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简写)这都可以

以大禹神话与古蜀蚕桑文化为中心，从禹的母系族裔与古蜀桑蚕文化、禹的治水与蚕桑经济文化、禹的会盟与蚕桑政治文化等三个路径切入，运用多重证据法进行探析，从而对于中国农耕社会的“核心文化”上做出新的诠释。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研究院2020年度立项资助的一般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20SHYB04)摘 要以大禹神话与古蜀蚕桑文化为中心，从禹的母系族裔与古蜀桑蚕文化、禹的治水与蚕桑经济文化、禹的会盟与蚕桑政治文化等三个路径切入，运用多重证据法进行探析，从而对于中国农耕社会的“核心文化”——宗法制度与农桑经济的初始文化基因的形成，在宗亲政治与蚕桑经济上做出新的诠释。

关键词：大禹神话；母系族裔；蚕桑文化中国农耕社会文化，在传统宗法制度方面，以血缘为纽带；在传统经济方面，以农桑为根本因此，本文要探讨的是：其一，禹的族裔与蚕桑之关系，尤其在母族方面；其二，禹的治水与传播蚕桑；其三，禹的会盟与蚕桑文化关系。

列维—斯特劳斯说：“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把它从神话中分割开，而是把它看做是神话的接续”《楚辞·天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在细读与解析关于蜀地的禹迹、禹事、禹功方面神话传说时，可以发现其中的关于古蜀蚕桑文化的事项；而且正是在远古时代发生的最初的这些事项，创造并奠定了中国农桑经济与宗法制度的根本和生活文化的基因。

一、大禹族裔与桑蚕养殖文化禹生何地？山东、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地虽说各有说法，然而却无明确文献支撑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禹兴于西羌”1．族系方面(1)从父系而考《史记·夏本纪》记述了禹的谱系：夏禹，名曰文命。

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当代学者段渝亦认为：“中原和古蜀均为黄帝后代，两地文献均从古相传黄帝与古蜀的亲缘关系，都把各自最古文化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与嫘祖、昌意与蜀山氏和帝颛顼，这正是表现了两地共同的文化底层。

”(2)从母系而考禹的母亲为有莘氏女(女嬉、女狄)，祖母为蜀山氏女昌仆，曾祖母为嫘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

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山海经·海内经》有两处文字亦记述了禹的母系谱系其一：“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

”若水在蜀，即今雅砻江郭璞注：“《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乾荒即韩流也，生帝颛顼”其二：“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骆明，包括昌意与颛顼两代鲧为禹父在《山海经·海内经》里，实际记载了古蜀羌集团与中原的黄帝集团发生过两次联姻。

第一次为西陵女嫘祖成为黄帝的元妃，第二次是蜀山氏之女昌仆嫁于黄帝之子昌意，而生子颛顼，即高阳颛顼生鲧，鲧生禹综合《史记》与《山海经》的记载，第一，将嫘祖作为黄帝“正妃”地位讲述得明确；第二，将黄帝与嫘祖的后续谱系讲述得明确，即：

黄帝与嫘祖(黄帝元妃)——昌意与昌(景)仆(蜀山氏之女)——颛顼—鲧与莘氏女(女嬉)——禹与涂山氏(3)禹的母族与蚕桑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禹的曾祖母、祖母，或为蚕神，或为养蚕先祖《路史》：“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生蚕。

”《通鉴前编·外纪》：“(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

后世祀为先蚕。”有研究者根据清代金石学家孙诒让《古籀余论》的研究论述道：嫘祖的“嫘”字在西周青铜器所刻金文中写作“

”。按照古汉字造字取会意字的习惯，“

”字为“女”字旁加“疊”，表明嫘祖原本为出于“疊”部落的女子，“疊”为嫘祖所出的古部落名而“疊”字作为古地名正是历史上唯一的独特古地名，也就是今日疊溪所在地北魏奉西陵氏嫘祖为“先蚕神”并将“蚕陵县”写作“西陵县”，此后嫘祖的嫘被写成“。

”，现代简写成“嫘”嫘祖出于“疊”，称“西陵氏”，为古蜀王先祖最早的古蜀王蚕丛葬地在“疊”，其陵“蚕陵”即“西陵”，嫘祖被北魏统治者尊为蚕桑神，而蚕丛同样被蜀地奉为农业暨蚕桑神，表明嫘祖即古蜀王蚕丛的先祖。

