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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当涂高”、“真人出”、“五胡运终”之谶的流行及其对北魏建立的影响。文中认为，这些谶记的流行和影响之况，反映了魏晋、五胡时期北方地区潜流涌动、易动难安的政治生态和乱久思治的社会呼声。

 

谶纬是对现象的构拟和解释，因此而包含了预言,[1]故其源头极为古老大抵要经西汉今文家以阴阳灾异说演其理旨，绎其体系，至两汉之际遂与纬书相出入，且因纬书辅翼经学而政治影响骤然扩大[2]特别是其中有关王朝兴替的部分，因其流传赖于世情民意，常被视为天命气运的象征，遂成为此后政治正统理论的结构要件，又往往成为王朝易代改姓的舆论风向标。

[3]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国建制取鉴的思想成分中，长期以来流传于北方地区的谶纬亦占有重要一席而其来龙去脉及其影响之况，可说是从今人所知较少的另一侧面，反映了北魏建立的思想背景及其统治集团的特定立场和思考。

本文拟从学界以往关心的北魏国号问题出发来观察这一侧面据《魏书》卷2《太祖纪》等处所载，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复立代国，不久即改号为魏；天兴元年（398年）入主中原后再议国号，仍定为魏而兼称代定国号，历代皆公认为切关乎政权气运和大政方略，洵为北魏开国史上的头等大事，故学者对此续有讨论。

孙同勋先生即曾揭示了其中所寓的“代魏承汉”之旨；[4]何德章先生则对当时所以定国号为“魏”，及其蕴含的争统等意味深加开挖；[5]田余庆先生又从拓跋珪当时的政治处境和需要出发，对何文未尽的“代、魏之辩”问题作过补充。

[6]这些讨论精彩纷呈，极大地推进了对北魏国号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但也还有置喙的余地，因为其事的来龙去脉仍不能说已十分清楚，现有之说也不无扦格难通之处笔者以为其中症结在于：以往研究多少都忽略了“当涂高”等谶对拓跋珪定国号为魏的直接影响，遂使相关史实及其问题难以凸显而作合理解释。

以下即请着眼于此继续前人的讨论，以期进一步弄清问题，亦以此观察北魏开国建制背后的思想动态和政治风云一、“当涂高”等魏兴之谶的流行及其影响关于天兴元年拓跋珪定国号为魏的直接依据，《魏书》卷24《崔玄伯传》中已有交代。

其载当时博议国号，玄伯之议末云：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这几句话是为玄伯前面的论证作结，大意是说：“魏”为盛名载于经典由来已久，有称雄中原为神州上国的传统，乃是革命易代的徵兆所示和九五之尊的天命使然，故须顺应、落实之而定国号为魏。

由于其处处用典而蕴义甚富，遂须稍事解释以见其要所在“魏者大名”，典出《左传》“闵公元年”，是年晋侯封毕万于魏，为后来三家分晋魏国兴起之基[7]战国以来魏国分野毕、觜、参宿，约略涵盖了拓跋珪奠立帝业的平城至邺城一带；[8]而当年魏国曾跨有黄河两岸，雄据中原腹心而为神州上国，[9]自后国号为魏者类皆如此。

故上引崔氏国号议文前两句的意思是清楚的：定国号为“魏”，适可继承这个“大名”所象征的应天而兴、称雄中原传统，又扣合了拓跋珪当时都于平城，南据邺城而控驭河北的态势崔氏继而所用的“革命”、“利见”二典，“革命”取义于《易·革卦》彖词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拓跋珪灭燕称帝，正合此义而非禅让，[10]其在当时也确是以“大运所钟”的“革命之主”自居的[11]“利见”语出《易·乾卦》九五爻词：“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历来皆释之为王者受命而称“九五之尊”，这也切合了拓跋珪当时登位在即的现实。

[12]“徵验”和“玄符”在字面上亦甚易解，徵即徵兆，验即验证，玄指天意，符指契合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定国号为“魏”，竟会被崔氏看作是拓跋珪革命易代徵兆的验证，龙飞九五天命的凭据呢？对此，仅以经典提到战国魏之兴起及其地为“神州上国”来解释，似还有所未惬。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因为汉末流行的“当涂高”等预言魏将崛起易代的谶记纬说，在五胡时期复又流行且已深具影响崔玄伯实际上是以经典所述战国魏事，来强调顺应这类谶纬定国号为魏的必要，所谓“徵验”和“玄符”则属当时习语，大体即指谶纬、祥瑞之类；[13]且其语气显示，把定国号为魏看作“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在当时必有坚实的依据和广泛的基础。

关于“当涂高”等魏兴之谶在汉魏之际的流行，《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载其禅汉之事，裴注引《献帝传》载延康元年十一月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于谶纬者”其中引自纬书而非专与曹氏相连的，如《春秋汉含孳》有曰：“汉以魏，魏以徵”；又《易运期谶》云：“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14]此外，《三国志》卷42《蜀书·周群传》载其父周舒深明术数：“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

”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15]由此可见，“代汉者魏”、 “魏王天下”等谶纬，在当时已传于各地为人熟知由于记载散佚，相关文句至今唯留一鳞半爪，故已很难知晓其前后文及其总体状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其时流行“当涂高”之类的谶记中，除直接与曹氏挂钩为其代汉服务者外，还有一部分显然并不与具体姓氏相连，而只是泛泛预言魏将崛起而王天下。

其实际运用，如《三国志》卷6《魏书·袁术传》裴注引《典略》曰：“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塗高也’自以名字当之，乃建号称仲氏”[16]“術”形为当涂立木，其字公路，故可释为“当涂高”之谶所指。

这也说明此谶实可为各种有心人利用，至于“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之类的谶记，更可不与“代汉”相连而发挥影响曹魏代汉以后，仍然流播于世并有一定影响的，主要就应是这类谶记《艺文类聚》卷62《居处部二·阙》引王隐《晋书》曰：“汉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内学，语弟子曰：‘凉州城西有泉水当竭，当有双阙起其上。

’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学舍，筑阙于此”侯瑾既善“内学”，[17]则其汉末预言凉州城西“当有双阙起其上”，亦应与“当涂高”之谶相关[18]不过到齐王芳时，武威太守在此地筑学舍双阙，以应谶厌之，自然已无关乎“代汉”或“曹氏”，而是反映了“当涂高”等谶在曹魏代汉以后仍有“王者再出”之义，[19]故魏人明其利害者仍郑重视之。

又《晋书》卷39《王沈传》附子《王浚传》载其都督幽州，八王乱后据有幽冀而其势甚盛，永嘉以来遂承制置公卿官，以至设坛告类，立皇太子其后文曰：浚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谶，谋将僭号胡矩谏浚，盛陈其不可。

浚忿之，出矩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刘亮、从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并切谏，浚怒，诛之……时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愤怨，内外无亲[20]浚后来曾被石勒奉上尊号而“许之”，旋即被勒袭破幽州，俘至襄国处斩。

勒为之所上“尊号”是否“大魏皇帝”？今已不得而知，[21]然浚既以“当涂高”应谶，则其欲定国号为魏的可能实难排除无论如何，这都说明西晋末年五胡乱起时，“当涂高”等魏兴之谶不仅仍在流行，且已进一步与曹氏代汉脱离了干系，又必因王浚一类人物对此的宣扬、利用而放大了其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王浚永嘉时领乌桓校尉，又曾先后与鲜卑务勿尘及拓跋猗卢之子日律孙相结，则其身应魏兴之谶而谋登位称帝的要况，或已传至代北流播扩散，这也为后来拓跋珪改代为魏之举提供了因缘由此判断，王浚之后，不少胡汉酋豪创基开国皆定号为魏，恐都与“当涂高”等魏兴之谶的流行和影响分不开。

以下即请对此略为梳理，以见其要：《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载勒死弘立，石虎执国柄为权臣：弘策拜季龙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邑，总摄百揆季龙伪固让，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季龙妻郑氏为魏王后，子邃为魏太子。

其后文又载其时石生、石朗起兵关洛以抗石虎，虎率军讨平之，还襄国而“大赦，讽弘命己建魏台，一如魏辅汉故事”[22]从封魏王，加九锡，到建魏台，行魏辅汉故事，石虎的这些举措必应有其考虑《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载建兴元年，石勒以邺城“魏之旧都”而风俗殷杂，[23]颇难其镇抚之选，经再三考虑后：“以石季龙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

季龙篡夺之萌兆于此矣”[24]石虎本是率军定邺的大将，勒犹豫之后方命其为魏郡太守而镇抚魏之旧都，何以竟会催萌石虎的“篡夺之谋”？事虽隐微而史载不详，但其应当就是石虎后来称魏王的缘起推想当时必有为之陈说符命，结合邺城故事而说“当涂高”及“魏王天下”等谶者。

故其后来所为，亦与曹魏代汉程序如出一辙，《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且载当时石弘确曾“齎玺绶亲诣季龙，谕禅位意”[25]不过，石虎终究未按禅让模式由魏王登位魏帝，而是下书称“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

此举既然是要“副天人之望”，且稍后“季龙以谶文‘天子当从东北来’，于是备法驾行自信都而还，以应之”；[26]似可推断此前石虎确还有其他考虑，特别是要让自己登位合乎那些更足证明其为真命天子的谶记这恐怕就是石虎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27]原本驱动其“为魏王、建魏台”的魏兴之谶，其重要性似乎是被“天子自东北来”等其他谶记压倒了。

[28]石虎在五胡群雄中始称魏王而未能循此克终，继其而称魏帝的，是灭掉石赵而仍据邺城的冉闵《晋书》卷107《石虎载记下》载闵为石虎之养孙，其父冉良魏郡内黄人，为虎养子而易姓石后文载闵称帝之事：永和六年，杀石鉴，其司徒申钟、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兴，国号大魏，复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

[29]冉闵定国号为魏，同时复姓冉氏，追尊父瞻、祖隆，这些举措与其原先所拟姓、号有别，[30]并非宿构而是新近定策据其后文载闵当时崇礼尚儒，清定九流，准才授任，“于是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则其择定国号为魏，确有仿魏、兴魏之意。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述冉闵登位后，曾遣常炜使于前燕，儁命封裕诘冉闵有何祥应而称大号，炜曰：天之所兴，其致不同，狼乌纪于三王，麟龙表于汉魏寡君应天驭历，能无祥乎！且用兵杀伐，哲王盛典，汤武亲行诛放，而仲尼美之。

