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前线拍摄地(埃博拉前线灯塔拍摄地)学会了吗

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样式，电影在面对病毒瘟疫的时候，会如何展开全球化的想象与叙事，又会如何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下，体现科学传播的呢？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给每个国家、每个人都上了一堂重要的风险传播课程作为一种流行的媒介文化艺术，影视媒介艺术在面对病毒瘟疫时，如何展开全球化的瘟疫想象与叙事，又如何在人类性命攸关的风险情境中，体现科学传播的价值呢？“媒介文化研究”公众号将推出两期“瘟疫”影视文化专栏。

本期推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张斌教授与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爱凤教授的两篇文章，通过以“瘟疫”影视作品为研究对象，去分析疫情下的病毒政治隐喻与科学传播原文均刊载于《电影评介》202006期MEDIA CULTURE。

后冷战的病毒政治与全球想象张斌 |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既是一种疾病的传播，同时也无疑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疾病隐喻——一种强大而脆弱的连接疾病起源地与命名的论争、内外部边界的封锁与开放、跨洲际交通的流动与拒止，民族国家的自我防卫与全球各国的相互驰援、特效药和疫苗研发的竞争与合作、媒体信息传播与全球股市的大幅度动荡等图景，描绘出一种后冷战时期病毒政治复杂斑驳的光谱。

全球化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2004），表明全球化不仅仅只是商品贸易和货币流通，还是“一种联结，图像，思想，旅行者，移民，价值观，时尚和音乐等都在沿着全球化的道路流动着，并且全球化的趋势下使世界不同地区日趋融合于一体”。

 然后，这种看似无边界的联结并非是平等的自由流动，其间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与断裂印裔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就把全球化视为一种以社会想象为核心的文化运动，这种想象包含了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图景：族群图景、媒体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以及意识形态图景。

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样式，电影在面对病毒瘟疫的时候，又会如何展开全球化的想象与叙事，表达这后冷战时期的病毒政治呢？

一两个世界的叙事：病毒的起源与终结瘟疫是一种传染病，病毒的起源与终结不仅具有医学上的重要性，在电影中同时也是一种叙事选择与价值立场早在1922年，德国导演茂瑙以黑死病为背景拍摄的《诺斯费拉图》（Nosferatu--A Symphony of Horror），在电影史上第一次描述了肺鼠疫给人类造成的恐怖情景。

它通过对病毒扩散的表现主义式的描写，象征性地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带来的人口流动和社会动荡而在冷战时期，病毒的武器化是“瘟疫”电影叙事的核心1976年由英国、意大利和西德联合拍摄的《卡桑德拉大桥》很明显地体现了冷战意识形态下的叙事意旨并开启了灾难片的模式。

片中鼠疫病菌是美国在欧洲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很明显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工具）里秘密研制的生化武器，偶然被恐怖分子打破沾染并登上一列贯穿欧洲全境的火车为了不让火车在欧洲（准确讲是西欧）停靠造成灾难，在美国麦肯齐上校的指挥下，列车开向了当时属于华沙条约国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小镇亚诺，而这个地方是二战时期纳粹的集中营所在地，如今又变成了美国试图让这列火车和上面的人全部埋葬之地。

在列车通过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时，大桥坍塌，列车断裂成两半，一半坠入峡谷的河中，一半留在岸边“卡桑德拉”（Cassandra）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个可预见悲剧但不被取信的先知（这个寓言在《12猴子》中又再次出现），她的垮塌意味着悲剧不可避免，也象征着冷战双方的不可沟通性与非人道性。

美苏两大对立阵营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潮流开始席卷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后冷战时期，“瘟疫”电影将病毒的武器化转移到了病毒的生物性上（但武器的隐喻并未消失），东西方的二元关系被重置为另外两组对立关系，即南北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诞生了关于全球化时代的“瘟疫”叙事。

