反着敦。”

 

赵 勇 按     爱与死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此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检点一下我自己读过的作品，留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往往是那种爱得死去活来，死得不明不白的故事《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呼啸山庄》《简爱》《霍乱时期的爱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纯真博物馆》《绿化树》《黑骏马》等等，自然还有“宝钗黛”，还有“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还有“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甚至还有《爱与同情》——它们都给我带来过极大的震动。

例如，《爱与同情》这部在茨威格那里独一无二的长篇小说，我是在1987年10月8日把它读完的读此书时我就在做笔记，读完之后又心潮起伏，还随手写下几页读后感，第一句话便是：“小说以第一人称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动人的然而又是哀伤的爱情故事。

”     于是，我对这组文章充满了期待：这帮年轻人会涉及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耿弘明的文章似乎要统揽全局，说的是文学中的殉情问题他提到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并认为安娜之所以卧轨自杀，是因为“卡列宁是一种静止之爱，沃伦斯基也变得腐朽不堪，她失去了天平的两端”。

因此，“殉情是一种对爱情流动性的无限追求”这是此文的核心观点之一，我以为也是全文的金句与此相呼应，丛子钰则认为，“殉情是对爱情的信与望”他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起笔，分析的却是《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主题。

他说，“化蝶”其实暗示了某种可怕的谋杀方式——活埋而《穆斯林的葬礼》恰恰也有相似的情节：在葬礼上，楚雁潮为死者韩新月“试坑”，“当他躺在墓穴中，恐怕也感到了那种隐忧，但当这种被活埋的恐惧同他对新月死别的爱情相连时，就成了痛失所爱的绵延，也让这一过程成为小说最震撼人心的部分”。

这种由此及彼的联想也“绵延”了他的阐释，恐怕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到的周梦泉是对王小波《黄金时代》中“敦敦伟大友谊”的解读通过“剥洋葱”似的层层分析，他意识到“伟大友谊－快乐之性”这对能指－所指，自身就有稳固的意义和价值，而无需借助任何反讽。

它指向了自由，并借助这种自足性挑战了现有秩序这种思考让人眼前一亮，也勾起了我对王小波的阅读记忆此外，张佳梳理村上春树，其思考路线是“厌女与恐婚”“资本的幽灵”“海的女儿”他说村上春树笔下人物的婚恋观，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反抗。

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比较马克思的曾子涵进入《玉娇梨》《定情人》《飞花咏》等作品之中，认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虽写了“颜控”，却也“颜控”得有几分可爱，因为那是对“盲婚哑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的冲击她很善于用当下新思维新名词隔山打牛，却似乎没写出金句。

只是当她引用什克洛夫斯基的一段文字作为其论述依据时，我才觉得“小说需要曲折的爱情”闪光发亮，成色不歪，似可当成金句     以上的思考与分析均可圈可点，也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而我在兴奋之余还想提醒他们的是，琢磨文学作品中的爱与死或殉情观，其实还可以放在古典爱情、现代爱情和后现代爱情的问题框架之下。

梁祝化蝶或安娜自杀，这是古典之爱；而当王二、陈清扬这对“狗男女”无“伦”可“敦”，只好敦一敦“伟大友谊”时，这大概就是后现代之爱了其实，托马斯与特丽莎也是一对“狗男女”，他们不可能谁为谁殉情，便只好双双遇难，与卡车一起坠入谷底。

我一直觉得，这起偶然事故更像是对后现代之爱的一个隐喻自从我在1989年读开昆德拉后，这个隐喻就萦绕于心，梦靥般的跟了我三十多年借这个机会，我正好有了把它说出来的场合     当然，我也想指出，殉情之爱虽然高大上，却不免凄凄惨惨戚戚，很容易让人崩溃。

所以，读者朋友在“岂独伤心是小青”之余，还可以读读《小二黑结婚》或《李二嫂改嫁》，然后再读读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和马克思的书瓦西列夫在“关系的审美化”那章内容中曾举例说，马克思十九岁时就看上了燕妮，以至于三十八岁那年还给燕妮如此写信：“你好像真的在我面前，我双手捧着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