蜀山氏之女昌仆为禹的祖母，这表明禹的家族是生活在古蜀羌地的蜀山氏为蚕丛氏之先世，其居地在今四川茂县岷江河谷2．地理环境方面

民国壬戌年镌壁经堂丛书《蜀王本纪》(彭雄先生“汉籍文献库”藏书)“故禹兴于西羌”，这是《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述扬雄《蜀王本纪》有明确的记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常璩《华阳国志》进一步记述：“广柔县，郡西百里，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古蜀王族发祥地在岷山，蚕丛的葬地在茂县疊溪，汉代因此于其地置蚕陵县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禹的出生地，紧邻蚕丛的邑地《华阳国志》紧接“广柔县”后记述：“蚕丛县，郡北二百二十里本蚕丛邑也

有蚕陵山”这说明，禹的出生地域属于古蜀蚕桑文化区域3．民间旧俗方面《华阳国志》：(广柔县)“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这说明在晋汉以前，禹的出生地汶川便是法外之地，时为避难之所。

在民国之时，四川也有方言说：“整烂就整烂，整烂走灌县”这里的“走”，便是“跑”的意思灌县与汶川县紧邻这亦为禹生于汶川的间接证明4．历史时段方面《蜀王本纪》：“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蚕丛氏与宝墩考古文化关联，属于青铜文化初期。

早于蚕丛氏的蜀山氏，关联于四川茂县营盘山考古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茂县营盘山出土的石棺石椁，亦关联印证了《华阳国志》所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称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蜀山氏为蚕丛氏之先世，禹为蜀山氏女之孙。

亦可表明，禹的出生时期与蚕丛氏移进于成都平原时期大致相当5．历史新探方面顾颉刚指出：“‘禹兴于西羌’之说真是一点不错蜀山氏居茂县，禹又生于茂县他和蜀山氏原来是亲同乡！”顾颉刚认为禹与蜀山氏是存在血缘宗族关系的。

任乃强指出：“从夏禹的生地与其生平事迹，可以推断他就是蚕丛氏阶段出生在蚕丛氏地域的人”因此，禹兴于西羌，为黄帝—嫘祖后裔，与古蜀蚕桑文化渊源密切二、大禹治水与蚕桑经济文化1．蚕桑源地蚕桑文化诞生于蜀地，是为学界共识。

“蜀”，即“独”野蚕与野桑的关系为，一叶一蚕然而，到了蚕丛时期，野蚕已经驯化为家蚕了任乃强认为“丛者，聚也(《说文》)自聚为集，被聚为丛故丛聚之字并从取蚕丛氏始聚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之，使便于管理”因此，在蚕丛时期蜀人实现了从野蚕的“独食于桑”到家蚕的“聚饲于桑”的集约化饲养，即实现了将野蚕变为家蚕的驯化。

石雕蚕(成都民间收藏家郑开银先生收藏)2．蚕桑神话(1)关于蚕、桑的神话《山海经·海外北经》：欧丝之野，在大(反)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又《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又东五十五里曰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

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柎，名曰帝女之桑关于蚕女、蚕马的神话《太平广记》卷四七九引《原化传拾遗》：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

……今冢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化，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又《墉城集仙录》卷六：蚕女者，乃是房星之精也当高辛之时，蜀地未立君长，唯蜀山氏独王一方，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统摄，往往侵噬，恃强暴寡。

蚕女所居，在今广汉之部，亡其姓氏……今冢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蜀之风俗，诸观画塑玉女之像，披以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此两则神话的比较结构成分皆有蚕女、高辛、蜀地、广汉等事项；并有塑女子像、马头娘、祈蚕桑等仪式，此可以证明蜀地为蚕丝的原产地与远古高辛之时，即颛顼时代—蜀山氏时期为发生的时间，并保留了祭祀的仪式风俗。

以上四则相关蚕桑的神话，有如下相同的形式结构与增加项：

从上表可以得出，“女”“桑”是1、2、3、4则神话的关键词，表明蚕桑文化是以女性为中心3、4则神话不仅明确指示了蚕桑发生的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而且叙述了蚕桑在蜀地已成为民俗祭祀仪式(2)关于织机支机石的神话。

关联牛郎织女神话的神迹遗物支机石，《太平御览》卷五一引《荆州岁时记》(今本无)：张骞寻河源，得一石示东方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织女支机石，何至于此？”又《太平御览》卷八引《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

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织女支机石也”又《蜀都杂抄》：支机石在蜀都西南隅石牛寺之侧，出土而立，高可五尺余，石色微紫色，近土有一窝，傍刻支机石三篆文，似是唐人书迹，想曾横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盖出傅会，然亦旧物也。