全球化最明显的后果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其表征则是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社会分工，同时这也是一种不平衡与不平等的全球政治权力关系形成这种南北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二元关系，体现在族群图景和金融图景上，则是“顶层的（投资与技术移民）和底层（种种偷渡客、非法移民、难民）跨国流动”。

以好莱坞为核心的电影工业生产体系则复刻了这种现实等级关系，在“瘟疫”电影中对此也进行了想象性地反映“瘟疫”电影中的病毒大多起源于全球生产链条的下游国家《极度恐慌》中的莫塔巴病毒源自非洲白面猴，剧中一个贩卖宠物的美国年轻人搭乘韩国的商船在美利坚共和国落地，让松湾镇2600多名居民差点命丧黄泉；《传染病》中猪流感来源于处于初级加工环节的香港贫困村庄，而它的源头则是跨国企业砍伐树木，导致携带病毒的蝙蝠粪便污染了生猪饲养的饲料，美国人贝丝到香港出差吃饭感染，回国后最终在美国大爆发；《流感》中的初始禽流感病毒携带者是从香港向韩国偷渡寻找美好生活的东南亚人，因集装箱中的偷渡者大部分死亡，幸存者在到处躲藏中散播病毒，让韩国差点遭受灭顶之灾；《感染列岛》中导致日本全岛大面积感染的病毒来自东南亚亚梵国Minas岛上洞穴中的蝙蝠，实质则是因资本开发导致岛上严重的生态污染并随之扩散的结果。

这些作品与现实之间都有某种映射关系资本的全球流动和逐利本性导致第三世界的生态灾难，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自然屏障被人为清除，引发病毒从动物向人群传播进而引发瘟疫《极度恐慌》中如蛇形一般的莫塔巴病毒显然是埃博拉的变体。

而后三部作品的创意也都受到了2003年中国爆发的SARS病毒事件的影响，且有两部直接和中国香港相关，甚至在《末日病毒》中吊死的华人身上挂有“中国佬带来了病毒”的牌子

全球化导致的“去辖域化”形成了一个深层的种族主义悖论，“我们的世界联系得越是紧密，一个地区性的灾难越是能引发全球性恐惧，最终导致一个大灾难”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病毒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形成所谓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具体表征。

然而这一切，似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免责的与此同时，抗击瘟疫最重要的抗体疫苗的研制工作，往往由代表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美国最高级传染病研究室（往往是军方的，这也是病毒武器化的隐喻性表达）进行研制，在全球性危机事件中扮演着拯救人类种族生命的主导力量。

“瘟疫”电影中的全球科学的等级秩序是非常鲜明的《极度恐慌》中塞姆和他的妻子都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实验室工作，他们曾经在全球各地面临重大传染病威胁的时候向各地提供来自美国的公共帮助在电影中，为了挽救妻子和几千美国人的生命，在与阴谋和病毒的赛跑中最终找到了那只被放归野外的猴子，获得了抗体血清。

《我是传奇》中罗伯特·奈佛作为美国军方的病毒学家，在绝大部分人类感染失活变成黑暗猎手之后，仍然执着地研发疫苗拯救人类而在《传染病》中，也是美国科研人员最先研制出疫苗并自愿进行人体实验但在新型疫苗产量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分配这稀缺资源成了新的问题。

影片中美国政府采取以生日日期摇号的方式决定接种顺序然而摇号只是针对普通大众，高官们可以在规则之外提前获得疫苗在病毒灾难面前，不同阶层的人们拥有不同的生存几率，而这同样适用于全球化中处于不同等级秩序下的人们。

我们可以看到，在影片疫情发源地香港的一个偏僻小村庄，疫情爆发后村里只剩下一屋子的老弱病残，一些小女孩没有口罩只能用花布替代遮挡口鼻为拯救处于危险之中又无权无势的乡亲们，香港医生以挟持来香港调查疫情的WHO工作人员里奥的方式向美方索取疫苗，最终却只获得了一箱安慰剂——用欺骗对第三世界表达同情的一种方式。