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瓦氏紧接着评论道：“这位革命巨人也是爱情上的巨人”这个例子立刻让我想到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爱者在十分冲动时写给被爱者的信不是范文，然而正是这种表达的含混不清，极其明白、极其显著、极其动人地表达出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

”     小二黑与小芹的“低眉”爱情事故会让人清气上升，马克思与燕妮的“高眉”爱情故事能让人浊气下降，它们是可以一扫盲婚哑嫁、殉情之殇和狗男女之爱带来的不快的。2020年11月14日

王二何以“敦伟大友谊”？

文/周梦泉     在当代文学诸天才当中，王小波可能是最快进入经典化进程中的一个这不仅在于他的作品与文学市场的强大亲和力，也在于他的死亡迅速被卷入了始于1990年代、绵延至今的知识界左右之争纪念王小波的文集里汇聚了各路名家好手。

[1]，后来的研究者们也非泛泛之辈：自由派将王小波视作继承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自由主义浪漫骑士，与陈寅恪顾准等量齐观；左派则用文化研究的方式，甄别出王小波作品中的智识优越与精英话语，断定他迎合了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

[2]。这一漩涡中抛出不少奇谈怪论，比如“王小波的杂文比小说好”——《黄金时代》虽苦心经营二十载，却复杂含混、顽劣不堪，自然比不上那些虽是应约而作，却个个智识清朗、说理明晰的短小文章了。

► 《黄金时代》书影与王小波      待台风势力愈减，学者们重新捡起王小波的小说，翻开《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红拂夜奔》，于是性的问题立刻成了头等大事：为何王小波写性如此撒泼？快去西天请福柯和巴赫金！借用福柯的眼睛，王二们的欢场成了微缩的复杂权力格局，在统治力量的盘根错节之下生产出别样快感；而若是乞灵巴赫金，那么怪诞身体的狂欢立刻降格了上位者的堂皇冠冕，狂欢节的面具无缝对接了王二的嬉皮笑脸。

以上皆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性，即要么以性为透镜借以体察复杂的权力格局，要么将性当作颠覆上下等级的强力戏仿与反讽；问题在于：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否具有某种肯定性、建构性，或者说自身就有某种意义的自足性？这个问题是被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回避了的。

     要考察这一问题，不得不回到“王小波文学迷宫的入口”——《黄金时代》中看看《黄金时代》是王小波最宠最爱的孩子，写性最坦荡无忌最精彩我敢夸口，任何一个读过《黄金时代》的人，印象最深的必然是王二和陈清扬的“伟大友谊”：“老兄，咱们敦敦伟大友谊如何？人家夫妇敦伦，我们无伦可言，只好敦友谊。

她说好怎么敦？正着敦反着敦？我说反着敦”[3]并继而产生“领导”般的疑问：“我把这些事写进了交待材料，领导上让我交待：１、谁是‘敦伦’；２、什么叫‘敦敦’伟大友谊；３、什么叫正着敦，什么叫反着敦”

► 周公     报告领导：“敦伦”据说源于周公之礼，“敦”有督促、勉励的意思，“伦”则指“夫妻伦常”；以“敦伦”指夫妻房事，意在将性纳入儒家伦理规则之中，使性成为一种需要“敦促”而完成的伦理义务陈清扬乃“破鞋”村医，王二则是无赖知青，二人自然“无伦可敦”，却又都有想“敦点什么”的急迫感。

那什么又是“伟大友谊”呢？在《黄金时代》中“伟大友谊”一词出现了28次，其中有5次作者尝试对“伟大友谊”进行定义——多亏了王小波的逻辑学与英美经验主义背景，我们好像接近了《黄金时代》的奥秘但气死罗素的是，五次定义各不相同：伟大友谊是江湖好汉的义气，是信则真疑则伪的主观信条，是人活世上必须要做的几件事之一，是海豚之间的“娱乐性搞法”，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诺言，甚至是王二喂猪“糠比平时多三倍”的跨物种善意。

