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日记(史迪威日记是原始资料吗)这都可以

《走近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探秘》由宋曹琍璇、郭岱君主编，香港中华书局出版。30位中外学者讲述他们在胡佛研究所研读《蒋介石日记》的心得与交谊，既是治史侧记，也有相当趣味，文中且披露不少蒋日记的内容，是“蒋学”不可多得的口述历史。我们将逐一推送

 

胡佛档案馆齐锡生         ——著名历史学家、前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历史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创院院长

       胡佛档案馆对我而言，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原来服务了25年的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校区）办理提早退休手续后，就去香港参加当时正在筹建的香港科技大学，并且被指定担任了一些行政工作。

这一来把我原先安排的研究工作完全打破了        因为在80年代末期，美籍华裔在政治学界久负盛名的邹谠教授邀约我和他合写一本有关中国政治行为模式的专著邹先生初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正好我被政治系录取成为研究生。

自此认识并且选过他两门课，博士论文写作时也不时向他求教他和邹师母卢懿庄博士对待学生们特别亲切，我与妻子都是受惠者但是在治学方面，我们是各走各的路，甚至时或意见相左在此后20年时间，彼此经常交换意见想不到。

80年代后期突然有一天，他打来电话，向我讲了一大篇要写一部大著作的宏伟计划，当我还以听众身份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不断称赞他的精辟见解时，他却宣布这是我们两个人要合写的书用不着说，我除了大吃一惊之外，也大感荣幸，能够和邹先生这么一位道德文章超群的学者成为合作伙伴，因此稍加考虑就答应了，而且彼此同意这是一个大型研究计划，费时可能三年五载。

       岂知我们共同研究大纲拟定接近完成之时，香港科技大学的机会也突然来临邹先生是一位民族感情极为浓厚的人，极力鼓励我去香港工作，并且还主动替我写推荐信        一旦去了香港科大，所有的个人研究工作全盘停摆。

直到邹先生去世，科大的建校工作日益走上轨道，才能试探地走回个人的研究之路但是此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同盟关系，胡佛档案馆就在此时成为我关注的对象其实，在研究这个课题的最初期，因为台湾和香港的距离最近，因此只要是有几天空闲时间，我就会赶到台湾的档案库去探索一些入门的资料。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听说有一个所谓蒋介石“日记”存在，但是当时对于“日记”究竟是什么形式、涵盖多长时间一无所知，向学术界人士去打听，要么和我同样无知，要么神神秘秘，就是问不出所以然来        我得益最多的是台北

“国史馆”的源文件有些档案被选出来之后又编辑成书，但是这个情况也让我陷入两难之境一方面，看印刷成书的档案汇编当然方便省事，但是另外一方面，编者有没有“做手脚”、删改、隐瞒，甚至捏造，至少是遗漏，这些可能性都让人不安。

为了慎重起见，我只好回到堆积如山的档案原件，重新抄录，然后进行对比，才敢引用在这个费时费事的过程中，我的感觉是：国民政府整理档案的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诚信度相当可靠很少看到错误，几乎没有篡改，只是有少许地方显然被删除。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遗漏我认为这并不能归罪于整理史料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更不可能预测研究者的重点是什么，因此在汇编史料时，只能挑出他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收集起来事实上，甚至是研究者本人，在事前也不能有系统地说出他们心中想看哪几件资料，只有到亲眼看到时，才可能猛然领悟出它们的珍贵性。

但是恐怕更多时候，即使是研究者本人也会把许多资料顺手翻过，而看不出它们的价值，等于是空入宝山，只能责怪自己眼力太差换言之，我依个人的体验是，要想作出扎实的研究，一定要钻进原始资料堆里面去，任何汇编成集的印刷本作为入门介绍可能非常有价值，但是如果作为最后的论证凭据，就会有大风险。

       由于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中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的同盟关系，而我的论述重点又是想要有别于以往数十年的学术作品，因此我特别想要强调两国的互动关系，特别是领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既然要了解行为，当然也需要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而了解动机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去检查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他们对外界事物的观察、采取的态度和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些数据当然在各种文本文件中都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但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应该是当事人本身的记载        在台北“国史馆”典藏文档中，这方面的数据非常丰富，对于我想要了解中国政府领导人如何处理对美关系极具启发力。

特别是“国史馆”工作人员的服务精神和亲切态度，使我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包括他们手中管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内的所谓“日记”部分根据当时的传闻，只是“有办法”的少数人靠特殊关系才能看到一二其中除了少数“钦定学者”之外，最令人感到不满的现象是外国人可以看得到，而本国人却看不到。