魏武养于宦官，莫知所出，众不盈旅，遂能终成大功暴胡酷乱，苍生屠脍，寡君奋剑而诛除之，黎元获济，可谓功格皇天，勋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31]这也表明冉闵之登位确曾引据祥瑞谶记之类，又尤其以魏武出身卑微而终成大功自比，[32]则其仿魏、兴魏乃是实情。

考虑到其本魏郡人，又执柄邺城，[33]则为之陈说符命者，自亦当引“魏王天下”等谶为其“应天驭历”之证[34]就是说，闵定国号为魏与复姓冉氏、追尊父祖，均应是其确认自身发迹符于“当涂高”等魏兴之谶的结果冉闵以后再以魏为国号的有丁零翟辽。

《魏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附《慕容垂传》载其事：先是，丁零翟辽叛垂后遣使谢罪，垂不许，辽怒，遂自号“大魏天王”有众数万，屯于滑台，与垂相击辽死，子钊代之及垂征克滑台，钊奔长子[35]翟辽所称的“大魏天王”，犹石勒、石虎之称“大赵天王”，是以“魏”为国号，以“天王”为天子号。

[36]时在慕容垂称帝改元后的建兴三年（388年），[37]而两年前，拓跋珪登国元年正月复立代国后不久，已“改称魏王”[38]翟辽是与慕容垂结盟于河南的丁零酋豪翟斌的从孙，斌拥垂称帝后封河南王，建兴元年被诛，其部众由斌兄子翟真率领，从邺城周围北走邯郸、行唐。

真旋被杀而余部两分：一部拥真从弟翟成为主，至次年皆被慕容垂坑杀于行唐；另一部由真子翟辽统领，南下至邺城以南的黎阳，对后燕叛、附不定《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备述上列诸事，又述垂于建兴二年亲率诸军南攻黎阳翟辽，辽之部众多燕赵人而相率归附：“辽惧，遣使请降。

垂至黎阳，辽肉袒谢罪，垂厚抚之”[39]从“遣使请降”到“肉袒谢罪”，皆表明其所用为敌国之体如《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载武王克殷而纣王赴火而死，“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克郑都后，郑襄公“肉袒牵羊以逆”，谢罪求和[40]以此相衡，“辽肉袒谢罪”，似可表明其入黎阳后实已自命王者，遂得与后燕体同敌国又《晋书》卷13《天文志下》载太元十二年（387）六月、十月及十三年正月，太白屡昼见；十二月，荧惑在角、亢而其色猛盛：“占曰：‘荧惑失其常，吏且弃其法，诸侯乱其政。

’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苌、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41]这类天象，皆被当时太史视为前秦淝水大败后，北方复陷分崩离析之局的徵兆“诸侯乱其政”一语，表明后列诸人各有其国，则翟辽占据黎阳后，虽还未登“大魏天王”之位，却已被公认为淝水战后北方割据群雄中地位尤著者之一。

黎阳一带战国属魏，汉至西晋皆属魏郡，[42]辽入黎阳两年后在此称大魏天王，其前必有舆论准备和称制之实由此再考虑建兴元年（386年）翟辽据有黎阳一带魏旧之地，与拓跋珪登国元年正月复立代国同属一年，与四个月后珪改号为魏亦几乎同时；则可推断当时拓跋珪与翟辽皆创基开国，有争抢“魏”号之势。

将之联系“当涂高”等谶在其时的影响，[43]就不能不令人想到，他们很可能也是在争应“魏王天下”之谶其亟欲应谶得运之态，与石虎刻意备驾出信都而还襄国，以应“天子当从东北来”之谶相类上述五胡时期称魏为王的例子，均应深受“当涂高”等魏兴之谶的影响。

相比之下，拓跋珪登国元年改称魏王确似有些勉强，因为其显然并不具备其他各家多少都发迹于邺城或魏郡的共性，陈说符命时自然就少了一重说服力天兴元年再议国号的始末，本身也可表明尽管各国已视之为魏，[44]但拓跋珪以魏王自居还需要更多的凭据。

由此即可体会到崔玄伯国号议中，特意点明“慕容永亦奉进魏土”一事的重要性所在，[45]而天兴元年正月拓跋氏相继剋中山、邺城，则为其再开大议，定国号为魏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由[46]在讨论以上这些国号称“魏”的事例时，有一个事实不能不特别引起关注。

即当时南北群雄鼎立之势，确易令人以为是汉末以来“天下三分”局面的再演在此局面中，崛起于北方的五胡政权据于中原有类曹魏，又天然与出身卑微而奋起争雄的曹氏易生共鸣，也亟欲如曹魏号令天下，先统一北方而图吞吴灭蜀。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述太史令康相为其解释天象有曰：虵虹见弥天，一岐南徹，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异，其徵不远也今虹达东西者，许洛以南不可图也一岐南徹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叡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为胡主，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

[47]其“天下三分”之说，显然是以李蜀、东晋喻刘蜀、孙吴，自以“皇汉”比于曹魏又《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附石弘事迹，述石勒晚年以中山王石虎为伊、霍之任，程遐、徐光忧之：光复承间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籙。

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光曰：“臣以陛下为忧腹心之患，而何暇更忧四支乎！何则？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

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归？此四支之轻患耳”[48]其下文即以石虎为危及宗庙的心腹之疾很明显，刘聪之时“天下三分”的判断，至此已更为明确和流行，以致石勒为之忧心，汲汲于自身是否应乎“符籙”而为正统，而徐光也确已比国为当年天命所归的曹魏。

永嘉以来北方群雄的这种三国鼎立的形势判断，及其自比当年曹魏的争统冲动，应可帮助理解王浚之所以看重“当涂高”之谶，以及石虎之所以称魏王而建魏台之事当然这类判断和冲动还在随形势继续变化，[49]对与魏地关系密切的雄豪来说，这也构成了他们欲仿曹魏称雄天下而纷纷应谶称魏为王的背景之一。

[50]由上所述可见，“当涂高”之谶在曹魏代汉以后的继续流播，盖与波谲云诡的魏晋易代之况相关；至于其在五胡时期复又流行和深具影响，则是晋末终陷易动难安乱局的深刻反映，又与“天下三分”恍若重现而曹魏之盛屡被唤醒的现实相连。

在群雄风云际会，争膺天命历谶而纷纷称王的潮流下，此谶既已屡伏屡起，并被胡汉酋豪接踵利用、落实，也就终于成了当时流行的诸多谶记之中，持续性最强而影响不断高涨的一个既然如此，登国元年拓跋珪复立代国后不久即改号为魏，及至天兴元年再议国号而仍定为魏，皆与此谶影响及拓跋氏欲应此谶密切相关，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五胡运终”、“真人出”与魏兴之谶的关联自汉魏之际，“当涂高”等魏兴之谶成为曹氏代汉的重要舆论准备，再到五胡时期，王浚、石虎、冉闵、翟辽及拓跋珪应谶称魏之举，此谶所寓内涵显然不会一成不变，而应在被不同对象相继利用和发挥的过程中有所发展。

原来其与曹氏相连的内容自会迅速剥落，有关“王者崛起”的意味势将不断突出，并被诸多需要和际遇累加其义而有所变迁，这是合乎谶记自身的演化逻辑的到崔玄伯称之为“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此谶实已包含了更为丰富、宏大的政治含义，或者说是应谶者的某种自我期许或政治目标。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当涂高”等魏兴之谶与同期流行的其他一些谶记的关系其中最为抢眼的，即是“五胡运终”和“真人出”之谶两者与魏兴之谶同有长期的发展历程，皆适应晋末以来形势而流播变迁，五胡后期以来彼此又并联发酵，从而迅速放大了其各自所寓的意蕴和影响，也就一起对天兴元年拓跋珪再定国号及相关建制发生了重大影响。

以下即请述其流变及其后来的关联之况自汉武帝开西域而中原所染胡风渐盛，至东汉羌胡大量内徙而问题丛生，遂有关于胡人作乱的“服妖”之兆，[51]相关现象至晋已被视为破国乱华之徵《宋书》卷30《五行志一》：晋武帝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

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毡为絈头及络带、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52]正是在此背景下，当年石勒倚啸于洛阳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才会说：“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

”驰遣收之而不得[53]“中国必为胡所破”之类的谣谶，实际已把戎狄乱华释为气数天命所定迨至晋末以来，五胡纷纷称王，遂又基此而形成了胡酋为王亦属应谶受命的氛围，上面所述石勒和徐光口中的“符籙”，似正反映了这一类谶记符命之说的存在。

[54]合籙应谶被当时公认为标志着天命正统所在，五胡统治者于此自然尤为敏感晋末胡酋争登大位而倏忽更叠，及至石虎末年大乱，冉闵杀胡而群雄复争，可谓丧乱频仍而血流飘杵哀鸿遍野之际，遂有“胡运将衰”之说兴起，犹如长夜中微现的一丝晨曦。

《晋书》卷107《石虎载记下》述其永和三年以来大兴土木之事：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

[55]所谓“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应是当时流行的有关气运兴替的谣谚无良僧人吴进的解释，其实也是要迎合胡主对之的反应但苦难更深之势必然引出更大的期望，《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1《前秦录一》载石赵末年大乱，苻洪拥众十余万与姚氏争夺关中：。

于是安定梁楞等，并关西民望说洪曰：“今胡运已终，中原丧乱，明公神武自天，必继踪周、汉，宜称尊号，以副四海之望”[56]从“胡运将衰”到“胡运已终”，催动这类谣谚如此流衍变化的，正是世间对太平天下的渴望和对丧乱苦难的诅咒，这应当也影响了冉闵杀胡这种惊世之举。

[57]又《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载其即位时，曾有术士王彫为之陈说图谶：谨案谶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艸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

”案图谶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于边地，以应图谶之言[58]此处已把“胡乱之末”明确称“谶”，其内涵发展上颇值注目的一点，是说苻氏以氐帅灭燕而兴，领有中原，而华夏人士则被摒于江表边地，可见这是胡乱趋于巅盛时的谶言。

把上面这些谣谶综合到一起，即可体会其间孕育着五胡相继乱华而其运将终之说的雏形此说较为完整的样态，当已流行于前秦后期《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述坚被姚苌俘至新平缢死前事：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

”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59]姚苌自以为“次膺符历”，苻坚讥其并无“图纬符命”可据，故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