     报告领导，千万小心王二的诡计！用常识也能知道什么是“伟大友谊”：在“革命时期”，似乎只有伟大的主体才有伟大的友谊，常见的是伟大领袖之间的伟大友谊、中苏中越的伟大友谊，朝鲜战争里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1977名叫《艰苦的岁月，伟大的友谊》的油画上画着毛、周、朱三人，1983年出版的小学生连环画《伟大的友谊》则画着马克思与恩格斯退一步来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友谊似乎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合法的感情，且这种友谊只因靠在“伟大”名下才合法。

这就是战友之情，同志之情在《红岩》中，期待与丈夫相遇的江姐半途惊见丈夫被杀，头颅挂在城头，一下惊呆了：“老彭？那活生生的亲人！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4]这里老彭先是战友、同志，然后才是丈夫；对江姐这位女中豪杰而言，她与丈夫之间的“伟大友谊”要远超夫妻之情。

报告领导，王二以“伟大友谊”之名描述“搞破鞋”之事，实为侮辱伟人与先烈，罪该万死！     领导最爱看“伟大友谊”的故事——除了那最后一次按王二的复述，这次陈清扬在交代材料里写道：“（在被王二用力打了两下屁股之后）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

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陈清扬爱上了王二，她说这是她“真实的罪孽”、“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这份材料终于让见多识广的领导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不得已只好把他俩放了

►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书影      以“爱”结尾，在这个通篇“敦伟大友谊”的故事里显得十分蹊跷，有些人据此认为“爱情”是《黄金时代》的主题然而简单统计就可以知道，“伟大友谊”这个四字长词在小说中出现了28次，而单字词“爱”，如果只算亲密感情之意的话，只出现了5次。

头一次是在开头：“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最后一次是如上所述的结尾处：“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中间三次则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爱：“她根本就不爱我，也说不上喜欢”、“好危险，差一点爱上你”、“她不想爱别人，任何人都不爱”。

这个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耐人寻味在革命年代，普通人之间的爱何足轻重，只有对伟大事物的爱才讲得出口；在1980年代，爱是“不能忘记的”，承载着百废待兴的人性希望；而到1990年代后，在日常生活的复杂琐碎淹没了理想主义光芒之后，在经历了种种经济、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颠覆性的文学事件之后，谈“爱”，或者“爱情”，又成了十分可笑的。

但也同样是在1990年代，爱情之爱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崛起而复兴，似乎成了关于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唯一合法的、垄断性的表述，成了诸如伟大、自由这类宏大叙事的最后堡垒在《黄金时代》中，“爱”同样在伟大真挚与荒谬可笑之间摇摆不定；为何陈清扬以“爱”为罪，为何“领导”因爱而手足无措，这很难简单归因。

以“爱”结尾，正是王小波的一个文学魔术，意在创造一个两极之间游移逡巡、绵绵无尽的意义阐释空间而“伟大友谊”本身是“反爱”的，它起源于对爱的渴望，形成于与爱的对抗，终结于爱的生成《黄金时代》是一个关于“伟大友谊”的故事，而非关于爱。

     如此一来，“敦伟大友谊”这个动词短语就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它贯穿了封建年代、革命年代、1980年代与1990年代，嘲讽着儒家的伦常、政治的崇高也对抗着爱的神话现在，这片后现代的废墟上伫立着唯一一个问题：“伟大友谊”何以“伟大”？除了指向他者的反讽以外，这种“友谊”是否有可能自身就是“伟大”的？这也就是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否自身就有某种正向价值？于是，我们必须在另一层面上探寻“伟大友谊”的复杂性。

此时先前缩在角落里的弗洛伊德站起身来，把正高谈阔论的巴赫金和福柯按在座位上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王小波的师承问题一直为人乐道他的汉语风格，按他本人的说法，承袭自查良铮、王道乾等翻译名家；他的小说素材来自唐传奇；他的经验主义与逻辑性，来自常常提及的罗素，也受作为逻辑学家的哥哥的熏染；他的黑色幽默来自马克·吐温或萧伯纳，而那种怪诞的趣味与精炼的结构则深受卡尔维诺、格拉斯、昆德拉、杜拉斯等欧陆小说家影响。

相比起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精神分析学家只是偶尔才被提及，看起来无足轻重     只有在要向1990年代的读者解释“虐恋”时，王小波才会援引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就会爱上这种痛苦，把它看成幸福。

