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毒(蛊毒怎么解)不要告诉别人

这主要是道听途说与小说渲染所致，且多传湘西“情蛊”和苗疆“金蚕蛊”最为著名。就拿金蚕蛊来说，它最早产生于四川，宋人蔡绦所写的《铁围山丛谈》里云：

 

现代人们谈论“蛊”毒，基本上会和苗族、苗疆联系起来，这主要是道听途说与小说渲染所致，且多传湘西“情蛊”和苗疆“金蚕蛊”最为著名这些认识其实并不准确，就拿金蚕蛊来说，它最早产生于四川，宋人蔡绦所写的《铁围山丛谈》里云：“金蚕蛊始于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

状如蚕，金色，日食蜀锦四寸南人畜之，取其粪置饮食中以毒人，人即死也”因此，人们有关蛊的认识，还是很不全面的

实际上，“蛊”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梳理文献可知，从先秦到明清时期，“蛊”毒的种类也不尽相同，它有一个由少变多的演进过程下面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等6个阶段来谈古代“蛊”毒种类的演进，以便我们对这种谈之色变的东西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检索蛊材料先秦时期有5类：蛊卦、狐蛊、蛊疾、巫蛊、水蛊这一时期，“蛊”的形体和特征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主要呈现形式是蛊毒的成分，其中包含了带有毒性的虫蛇、花草等生物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庶氏掌除毒蛊……嘉草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蘜，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蛊无声”在这里，“蛊”是作为带有毒性的虫子，水蛊是作为一种水生生物而存在的而《周易》中的蛊卦，说明在礼法的管理之中已经出现专门的官员来防蛊和治蛊，由此也反映了蛊不仅对于人的生存造成危害，而且已经影响到了社会领域。

秦汉时期有6类：巫蛊、血蛊、蛊灾、蛊惑、蛊虫、飞蛊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蛊在政治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政治敌对势力，借用巫蛊策划谋害的事件不胜枚举，而且牵连受害人数众多，例如汉武帝时期的2次巫蛊之祸，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所以，一些专门研究者发现，当时的蛊是一种作为虚幻存在的“蛊”，它的存在常被人们加以利用，作为一种超出现实世界的神秘力量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11类：巫蛊、蛊毒病、毒蛊、妖蛊、蛊女、蛊疰、猫鬼蛊、蛊乡、蛆蛊、虫蛊、干蛊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蛊毒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蛊”开始具有空间概念，有“蛊毒之乡”说法出现，例如《抱朴子•内篇》就有“若行异域有蛊毒之乡，每于他家饮食，则常先以犀搅之也”的记载。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融合的时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均发生了骤变在此期间，“蛊”有两大变动值得注意：一是“蛊”经历了由统治阶层向普通民众自上而下的流转过程；二是从地域上则开始了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这种迁移导致大范围的“蛊”开始淡出中原地区，大规模出现在南方广大地区。

隋唐五代时期有13类：虫蛇、蛊毒、疳蛊、蛊胀、巫蛊、虫蛊、蛊惑、蛊蝗、干蛊、血蛊、蛊注、蛇蛊、蛊疰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关于蛊毒的形成、解毒药物以及方法也有所增加，尤其是解毒药物记载极为详细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撰《千金翼方》，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医学典籍，其中有专门的章节提到治疗蛊毒的药物，如“榧实，味甘无毒，主五痔，去三虫，蛊毒鬼疰，生永昌。

……雷丸，味苦咸寒，微寒，有小毒主杀三虫，逐毒气胃中热，……结积蛊毒，白虫寸白自出不止，久服令阴痿一名雷失，一名雷实赤者杀人生石城山谷及汉中土中，八月采根，暴干”其中，“白虫”是病人被冠以“中蛊毒”最常出现的实体特征。

在这里，蛊毒主要是由于当时自然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差所导致的

辽宋夏金元有13类：蛊毒（蛊毒犀）、蛊惑、巫蛊、蛆蛊、干蛊、蛊沙、蛊胀、蛊害、虫蛊、蛊鬼、蛊病、蛊气、金蚕蛊这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民间蓄蛊成风与朝廷出台法律禁止民间养蛊害人如《岭外代答》就记载：“人有不快于己者，则阳敬而阴图之，毒发在半年之后，药不可解，蛊莫惨焉。

”又如《夷坚志》在“刘氏冤报”篇里说：“福州人高君贽之妻刘氏，在夫亡后，不守妇道，与一僧宣淫于家，被其婆婆发现，见而责之，刘恚且惧会姑病,不侍药,幸其死置蛊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绝，强敛而焚之”这种动辄用蛊杀人的事例，不断出现。

统治者自然会严加禁止，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就记载：太祖乾德二年，“永州言诸县民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诏本州岛徙穷僻处，无以充役，乡里勿与婚姻”这种处罚还是很严厉的但民间蓄蛊并未因此而绝迹，还是发生了很多案例。

例如《宋史》就有记：“高赋，字正臣，中山人……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值闰岁，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赋悉擒治伏辜，蛊患遂绝”

明清时期有12类：蛊毒、巫蛊、蛊惑、蛊病、蛊疾、水蛊、蜥蜴蛊、蜣螂蛊、蚂蝗蛊、金蚕蛊、草蛊、挑生蛊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是蛊已全面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产物，特别盛产于是西南地区，成为“蛊”祸横行的地方这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人们认知中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就是蛊不只是害人之物，而更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有象征之物。

现代人们把蛊与苗族、苗疆联系起来源头，出自于此其实，这是明清时期人们一种地域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的

综上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蛊”的种类、数量以及人们对它的观念前后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蛊”并非当代人所理解的是一种神秘的虚幻现象，它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古人为其披上神秘面纱并加以利用和操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