这就明确了五胡崛起在当时流行的某些图谶上有其名称位序[60]苻坚将传国玺送至东晋一事尤富意味：以往谶记所示“氐在中，华在表”的格局，因有此举而将告终结；五胡依次应谶合籙，至此实已运极道消，现在要揭开的是天命重归华夏的新时代。

从后赵之末的血流飘杵，至前秦平定北方大部，乱久之后稍得安定而人心思治，却又因其南伐华夏忽焉溃败，遂再陷乱局五胡相继应籙而其运将终、大乱将止之谶，即是被这种跌宕起伏的苦难历程催化出来的这正是晋末至此百年乱离而人心思定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由民心凝成的平难定乱、拨乱反正天意的集中体现。

其更为系统的表述见于《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义熙元年，玄盛改元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曰：“昔汉运将终，三国鼎峙，钧天之历，数钟皇晋……臣闻历数相推，归余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

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餗成凶自戎狄乱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顒顒，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61]李玄盛上表的义熙元年（405年），已在拓跋珪再定国号为魏六年后，其内容典型地反映了在此前后北方的政治气候。

表中所述“历数相推，归余于终”及“五胡僭袭，期运将杪”，仍是五胡相继膺籙，冥冥之中有其定数的意思五胡既依次膺籙，也就势必包含了膺籙完毕而气尽运终的内涵，而胡运告终又自然具有归复华夏之义此表强调的“归余于终”、“期运将杪”，即指出了这个转折点的来临。

其中基于前秦以来有关谶记更进一步的内容，是强调了五胡为“闰”而“周、汉”为正，这不仅发挥了当年关中民望对苻洪所说的“继踪周、汉”之义，更揭示了五胡之后华夏复兴的理论依据，也就部分说明了苻坚所以送玺于东晋的缘由。

“五胡运终”之谶，作为前秦以来民心天意的集中体现，显然甚易与“当涂高”等其他谶记相连而发酵，且不能不使之兼具华夏复兴之谶的意蕴五胡皆为闰位而气数已尽，自然会使顺应这类谣谶预言而崛起的王者，累加一重终结五胡统治，复行华夏正朔而拨乱反正的天职。

另可一提的是，李玄盛表中接着五胡运终而述“四海顒顒,悬心象魏”，“象魏”固可泛泛指代朝廷，却又直接是世人熟知的“当涂高”之谶所指，在欲应此谶称魏为王的有心人那里，这自然是易作曲解之语也就是说，时人言事上表在在而称“待罪象魏”、“心系魏阙”云云，[62]其实皆可像汉魏以来官职称“曹”，以及歌谣辞中有“汝曹奈何”等习语成谶那样，直接释为魏兴之徵。

[63]无论如何，“五胡运终”而四海“悬心象魏”，似已预示了此谶与“当涂高”等谶后来终于被相连解释的结局而两者一旦并联发酵，就势必同时放大其各自所具的政治内涵和影响，使膺此登位者更增真王临世而再造正统的神圣意味。

这对五胡后期称魏为王者，尤其是对拓跋珪天兴元年再定国号为魏，应当也发生了重大影响论至五胡运终而真王出世，就不能不看到与“当涂高”之谶相连而传播的，还有“真人出”之谶前已述石虎曾先后运用过“当涂高”及“天子自东北来”之谶，其“天子”二字亦作“真人”，[64]说明两者曾一并流行于世。

其实二谶早已为曹魏代汉时所用，《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载当时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之谶，其中即有《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65]若再往前推溯，“真人”之称多见于《庄子》、《列子》，似是先秦道家针对儒家“圣人”而标举的另一种完人。

稍后的方术之士则以之为水火不侵，与天地同寿的仙真之人，[66]在东汉以来道经中，则渐定位为天上“神人”之下的地上治理者[67]大概也正是自东汉以来，“真人”又与先秦以来 “大人”、“圣人”的某种涵义相连而成谶，[68]著名的有预言光武帝出世的“白水真人”之谶。

[69]上面所述汉末及石虎之事，则表明其在汉魏之际及永嘉乱后又已活跃了起来关于“真人出”之谶对五胡群雄的影响，除前述石虎一例外还可举出一些如《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载其登位所据之谶：“初，石季龙使人探策于华山，得玉版，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

’及此，燕人咸以为儁之应也”[70]在曾用“真人出”之谶的群雄中，[71]拓跋珪受此影响显然要来得更深《魏书》卷109《乐志》叙天兴以来掖庭中唱“真人代歌”，[72]即可为证田余庆先生正是由此出发而论北魏国史的种种问题，且已指出：代歌以“真人”命名的原因当在谶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记载见于《魏书》卷105《天象志三》皇始元年记事：。

    先是，有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五十余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当有真人起于燕赵之间，大兵锵锵，其锋不可当”冬十一月，黄星又见，天下莫敌[73]星占因多所预言而常被视同谶记，故魏晋以来易代时，条上谶纬的多是太史官。

《天象志》所载北魏开国之际的天象，应自《国记》据皇始以来晁崇等太史官的原始记录相传而来[74]当时显然是把“真人起于燕赵之间”的星谶，视为拓跋珪入主中原之徵的，故上引文实际上是拓跋珪以“真人”自居的写照。

颇值注意的是，类此的天象和谶记在曹魏代汉时已被运用《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五年末（200年）官渡战后记事有云：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

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75]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即被认为应验了“真人出”之谶，这也就是前述曹丕亦自居“真人”，代汉时则同时列举“当涂高”与“真人出”之谶的由来[76]同时还须看到，汉桓帝时殷馗的星占之辞，与《魏书·天象志三》载慕容氏太史丞王先的占辞，内容相当一致而套路略同，可见这类天象解释渊源有自，[77]实际上属于一个自有规则和传承、发展脉络的知识系统。

这一点提供的启示是，从曹魏当年据“当涂高”和“黄星见，真人出”等谶，以行易代之事，再到拓跋珪援引同类谶记定国号为魏而登位称帝，其间发生的不少雷同，恐怕正是这些谶记在这一百多年中相互缠绕演变，共同影响王朝易代现实的结果。

当然天兴前后的情况毕竟已与曹魏不同，其突出的一点，即是“当涂高”、“真人出”之谶，现在已与“五胡运终”之谶并联发酵《魏书·天象志三》在述上引黄星之徵前，还有一段关于彗星的记叙：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头。

彗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轥生人，力正诸夏，百有余年，莫能建经始之谋，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启冀方之地，实始芟夷涤除之，有德教之音，人伦之象焉终以锡类长代，修复中朝之旧物，故将建元立号，而天街彗之，盖其祥也。

[78]当时记录的这一星占和验辞，不仅把拓跋珪灭后燕而“建元立号”的活动，塑造成“黜无道、建有德”、吊民伐罪的圣主所为，且亦直接将之与五胡乱华“百有余年”，亟待“芟夷涤除”的使命联系了起来不难看出其背后隐隐可辨而矗立着的，正是与“建元立号”相关的“当涂高”，以及预告圣主再世而大乱将止的“真人出”和“五胡运终”这三个谶记。

另值注意的是，上引文中的这一彗星占验之辞，似又上承前秦太史官释其时星象所示燕、代气运而来《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4《前秦录四》载建元九年（374年）四月太史令张猛为苻坚释天象有曰：尾，燕之分野；东井，秦之分野。

彗起尾箕而扫东井，灾深祸大此十年之后，燕灭秦之象二十年后，当为代所灭[79]这段记载说明皇始、天兴之际的这类星谶，也像前举太史官释“黄星”一事那样，绝非凭空造作，而是自有其知识系统为之支撑，是术士不断观天占测和追踪星象所示动态的体现。

张猛释当时彗星之象为十年后“燕灭秦”，二十年后代灭燕之徵，建议尽诛慕容暐父子及诸鲜卑酋帅，坚虽“不纳”，却于建元十二年（377年）发兵灭代，可见其君臣对此都是认真对待的拓跋珪对之的态度要更为严肃，其登国元年草创之际“复为代王”，未始不是受此“代”将灭燕之谶的影响；尤其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大军南下灭燕，上距建元九年适为二十二年，即显露了其顺应“二十年后”灭燕之谶的痕迹。

据《魏书·天象志三》所载，也正是此年六月彗星再现，上天若曰二十年后灭燕之期已到其间是否巧合已难深究，但其灭燕之役自必因此而更天理昭然只是现在形势已变，登国元年（386年）改代为“魏”以来，诸谶记流传演变之况，尤其是拓跋珪所欲取而达成的目标均已与时俱进，也就不能再简单重复张猛所释，而须综诸谶纬符命，结合其胸中预期说此天意，这也就是《天象志三》释皇始彗星之徵所以如此的由来。

而其内容应可确凿地表明，“当涂高”之谶的国号为“魏”之义，与“真人出”之谶的“圣主临世”意蕴，还有“五胡运终”之谶的“拨乱反正”内涵，至此确已相互缠绕连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拓跋珪入主中原再定开国规模的重要思想基础。

从这一点出发来观察，自来拓跋珪之所以自居为“大运所钟”的“革命之主”，当时其与崔玄伯等汉士谋臣之所以强调“旧邦新命”而尤重继往开来，天兴开国建制之所以格局气象更为宏大而刻意有别于五胡时期，也就庶几可得其运思入微而多所创辟的着眼所在了。

要之，在皇始、天兴之际据此再定国号时，“当涂高”等魏兴之谶至少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其在曹魏代汉时，即与源头同样久远的“真人出”之谶相连运用，晋末以来两者似已若即若离，其各自内涵皆当有所分化、延伸迨至丧乱已甚、血火洗劫之余而人心思治，“胡乱中国”的谣谚变而为“五胡运终”之谶，“真人出”已成有道圣王再出而平乱救世的预言，“当涂高”等魏兴之谶又因屡被胡汉群雄利用而影响愈大。

到拓跋珪剋邺灭燕，入主中原，先前其改国号为魏的意义终于全部呈现，尤其是经崔玄伯等当世人杰的诠释发挥后，这三类久经演化发育的谶记，才真正获得了可以一并落实其所寓意涵的王者和国度就是说，到魏王拓跋珪所统魏国已成锐不可挡之势，其原先凭以证明气运所在而骤改国号的“当涂高”之谶，也就注定要汇聚和承载起“真人出”及“五胡运终”等谶的意涵，从而不仅可以继续说明其所受天命，更集中寄托了其平定大乱、重建正统的期许。

