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散文_朱以撒散文经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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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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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加芳，1988年生于福建霞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莆田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莆田市文学院特约作家。现供职于莆田学院，主要从事书法的教学、创作与研究。出版散文集《来来往往的时光》。

朱以撒散文_朱以撒散文经典十篇

散文的常道——朱以撒先生的散文创作

文_黄加芳

朱以撒散文写到现在，仍然是最难以界定和归类的文体散文不似小说、诗歌、戏剧，有既定的创作规范，譬如小说讲究情节的设置和叙事的策略等，诗歌以明显的分行断句来区别于其他文体，戏剧有道具和舞台效果等的要求，这些都需要创作者具有一定的专业训练方可下手，散文则不同，没有特别的艺术模式可依循，从字面上看，就是散漫的文字，除了上述几种文体以外的文字似乎都可纳入散文的范畴。

散文的这一现状，在中国看来就更突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冰心就说：“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关于散文》），到了眼下，由于传媒和出版的大发展，且抛开质量不说，光从数量上看，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

这样，散文写作的危机也随之出现了散文的虚假繁荣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散文是最容易操作的文体，伴随着话语的疯狂繁殖产生了无数的文字垃圾，散文就成为话语狂欢的可靠据点如此，散文写作本应葆有的对文字的敬畏感就容易失落，散文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这么说，似乎意味着散文写作在今天已经无可救药，在散文自身内部也没有道统可循了，其实不然严格点说，散文在今天的泥沙俱下兼容并包恰恰暗示着，散文的常道或许确实比小说、诗歌、戏剧等更加隐蔽和深厚，它看上去无法，实际法在无法之中；看上去散漫，实际在散漫中包蕴着大潇洒。

这有赖于一批虔诚的写作者的努力散文在今天之所以没有被铺天盖地的非艺术元素裹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仍保持其顽强和坚挺的成长态，除了散文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艺术魅力以外，不可抹煞这些严肃写作者为散文阵地的坚守和散文常道的延续立下的功劳。

朱以撒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里就有必要探讨，在朱以撒笔下，散文创作的常道得到了怎样的表现和伸张？我以为，从对闲散笔墨的追求、对久远事物的追思和对个体存在的关怀这三点出发来观照，或可一窥究竟一、闲散的笔墨散文固然散漫，但要做到闲散就绝非易事了。

所谓“闲散”，是在散漫的基础上又有自然潇洒的韵致，不是漫无边际泛泛而谈，也不是百般雕琢刻意求工，而是在熟练驾驭语言基础上的闲适挥洒，淡淡道来，以散笔写闲心，可以称得上是散文创作的最高境界了从200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古典幽梦》，直至2012年第四部散文集《腕下消息》面世，期间十余年的时间，可以看到朱以撒的写作一直在朝这一方向靠近，越往后，笔调越萧然、散澹，正如他在《腕下消息·后记》中的自况：“年岁渐渐大起来，笔下情调渐渐趋于安和”，他所倾向欣赏的也是这样一些闲适之物：“被和风推动着的云朵，渐渐上升起来的江上雾气，欸乃有声的木舢板，悄然落下的黄色叶片，再就是眼前的江中之流了。

”（《闲笔》）“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能倾心剥落繁华的事物，必是心态内里已绝去伪饰，变得从容，笔下自然不再造作，也不急于要表现什么，而是一任自然，等待心里的想法流到纸面上朱以撒这样谈自己的散文创作：“总是要很想写了，笔才可能落下，这也使散文这种形式充满个人的任意恣情，毋须合理合规矩。

”（《腕下消息·后记》）事实上，只有这种自然流露才是散文创作真正要追求的状态，苏轼所谓“有时不能自已而作”，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旁证文思泉涌，随意流畅的文字就由这一状态中产生也只有“总是要很想写了”才下笔，才没有滞碍，见出真情来。

宋代的张耒在《序》里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正是在闲散的书写中，朱以撒本人的“自然”和“性情”突显出来。

散文创作的独特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因它绝少技术性上的框架制约，使它像镜子一样透明，清晰地反映出写作者的精神底色和思想背景换句话说，是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散文朱以撒推崇闲适、简约的生存状态，笔下流注的便自是闲散之致了。