”[5]他着魔地写下一个又一个虐恋故事，乐此不疲，《黄金时代》中王二的捆绑与拍打只是个开始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在王小波离世一年后出版，在这本书里，作为一种亚文化的虐恋是无害的温柔游戏，能生产无涉生殖器的高强度快感，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高度的尊重与信赖。

快乐——这才是进入王小波文本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李银河说：“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6]健康、干净、自然、单纯，这是评论家谈及王小波文中的性时常会用到的词，其中“健康”是重中之重，而对健康与否的判断则来自一种科学主义价值观，它与风行于1980年代的“人性论”性观念藕断丝连：在这种科学主义视野下，单纯地享受性快乐是“健康”的、“自然”的，正如1980年代作家写性总要说这是符合“人性”的。

这种科学主义从“西方”漂洋过海而来，其源头至少可以定位到1960年代的美国，或者干脆追溯至昆虫学家金赛和他轰动一时的《性学报告》：在昆虫学家的视野下，以科学之名，手淫、婚外情与同性恋都基于统计学上的惊人发生率而获得了正当性；使性快乐得其正当性的这种科学主义，因此与快乐主义合谋，推动着1960年代海斯法典的废止、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狂欢与石墙酒吧的暴动。

► 海斯法典，美国历史上限制影片表现内容的审查性法规，1930年3 月31日公布海斯法典一公布，即遭到电影创作人员的普遍反对，而且马上出现了许多违反规定的影片随着时间的消逝，海斯法典很快失去了意义1966年被正式取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长期被人忽视的这一传承才终于浮出水面，绳索的彼端正握在弗洛伊德手里并不是指将“虐恋”定义为一种精神病理学机制的弗洛伊德，而是将“力比多”指认为人的根本心理能量的弗洛伊德；更确切地说，不是《梦的解析》时期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推理出体系根基的弗洛伊德，也不是晚年执守卫道士之姿、守护文明压抑本能的弗洛伊德，而是经历了《梦的解析》之后的多年沉寂，一举推出了《性学三论》与《爱情心理学》的弗洛伊德。

这个弗洛伊德质疑文明的规范，反对爱情和家庭对人的压抑，却千方百计为潜沉奔突的力比多辩护，拼命找寻合法出口宣泄力比多是人的本能，因而对快乐的不懈追寻从此就有了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色彩；从此以后，性就蕴藏了颠覆性的革命潜能，预示着乌托邦的最终降临。

为后来的赖希、弗洛姆与马尔库塞所继承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弗洛伊德，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在1960年代的美国积聚，爆发成了一次文化与性的革命：禁欲和勤勉的保守观念一击而溃，快乐从此建立了意识形态的新统治

► 美国民权运动的象征、被美国主流接纳的非暴力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     与其说王二的“伟大友谊”“健康、自然、干净”，不如说在它恬淡表层之下，汹涌着昂扬进取的快乐主义这与同一个文化市场上的所有其它作家都不同。

那时的作家写性，要么如贾平凹《废都》、莫言《酒国》或王安忆《米尼》，写性卷入物欲洪流、堕入无尽深渊的罪孽，要么如林白或陈染，将性写成单人独卧里孤寂的自慰与幻想“伟大友谊-快乐之性”，这对能指-所指无需借助反讽，自身就有稳固的意义和价值，直接地指向自由，并借这种自足性挑战现有秩序。

王二陈清扬二位“狗男女”，他们与审查材料的领导之间不止低等人对高等人的降格与反讽，还有自由人对不自由人的蔑视和不屑     在“伟大友谊-性”的能指-所指关联之中，两个概念相互缠绕，极大丰富了彼此的内涵。

对友谊而言，身体的加入使友谊能摆脱政治的崇高，避开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同志之情”；对性而言，与友谊的同盟又强力回击了对快乐主义的常见抨击，即那种认为性是放纵、庸俗、肤浅之享乐的批评     友谊与性的关联其来有自。

亚里士多德曾区分三种高下分明的友谊，即基于德性的友谊，基于利益的友谊，和基于愉悦的友谊；只有基于德性的友谊是真正的友谊，因为只有这种友谊才是有德之人“彼此承认的善意”，而与性相关的友谊最多只能算“基于愉悦”的下等友谊。