这种特别“礼遇”“外国朋友”的作风，两岸政府都脱不了干系这个做法当然非常不明智，而且是在屈辱本国籍的学者但是等到“国史馆”成为这项数据的管理单位时，才改变政策，向学术界全面开放，显示出“国史馆”负责人的气度果然不凡。

       但是，“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日记”部分，虽然内容丰富，但在为学术目的而使用时，依然有各种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何鉴定它们的真实性？上文所提的删改、隐瞒、捏造、遗漏等顾虑完全无法解答，因为看不到原件。

“日记”还有一个大破绽，那就是在许多地方，编者用了“公曰”两字，然后紧接着把一些文字放在引号之内按照一般使用标点符号的惯例，这种做法显然是要向读者表示引号内是蒋介石日记的原文但事实却绝非如此，因为文字会用些敬语，一看即可知它不是蒋介石在谈自己时应该使用的语调。

这些现象大大地增加了研究者的担忧一方面，他们对这些数据显然无法视若无睹，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敢放心大胆地引用而这也正是我本人所无法处理的两难一面花了几年时间去抄录了大量“日记”，而另一面却不知道内容到底有多可靠。

因此我个人当时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除非能够采集到大量的旁证，否则对“日记”避免直接引用，只能以转述语气予以处理就是为了这层谨慎，当时已经大致完工的书稿一直放在计算机里，不敢示人，更没有和出版界联络        胡佛档案馆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我脱离困境的出路。

由于胡佛档案馆崇高的学术地位和人尽皆知的职业道德标准，因此它变成是许多历史人物和家属能够信托的对象，把珍藏的文史数据捐赠给该馆保藏这其中，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外交史有关的许多重要人物也特别多所以多年来早已成为我寻访史料的重点。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当我在香港科大的行政工作负担减轻之后，曾经多次到胡佛去研读史迪威、陈纳德等美方重要人物的个人档案由于他们遗留下来的文件动辄数十箱，要仔细检视，已是十分吃力，要抄写或做笔记，当然分外辛苦。

所幸胡佛档案馆的管理方法早已走上轨道，一切以帮助研究者为出发点，所以准许每人每天复印一定数量的文件真是一大德政遇有疑难问题，还可以向管理人员提出

       胡佛档案馆的仓库当然不允许我们外人进去，然而可以想象其储藏规模一定硕大无比但是主持第一线工作的管理员和运送员，依我所见，总共不超过十位一位主管（多年来都是同样那位女性）坐在里面的办公室，其他的。

4—6位职员坐在外面一间大办公室，和阅览室只隔一块木板，所以能够非常方便地接待访客、办理登记和协助阅览者在阅览室内的座位大约同时可供20—25位学者使用，只有一位馆员坐在一张小办公桌后面，每隔几小时轮班一次。

他们的任务就是收取学者们的文件调阅单，及维持阅览室的安静和秩序如果阅览者使用文件时动作粗鲁而可能伤及文件时，他们也会立即严肃改正，非常忠于职守换言之，胡佛档案馆的对外窗口，就是少数几位工作人员，以平实安详而又高效率的方式，默默地帮助了无数学者们完成了他们的巨著，在史学上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

这种行事效率实在值得其他档案馆普遍效法        而要使用这个史料宝库的资格非常简单不讲究使用人的学历、年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或工作岗位，只要填写一份申请书，写上最基本的个人资料和想要研究的题目作为存盘，就可以领到阅览许可证，向职员要求调阅原始资料。

我个人在那几年多次去胡佛档案馆查阅数据，事先没有经过任何人事关说，而在使用馆藏过程中，可以完全不理会任何馆内权贵，只是埋头苦读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才渐渐和一两位馆员打招呼，但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优惠待遇一个机构令人欣赏和尊重的理由，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

偏偏有些地区的档案馆，对待一般人爱理不理，对于“大人物”光临时又打躬作揖，满脸陪笑，真是可以惹起研究学者们一肚子火        就在这么一个工作环境下，我因为不敢轻信蒋介石“日记”而做的旁证工作，在胡佛档案馆取得很大进展。

特别是史迪威将军的日记，货真价实，帮助我对于他的军事计划和内心感情，获得了更深切的了解如此则使中美同盟关系中属于美国的那一半，提供了令人比较心安的答案        然则属于中国方面的另外那一半又将如何？

       幸运的是，宋子文的家人早些时已经决定把他的私人文档捐赠给胡佛档案馆我在经过阅读他的几十箱文件之后，不但找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旁证，让我敢于更相信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它同时还提供了许多我前所未知的信息，扩大了我的视野。