而在当下发生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中，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试图以10亿美元收购德国疫苗研发公司CureVac以独占新冠病毒疫苗，确保其“只为美国生产”，对此我们应当对电影中所描写的前述情节的政治意味有更深入的理解。

有趣的是，后冷战语境中的“瘟疫”电影和冷战依然有某种奇妙的联系在《极度恐慌》中，早先于1967年出现在非洲扎伊尔雇佣军营地的莫塔巴病毒和美国军方有关美国军方搞清楚了这种病毒并且研究出E-1101的抗体血清，但因莫塔巴病毒适合作为生物武器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为了隐藏这一秘密，于是军方隐瞒了实情并轰炸了军营。

在冷战时代的国家利益面前，这些军人也必须为“国”而亡但三十年之后，一只漂洋过海的猴子让莫塔巴病毒卷土重来，但病毒的急速变异让抗体血清失效了，形成了一次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危机冷战时期作为武器的病毒在后冷战时期变成了不可控的瘟疫，反噬了它的创造者。

更有趣的是韩国电影《流感》在盆塘市岌岌可危之时，究竟是如美国军事指挥官所命令的那样，为了保护首尔（抑或是美军？）不惜牺牲民众生命，用军事手段封锁乃至轰炸盆塘，还是寻求抗体小姑娘解除隔离，韩国总理与总统意见分裂。

在美军轰炸机即将抵达盆塘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韩国总统终于拒绝了美军指挥官的要求，在电影中第一次独立自主了这一戏剧性的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韩美因冷战而起的纠葛几十年的“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旦半岛进入作战状态，平时根据大韩民国宪法统帅韩国军队的总统名存实亡，真正能调动的兵力只有一个首都的防卫司令部。

冷战的长长阴影从1950年代一直投射到21世纪，冷战的遗产与后冷战时代的冲撞在“瘟疫”电影中显得极为明显

二过去即未来：（后）末世图景中的不确定性“抵抗”由于瘟疫与人类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因此作为灾难片类型的“瘟疫”电影，往往在其极端后果处加以艺术的创造，形成一个（后）末世的情景这一电影观念明显来自于《圣经》中的《启示录》（Apocalypse）：大灾难降临时的世界末日情景，以及由此衍生的表现末日后被毁灭世界的情景。

除了宗教的末日情节外，还有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和核威胁、后冷战时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9·11”恐怖袭击、2003年SARS病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都是启示这一电影类型的社会现实后人类主义的诸多议题与现实之问共同构筑了后冷战时期“瘟疫”电影的叙事语境。

在“瘟疫”电影中，我们既能看到如《感染列岛》《传染病》中病毒大规模传播带来的人类社会短时间崩溃的末日景象，也可以看到《我是传奇》《12猴子》中人类被病毒改造，世界被弃而重构的后末日图景电影实际上模拟了生化武器攻击人类社会的想象性结果，这很明显是冷战时期核恐惧的变体，只不过病毒的来源并非主权国家，其散播的渠道也不是精心策划。

它是在全球人类的视野中个体与群体、偶然与必然、欲望与理想混杂交织的不确定性的产物，是一场另类的战争

“瘟疫”电影质询了人类自身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以及人自身对这种不可持续性的抵抗为了治愈癌症（人类长生欲望的隐喻），《我是传奇》中女科学家利用基因工程改变病毒，却引发病毒不可知的变异，大部分人类变成不可见光的“黑暗猎人”或直接死亡。

《惊变28天》中动物保护组织成员释放了剑桥大学实验室中一批携带丧尸病毒的大猩猩，繁华的伦敦于短短28天后变成一座死城《12猴子》中，导致人类灭亡的，同样是想要为动物自由而战的极端国际动物保护组织——“12猴子”。

抵抗者为何变成了人类灾难的制造者？是人类的狂妄，还是上天的惩罚？这当然值得我们深思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还有一些“瘟疫”电影，其病毒似乎仅仅是偶然产生的结果。

