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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帑(帑怎么读)快来看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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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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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乾隆帝撰写的《知过论》是“自省文章，是对自己多年来巡幸江南，大兴土木、靡费国帑行为表示忏悔”，这其实是不对的，根本不符合《知过论》的写作意图。详读《知过论》就会发现，乾隆根本没有自省忏悔之意，而是自鸣得意，洋洋洒洒地为自己表功。

国帑(帑怎么读)快来看

得一居士治易之旅的第二站是位于河北唐山遵化市的清东陵。因为中华易学史上两位用心学《易》、倾力治《易》的皇帝——康熙帝玄烨与乾隆帝弘历，分别入葬这里的景陵和裕陵。清东陵的整体布局与开放情况

致力修治《易经》的康熙大帝

康熙景陵隆恩殿

康熙南巡夜读大易“乐此不疲”“忝乎祖述之旨”的《御纂周易述义》康熙皇帝用心用力、用时用功，最后不过搞出了个《御纂周易折中》这样不能定于一尊的折中参鉴之作然而，凭借《御纂周易折中》，人们根本看不透说不明《易经》这部中华文明元典。

这一点，不管当世后世如何赞美康熙治《易》及其《御纂周易折中》，但乾隆皇帝心知肚明你们洋洋洒洒说了那么多，我怎么还是看不明白？于是，当乾隆执政二十年后，他率领御前首席大臣傅恒、太子太保来保和原任吏部尚书孙嘉淦（相当于两位正国一位副国），费时二年，又修撰了一部《御纂周易述义》。

在乾隆御制的《周易述义》序中，他交代了编纂的背景、动机和意图他说，在修纂《诗义述义》之后，他每天都听讲、研究一二卦义学研过程中，他仍然遵照朱熹《周易本义》确定的理念原则和认知思路去阐说，最后发现，“学《易》者不深味乎圣人之辞，则无以探夫分爻立卦之本然。

而体观变玩占之实，用后儒之偏主一说以为言者，非知《易》者也”他的意思是，学习《易经》的人还是没法领会“圣人之辞”，更谈不上理解圣人“分爻立卦”的初衷和本然不管你运用后儒（包括朱熹在内）哪一家“偏主一说”的说辞去体会玩味，还是没法理解、没法掌握《易经》的义理。

所以我爷爷康熙皇帝编纂了《御纂周易折中》这个《御纂周易折中》可以说“广大精微，义无不备”，它“综括汉唐以来诸说之全，而取其粹言”当今治易之家，没有谁“能出其范围”那我为什么还编撰这部《御纂周易述义》呢？这可不是否定我爷爷的贡献，而是“异其体而宗其义”——换个体例角度而已，并没有改变它的宗旨和本义。

最终搞了这么多的阐释，编成了这么一部著作，应该不会“忝乎祖述之旨”——打我爷爷的脸、愧对他的观点学说吧！瞧，最后这一句话“庶无忝乎祖述之旨云”，他说得几乎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事实上，他和他的《御纂周易述义》，的的确确“忝乎祖述之旨”。

自诩文治武功前所未有，自号“十全老人”，若不在《易经》上搞出点东西，还能算得上超越皇祖、以懿文德么？就这样，乾隆皇帝在儒臣的辅导协助之下，搞出了这部《御纂周易述义》如果说《御纂周易折中》还算得上精选的“大全之驳杂”，那这部《周易述义》充其量是续貂裘的狗尾。

因为通篇而言，他根本不明易道，各卦的卦德他一个都不清楚由于不明卦德，对各卦卦义的理解阐释，只能蒙猜结合，望文生义，穿凿附会比如，关于《遯卦》的解释，他认为《遯卦》的象义是“阴内而长，阳外而消，其势不胜，故遯阳避阴也。

”显然，他把“遯”字理解为阳爻要在阴爻的逼迫之下“退遁”“消遁”，而这恰恰把卦义拧反了，与《遯卦》本义背道而驰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什么“遯有身遯，亦有心遯”、“身遯则君子犹能伸其道，心遯则小人不能售其奸”、“遯阴驱阳而取黄牛之革以留贤，《易》之扶阳抑阴”之说，都是不切本义的错误说辞。

再如“用九用六”这个重大易学课题，他们竟然“用九、用六，先儒以阳变阴、阴变阳为说，固属观象玩辞，然乾阳以元为用，上亢几无元矣用九所以复之于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阴以贞为体，上战几非贞矣用六所以永之于贞，故曰‘利永贞’。

”绕来绕去，不离朱熹的错谬观点其实乾阳也好，坤阴也罢，都是以元、亨、利、贞四德为用，根本不是只取一元而弃亨、利、贞在得一居士眼里，全书通篇议论说解，基本没有符合《易经》卦德卦义之处二十四年之后的乾隆四十四年，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即纪晓岚）等人，在《御纂周易述义》的提要上，本该不吝笔墨，洋洋洒洒地赞美一番，却出人意料地只用

“自来讲《易》之书，不啻充栋，而阐求奥义，莫精于圣祖仁皇帝《周易折中》一书我皇上志笃绍闻，体会微言，复成是编，虽体例不同，而参合程邵、酌中理数，盖如符契之合矣”这样两句含糊之辞作以描述，而这部著作有何“优长”、何处“开新”？竟然一个字都没有加以表述。

乾隆裕陵方城内的明楼和石五供

裕陵隆恩殿展陈的《知过论》台头

展陈关于《知过论》的介绍展陈里说乾隆帝撰写的《知过论》是“自省文章，是对自己多年来巡幸江南，大兴土木、靡费国帑行为表示忏悔”，这其实是不对的，根本不符合《知过论》的写作意图详读《知过论》就会发现，乾隆根本没有自省忏悔之意，而是自鸣得意，洋洋洒洒地为自己表功。