如他写雨季：“我对雨季并不反感，它的漫长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羁绊，甚至因为雨，在气息上更近乎我的喜爱”（《雨季漫长》）谈到对软生活的看重：“软生活则不然，慢慢地写，慢慢地说，优雅地、古朴地、简淡地，都是不可少的内容。

”（《轻柔之迹》）写对江滨之夜的偏爱：“有一些日子了，自己就像昼伏夜出的一只兽，尤其喜爱江边之夜的安宁，此时人迹萧然，如果不是运沙船驶过的轰鸣，夜幕下的江滨连拍岸的节律都难以寻觅”（《闲笔》）通过诸如此类的描述，读者可以轻易勾勒出作家独特的精神面貌：适性的、古雅的、素朴的，而摒弃那些尖锐的、局促的、气急败坏的分子对品性的侵扰。

事实上，闲散的笔墨不单反映在朱以撒对事、对物的体悟上，以此见出其迥出常人的生活态度和气质高度，更支配着他那些写人的文字朱以撒散文以前者为多见，后者虽较少，但却几乎篇篇精彩，如写贾平凹先生的《贾先生》、记李万钧先生的《李先生》、怀俞元桂先生的《像潮水一样漫过》、谈父母的《浮生》等，均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以撒对闲散笔调的驾轻就熟；更关键的是，在这一类的作品中，作者精神深处的至情至性更加完整地流泻出来。

在朱以撒这一类写人的作品中，笔墨的闲散主要体现在他对情感的把握上例如其中堪称经典的《像潮水一样漫过》，写已故师长俞元桂先生，就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一般纪念性散文，由于是写作者熟悉的人物，想到死生契阔，悲从中来，常常容易使感伤情绪膨胀、泛滥以至于不知收敛，致使读者读后只听到一堆歇斯底里的哭叫，真切的感染却无法萌生。

但朱以撒的笔调是与此迥异的，他把自己浓郁的哀思化开，写自己与俞先生的相识、交游、相知，撷取数个生活片段，娓娓道来，淡淡点染，而不是大肆铺陈、渲染，绝去浮华直露的宣泄，落墨多有克制，但在这散淡的描摹中又无不渗透一己沉郁和真挚的情感，看起来似乎云淡风轻，不着一字，却把深情一点点灌注下去，俞先生爱才、敬业、高蹈的面相刻画出来了，老式文人之间“君子之交淡若水”的优良美德复活了，而作家在多年以后怀念恩师，时间冲淡了感情中冲动的因子，下笔节制，含蓄蕴藉，哀而不伤，也令人深感其情也真，其心也拳。

真正使笔墨变得闲散的，正是这样的书写，它让读者不胜唏嘘，发出“秀才人情纸半张”的慨叹说到底，也只有笔墨闲散了，文字才能切实打动人心、深入人心二、久远的追思多年来，在朱以撒的艺术生活中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在左右着他的艺术创作，与此同时也或多或少承载着他的艺术雄心，那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刻认同，使他的散文创作常常溯历史的河道而上，在对古典文化的朝觐中摸索古文人知识分子的心跳，并试图与之对话。

朱以撒的第一本散文集甚至就直接冠名《古典幽梦》，其中集结了一批成就斐然的往圣先哲：孔子（《树影下的家族》）、屈原（《如水的放逐》）、王羲之（《昨夜星辰昨夜风》）、李白（《走出长安》）、朱耷、王铎（《梦醒时分》）……庄子（《会飞翔的人》）、陶渊明（《一只远离网罗的飞鸟》）、杨凝式（《一个人的时代》）、姜白石（《隔江疏影》）等也在接下来的散文集中露面，成为朱以撒探访神交的对象。

从表面上看，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化散文”兴起以后，这一类叩问历史的文字已不鲜见但细细读去，佳作并不多更多作者是借这一股风潮投机讨巧，信口开河、盲目抒情者不乏其人，或者孜孜于既往历史的知识考据，使自己的言说混同于陈旧的文化结论和公共话语，看不到个人独特的精神立场。