现在回头再看前引崔玄伯国号议，其所以坚持国号为魏，以之为“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喻拓跋珪为龙飞于天的九五至尊和吊民伐罪开建新朝的周武圣王，其背景、用意大略在此；而其所说的“徵验”、“玄符”，也正是按其当时通行之义，来特指这三个谶记和与之相应的黄星之瑞的。

三、“代、魏之辩”及其背后的政治博弈至此已可确认，在考虑北魏国号问题，理解当时设计施行的整套制度时，“当涂高”等谶纬所示，实际是一种影响最为直接而不可缺位的要素对于本就与此相应的一系列建制，也包括“代、魏之辩”之类的问题来说，一旦离开了这一要素作释，就不免隔了一层而多滞碍，也就难以理清和阐明各种现象背后的事实。

一言以蔽之，拓跋氏定国号为魏的直接原因，无非是如魏晋以来易代立国者之所为，[80]是要应谶以示其为天命、人情所归而在其背后发挥作用的，正是前面所述谶纬在汉以来王朝正统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涂高”等谶在魏晋以来的流行和在五胡时期明显增大的影响。

至于前人研究所示，拓跋氏当时所以定国号为魏的种种实际需要，事实上也首先是与此谶相连来加以考量和取舍的天兴元年再议国号的缘起即是如此其时拓跋氏已入据中原称帝在即，确有检讨既往国策，再定未来规制的必要其所以并不直接沿用已达十多年的“魏”号，而命群臣再议，一个重要的缘由是东晋遣使前来，[81]目的则不外是要部分恢复当年拓跋猗卢被封代王时双方建立的关系。

[82]这就骤然凸显了称“魏”、称“代”的不同现实含义大体说来，称“代”即接过西晋的封号，继承桓、穆二帝以来的政治遗产，且便在东晋及北方诸拥晋力量间纵横捭阖；而应“当涂高”等谶继续称“魏”，就势须强调此谶包含的代汉而兴、王者崛起之义，亦即无视晋的存在而仍标举华夏正统。

尽管两者均可兼有终结五胡之乱而恢复正统的内涵，但为魏必含承汉之义，称代则属得国于晋，是称魏还是称代？东晋来使此时触发的，便是这个关系到拓跋氏所承符命统绪和政治资源，连同今后国策选项的重大问题现在再看《魏书》卷2《太祖纪》载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之事，即可看出其集中体现了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及其背后存在的政治博弈：

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

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83]“群臣”之所以力主称“代”，除其他可能的理据外，[84]是要特别强调拓跋珪的王业承自神元帝以来的云代之地，尤其是桓、穆二帝被封的代国，以此扣合尧舜以来至于三代的“无土不王”之典，其所反映的很像是大人豪酋利在封建继及的立场。

[85]但以“宜循先号为魏”为最终结论的诏文，则把拓跋氏践位之源溯至远祖，既以合乎“无土不王”之义，更着眼于“当涂高”、“真人出”及“五胡运终”之谶所示，刻意凸显拓跋珪为顺天应人、平乱救难的命世之主，所传递的应是其亟欲强化自身地位，厉行皇权专制的倾向。

对照《魏书·太祖纪》上引文与有关当时定国号的其他记载，即可明白拓跋珪此诏要旨，正来自前所提到的崔玄伯之议《魏书》卷24《崔玄伯传》载其议全文处处针对上面所引“群臣”之语发论，亦可佐证“群臣”主要是指北族“大人”。

其中最关紧要的陈述，是说“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故亟应把“登国之初，改代曰魏”的定策贯彻到底[86]就是说，应谶而定国号为“魏”，象征的是拓跋珪重新“受命”而继往开来，也就尤其必须启用新人、革新政治而开创新局。

[87]崔玄伯之议基于“当涂高”等魏兴之谶而活用“旧邦新命”之典，实际已把拓跋珪比同革命易代的周武王，[88]其所竖之义更切实际，也更堂皇高远而合乎拓跋珪当时的胃口与此同时，针对“群臣”出于自身立场，以圣王封建屏藩压近世罢侯置守，把三代“无土不王”和汉魏“应运而起”对立起来的看法，崔玄伯此议也作了开解调和，并且建议国号仍可代、魏并称犹如殷、商。

这又兼顾了双方立场，遂被拓跋珪通盘接受在称“代”或“魏”的问题上，“群臣”强调“国家万世相承”而“启基云代”，与拓跋珪及崔玄伯越过云代，直溯其源于“幽都”、“广漠”，二说看似相类而重点不同，当可视之为双方分歧的要害所在。

神元帝居有云中以来，拓跋君位传子制方启其渐而多兄终弟及，与晋联手抗胡而被封为大单于及代公、代王的桓、穆二帝，相对于拓跋珪此时清理和确认的君位传承世系，本是旁系而非直系[89]在此背景下，强调桓、穆帝创辟代国的重要性，等于是强调君位兄终弟及的价值，隐隐是要维护和延续拓跋君长的推举传统。

这与拓跋珪现在力欲明确父子直系相继的君位传承秩序，以建立专制皇权为中心改造以往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意图，显然是尖锐对立的而强调“国家基业”始自远祖，不啻是说代国的创立同属先辈基础上的产物，桓、穆二帝的功业，由此即被泛化和湮没于历代祖宗功业的一长串清单中了。

当时有二事佐证了拓跋珪和崔玄伯确是如此运思谋划的：一是在天兴元年所建庙制中，桓、穆二帝明确不在太庙和宫中五帝庙祭祀之列，甚至也未入云中、盛乐神元以下七帝之祀，而只是在端门内祀诸“祖神”时有其地位[90]另一即是天兴元年虽定国号可兼称“代、魏”，对外及四方宾贡却仍一律称为“大魏”，[91]其主、次关系即强调拓跋珪已为魏帝而重新受命，是表达得相当清楚的。

因而有一点亦须在此指出，《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定国号诏末云：“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这说明此诏不可能再含有“代、魏”仍可兼称的内容，[92]仍许称“代”的变通，应稍后由别敕，或以类于胡汉双轨制的形式予以“内部承认”。

[93]这就强烈地提示了文献及考古发掘所见“代、魏”兼称诸多实例的特定意蕴：正如北魏此后历史一再发生的那样，沿用或强调代北旧俗的背后，往往存在着抵制汉化的保守倾向和相应的政治诉求诸大人豪酋在国号之议时表达出来的主张，当时虽已通过代、魏仍可兼称之类的安排而予部分落实，[94]但到天赐以来国策急剧转向守旧之时，[95]实有很大的可能增加称“代”的权重。

[96]当然称“魏”、称“代”所寓内涵亦多有交叉重合，这说明其时允许“代、魏”并称，不止是一项“让步”，而亦出于某种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尤其是在看待拓跋珪当时锐意推出的诸多新制时，对此就更需要加以注意比如，称“代”不仅强调了桓、穆所创代国为本朝王基之始，而且有利于其接过西晋的正统地位。

即西晋亡后，正统应由受其所封，且曾相盟抗胡的代国继承这与“称魏代汉”几乎无视西晋的态度有别，但在否定东晋为神州正朔这一点上则完全一致事实上，否定东晋的正统地位，自平文帝及于天兴开国以来，堪称是拓跋氏一项长期延续的国策。

而其相当一部分理据，实来自代国受封西晋[97]《魏书》卷1《序纪》载平文帝在位之事：二年，司马叡僭称大位于江南……五年，僭晋司马叡遣使韩畅加崇爵服，帝绝之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98]东晋元帝来使，自因拓跋氏曾受晋封。

来使姓名凿凿，是要表明其事并非虚构且其前文已载平文帝即位次年曾大破刘虎，又“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99]而不到一年前，也就是前引《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述刘聪太史令康相为之分说“天下三分”之象时，又释当时“客星入紫宫”之异有曰：。

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说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尽言？石勒鸱视赵魏，曹嶷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齐、代、燕、赵，皆有将大之气愿陛下以东夏为虑，勿顾西、南[100]据其所述，赵指石勒，齐指曹嶷，燕、代显然分指慕容、拓跋。

是当时术士已据星象预言代国“将大”，[101]各地同观此象而精擅星历者，虽各有立场而释之不无差异，但其大体皆当视之为天下纷乱、群雄有为之徵在此背景下，平文帝既上承晋封之“代”，麾下控弦百万，其油然而兴“平南”之思，因此而称乱中登位且有“牛继马后”之嫌的东晋元帝为“僭”，[102]绝其来崇爵服之使，自属情理中事。

至天兴开国之际，东晋安帝复又遣使前来，现存文献中虽不记当时如何回复，但既议定国号为“魏”而仍可称“代”，即可断定天兴君臣必会一致贬低东晋地位，双方的这次接触实在无法谈拢《魏书》卷32《崔逞传》所载即可为之佐证：。

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戌，戌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逞与张袞为遵书以答初，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袞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袞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

[103]因礼节性的“贵主”之称，而将元勋谋臣张袞贬为尚书令史，崔逞则罪至赐死，反映了拓跋珪当时因对 “君臣之体”分外敏感，以至反应过度而亟欲“贬其主号”的激烈态度[104]而其之所以为“君”的依据之一，还是因其直承桓、穆以来的代国基业，是与其国号亦可称“代”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

经上讨论可见，天兴元年定国号为魏又可代、魏兼称，既是拓跋珪与崔玄伯主导开国规模，按“当涂高”等谶所寓圣王受命之义来再造正统而开新局面的产物，也是在一系列政治需要与可能之间综合考量和平衡的结果应当指出，拓跋珪与北族诸大人在初定中原时确有深刻矛盾，但同时也因初定中原而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共同立场和根本利益，即便在其锐意仿行汉制最甚的皇始、天兴之际，对此也决不应低估。

由此也就带来了其开国建制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力图综合“魏、代”之称所蕴内涵，使其措置在突出国号应谶为“魏”主旨的同时，亦兼顾了其亦可称“代”所意味的某些成分，而旨归则是双方皆须首先以拓跋自身发展为本位来巩固统治。

其典型如当时处理切关本朝气运的“行次”问题，《魏书》卷2《太祖纪》载天兴元年十二月己丑，拓跋珪正式登位称帝，大赦、改年、尊祖后即“诏百官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

此次所定行次，即承“当涂高”之谶以魏代汉而“从土德”，[105]从而以此上继周汉尧舜相承之次，又兼顾了承接前秦火德的用意，[106]以符五行相生次序的“火生土”接下来，因土居中色黄而定“服色尚黄，数用五”，自属理所当然。