虽然支机石本为古蜀国墓上之物，在《成都城坊古迹考》中“支机石”被记述为：“总之，此一古蜀墓石，始则被用为发石机上之附属品，继又利用为佐证神话故事之实物”然而，相关蜀都成都支机石的神话叙述，类似的文献还有《益部谈资》卷中、《蜀中名胜》卷一引《道教灵验记》、《蜀中广记》卷六十八、《池北偶谈》卷二十五等文献。

因此，无论是蚕桑的神话传说，还是织机支机石的神话传说，虽说遮蔽重重，但共同的指向地皆为成都，这说明蜀地为蚕桑文化策源地3．蚕丛与蚕桑文化从野蚕到家蚕，有一个驯化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蚕桑丝绸文化而言，蜀山氏处于野蚕至家蚕的过渡时期。

是因嫘祖采集野蚕茧缧丝，到了蚕丛时期，不仅驯化了野蚕为家蚕，而且将家蚕进入集约化饲养蚕丛成为家蚕饲养的倡导者，《说郛》卷十辑《续事始》引《传仙拾遗》云：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

罢即归蚕于王(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年年春置蚕市也又《蜀中名胜记》卷二引《方舆胜览》：蜀王蚕丛氏祠，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昔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十，家给一蚕后聚而弗给，瘗之江上，为蚕墓。

以后，蚕丛的金蚕成为了蜀地民间祭祀的象征物。

鎏金铜蚕与玛瑙蚕(成都民间收藏家郑开银先生收藏)　4.三星堆考古新证“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为世界考古学界所瞩目为了更科学、更精细、更全面地提取坑内的历史信息，分材质、分类别做了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预案，其中一项就是针对纺织品的预案设定。

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经过对土样和青铜器表面的显微观察，发现了丝绸痕迹其中包括3、4、6、8号坑，都有丝绸残留物或能够佐证丝绸残留物存在的丝蛋白信号存在”“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实证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丝绸的使用，这为四川丝绸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实物资料。

以三星堆为起点，往前可追溯至宝墩文化、嫘祖时期，往后可延伸到金沙、城坝、罗家坝等遗址，如果能有丝绸的发现，四川丝绸史的研究将成为一个序列性、系统性的体系”

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丝织品残留(《中国文物报》2021—08—04)学者叶舒宪先生据此判断：“已知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在距今3000年前后，蜀绣出现的时间至少也就可以落实在这个时段在理论上还可以早于这个时间。

”这就表明，三星堆考古关于丝绸的发现，在时间上与嫘祖时期重叠，在空间上与大禹治水路线重叠5．作为“虫”的禹的新解“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此为史学家顾颉刚在《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人物》文中的一个著名假定。

这个假定是建立在文献、地方传说的基础上的可是顾氏在推理禹为虫时，在地理上提到了“西南岷江间号为蜀”，还说道：“越人自称禹后，恐亦与蜀人以蚕丛为祖先是相同的”在顾颉刚的论述里，实际上存在两个“虫”的系统，一为他重点论述的南方系统，还有一个他提到的但没有展开论述的西南系统。

对于在西南系统中的“虫”的解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一个说法：“虫，虫之总名也虫下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关于“蚕”，段玉裁说：“蚕，任丝虫也任，俗为作吐”关于“蜀”，段玉裁说：“蜀，葵中蚕也葵，《尔雅》释文引作桑。

”关于“禹”，段玉裁说：“禹，虫也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既然“禹兴于西羌”，那么，从禹的出生地、禹与蚕桑文化的密切关系看，可以说禹作为“虫”的本义，是应与“蚕”相关联的，此“虫”应为“天虫”，即为“蚕”。

作为与蜀王蚕丛大致相同时期的禹，既生于蜀，而对于蚕桑业应是相当熟悉的6．禹迹与农桑经济禹治水在四川、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均留下“史迹”禹平土治水之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进行农桑，振兴桑农经济(1)从历史文献看

《史记·夏本纪》记述了禹治水“自冀州始”，其所至之处，多有关于蚕桑的记述，如：关于安徽的蚕桑，“济、河维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集解》引孔安国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

”关于山东的蚕桑，“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牧为牧，其篚酓丝”《集解》引孔安国曰：“酓桑蚕丝中琴瑟弦”《索引》：“《尔雅》云：‘檿，山桑’，是蚕食檿之丝也”关于江苏的蚕桑，“淮海维扬州……其篚织贝”《集解》引孔安国曰：“织，细缯。