《盲流感》《末日病毒》中的病毒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如何而去，但人在面对此种极端情境的人性反应才是电影瞩目的焦点《致命拜访》中入侵人脑的病毒来自坠毁的宇宙飞船携带的外星微生物，感染者如同行尸走肉，并集合成一个组织群体以喷出排泄物的方式感染正常人，被感染后的人作为组织的一分子对此毫无印象。

“注射”这种传染方式隐喻着一种政治洗脑电影把被感染群体构想成一个集体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个人没有任何情绪，不存在“你”“我”，只有“你们”“我们”，并变成了一种相互的暴力，以此来讽刺社会主义并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作辩护。

这种政治性表达，在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也是西方社会常见的一种叙事：封城隔离是剥夺个人自由，抗疫中的大数据技术使用则是可怕的集权监控和对个体权力的侵犯

瘟疫的流行总归会结束，但处于其间的人们除了遭受苦痛之外，还得与之斗争这不仅关乎战胜病毒自身，也意味着末日后世界的重生“瘟疫”电影在这其中构建了地上（光明但被遗弃或占领）和地下（黑暗、自我囚禁但庇护人类）两个世界，在其中穿梭的，是被上帝和人类选中来沟通彼此拯救世界的天选之人——英雄。

然而这其中却存在着双重悖论（后）末日景象的描写，当然是为了对人类进行警醒废弃的人类城市，空荡荡的街道，还给自然和动物的人类空间，人类在地下的生存，都以一种迥异于常态社会的情状预示着原始的回归和对重新出发的寻找。

然而，这些后末世情景又恰恰是“瘟疫”电影视觉吸引力的主要来源，是消费主义的产物齐泽克在描述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武汉时说：“我们中的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偷偷地遐想身处于当前的武汉，体验一种后末世（post-apocalyptic）电影设定的真实生命。

城市里空荡荡的街道提供了一幅怡然自在的非消费主义世界图景”这种情景现在不仅在武汉，在中国，也在全世界出现，全球都正在变成一部可怕的“瘟疫”大电影难道只有电影景观变成现实情况的时候才是电影的真正本义吗？（后）末世期待拯救，“瘟疫”电影也一定要召唤英雄。

于是我们看到了“瘟疫”电影中诸多的个人英雄，他们在世界的边缘和地下反抗人类末世的命运，寻找重生的火种他们所面对的，或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现实，或是权力组织的阴谋和集权机构的阻碍，或是不知自己的另一面——被病毒感染而变异的非人。

然而，在“瘟疫”电影的反乌托邦叙事中，处于无政府原始状态困境中的英雄却是“一个解构的、无真正逃离出口的、被困的英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代表着现代性——诸如秩序、文明，却需要使用非文明的——杀戮这样野蛮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我是传奇》中的罗伯特作为因有特殊抗体未被感染的人，却必须以欺骗狩猎的方式去寻找黑暗猎手来研制抗体疫苗，而自己也被对方以其人之道还以彼身他无法确认，他是在拯救人类，还是在以拯救之名虐杀另一种“人”《12猴子》中穿越到过去寻找人类灭亡原因的詹姆斯·科尔也面临一个无解的悖论：如果科尔成功地拯救了人类，那他就只能是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他没有，那他就只能在一次次回到离未来越来越近的过去拯救人类的悖论中循环。

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和技术支持的视觉奇观，“瘟疫”电影同样也对技术和媒体进行了反思性表达在（后）末世世界中，人依靠什么进行联系沟通？媒介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固然看到了无处不在的以屏幕为核心隐喻的未来媒体科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旧的“原始”媒介似乎更加可靠。

在《感染列岛》中，养鸡场老板神仓承担了传播禽流感病毒的莫须有罪过，并导致女儿在学校受歧视，最终他选择自杀身亡，但后来证明养鸡场禽流感和新型病毒无关这个过程中，给神仓定罪与平反的都是电视台神仓的女儿在医院的电视中看到父亲无罪这一幕时大喊“所有人都是杀人凶手！”如果说病毒可以让人有形地死亡，那现代社会中的媒介则可以杀人于无形。