但朱以撒是一个异数他也写下了一系列怀古的文字，但却不是为了随波逐流以媚时俗，而是出于精神追问的需要，试图通过探询先贤的生命秘密，构建古典文化的精神气场，以此发抒对于传统文化的个体想象因此，在朱以撒此类文字中间，个人的真知灼见常常会闪现出来，让人眼前一亮。

例如他谈到古今对于陶渊明《桃花源记》接受的差异：“千年前的他（按：指陶渊明）会感到这篇短短的文字有这么诱人的魅力和久远的穿透力么可是它让我们的一代一代，在歆慕这种人生境界中长久地感伤下去”（《一只远离网罗的飞鸟》）——这样的看法可谓独辟蹊径，不能不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又如写到屈原的爱国，他不像既定话语套路宣扬的那样，人云亦云地大肆鼓吹屈原的爱国之心，而是一反常态，写道：“屈原的狭隘之爱太深重了，以至让我写到这里隐隐作痛”（《如水的放逐》）这就不仅写出了自己的真知，也写出了惺惺相惜的真情。

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出于朱以撒自身对古典文化的热衷，对古典文化中人的“同情之理解”（钱穆语），他的写作就不会是占据材料后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也不会是不明就里随声附和的盲目膜拜，而是与古人平等沟通如他写陶渊明：“陶渊明一直是如此简净可亲，他的语言以平声长调为韵脚，渲染出一种舒缓从容情调，他的音节从不火爆激越，叠用刺耳的字词更是少见，让人感到这老头儿着实好处。

”（《一只远离网罗的飞鸟》）这样的姿态、口气使人觉着亲切，仿佛古人是自己身边的朋友一般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准确抵达传统文化的内部真相，接通当下与传统的文化血管正如爱默生所说，“过去的死去的事实变成了现在的活生生的思想”。

作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和影响广泛的书法理论家，朱以撒深谙传统书法艺术的创作真谛，也通晓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文化含量，这样就使得他在接近传统时掌握了最为要紧的钥匙他这样谈论书法生活的内在蕴含：“挥毫，这种东方式的闲情，说到底是文人最后的教养了。

教养是慢慢养起来的，像一粒微小的种子，入土以后的漫长过程”（《那虚灵的、缥缈的》）与此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生活状态的迷恋：“没有手机的日子，我还能保持伏案书信的习惯，让远方的亲友读到我情绪的流动尽管都是只有一张纸的内容，或者寥寥数字，但是在跑向邮局的过程中，我还是体验了一个旧文人般的乐趣，那个时代是与频繁写信收信分不开的。

”（《浑然无觉》）这已不单是停留在书法本体之上的论说了实际上，书法艺术作为古典文化中的精髓，在那些抽象的线条中间承载了中国人相当丰富和复杂的人生想象和文化人格，它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精神最直接的附着物朱以撒长期对其热爱、研习，并围绕它发表识见、感慨，归根结底是指涉那久远的传统文化。

而当他针对墨水的黑色说出这样的话：“我喜爱的这种色调，正在随着古代的消失，渐被遗弃”（《黄昏以后的世界》），读者就该明白，朱以撒所真正在意和惋惜的，究竟是什么了植根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以此生发开去，可以看到朱以撒的散文有一种“向后看”的怀旧气质。

综观朱以撒的散文创作，对过去的观照要远远强过对未来的论说在早年创作的短文《古渡》里，朱以撒就曾作过这样的说明：“过去的一切在我的心目中是很带有朴化韵味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朱以撒一贯的审美趣味、艺术追求和人生态度。

诚如上面论述的，朱以撒倾向于认同那些闲适散淡的事物，与他对久远之物的追思实际上是二而一的，其根本就是要摈除芜杂，回归本真三、存在的关怀关于散文创作，E·M·福斯特有过这样的论断：“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时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所有最好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

”这一方面强调了散文写作对于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鞭辟入里地指明了散文对人与人的沟通——相互间对于存在的关怀的媒介作用的确，散文的写作是有必要张扬作者对存在的看法的如果散文写作只是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纠缠不清，那它就注定是浮浅、苍白和乏味的，没有深度，也不值得深思、回味，说到底，这样的写作是失败的。