贝，水物也”又引郑玄曰：“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凡织者，先染其丝，织之即成[文]矣”关于湖北的蚕桑，“荆及衡阳维荆州：……其篚玄纁玑组……”关于河南的蚕桑，“荆河惟豫州……贡漆、丝、絺、纻、其篚纤絮。

”《集解》引孔安国曰：“细锦也”由此可见，禹在治水外，所做的事业便是劝进农桑因此，禹治水，换一个角度来看，实为蚕桑文化的传播(2)从口传神话比对如果将《史记》相关禹行迹的记叙与口传神话中关于蚕桑的记叙进行比对，可以看见其中的部分重合，亦可说明禹与蚕桑的关系与渊源。

另外，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里，亦有“文化起源神话”的“马蚕娘娘”与“西陵圣母与养蚕”故事二则；还有“神和神性英雄神话”的“大禹治青城山”与“夏禹王开夔门”故事二则作为成都的口传神话也表明了嫘祖与蚕桑的关系，以及禹行与古蜀的关系。

从相关蚕桑内容的口传神话的地理分布来看，浙江地区最密集，亦与禹迹相关禹治水事迹，为史料记载的一大重要内容然而，若将大禹治水的过程转换一个角度看，也是古蜀蚕桑丝绸文化向中原、向南方传播与普及的过程三、大禹会盟

与蚕桑政治文化1．联姻政治无论是《史记》《华阳国志》，还是《山海经》《淮南子》，在这两类典籍之中，对于禹的身世及与黄帝关系的记叙却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从这些史籍对黄帝与嫘祖、昌意与蜀山氏女等的记叙可以看出，西北的黄帝氏部落与西南的古蜀羌部落曾因多次联姻而关系密切，又与禹从汶川进入中原治水、劝进农桑经济有着极大关系。

2．会盟政治依据神话与传说，禹在治水过程中曾有数次会盟，其中第一次“汶川之会”是关于血缘宗亲的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云阳县出土了东汉时期的《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此碑是东汉朐忍令雍陟于熹平二年(173)为纪念距其时70年前的朐忍令景云而立，是目前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具有极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碑文上记述的“君帝高阳之苗裔”表明景云为高阳颛顼的后代，传颂了作为禹的亲族的景云的先祖，曾响应参加过禹的治水的盟会，并说：先人伯况，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帷幄甲帐，龟车留滞“术禹石纽”既表明了禹的出生之地，亦表明禹的血缘正宗性。

“汶川之会”中，景云一族作为颛顼高阳一脉，其“先人伯况”响应参会表明了禹的会盟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之盟此为禹的第一次会盟，其意旨在于依托血缘宗亲的力量作为治水的基本队伍3．蚕桑政治《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这次会盟重点在于因禹治水成功而会盟天下，旨在建立夏禹王朝禹作为“执玉帛者”，由于掌握了当时代表最先进文明水平的蚕桑丝绸玉帛，从而取得实至名归的领导者的资格与地位这说明，“执玉帛者”不仅在经济上代表先进生产力，亦在政治上代表先进上层建筑，进而取得统治权力与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禹执玉帛会盟各方侯国时，巴蜀是作为禹的母地与至亲的方侯来参加这次会盟的《华阳国志》记载：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从宗法制度文化来看，“执玉帛者万国”，亦为禹对于其先祖黄帝的“垂裳而治”文明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光扬。

因此，禹由于有治水与劝进蚕桑的显性经济成果及血缘宗族的隐性联姻政治的基础，最终建立了夏禹王朝四、结论通过探讨禹的母系族裔与蚕桑文化、禹的治水与蚕桑文化、禹的会盟与蚕桑文化相关神话所包含的事项，运用多重证据法，解析禹的血缘宗亲的母系族裔及与古蜀蚕桑渊源、禹治水与蚕桑养殖种植的推广、禹的政治会盟与蚕桑玉帛的关系，从而透视出大禹神话传说所包含的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核心文化”：农桑经济与宗法政治是大禹治水神话的两大根本文化基因。

（全文完）文献引用格式谢天开：《大禹神话与蚕桑文化探析》原载于《神话研究集刊》第六集，巴蜀书社2022年6月版注：本文未显示注释，如需阅读全文，敬请查阅《神话研究集刊》第六集，巴蜀书社2022年6月版作者简介

谢天开：成都锦城学院教授，作家李劼人研究学会理事、成都薛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长篇纪实文学《国共兄弟》，编著《民间艺术十二讲》、文化传记《大唐薛涛》、现代诗话《唐诗：诗人与文化》、《蜀都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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