同时在《传染病》中，拥有1200万粉丝的网红博主艾伦最早关注到这一怪病，通过社交网络披露数据质问政府的他如英雄般受人崇拜然而举着真相大旗的艾伦却利用大众的信任联合药厂发国难财：并未感染的他谎称高烧，直播试药治愈，从而引发大众哄抢连翘自己足足赚了450万美元。

艾伦虽被当局抓获，但却依靠他背后的利益相关者全身而退，躲过了法律的制裁《我是传奇》中科学家通过电视媒介来向人们宣布新研制的科学成果，而末世后，电视中日复一日播放的是瘟疫爆发前一天的电视节目罗伯特寻找到自己同类的唯一希望，则是那一部只有自己声音的广播。

《惊变28天》中，自行车快递员墨菲在逃难过程中遇到了一对父女，父亲用收音机收到了一支军队的信号，可以向他们提供帮助，于是四人向广播里发出的坐标军队进发最后施莲娜和墨菲甚至放弃用电子媒介来沟通联系幸存基地，而是在草地上摆出HELLO的白色幅条以最原始的信息传达方式吸引侦察机注意从而获得了救助。

《12猴子》里，科尔第一次穿越回过去时被当作精神病患者投入了医院，他必须要通过有线电话才能与地下的未来取得联系在“瘟疫”电影中，媒介不可或缺，甚至人身体本身就成为了媒介，正如幼年时期的詹姆斯·科尔看着未来的自己死在现在的自己面前一般，它既是可信的又是不可信的源头——谎言、控制、揭露、沟通、救助，乃至重生的希望都在其中。

结语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认为“流行病始终是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之构连的一个交界点”布鲁诺·拉图尔更尖锐地指出“用可怕的剧毒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存条件的致病因子，不是病毒，而是人类！”流行病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存在，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化选择的主要力量之一。

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让病毒的跨区域传播越发容易，而遏制病毒的主要力量却似乎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地方力量全球化导致的产业链上下游分工的趋势虽然为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赢得了极大的利润，却也空心化了其病毒防御的工业基础。

瘟疫电影所构建的病毒政治言说，既是后冷战语境下病毒与全球化之间的冲突写照，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实模拟了电影的故事世界，但同时，它也竭力从人类（主要是西方社会）的角度去书写病毒带来的（后）末世寓言《12猴子》的海报中印有“The future is history”（ 过去即未来），而今天网络上正流行的一句话“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们在历史中什么都没有学到”似乎正是它的注脚，就像拉图尔所说的“与病毒的斗争，是为下一次的环境危机做预演。

”电影是想象的，但并不都是假的，但愿“瘟疫”电影的过去想象不是我们的未来实景MEDIA CULTURE

科学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纪录片《流行病》中的“科学传播”张爱凤 |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一百年前，一种致命的病毒席卷全世界，感染上亿人，公共场所关闭，医院人满为患，停尸房爆满。

这块墓地提醒我们，这种大屠杀不该被历史所遗忘今天，当我们提及一场大流行病的时候，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这是美国六集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Pandemic: How to Prevent an Outbreak，以下简称《流行病》）中描述1918年发生的全球性流感的一段话，然而，这段话又像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描述。

纪录片《流行病》于2020年1月22日在Netflix上线播出，豆瓣评分8分《北京青年报》发文称这部高分纪录片“适逢其时”，“让我们深思疫情和未来”该片从政府公共卫生决策、公共健康防御体系、医疗救治体系、病毒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多元化的视角来聚焦流感，采用平行叙事的方式记录了全球不同地区的科学家、医护人员与病毒作战的经历和故事，对观众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与科学的大众化有关，内尔纳是最早注意到科学传播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提出了科学传播的问题，“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科学大众化有两个传统：科普和科技报道，科普本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科普(tradi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和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

本文中的“科学传播”是在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科普，准确的说法是“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其直接目的是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与反思能力