只是其既然“服色尚黄”，则何以“牺牲用白”？又要行水德尚黑的夏历呢？其部分原因当因拓跋珪既定国号为“魏”，遂须一并取鉴曹魏代汉故事[107]《宋书》卷14《礼志一》载曹魏文帝代汉时，即自承尧、舜、禹禅让故事而兼取三代之长，诏“行夏之时”，文物典章“随土德之数”，服色尚黄，“腊以丑，牲用白”。

[108]当时之所以要“行夏之时”，是因为经典中有“夏数得天”之说[109]“服色尚黄”和“牺牲用白”，则有刘歆《三统历谱》的“三正周复”之义为据，大意即汉为火德、人正、赤统，代汉之魏承以土德而为地正、白统，故牺牲色宜用白。

也就是说，行夏之时、服色尚黄、牺牲用白看似矛盾，内里却是被统一于儒经所示三代之制，以及基于五行学说而着力对此作出发挥的三统论之下的无论是曹魏还是北魏，如此定制的实质，都是在以当时最为权威的政治理论和行次学说来证明本朝为天下正统。

显然，既应“当涂高”代汉之谶定国号为“魏”，就势必要在天兴开国规模时，贯彻此谶、此号所寓涵义和要求，使本朝地位得到正统理论的有力支持不过当时所定“未祖辰腊”、“五郊迎气”等制，毕竟仍与曹魏不同，[110]其国号又因种种原因而“代、魏兼称”。

更为重要的是，曹魏是以禅让代汉，故其所定诸制大略因循，甚至不改正朔而留下种种问题；这又与拓跋珪定乱复国、灭燕开基的气象，与其自比周武王“革命放杀”开立新朝的易代路径，存在着根本不同[111]正其如此，拓跋珪及崔玄伯胸中所筹，绝非是要单纯依仿曹魏，更罔论是心向曹魏，而是有着远为复杂、宏大的考量。

天兴元年所定诸制，在其根本宗旨上就不能跟在曹魏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而须综据“当涂高”、“真人”、“五胡运终”等谶所示，全面翻新大魏王朝之所以为“旧邦新命”的内涵，同时亦不免会要兼顾国号又可称“代”所意味的诉求和需要。

《魏书》卷108《礼志一》载天兴元年定行次之事，即与上引《太祖纪》所载定行次之文详略不同：“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

这里的“群臣”，显即《太祖纪》所述的“崔玄伯等”，其文则交代了当时玄伯等奏从土德的依据：一是拓跋氏本为黄帝之后；[112]二是拓跋献帝率部南徙途中曾遇“九难八阻”，幸得神兽导引“历年乃出”；[113]三是皇始元年及其前一段时期，皆有“黄星”出于燕代之分，显示“真人”将出。

[114]这些都表明北魏行次土德，不止是据曹魏代汉故事，而是自有一系列基于拓跋历史的独立证据其显然已把“当涂高”等魏兴之谶连带的国号及其土德代汉之序，与鲜卑语“拓跋”为“土后”之义，[115]与其注定要从幽都广漠南徙至代北云中的神兽导引传说，与五胡时期预言“代国将大”的诸多星徵揉到了一起。

经此诠释后，天兴元年决定北魏行次土德和服色尚黄这一正统受命象征的，已远不止是登国元年应“当涂高”等谶改“代”为“魏”，现在再继续仿行“曹魏代汉”故事的结果；更是拓跋氏源出黄帝后裔，由上天导引至代北壮大起来建立代国，并且伴有种种神异徵兆的必然。

从中不难体会其重要的功能之一，是要使代、魏之号一并适于“土德”，以便进一步打通代、魏直至幽都广漠时期一脉相承的历史，使其前后各个阶段之间不再可以相互否定[116]这就更为完整地体现了国号为“魏”又可称“代”的政治内涵和用意。

由此亦可看出，对锐欲开创新制的拓跋珪和立场保守的北族大人来说，“代、魏兼称”的名号背后，蕴含着其间达成妥协、共识的更多事实除一致否定东晋地位外，双方亦可在拓跋氏历史传统的总结、梳理及相关制度安排上多有兼容。

而崔玄伯等汉人谋士从事的制度设计，也正须于此落脚，方得真正有所作为，也才能帮助拓跋珪完成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而不致早早牺牲于对立而多变的胡汉集团派别之争[117]综上所述，行次定为“土德”而服色尚黄，在曹魏当年固是其取代汉朝这一客观事实导致的必然，但到拓跋氏建立北魏，却已甚有必要来弱化甚至剥除其中体现的“代汉”成分，因为拓跋氏并非代汉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就不能不重建可供明确天命在魏而土德尚黄的新论证尽管拓跋珪和崔玄伯也还在取鉴当年曹魏定行次土德所用的不少谶记祥瑞，包括“当涂高”等谶，也包括“黄星显曜”之类，[118]但其现在不仅皆被贯注了更为丰富和宏大的新内涵，且已为之补充了拓跋部特有的“黄帝之后”及“神兽导引”等新证据。

[119]这就雄辩地表明，天兴君臣此时更为看重的，是要把天命的象征与拓跋自身历史紧密啮合起来，使之具有证统受命的唯一性，也更利于团结或安抚胡汉各族尤其是北族诸部大人归根到底，拓跋珪现在根本就不是要复制汉或曹魏王朝，而是要亘古未有地建立一个足以体现“旧邦新命”，注定要通过不断变革来睥睨天下的大魏王朝。

四、结语：国号为“魏”与天兴定制的主旨天兴元年定行次土德和服色尚黄之事，大体可以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国号称“代”的凭据和义旨相对单薄，其重要性已不能不被内涵和寄托更为宏远的“魏”号压倒；而“国号为魏”所据的“当涂高”等谶，至此也因新的形势和任务，及其与“真人出”及“五胡运终”等谶发生聚变反应，其原本所寓以魏代汉的受命之义，又被圣王再世而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新义压倒。

这种立国主旨不断推陈出新、不破不立而愈趋高远之态，正是登国至天兴年间魏国蒸蒸日上、势不可挡，其主拓跋珪则雄心勃勃、锐意进取的真实写照因此，如果说登国草创之时，“改代为魏”确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当涂高”之谶以魏代汉之义；那么到皇始、天兴之际，这层意思明显已只是其大幅翻新了的圣王再世、平定天下内涵的一小部分。

当此之时，无论是称魏代汉还是称代承晋，尽管也还有部分实际意义，却终究释之费事而难掩天下悠悠之口，[120]不免显得器小局促现在的拓跋珪正踌躇满志，恍若就是“真人”出世，满目皆是百废待兴，其欲比高的已是干戈易代、革命灭纣的周武王，伪托禅让的曹魏实已装不下他与民更始的王者气象，还有他与崔玄伯为首的谋臣反复讨论，亟待施工的整张开国蓝图。

天兴元年十二月所定土德行次服色之类，还只是为其登位所承统绪及开国建制庞大计划提供的一种大义名分，一系列更具实质性的制度则在此前已明诏制订和相继落实《魏书》卷2《太祖纪》记天兴元年六月定国号以后之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饗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

[121]这几个月集中展开的建制活动，内容包罗甚广，又处处取本了儒经所示圣王典则，基本上已奠定了北魏此后的发展规模[122]可以认为，天兴元年十二月所定行次、正朔、服色等事，首先是要把其所以应谶合籙之理具象化、实体化，以证拓跋珪所建大魏王朝切实膺有高妙玄远的“天命”。

不过，这些安排对拓跋珪证明其为圣王出世而再造天下正统来说固然重要，却毕竟还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政治内容而以上这些处处比附王者之政，又明显取仿了《周礼》等儒经的典章制度，才是从脚踏实地的政教方面，来表明其为再世圣王得承大统的力证，同时也是其既有类周武圣王而以革命放杀易代改姓，故尤其需要革新各项制度以示与民更始的体现。

由于先秦以来即公认“天意自我民意”，汉魏以来正统理论体系遂兼重天命、人事，又特别重视以政教制度来证明其君有类圣王而为天命正统之所在，其重要性经常都要超过行次、服色方面的安排，实际上是把握天命，使宇宙和社会的终级真理不至于二元相分，而是合二为一地指导现实的关键。

而天兴元年再定国号为魏，虽可代、魏兼称而仍以魏为正的主旨，实际上就是要按“当涂高”等谶和圣王经典共同显示的宇宙、社会奥秘，来统一落实相应的行次、服色尤其是各项政教制度，以证明国朝应天顺人而为华夏正统因而行次土德和服色尚黄之类，实际上并非北魏开国建制的最大特色。

这些安排所要证明的天命固然极其重要不可或缺，却毕竟玄远莫测且又不难相机造作和解释发挥，而能够真正将之接引到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还是上引文所示各项实实在在的政教制度拓跋珪正是要通过这些制作，不仅与得之于晋的代国时期，更与处处因循汉制的曹魏明确区别开来。

他的大魏王朝因扎根于拓跋自身土壤和发展需要而举世无双，他开创的一系列制度注定要把拓跋氏及所率各族带入新的时代，他的宫廷中晨昏响起的“真人代歌”，将每天以北族各部奋斗于艰难竭蹶之中的历史激励其子孙走向辉煌。

只是，一旦回到现实，皇始、天兴年间的所有建制加到一起，相对于改造北族社会、建立专制皇权和再造圣王正统体制的任务，也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后来的事态证明，其实现的历程还有待明元、太武、文成、献文四朝整整百年的不懈努力，到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祖孙合力，才得以开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事实上，就连这个已经露出水面的冰山尖顶，天兴以后也不能不部分消融于激荡起来犹如怒海波涛的北族传统因而即便是盖世之雄拓跋珪的肩头，也不克承担其过于膨胀的雄心所向的无限负荷，但其仍欲勉力扛之，以至晚年神经崩溃、谵狂不已而至丧命。

拓跋珪平生历程本就充满悲剧色彩，其最终的这一遭逢，亦清楚地预示了天兴元年北魏奠基后，历史必须长期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中曲折前行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考虑影响北魏开国建制的种种思想观念时，必须意识到当时诸种谶纬符命之说的背后，实际存在着另一个思想世界，一个以往学界往往单纯视为伪造、利用，对其所蕴内容的严肃性和自有其流衍规律的客观性则估价不足的观念领域。