而在当下的散文写作现状中，恰恰就存在大量此类浅表化的叙事，如散文的笔墨大幅度地涉及乡村经验的书写，但出发点雷同者多，而少见新意，少见有深刻和独到的精神识见朱以撒的写作对此是极力规避的在他的笔下没有无关痛痒的絮叨，而多是对自己、他人存在境况的追问。

事实上，在上述两个写作面向（闲散的笔墨和久远的追思）之外，这追问，连同这追问勾连起的对存在的关怀，应是朱以撒散文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维度也是因为这一维度生动的存在，使得他的写作更加血肉丰满和富有人性的温度。

固然，很多时候，直面存在的无奈处境，朱以撒也不能指出一条轻松的、普遍适用的途径去超越，但是从根本上说，芸芸众生，又有谁能够切实提供一个彻底超脱和快乐地对待存在的悖谬处境的教材、并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

鉴于此，朱以撒的拷问就显得相当干脆而尖锐了：“谁人能起死于地下？这关键的一步做不到，余下都是虚空”（《身前身后》）个体肉身的有限性永远是人逃脱不开的符咒，与生俱来，一如基督文化中的“原罪”，使人无可奈何。

往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朱以撒的笔触就沉重起来：“生存说到底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譬如人照样需要食物，需要睡眠，以前的人没有翅膀，百万年后的今日，人依然不会飞翔，让人怀疑进化已经停止”（《滋润的南方之雨》）——这不禁使人想起《旧约·传道书》起首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从根本上说，朱以撒对于人生的态度是不那么乐观的，虚无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人生世相的思索，但恰是这样，才真正接近了存在的本质，使得他的言说更加诚恳，也更加接近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存在是具体而琐屑的，但同时又是极其偶然和充满变数的，如同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人是一种“被抛”的存在，他托着自己沉重的肉身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预测不期而至的伤害，随时都可能归于寂灭，被永劫裹挟。

总之，就是一个“望远皆悲”（张爱玲语）的意思既然如此，朱以撒的写作就出离了矜骄，笔墨朝着向下的角度，表达他对各类人物的悲悯——这中间有远逝的人物，也有活在当下的人们；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有自己的至亲如他写秋瑾的生命困境：“南方人士中有人说：‘秋风秋雨愁煞人’，当时她的心情肯定糟透了。

她的生活景致出现了毁灭性的特征，在接近终点的地方，她对南方的风、雨作了绝对个性的描绘”（《滋润的南方之雨》）写到热心买彩票的市井工匠：“也许有一天，他的小店人去门闭，我一定要为他而欣喜他果真能在精神漫游中得到回馈，一定能融化掉我素来的偏执。

”（《城市流水》）这样的话语无疑是极富人文关怀的当他看到古长城上兴高采烈拍照留影的年轻女子，会写道：“时光隐而又彰，默默运作，这些女子老去的时候，背景还留存着，又有一些如花似玉的女子来，拍照后满意而归谁能想到这些土墩子，比许多拍照者的生命，要更长久。

”（《阻隔》）——这是存在的悲哀，也是朱以撒发自肺腑的叹惋和关怀每每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朱以撒的笔端就把他柔软的心地原封不动地袒露出来他这样写自己年迈的母亲：“我要离开老家了，到我工作的另一个城市推开母亲的房门，她已经睡下。

整个人平摊在床上，均匀地呼吸着睡眠让母亲感到轻松，一点儿负担都没有了我祈望有许多快乐的往事进入他的长梦之中”（《浮生》）这是不动声色的笔触，但它所传达的，分明就是最朴素的人伦情愫，最深挚的终极关怀回过头来细想，散文写作固然没有特定的轨范可本，但那只是表面现象，散文其实是有常道的，无论是从散文的艺术形式还是内在蕴含上看，这常道都是存在的，古人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说到底，散文的常道即是人心之道。

这一点，朱以撒以他的写作实践作了绝佳的诠释本文原载《红豆》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