一监测病毒：从“抗疫策略”转向“防疫策略”在我国主流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多采用了“抗疫”“战疫”这样的词语，如央视网制作“战疫最前线”专题网页，并附宣传语“每个人都在最前线”；新华社推出“一线抗疫群英谱”；人民网推出“这是我们的战疫”特别报道等。

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多语版图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也于近日出版，真实再现了中国举国战疫的历程

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为标志，我国31个省市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采取了疫区封锁、交通管控、停工停市停课、隔离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全民居家隔离等严格的管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扩散。

但是，采用围堵策略进行举国抗疫所耗费的资源以及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因此，习近平提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正在兴起的流行病预防学（science of pandemic prevention）主要有三个目标：提早识别地方性流行病（epidemics），评估地方性流行病演变成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s）的概率，在致命的地方性流行病演变成全球性流行病之前遏制它们。

纪录片《流行病》通过几位主角的工作故事，向观众普及了流行病预防科学的理念和知识丹尼斯·卡罗尔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兴威胁部门总监，也是致力于建立全球病毒防御系统的流行病预防专家他所在部门的职责在于追踪、侦测、预防新兴病毒的威胁。

丹尼斯·卡罗尔的研究认为，人类控制致命病毒的关键在于改变态度，即由“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预防，要在病毒感染人之前就监测到它并与其战斗，而不能等病毒感染了人类才有所行动他提醒各国政策的制定者、规划者以及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领袖，要严肃思考“主动预防流行病”问题，“必须做好准备，必须要时刻警醒”。

埃及的加兹·卡亚利博士与丹尼斯·卡罗尔同属于流行病病毒的监测者，他们被称为“病毒猎手”由于多数新兴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然后感染家养动物，继而传染给人类，因此，加兹卡亚利博士将病毒监测源头扩展到最上游，即加强对野生动物及家养动物饲养员的监控，目的是为了切断从动物到人的传播渠道。

加兹·卡亚利的科研团队走遍了中东地区，在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中追踪病毒，尤其关注近几年和重大传染病密切相关的蝙蝠他认为“越了解病毒的来源，就越能做好准备”在片中，加兹·卡亚利博士还特别提出了“同一个健康”理念，即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是紧密相关的，必须在全世界追踪病毒源头，做好监控和准备工作，并开展持续性研究。

片中的另一位野生动物医学研究者黛布·卡特，她的团队是监控美国东南部的野生动物疾病，追踪携带流感病毒的野生鸭子，对其进行取样并展开分析，此举也是病毒监控、侦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病》中的这三位病毒学研究者，都体现出主动深入现场监控病毒、积极预防流行病发生的理念和行动。

针对此次新冠疫情，我国有学者反思“一些公共卫生人员忙着写论文、做科研，却很少做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公共卫生队伍实战能力退化，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缺乏敏感性和洞察力”除了积极主动的病毒监测，对医护人员加强应对传染病的实战演练，也是预防科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传染病》中的赛拉·慕达德医生，是纽约市健康医疗公司的高级总监，负面全国医疗系统特殊病原体项目监测以及高风险传染病的防范与应对工作她认为，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医护人员必须有所行动，有所准备，只有防护好自己，才能更有效地抗击病毒。

赛拉·慕达德医生的工作就是不断提醒医护人员对传染病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应对疫情在片中，赛拉·慕达德医生组织纽约市政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传染病的应急演练，培训医务人员识别和隔离传染病的有效措施，做好应对流行病暴发的医疗物资储备等。

《流行病》中的这几位科学家、医生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对待流行病的积极主动预防的理念和态度，对于观众来说，是一次重要的科学传播人类只有认识到传染病预防科学的重要性，未雨绸缪，保持警惕，做好准备，才不至于面对新发传染病时惊慌失措。

二疫苗研制与反疫苗运动：疫情防控中多元力量的博弈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但是，直到近代，人类才从科学的角度发现传染病是由病毒入侵人体所致流感、艾滋病、埃博拉、非典、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涉及病毒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动物学、流行病学等多个学科。