试看：四十余年之间次第兴举，内若坛庙、宫殿、京城、皇城、禁城、沟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为之，葺其坏，新其旧；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为之，修其废，举其湮是皆有关国政，则胥用正帑、物给价、工给值，而弗兴徭役，加赋税以病民。

他若内而西苑、南苑、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又因预为菟裘之颐，而重新宁寿宫，别创长春园；外而盛京之属城式筑其颓，永陵、福陵、昭凌、陪都宫殿胥肯构以轮奂；又景陵、泰陵往来之行宫，以及热河往来之行宫、避暑山庄，盘山之静寄山庄；更因祝釐而有普陀宗乘之庙，延班禅而有须弥福寿之庙，以至溥宁、普乐、安远诸寺，

无不因平定准夷、示兴黄教以次而建是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更弗兴徭役，加赋税以病民夫弗兴徭役、加赋税，则虽有工（工程）作（建设），闾阎本不知，而物给价、工给值，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

“是皆有关国政”——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难道不该建设？“无不因平定准夷、示兴黄教以次而建”——都是为了纪念重大胜利、显示文化兴盛，难道不该建设？“用正帑、物给价、工给值，而弗兴摇役加赋税以病民”——使用国库资金、采购按价付款、用功都给工钱，又没加重百姓民众的负担，难道这钱不该花、这事儿不该干？

“是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更弗兴谣役加赋税以病民”——这些都是不是用国库资金，而是用关税盈余和皇家节省下来的钱建的，采购按价付款、用功都给工钱，又没加重百姓民众的负担，难道这钱不该花、这事儿不该干？

“夫弗兴摇役、加赋税，则虽有工（工程）作（建设），闾阎本不知，而物给价、工给值，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不仅没有兴徭役、加赋税，这些重大工程建设的时候，附近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采购给钱，用工给钱，贫民百姓还从中就业获利，这可真是我乾隆朝的善政家法！

“予惟视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即使现在那些不能停下来的工程，还在考虑接着干下去“不可无黻饰，壮万国之观瞻”——干了这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目的是要模要样、有模有样，让来朝的万国怀着崇敬的心情观瞻，壮咱自个儿的脸面！。

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与自省！这种自鸣得意地表功与矫情，说是在侮辱臣民的智商也不为过乾隆皇帝在《知过论》里所意识到自己的自己的过错，乃是“时巡所经，各督抚每缮行宫以备驻憩，虽云出自捐养廉、资商力，然争奇较胜”——巡幸路过的各地督抚争着比着修缮他驻跸的行宫，还说钱是自己捐的商人贡献的。

对此，他“不为之喜，且饬谕之”——不但不高兴，还批评教育他们他认为这才是他的“过”，说“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既浓墨重彩，历数己功；又轻描淡写，委过于人这才是乾隆皇帝的《知过论》。

得一居士阅研的康熙朝史籍

治易之家张鸣雨研究康熙治易及其国际影响的主要成果

青年康熙像

康熙学研《易经》讲义汇编：《日讲易经解义》附：乾隆御制文：《知过论》予去岁为《古稀说》，历数古来弊政之过：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而幸今都无其事非骄也，盖纪其实且以自励也。

然则予遂无过乎？曰有为何过？曰为兴工（工程）作（建设）盖予承国家百年熙和之会，且继胜朝二百余年废弛之后，不可无黻饰，壮万国之观瞻四十余年之间次第兴举，内若坛庙、宫殿、京城、皇城、禁城、沟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为之，葺其坏，新其旧；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为之，修其废，举其湮。

是皆有关国政，则胥用正帑、物给价、工给值，而弗兴徭役，加赋税以病民他若内而西苑、南苑、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又因预为菟裘之颐，而重新宁寿宫，别创长春园；外而盛京之属城式筑其颓，永陵、福陵、昭凌、陪都宫殿胥肯构以轮奂；又景陵、泰陵往来之行宫，以及热河往来之行宫、避暑山庄，盘山之静寄山庄；更因祝釐而有普陀宗乘之庙，延班禅而有须弥福寿之庙，以至溥宁、普乐、安远诸寺，无不因平定准夷、示兴黄教以次而建。

是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更弗兴徭役，加赋税以病民夫弗兴徭役、加赋税，则虽有工作，闾阎本不知，而物给价、工给值，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是以各省偶遇水旱，率兴工作，有以工代赈之请；而内之司园囿工程者，且或以其年无工作为苦。

如是则所为兴工作者，为无过矣？而予引以为过者，盖心有所萦系，必有所疏忽得毋萦系于小而或有疏忽于大者乎？夫小者，游目赏心是也；大者，敬天勤民是也予虽不敏，实不敢因其小者废其大，是以向偶游万寿山诸处，率过而弗留，尹继善遂有“驰驿观山”之语。

予不惟不责，且笑而肯之，实获我心也若夫时巡所经，各督抚每缮行宫以备驻憩，虽云出自捐养廉、资商力，然争奇较胜，予不为之喜，且饬谕之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夫不知过，其失犹小；过而弗改，又从而为之辞，是文过也，其失大。

既知过矣，欲改矣，如向所云者继自今，予惟视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其介于可已不可已之间者，率已之而已耳已过伯玉知非之年，未逮武公作戒之岁，细审实有此过，故著论书卷，以当自讼乾隆辛丑八月中浣并识于避暑山庄之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