其中对我最为意想不到的，就是宋子文在开革史迪威一事上和蒋介石所产生的分歧，他在美国所做的努力和最后造成蒋宋两人决裂的导火线，以及这个事件对中美关系长远的影响这些曲折而重要的发展，在一般汇编数据里，几乎未曾透露丝毫痕迹，而在宋子文档案中却不断跃入眼帘。

这个案例更让我相信，看原始资料的重要性这个推理适用于中文的资料汇编，也适用于广为学者引用的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文档汇编（FRUS），至于美国政府编印的白皮书，就更不必说了        不过，宋子文档案也给我个人产生了一个小麻烦。

当我向胡佛阅览室负责人请教这个档案是否完整时，在偶然中得知，原来宋家还有五箱数据没有移交给胡佛，因为内容牵涉到家族成员（似乎特别是宋美龄）她并且善意地建议，我可以写一封请求书给宋家，她愿意代为转交，目的是要求特别允许阅读这五箱数据。

考虑再三之后，我决定婉谢她的好意因为我历来有一个刻板的立场，那就是学术进步要依靠广大学者们的互相检验和观摩，如果某一位学者手中抓到独门数据做文章，而他人无法进行客观而独立的考证，则其作品的学术价值或许会因之减色。

当然这个说法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立，比如说，考古学家先把自己挖出土的器物写成报告，而后才把实物公诸于世，应该说得过去，但是重要的还是要能够受到外界的检验至于有些其他的档案馆把数据看成是奇货可居，对学界进行封锁，要等到自己人用完了之后才慢吞吞地释放出来，那就有失风格了。

如果还要巧立名目去收费，就更是财迷心窍胡佛档案馆令人钦佩之处就是它大公无私，为学术的创新服务，而管理者完全没有那股待价而沽的歪心思，令人尊敬

       正当我退休后在家中不问天下事而只顾自己的写作时，在2006年突然接到在柏克莱大学教书的一位朋友的电话，告知蒋介石日记已经送到胡佛档案馆保管，而且计划将会分段向学术界开放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何时会开放、开放的年份顺序是什么，但是终于听说蒋介石日记确有实物，不禁为之雀跃不已。

此后每隔一两个月，就焦急地探听何时会开放抗日战争部分，并且也透过一些同行的管道向胡佛档案馆表示，一旦决定开放抗日战争时代的部分时，希望尽快接到通知，俾能立即进行研读2007年接到胡佛档案馆来信通知，该馆已经由其他历史学家的推荐把我列入受邀请的学者名单，并且承蒙拨给3000美元作为研究补助金。

这当然更让我喜出望外和倍感荣幸3000美元正好够我购买往返亚洲和加州的飞机票，一个月的房租和一部分生活费用        虽然我此前去过胡佛档案馆多次，但是每次停留时间短，基本上不从事人际来往，只顾自己看资料。

这次时间较长，因此这个研究经验对我产生了几个重大的影响        首先是我终于有机会认识了几位在胡佛档案馆工作的华裔人士承林孝庭博士主动帮助，在市区大街上找到一个单间房屋，是和一群退休而又身体故障的老人们为邻居，但是生活幽静，购物又方便。

我的生活习惯历来简单，一个小房间容得下一张单人床，两个煤气炉头可以烧开水泡茶，一个袖珍型冰箱可以储藏生菜、面包和腌肉一位细心的老朋友给我送来了一包洗衣粉和一个茶壶，我全部生活需求就解决了        当然我的生活更因为认识了郭岱君和宋曹琍璇两位女士而免于陷入营养不良状态。

她们两位亲切而随和，使人一见如故，没有客套，无论是每周几次地被她们请客到远近各地餐馆打牙祭，或是开车到附近参观，都成为几位在胡佛做研究的华裔学者单调生活中重要的滋润如果不是她们二位主动热心的照顾，我个人在胡佛的研究工作大概会孤寂许多，效率肯定降低。

       第二是在阅览室认识了一批学者我抵达之后才得知，原来已经有许多批学者早已去看过蒋介石日记，而且有作品出版因为我要等抗日战争那一部分日记推出，所以晚到了很久但是也因此有幸认识了杨天石、吴景平教授。

凡是看过蒋介石日记的人都了解，他的毛笔字虽然刚劲有力，但是高度潦草，尤其是在他怒气当头的时候，近乎乱画，而他在抗战时期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大发雷霆一次我每当有中文字迹无法判读时，就会向他们两位请教，解决了许多疑难。

所以在做研究时，有行家在旁边，真是一大幸事        在我使用蒋介石日记的那一个月里，近乎没有看过一位西方学者，也没有遇见过新闻记者，所以生活倒是相当平静根据个人的推测，蒋介石日记的行文和着笔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应该是相当困难，只好雇用研究生代劳，而研究生的文字和史学功底恐怕最终会影响到学者的论文。