在对抗流行病的过程中，病毒对人类最大的帮助就是促进了疫苗的研制疫苗本质上就是指积极利用一种病毒对付另一种病毒[]天花曾经是人类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流行病之一，18世纪后半期，英国科学家爱德华·詹纳斯研发出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拯救人口数量最多的医学发明。

目前，关于新冠肺炎，还有很多科学界未探知到的领域，如病毒的来源，疫苗的研制等2020年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文章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因此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系，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疫苗的研制与推广使用，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是科学传播的问题。

面对一种传染病、大流行病时，需要各国政治家们做出有效的决策，调动国内外各种资源进行防控，疫苗的研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在《流行病》中，研发通用疫苗的科研小组的负责人杰克·格兰维尔致力打造全球第一支通用流感疫苗，莎拉·艾维斯是研发通用流感疫苗的首席科学家。

这种疫苗主要通过调校身体免疫系统，使其对不同流感病毒产生回应机制，以此达到长期保护的效果杰克·格兰维尔所从事的通用流感疫苗研究，在全球医学界的相关领域中目前仍属空白科学传播还发生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媒体、企业、公众之间。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不断削减科研经费，生物医学、公共健康以及环境的研究项目均在被削减之列由于缺乏政府的经费支持，通用流感疫苗研制小组面临经费紧缺、研究中止的困境为了筹措通用疫苗的研制资金，杰克·格兰维尔四处进行演讲，宣传自己的通用疫苗研制项目，期望得到政府、企业或基金会的支持。

“如果我不能好好表达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那么这项科学研究就形同虚设”通用疫苗研制项目最终获得了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资助，这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形成的共识早在五年前，比尔·盖茨就在一次TED演讲中宣称，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病毒）。

他反思人类“在核威慑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钱，但在防止传染病疫情的系统上却投资很少”，人类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联系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比尔·盖茨一语成谶即使疫苗研制成功，也不意味着人们就能免遭疾病的侵袭。

在欧美一些国家，有为数不少的人对疫苗保持怀疑态度，认为接种疫苗不安全，从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传染病》聚焦了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场反疫苗法案运动以5个孩子的母亲凯兰·瓦格为代表的家长们，认为健康的孩子有能力自然获得免疫力，由此发起了一场抗议取消非医学疫苗豁免的3063法案。

反对者们认为，强制对儿童注射疫苗侵犯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是在强制给孩子的身体注射毒药，甚至有人认为注射疫苗导致了自闭症的发生最终，在自由选择权和生命权之间，前者战胜了后者，这项旨在保护儿童接种疫苗的法案未能获得通过。

为此，身为儿科医生的斯坦纳·海沃德参议员感到非常失望和痛心：“不切实际的理论被当成具备和优良科学同等的正确性，从而压制了现有优良的科学信息”这也说明，在流行病的现实防控中，面向公众开展积极有效的科学传播非常重要。

1963年以前，麻疹每年会造成全世界260万人死亡；1964年，首支麻疹疫苗诞生，这让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对抗麻疹的办法2019年，由于反疫苗接种运动，麻疹病毒在美国死灰复燃，重新暴发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疫苗犹豫是全世界十大健康威胁之一。

纪录片《流行病》聚焦疫苗研制、推广实施中遇到的问题，旨在提醒观众注意传染病的防控不只是单纯的科学问题，其中还反映出政府、科学家、企业、公众之间等多元力量的博弈当前，很多国家都在抓紧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疫苗的研制、试验、使用中的科学理念和知识需要通过有力的科学传播让政府、企业和公众获悉，提升社会对疫苗的科学认知。

三使命与责任：有反思的科学精神与防疫共同体的构建与传统科普不同，作为现代科普的科学传播倡导培养公民具有反思的科学精神“不仅要普及和传播科学知识，更要普及和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可以通过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的传播而慢慢培育。