[7]。柏拉图《对话录》中所描述的那个古希腊则有所不同，男人之间的爱欲既以真理为中介而显得崇高，又不回避身体交合的快乐——性快感甚至因指向真理而攀得更高。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书影     这种关联也为当代的思想家所继承在写出了关注近代权力运作与知识生产的《性史》第一卷后，晚年福柯一举推翻之前的写作计划，用《性史》第二、第三卷写出了古希腊、古罗马人对性的自由创造与自我节制；在一次访谈中，福柯借这种得自古希腊的思想资源，盛赞当前的男同性恋者之间自由的快乐与友谊。

[8]将男同性恋赞为自由的先锋队，这并非基于传统的、古希腊式的“只有男性拥有完整人性而女人只有部分人性”的过时观念，而是考虑到了社会惯常的厌女症以及加诸男女关系上的、诸多既成的的社会与伦理规范；《黄金时代》中男女间的“伟大友谊”，实则与这种福柯式同性恋观念旨趣相投。

     德里达也同样聚焦友谊他虽未直接谈性，但是与“伟大友谊”的关联似乎更紧密德里达的友谊观筑基于对施密特政治哲学的反思：在这种政治哲学中“敌人”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政治必须基于对敌人的指认才得以运转。

“敌人政治学”预言了冷战时期的主体观念，而在冷战结束后，失去敌人的主体必将成为被解构的后现代主体，这个主体没有身份、没有原则也没有伦理根基；如果必须要为解构了的主体和未来政治寻找一个基础的话，德里达就走向了友谊。

为了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一种能在各具个性的主体间，建立平等而相互尊重的横向关联的、开放性的“友谊”，就显现出无穷潜力更何况，德里达援引亚里士多德来论述，对于友谊而言“去爱”比“被爱”更可取[9]；而“去爱”就意味着，友谊首先应该是一种主动创造的行动——这就与福柯殊途同归了。

► 福柯和德里达     中国人对“敌人的政治”并不陌生，革命年代热衷于在人民内部“制造”出人民的敌人；而经历了革命的年代与理想的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了后冷战与后现代的年代正在这时代交替之时，王二的“伟大友谊”借着《黄金时代》应运而生；王二的一只脚正离开泥淖的过去，另一只脚则伸向不可知的未来。

21世纪的第二个乃至第三个十年，我们生存其中的当下年代，就肇始于王小波以笔为马的1990年代；在当下，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网络与交通使多元个体间的碰撞更频繁而激烈，线上沟通对当面交流的取代又使身体失去了在场的机会；996的风行重新将人抽象化为纯劳力，私人时间与私人空间的缩减，极大压抑了身体感性与对性的渴求，使中国开始出现类似于日本、美国的“性爱降级”或“低欲望社会”的状况。

人越来越无趣和孤独，且因此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这是王小波绝对不愿看到的     在当下阅读《黄金时代》，阅读这个“敦伟大友谊”的故事，那么历史与未来就全都会被揉进读者对当下的体验与思考当中；此时“敦”这个字所意味着的伦理责任感与政治紧迫性，就与“友谊”所蕴含的主动性相互引爆，向读者发出这样的强制律令：去找回你的身体！去创造新的关系！去追求快乐与自由！这是二十多年前的王小波发往未来的邀请函，也是一切当下读者的命运，而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接受它，带着它去行动和创造：去“敦伟大友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原刊于《博览群书》2020年第12期本篇编辑：曾子涵（下滑滚动）参考文献[1] 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 梁鸿：《王小波之死——90年代文学现象考察之二》，《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3] 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p36[4]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1962年第3次印刷，p71

[5] 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p284[6] 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报出版社1998年版，p256[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56a[8] 福柯 等：《福柯访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友谊》，黄晓武 译，《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年第8期

[9] 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上）》，夏可君 编，胡继华 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p17-p20

该小辑链接：【名作中的爱情】耿弘明｜她与永恒的距离——论文学中的殉情问题【名作中的爱情】丛子钰｜爱，死亡与异教徒——重读《穆斯林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