至于记者们，在把蒋介石青年时期的“荒唐事”说得淋漓尽致之后，对于严肃的历史问题本来就缺乏兴趣        当时阅览室中倒是有4—6位日本学者也在使用同样数据由于蒋介石日记只准手抄，不准使用计算机记载，更不许复印，所以一般的印象是日本学者的“抄工”非常勤奋。

至于他们的阅读和理解程度究竟有多好，只能将来看他们的学术论著才能判断此时也有几位研究生在看日记，但是恒心不大，面孔失踪的频率很高他们经常的抱怨就是蒋介石的文体太过文言文，因而不知所云这也难怪        虽然大家都坐在一间屋子里，空气中还是容得下一些谣传。

最常听到的，就是某些地区或国家组织了抄书队，工作做了分配，比如说每人负责抄某个特定时期，带回国后再去整理和印行，设法打破胡佛的独家把持        由此我也产生了一些感想学者们在学术论文里要引用蒋介石日记可能并不困难，只要小心地逐字抄对即可。

但是要把它们用到骨节眼上，还需要许多旁证工作，不可以之作为最后权威如果将来有正式审定版问世，则那些人的辛苦抄录，等于是白费力气对于保存日记的正确性而言，一个正式审定版的出现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些手抄本流传于世，可能会让蒋介石日记内容变得错误百出。

更进一步说，如果是节录，而不是全录的话，则恐怕还比不上台湾早已存在的汇编版本        第三是，有机会到胡佛阅读蒋介石日记改变了我个人处理研究课题的策略如前所言，2007年前，我只敢“叙述”蒋介石对某些事件的看法或感触。

在胡佛档案馆看了蒋介石日记之后，我敢于“引用”日记原文，因此也改变了我的立论和分析我当然了解，虽然经过这么多年，外界还是会听到有关日记是真迹还是伪造的忧虑，也有人怀疑蒋介石在写日记时，就不是真情流露而是企图瞒天过海。

       一般读者有这种顾虑可谓人情之常，因为中国历史上领袖们欺骗老百姓是家常便饭，不骗才是奇怪但是如果学者们持此论点，最好就是请他们把慧眼独具的发现写成论文让学术界分享至于我个人在胡佛的经验，既不怀疑日记是赝品，也不怀疑它的确真实地表达了蒋介石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但是这并不表示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最后的权威历史学家还有许多自己的功课需要做像一般凡夫俗子一样，蒋介石有时会前言不接后语，有时会张冠李戴，有时会立场反复，有时会写错字这些都是为什么学者们不可以用生吞活剥的方式去运用蒋介石日记，而必须把日记放在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上一个恰当的位置。

       第四是，从蒋介石日记的发表让我对于历史数据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联想凡是我在胡佛档案馆所接触过的华裔学者，几乎异口同声认为这部日记应该尽快以方便价廉的方式和中国人见面因为日记的发行而使蒋介石个人得以恢复他的真实历史面貌，这应该是蒋家后人关心和担心的事。

绝大多数华裔学者都认为这层担心纯属多余，因为蒋介石个人的形象一定会因为日记的发表而得到更公正的评价但是更重要的是，日记的发行可以丰富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认识

       身为局外人，我既不方便也没有兴趣去打听当时日记运送到胡佛手中的曲折经过，相信这段掌故终有一天会出现但是作为一位该项数据的用户，我非常佩服两类相关人士第一是蒋介石和宋子文家庭的后人，一定克服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拒绝了金钱的引诱、亲朋好友的善意劝阻，甚或是权力的压制，毅然决定把日记开放。

还记得我尚未抵达胡佛看数据之前，报章杂志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蒋介石年轻时代的生活荒唐事这个现象一定一度让那些反对把日记公开的“圈内人士”感到有先见之明但是几个星期之后，群众的兴趣从“色”和“性”转移到事与功的部分，他们的反对声音大概就无法延续下去。

第二是他们授权委托的审查人员的大胆和远见，使日记以少得出乎我想象的微量删定，以原貌呈现在读者眼前这种忠于历史的气度，实在值得赞扬和我多年来查阅过的美国原始史料相比，绝无愧色        这个日记的呈现就不禁使人想起中国近代史这一个广大的领域，它需要填补的空缺实在太多。

蒋宋两家后人的做法，实在值得成百上千的近代史人物的家人作为榜样，而胡佛档案馆的管理质量也值得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档案馆作为榜样作为一个喜爱史料的人，在胡佛档案馆阅读蒋介石日记是一段令我感恩的日子由于档案馆职员的专业素养，上述几位华裔朋友的温情而不讲客套的照顾，帮助我着实地充实了自己，并且完成了我的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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