”纪录片《流行病》关注的几位科学家、医务工作者，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也在向观众潜移默化地传播有反思的科学精神霍莉·格拉克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杰佛逊县医院的唯一一名医生，她怀着乡镇医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同情心，长期处在超负荷的工作中。

杰佛逊医院位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地区，面临着缺少资金、医疗资源匮乏等多方面问题，而一旦遇到流行病大爆发时，农村地区的医院将无法有效应对片中提到，自2010年起，全美国超过100家乡村医院关闭，700多家面临被关闭的风险。

霍莉·格拉克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认为乡村医院是“社区的灯塔”，为处于贫困地区的底层人群提供基本的卫生服务，一旦关闭，这些人口将直接暴露在病毒面前，生命面临极大威胁因此，政府应该关注到公共卫生防护系统中的这个薄弱环节，并给予积极支持。

在《流行病》中，印度拉贾斯坦邦的阿努普利亚医生也发现，在传染病的应对和治疗中，老年人、贫困者、底层人群面临更大的风险每周末，阿努普利亚医生都要和同事去贫民窟出诊，他发现，印度流感暴发最严重的地区往往是在社会经济最贫困的区域。

流感攻击富人也攻击穷人，但穷人无法反抗卫生条件差，医疗资源缺乏，营养不良都使得贫困人口面临很大的风险对于阿努普利亚医生而言，拯救10个病人的喜悦也无法抵消失去一个病人的痛苦他认为，光靠医生、政府、大众都无法阻止流行病，只有三者通力合作，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击败疾病。

当美国、印度的医生都在对本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医疗体系进行反思的时候，工作在民主刚果的米歇尔医生面临更严峻的问题由于当地教育、媒体、科学传播的不发达，民众对于埃博拉这样的传染病缺乏必要的科学认知，因此对医护人员缺乏信任，这导致米歇尔和他的医疗团队除了面对被病毒感染的危险，还面临着被当地武装组织袭击的风险。

为此，米歇尔及其团队积极反思防疫工作，发起社群对话行动，深入社区对居民进行传染病知识及防护科学的宣讲，以期获得社群的信任和支持米歇尔认为，如果社群能与医生进行有效合作，那么埃博拉疫情就能被终结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医患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医务人员和公众、病人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加强更多的沟通和合作，从而建立起抗击疾病的防疫共同体纪录片《流行病》中的每一位主角，都对从事的事业怀有使命和责任感：纽约特殊病原体项目高级总监赛拉·慕达德医生想要帮助的不只是社区、城市和国家，还有全世界；通用流感疫苗的研发团队，期望能成功研制出疫苗，并确保所有人（尤其是贫困人口）都能获得，杰佛逊医院的霍莉医生、印度的阿努普利亚医生、民主刚果的米歇尔医生，长期关注着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健康，怀着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努力而忘我地工作。

回到现实，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他又以84岁的高龄再度临危受命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他坚持独立的思考，提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观点，才使得我国的疫情防控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勇敢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政府、科学共同体、民众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最终决定了疫情防控的局面和效果，而在其中，科学传播起到了不同主体间宣传、沟通的作用

结语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给每个国家、每个人都上了一堂重要的科学传播大课在这堂大课中，政府、科学家、医务人员、公民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和思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欧美一些国家政府早期普遍采取的是轻视、漠然的态度，之后又将疫情极度政治化，这不利于开展国际合作，而且阻碍了全球防疫共同体的构建。

一些国家的公民对病毒缺乏必要的认知，不配合政府的隔离行动，擅自行动，导致疫情处于失控状态，付出了沉痛的生命代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纪录片《流行病》启发观众去思考：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不断创新的时代，我们除了享受了利益，还要反思，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从这场大疫情中，人类该吸取怎样的教训？展望更遥远的未来，人类如何改善与自然的关系？毕竟，无穷的远方，无数的生命，都与我们相关。

MEDIA CULTURE编辑：小黑 | 文字整理：张斌  张爱凤审核：曾一果  张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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