事实则是其所蕴思想观念之丰富生动，常出今人想像之外，两汉以来其对各种政治过程所具的影响，亦常不下于儒经或前朝的典章故事，实际则多与之缠绕在一起而发挥作用现在已可明确，无论是“当涂高”、“真人出”，还是“五胡运终”等谶，都深深植根于发育已趋成熟的华夏文化，都集中体现了汉代以来其与经典和纬书密切相关而交织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在统治合法性等根本政治问题上的深邃思考。

是故应此三谶所含诸义以定国号而奠立王业，包括其谶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影响的递进，显然是从这种极为重要的方面，表明了北魏建立过程的一个根本特点：其无疑要比五胡政权更为深入和系统地受到了华夏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就更为自觉和全面地贯彻了代表正统和争夺天下正统的意旨。

笔者认为，此即北魏之所以能够结束五胡时期而开创北方新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1] 这里所说的“谶纬”，是按史界习惯指纬书中的谶言及于星谶、谣谶之类，而不强调“谶”、“纬”之别前人的相关讨论可参见陈槃：《谶纬释名》、《谶纬溯源(上)》，二文俱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7-335页；王利器：《谶纬五论》，收入所著《晓传书斋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8-103页；钟肇鹏：《谶纬论略》第一章《谶纬的起源和形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吕宗力：《汉代的谣言》之《导言》及《附录一·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236-252页。

[2] 顾炎武：《日知录》卷30《图谶》条引《史记·赵世家》及《秦本纪》，以为谶记始于秦，且与方术密切相关（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064-1065页）但从《左传》等处所载谣谶来看，其源头显然还应更早。

至于其在汉代的发展，《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

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95页）所谓“察其所言，仿佛一端”，是指其已有旨归而成体系；“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是指其构拟事理以为儒经之辅翼；“亿则屡中”，是说其预言或多应验。

故这段议论实际上交代了纬书形成的基础，具体如《翼奉传》述其元帝初元二年奏封事言灾异，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郑玄：《六艺论》（《毛诗正义》卷一《诗大序》“四始”条《孔疏》引，《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上册，第272页）引《春秋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又引《诗泛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即是翼奉所述《齐诗》“五际”说后来进入《诗纬》之证[3] 汉魏以来谶纬的影响，参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第四章《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9-217页；吕宗力《谶纬与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与社会》，收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至6世纪中国北方社会、民族与边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3-298页；姜望来：《谣谶与北朝政治研究》之《导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之《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2页。

[4] 孙同勋：《从太祖到显祖》，收入所著《拓跋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35-48页[5]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6] 田余庆：《〈代歌〉、〈代记〉与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7] 其述是年冬，晋侯赐毕万魏地，为大夫掌卜大夫卜偃遂曰：“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以明魏兴之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下册，第1786页[8] 《史记》卷27《天官书》述二十八宿所应之州，《正义》：“案《星经》：益州，魏地，毕、觜、参之分。

今河内、上党、云中是未详”（《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330页）《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周礼·春官宗伯》保章氏郑注皆以毕入赵，而以觜、参为魏或晋之分野，当与《星经》系统相近（《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646-1655页；《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19页）而《淮南子·天文训》则以胃、昴、毕为魏，而以觜、参为赵之分野，显属另一分野系统。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上册，第122-123页）对魏晋以来影响较大的乃是前者，《晋书》卷11《天文志上》述其星官皆“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而定，其述“十二次度数”，以“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赵之分野，“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魏之分野。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9页、307-309页）应即由前一系统发展而来，而被后世奉为圭阜[9]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过江人士聚于新亭望北流涕，导愀然变色谓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晋书》，第1747页）《世说新语》上卷《言语》亦载其事。

可见当时“神州”多指中原而言[10] 汉代以来“革命”与“禅让”常对举，为易代的两大模式，其思想背景可参见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7-161页。

[11] 《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诏曰：“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页）此诏针对其时有人觊觎帝位而发，遂循班彪《王命论》之义，自比于汉高帝而为“革命之主”。

同书卷24《张衮传》述其疾笃上疏，自以“参戎氛雾之初，驰驱革命之会”亦以拓跋珪灭燕称帝为“革命” 《魏书》，第614页[12] 《易·乾卦》九二爻词：“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然《崔玄伯传》载其国号议先已述“陛下应运龙飞”，上引《张衮传》遗疏亦述其“陛下龙飞九五，仍参顾问”；故知此“利见”必非《乾》卦九二而是九五爻词。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14页[13]《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载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之谶，末云：“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徵，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65页）所谓“考符察徵”即考玄符、灵徵。

《文选》卷四八《符命》录扬雄《剧秦美新》，述“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李善注：“玄符，天符也；灵契，地契也；黄瑞，谓王莽承黄虞之后，黄气之瑞也”即指谶纬、祥瑞等天地意志的象征（《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80页）。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载“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李贤注：“图，《河图》也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徵验也”（《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页）视谶纬、祥瑞为王者受命的“玄符”、“徵验”，至南北朝皆甚流行。

如《梁书》卷一《武帝纪上》载齐帝禅位玺书有曰：“灵瑞杂沓，玄符昭著至于星孛紫宫，水效孟月，飞鸿满野，长彗横天，取新之应既昭，革故之徵必显”（《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9页）其“灵瑞”、“玄符”所指可见。

[14] 许芝所引其余各条，或明言“魏公子”，或称“许昌”，或隐含曹丕之名，皆只适用于曹魏《三国志》，第63-64页[15] 《三国志》，第1020页《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杜琼传》载其少受学于任安而精术数，谯周问其“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

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三国志》，第1022页）周徵君即周舒，因其数被徵不起而称“徵君”上引许芝条上魏代汉之谶，其中引到白马令李云上事有云：“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

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所释甚明[16] 《三国志》，第210页《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载光武帝与述书言图谶，称“代汉者当塗高，君岂高之身邪”？（《后汉书》，第538页）是两汉之际公孙述已引此《春秋谶》，以证己身膺有符命，其部分理由显然亦是“述”字形作途中立木。

[17] 《三国志》卷23《魏书·常林传》裴注引《魏略·清介吉茂传》述建安时“科禁内学及兵书”（《三国志》，第660页）《太平御览》卷642《刑法部八·徒作年数》引《晋律注》谓“有挟天文图谶之属，并为二岁刑”。

（《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77页）《唐律疏议》卷9《职制篇》：“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原注：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

”（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6页）此即魏晋“内学”所指及直至唐代相关法律规定的要况，图谶为其重要部分[18] 王隐《晋书》记此事，或为前凉张本张寔为张轨世子，嗣位称元年在愍帝建兴三年，其时王隐当仍在世。

《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下册，第1116页[19] 《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青龙三年十一月记事，裴注引《搜神记》，述魏初兴时“张掖之柳谷有      开石焉”，上有图文，至太和以来愈显。

晋武帝泰始三年张掖太守具石图上，所示大略皆司马代魏之徵这也反映了河西一带自曹魏代汉以来的潜流涌动《三国志》，第106-107页[20] 《晋书》，第1149页[21]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及《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2《后赵录二》载勒奉上尊号而袭杀王浚在愍帝建兴二年，而皆不载其所上帝号。

《晋书》，第2722至2724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88-89页[22] 《晋书》，第2754-2755页[23]《水经注》卷10《浊漳水》述邺城：“本齐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夏也。

后属晋，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汉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邺县，王莽更名魏城后分魏郡，置东、西部都尉，故曰三魏”故所谓“魏之旧都”，所指非惟曹操魏国之都，亦战国魏都也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8页。

[24] 《晋书》，第2720页《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2《后赵录二》亦载此事，唯石虎名前有“征虏将军”四字，“萌”则作“谋”《十六国春秋辑补》，第85-86页[25] 《晋书》，第2755页又《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载其值东晋咸和五年称赵天王，当年即登皇帝位，改元建平。

故石弘所欲禅让者非赵天王而是皇帝之位（《晋书》，第2746页）《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5《后赵录五》载延熙元年七月，石虎“改顿邱为魏国，沿（原注：一作‘分’）魏郡至（原注：一作‘立’）黎阳，石宏有怨言，季龙幽之”，弘遂齎玺绶谕禅让意，而为石虎拒绝。

当时虎曰：“弘昏昧愚暗，处丧无礼，不可以君临万国，奉承宗庙，便当废之，云何禅让！”（《十六国春秋辑补》，第118页）这些记载较之《石勒载记》所载，多出石虎改顿丘为魏国、分魏郡立黎阳及“云何禅让”等事，其背后必有曲折。

揣石虎至此已弃禅让易代而取嗣赵模式[26] 《晋书》卷106《石虎载记上》据此可见此前石虎称帝尚缺乏权威谶文的支持其后文载石虎两年后   “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亦必是诸般准备包括相应谶纬、祥瑞已备的体现。

《晋书》，第2762页[27] 《晋书》卷107《石虎载记下》载其永和五年即帝位后不久即死，在其称天王十三年后，而终未改国号《晋书》，第2786-2787页[28]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前赵录七》载刘曜时得白玉上有文字“皇亡皇亡败赵昌”云云，群臣多视为大赵当昌之徵，而刘均抗疏：“今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

”此类即石勒、石虎循前定国号为“赵”的谶记《十六国春秋辑补》，第50页[29] 《晋书》，第2793页[30]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9《后赵录九》载石鉴在石虎死后登位，“青龙元年正月，石闵欲灭二石之号，议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国，继赵李。

谶书怲然且德星镇卫，宜改号大卫，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闰月，废鉴杀之，诛虎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十六国春秋辑补》，第151页）是冉闵本欲应“继赵李”之谶及“德星镇卫”的天象，定国号为卫而改姓李氏由此可推其最终复冉姓与定国号为魏事亦相连，盖因其父冉良本魏郡内黄人，便于应“当涂高”之谶。

内黄之地西周在卫，战国属魏，二名虽皆可供石闵应谶比附，然改姓李毕竟勉强[31] 《晋书》，第2832页[32]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6《后赵录六》载曾为石勒元从十八骑之一的桃豹“尝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 。

魏太祖，不封万户侯，位上将者，非丈夫也’”（《十六国春秋辑补》，第129页）魏武在十六国时期甚受推重，盖以其出身不明，为人养子而能立王业之故[33]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载曹操自建安元年以来即据许昌，十七年天子诏割河内、东郡、钜鹿、。

广平、赵地“以益魏郡”（《三国志》，第36页）自此魏郡已体制尤殊，在操后来为魏公、魏王所封十郡中类同王畿[34] 地缘和分野在决定五胡受命应谶等事时常起重要作用如《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前赵录六》载刘曜登位后定行次事：“太保呼延晏等曰：‘今宜承晋，母子传号，以光文本封卢奴，中山之属城，陛下勋功懋于平洛，终于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

宜革称大赵，遵以水行，承晋金行，国号曰赵’曜从之”（《十六国春秋辑补》，第45页）是其“革称大赵”的重要原因是其大业终于中山，而“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前引刘曜末有“皇亡皇亡败赵昌”之谶，中书监刘均释其“赵昌”当指石勒，亦以“勒跨全赵之地”为说。

[35] 《魏书》，第2066页《资治通鉴》卷108《晋纪三十》太元十七年六月载慕容垂击破翟钊后：“钊单骑奔长子，西燕主（慕容）永以钊为车骑大将军、兖州牧，封东郡王岁余，钊谋反，永杀之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兴张卓、辽东夔腾、阳平路纂，皆仕于秦，避秦乱来奔，诏以为冀州诸郡，各将部曲，营于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

翟氏败，皆降于燕燕主垂各随其材而用之”（《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第724页）此处“清河崔宏”即北魏天兴建制的主持者崔玄伯，是其曾为翟魏臣属，故必熟谙其称“魏”及西燕与后燕相争故事。

这一点似可帮助理解崔玄伯在天兴议国号时的有关言论[36] “天王”在《春秋》中指有天下之王，即周天子五胡时期统治者靳准、石勒、苻坚、翟辽、吕光、姚兴、慕容盛、高云、冯跋等人皆用此号[37] 《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及《十六国春秋辑补》卷44《后燕录三》皆载此年辽在黎阳称魏王后，。

再“徙屯滑台”（《晋书》，第3086-3088页；《十六国春秋辑补》，第342-343页）《元和郡县志》卷16《河北道一》卫州黎阳县条，述“黎阳镇故城，在县东南一里，古翟辽城也，翟辽于此僭号”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2页。

[38]《魏书》卷2《太祖纪》系此在登国元年四月《魏书》，第20页[39]《十六国春秋辑补》卷44《后燕录三》亦载其事而系年于建兴二年《十六国春秋辑补》，第342页[40]《史记》，第1610页；《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78页。

[41]《晋书》卷12《天文志中》则载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贼臣欲杀主，不出三年，必有内恶’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苌、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是其时月变示此，亦与星变相类《晋书》，第349页。

[42] 见《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晋书》卷14《地理志上》之魏郡条（《汉书》，第1573-1574页；《晋书》，第418页）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时期》图7至10标黎阳在后赵仍属魏郡，前燕已置黎阳郡。

据前引《晋书·慕容垂载记》及《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等处所载，立黎阳郡应在石虎时[43]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载有中山丁零翟鼠建兴四年叛勒，为勒所破，遂“保于胥关，奔于代郡”（《晋书》，第2725页）同书卷110《慕容儁载记》述丁零翟鼠及冉闵将刘准等，于燕王三年率其所部降，儁“封鼠归义王，准左司马”。

（《晋书》，第2833页）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五穆帝永和七年“翟鼠率所部降燕”条以为：“翟鼠者，翟斌之种类也”（《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附《通鉴释文辩误》，第2066页）然则斌为鼠族裔，其族人久在中山，当是丁零各部中受华夏文化影响最深的一部，又转辗臣属刘曜、石勒、冉闵等，其部人遂得晓知“当涂高”等谶及其对王浚、石虎及闵魏的影响。

此亦翟辽后来称“大魏天王”的因缘之一[44]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44《后燕录三》载建兴二年刘显兄弟乖争，“魏张衮言于魏王珪曰”云云（《十六国春秋辑补》，第342-343页）《晋书》卷9《孝武帝纪》太元二十年十一月，“魏王拓跋珪击慕容垂子宝于黍谷（《校勘记》谓为“参合”之讹），败之”。

（《晋书》，第241页）这类记载皆当来自崔鸿书而原出其各自国史，可见自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珪“改称魏王”后，南北各国皆已以魏国、魏王视之，其国号并非悬而未决[45] “永奉进魏土”，即《魏书·太祖纪》载登国六年七月燕、魏交恶后，拓跋珪“乃遣使于慕容永，永使其

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魏书》，第24页）“劝进尊号”即自为属下，等于是“奉进”其所居上党一带战国魏地之土《太祖纪》后文又载登国七年十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贡”（《魏书》，第25页）一年多后即是慕容垂灭西燕的建兴九年和拓跋珪登国九年。

可见慕容永因深受后燕威胁，方以奉上尊号屈己为臣来求援于拓跋珪[46] 田余庆先生前引文曾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崔玄伯为什么以‘慕容永亦进奉魏土’作为他所持称魏的理 由之一？另一个是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珪何以在甫称代王后数月即匆匆改称魏王？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田先生认为前一问题应与拓跋珪当时取魏旧土相关，然未详其说；后一问题则应是拓跋珪对与己争位的拓跋窟咄附慕容永一事作出的反应笔者认为其“相互关联”的纽结，即在于魏兴之谶的影响登国元年改代为魏，盖因拓跋氏欲应此谶而翟辽亦欲应谶号魏；崔玄伯举慕容永进奉魏土为证，则是因为自来雄豪应此谶而定国号为魏者，唯有拓跋氏未居“魏土”。

前所注出的崔玄伯曾为翟魏臣属后又入燕，甚熟国号为“魏”典故及西燕、后燕相争之事，亦可帮助理解这一点[47]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4《前赵录四》载此事系于聪麟嘉元年，当晋愍帝建兴四年《十六国春秋辑补》，第36页。

[48] 《晋书》，第2753页[49] 《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载其登位后建熙七年，辅政大臣慕容恪、评上疏欲还政，暐报有曰：“今关右有未宾之氐，江吴有遗烬之虏，方赖谋猷，混宁六合，岂宜虚己谦冲，以违委任之重？”（《晋书》，第2850页）所谓“关右之氐”已指苻秦，当时形势与石勒时已经不同，然其大意仍与石勒相类。

[50] 俞正變《癸已存稿》卷7《魏书》条述：“列传八十四以李雄配晋，则以蜀、晋配蜀、吴，而元魏比曹魏 也又于《刘聪》等传序，申明吴、蜀不得为三分云吴、蜀，言三分，同于溺人之笑”（《癸巳存稿》，《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第218页）俞氏此讥可谓以不狂为狂，自比曹魏而以李汉、东晋比刘蜀、孙吴，乃是刘聪、石勒以来的习惯。

[51] 《续汉书·五行志一》：“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后汉书》，第3272页[52]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7页。

[53]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晋书》，第2707页[54] 《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述其将即位，有“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群臣为其陈说祥瑞有曰：“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

”其后文又载慕容儁自谦之辞：“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祍之俗，历数之籙宁有分邪！”（《晋书》，第2834页）此“历数之籙”显然也就是群臣咸称的“五行之籙”，当时似尚未将之与五胡相连，后来把“五胡”与“五行”相配而相继膺籙之谶，即是由此发展而来。

[55] 《晋书》，第2782页[56] 《十六国春秋辑补》，第240页此事不见于《晋书》卷112《苻洪载记》[57] 《晋书》卷107《石虎载记下》载冉闵攻石祗时，“道士法饶进曰：‘太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

”后文又载自季龙末年以来，冉闵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晋书》，2794-2795页）是冉闵尽诛胡人，似有“大白经昴”之象为徵，且有“道士”法饶为说，其时恐必引及“胡运将衰”之谶。

“道士”在当时亦指沙门，僧人以“法”冠名其时多见，法饶之说与上面所述沙门吴进之语有相通处，可见佛教人士在当时这些谣谶传播中的作用[58] 《晋书》，第2910页[59] 《晋书》，第2928页[60]《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六篇《五胡种族问题》（一）《五胡次序》说已及此。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83页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一文对其所蕴五胡政权相继膺籙的内涵作了抉发，《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61] 《晋书》卷87《苻坚载记下》，第2260页。

[62] 《艺文类聚》卷62《居处部二·阙》引“文子曰：老子云：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艺文类聚》，第1116页）此典必常为人所用，且因其出老子之口而可现成释为谶记又《文馆词林》卷六九五《东晋元帝改元赦令》有曰：“将以雪皇家之耻，荡鲸鲵之害，然后谢责象魏，归身藩臣，生死之志毕矣。

”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40页[63] 《三国志》卷42《蜀书杜琼传》载谯周问其曹魏代汉之徵，琼对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

此殆天意也”（《三国志》，第1022页）《晋书》卷28《五行志中》载魏明帝时京师歌兜铃曹子，唱曰：“其奈汝曹何？”以此为曹氏将亡之徵（《晋书》，第842页）所谓谶记不少皆如此附会而来又《艺文类聚》卷62《居处部二·阙》引梁陆倕《石阙铭》、沈约《建阙表》，皆以江左不立双阙，以牛头山两峰代之为“有欺耳目，无补宪章”；“非所以经世成务，垂业后昆”。

（《艺文类聚》，第1117-1118页）而北魏则有如曹魏高筑其阙，《魏书》卷二《太祖纪》载天赐时筑灅南宫，其门阙亦“高十余丈”（《魏书》，第42页）北魏刻意高筑门阙之举，显然是其应“当涂高”之谶国号为“魏”的产物，东晋刘宋不建双阙恐亦与此相关，而其间反差亦足成为有心者口实。

[64] 《隋书》卷69《王劭传》载其周隋易代时陈诸谶记祥瑞，引《易稽览图》有“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之语，释曰：“‘贫之’当为‘真人’，字之误也”（《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05页）是纬书本有此说。

《晋书》卷95《艺术黄泓传》载其永嘉乱后与高瞻避地幽州，说瞻附慕容廆有曰：“谶言真人出东北，傥或是乎？宜相与归之，同建事业”（《晋书》，第2493页）亦然石虎先用魏兴之谶而称魏王，后来改用“真人出”及“赵王”之谶，不用禅让而自行登位，亦表明“真人”在当时已寓圣王出世而干戈易代之义。

[65]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载延康元年七月甲午，大饗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裴注引《魏书》曰：“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 （《三国志》，第61页）可见禅位前曹丕即自以为谯出之“真人”。

[6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之语《史记》，第257页[67] 王明《太平经合校》卷十八至三四《太平经钞乙部》之《阙题》、卷四二《丙部之八》之《九天消先王灾法第五十六》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25页、第88页。

[68] 《开元占经》卷一四《月占四·月犯石氏中官一》引“《石氏》曰：月犯黄帝座，大人忧；其中黄帝座，大人易，天下乱”（《唐开元占经》，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第124页）是《石氏星经》中“大人”已近乎“天子”。

赵在翰辑《易乾凿度》卷上记孔子曰：“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大人者，圣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又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 （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页）是《易纬》将《易》卦爻辞中的“大人”释为“圣人之在位者”，其义与“真人将起”之谶的“真人”相同。

[69] 参见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一部分《从汉走向六朝》第二章《真人与革命》，王启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85页[70] 《晋书》，第2834页“申”、“酉”皆地支，故为连续两年之称，慕容儁燕王元年的前一年为戊申年，元年为己酉年，即“岁在申、酉，不绝若线”之所指。

三年后其称帝的元玺元年适为“壬子”年，是为“真人乃见”[71] 另如《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述其统万宫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兴”（《晋书》，第3210页）所谓“真兴”，当时应寓“真人兴起”之意。

同书卷六《元帝纪》末云：“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壓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及孙权之称号，自谓当之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

”（《晋书》，第157页）此必孙盛《晋春秋》之语，似“真人出”之谶对司马睿建立东晋亦有影响[72] 《魏书》，第2828页[73] 《魏书》，第2389页田余庆先生前引文已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指出《魏书·天象志三》、《天象志四》皆出张太素书。

在田先生的《拓跋史探（修订本）》中，还补充了“真人出”之谶在东汉以来的渊源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09页[74] 参见楼劲：《关于北魏开国之际的文明程度》，《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3期。

[75] 《三国志》，第22页[76] 《太平御览》卷178《居处部六·台下》引王嘉《拾遗记》曰：“魏文帝时，黄星炳夜，乃起毕、昴，台以祀星”是曹丕时黄星再现《太平御览》，第866页[77] 《开元占经》卷9《日占五·日蚀早晚所主四》引《甘氏》曰：“日将入而蚀，大人出兵，赵、燕当之，近期三月，远期三年。

”（《唐开元占经》，第79页）前已指出“大人”与“真人”之说的关联，《甘氏星经》此占，可以说部分反映了殷馗与王先占辞的取本来源又《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掌诸祥瑞，原注“大瑞”即包括“黄星真人”。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页）可见黄星与真人相连而释，至唐已为定说而修入格令，唯其“真人”之义当已变化[78] 《魏书》，第2389页[79] 《十六国春秋辑补》，第268页。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亦载其事，张猛作“张孟”，其星占之辞甚简，唯有“彗起尾箕，而扫东井，此燕灭秦之象”十四字《晋书》，2896页[80] 如《宋书》卷27《符瑞志上》载东晋元帝登位之兆，吴亡后江东犹有帝王气，有谣言曰：“五马游度江， 一马化为龙。

”又有谶书曰：“铜马入海建业期”又载晋宋易代时太史令骆达奏陈天文符谶，引《金雌诗》云：“磊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时”释曰“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宋书》，第782页）《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宋朝初议封太祖为梁公，祖思启太祖曰：‘谶云：金刀利刃齐刈之。

今宜称齐，实应天命’从之”（《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17页）《梁书》卷51《处士陶弘景传》载“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书》，第743页）凡此足见其时易代及定国号每据图谶之况。

[81] 前引何德章先生之文已指出了这一点[82] 《魏书》卷2《太祖纪》皇始元年：“是岁，司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贡”其后文载诏议国号在天兴元年六月丙子（《魏书》，第28页、第32页）同书卷24《崔玄伯传》载天兴元年国号议的缘起：“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

（《魏书》，第620页）其事不见于《晋书》卷10《安帝纪》，然以江东政权当时邻接后燕、南燕的地缘关系推之，安帝遣使远交近攻颇有可能，只是其绝非“朝贡”罢了[83] 《魏书》，第32-33页[84] 前述前秦太史令张猛为苻坚释彗星之象，其中二十年后燕为代所灭的预言，即应是天兴元年议国号时“群臣”欲“以代为号”的凭据之一。

[85] 《史记》卷16《秦楚之际月表》序，感慨秦末陈涉、项羽、刘邦更替为王和汉家受命之事，盛称高帝“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乎无土不王”？是“无土不王”说汉初以来已甚流行，其目的是要掐灭布衣平民像陈胜、刘邦那样“奋发其所，为天下雄”的念头。

《史记集解》此条引《白虎通》曰：“圣人无土不王，使舜不遭尧，当如夫子老于阙里也”（《史记》，第760页）可见“无土不王”说到东汉已发展为官方确认的一种口径，前面所述五胡群雄定国号以应谶合籙，每以地缘、分野为据，也受到了此说的影响。

而天兴诸北族大人既欲封建世继而不乐皇权专制，自尤须凭此为据遂有鉴于汉末曹操又“应运而起，不由尺土之资”，西晋则反其道而复古分封的历程，在国号议时着力菲薄“汉以来”之事而崇扬三代分封之法，其中实已含有反对国号为“魏”而主张承晋称“代”之义。

[86] 《魏书》，第620-621页[87] “虽曰旧邦，受命惟新”一语，典出《诗·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03-504页）历代释此“新命”，或如《礼记·大学》将此与“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及《康诰》“作新民”之说相互发明。

或如《孟子·滕文公上》劝人效法文王而修治礼义，以为“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或引《易传·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而生生不息为说玄伯显亦以此喻拓跋珪，其南征灭燕时称“何恤乎无民”而重用汉士，上引定国号诏文处处以盛德开创之主自矜，固然是应“当涂高”与“真人出”及“五胡运终”之谶而来，但其实质性内容在此。

[88] 《魏书》卷2《太祖纪》载皇始二年八月伐燕，诸将因时疫咸思还北，帝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又载九月甲子晦，太史令晁崇以“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称进兵不吉。

帝曰：“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魏书》，第30页）所谓“抚之在德”，即为上引定国号诏文要旨；“周武以甲子胜”，说明拓跋珪当时已自比圣王皇始二年八月以来崔玄伯已为黄门侍郎参掌机要，草创制度，此类言论背后必有其影响在内，当时诸大政包括定国号诸事，其亦与帝反复筹之。

[89] 参见楼劲：《道武帝所立庙制与拓跋氏早期世系》，《文史》2006年第4辑以下所述庙制亦参此[90] 《魏书》卷2《太祖纪》载天兴元年十二月帝登大位，“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魏书》，第34页）卷1《序纪》载拓跋源出黄帝少子昌意，其后裔始均入仕尧世，自此六十七世而至成帝，又历二十八帝至道武帝；（《魏书》，第1-16页）卷108之一《礼志一》则载天兴二年定有四套庙祭之制：太庙祀神元、平文、昭成、献明帝，宫中五帝庙增思帝，云中、盛乐祀神元以下七帝，端门内祀诸祖神。

（《魏书》，第2734-2735页）据其太庙及宫中五帝庙强调直系传承之意，可推云中、盛乐七帝之祀应增文帝、烈帝，端门所祀则为包括桓、穆在内的成帝以来二十八帝，及于成帝以前六十七世[91] 《魏书》卷24《崔玄伯传》载其议上后，“太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

（《魏书》，第621页）是当时虽许“代、魏”并称而对外皆以“魏”称之《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载天兴元年道武帝登位告天祝文，称“惟神祇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魏书》，第2734页）亦然[92] “宜仍先号”与“代、魏兼称”显有出入。

《资治通鉴》卷110《晋纪三十二》“隆安二年六月丙子”条载北魏议国号之事，不取《太祖纪》诏文而节《崔玄伯传》之议，末述“珪从之”（《资治通鉴》上册，第738页）似正是想弥合其间的问题[93] 北魏开国以来确有两套制度并行，一套仿照华夏王者及汉魏以来之制，一套沿自旧俗。

诸礼制、官制等类皆如此各有变通最为典型的如南郊祭天用“周典”，表明其身为华夏正统天子；西郊祭天是其为北族共主的体现，《魏书》卷108《礼志一》载其仪节“为方坛，置木主七于上”，“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由女巫主持。

（《魏书》，第2736页）这大概是从神元帝以来的部族联盟相沿而来，是联盟内部推举共主，以示命运与共的仪式《礼志一》又载当时凡旧俗之祀帝多亲临，仿汉之祀则多遣官代祭，亦体现了内、外有别的用意《魏书》，第2735-2737页。

[94] 前引何德章先生文，即举马衡先生《北魏虎符跋》（《考古通讯》1956年第7 期）述1925年大同东北所出八枚北魏虎符不著国号的现象，认此为“国号问题争论不定”的反映但据登国以来各国俱称拓跋氏为“魏”，天兴元年崔玄伯及道武帝皆言“宜仍旧号为魏”，可见当时国号并非争论不定。

这些虎符不著国号，更有可能是国号为“魏”而掌兵大人仍甚重“代”，或天赐以来增加称“代”权重而“魏”号仍存的结果[95] 参见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96] 《隋书》卷19《天文志上》载天兴初命晁崇修浑仪，明元帝永兴四年成之，其铭文开头即称“于皇大代，配天比祚”（《隋书》，第518页）这是较早以“大代”为北魏国号的事例《魏书》卷35《崔浩传》载太武帝时有术士奏改“代”为“万年”，崔浩驳之。

（《魏书》，第822页）可证此前称“代”应已与“魏”相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述其一号遗址应为北魏宫城所在，出土有“大代万岁”瓦当，时期约在献文帝至孝文帝时，另有“皇魏万岁”瓦当，制作较为粗糙，时期可能稍早。

似亦蕴含了这类变化至于这方面的其他例证，除“皇代”本指“朝代”，为历代的自我美称不应计入外，碑刻墓志称拓跋魏为“大代”或“代、魏”并称之例，不仅都在天赐以后，绝大部分皆在北魏后期[97] 《魏书》卷108《礼志一》载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因丘泽配尚再议行次，结论是“神元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

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魏书》，第2744-2747页）即总结了长期以来这一国策的理据所在至于其改天兴以来的土德为承晋水德，一因其时距北魏开国已近百年，当年道武帝和崔玄伯坚持要应“当涂高”等谶定国号为魏而明其行次的理由，至此已大都消失或被淡忘。

二因道武帝以来长期尊平文为“太祖”，天赐以来称“代”权重增强，承晋正统的观念亦近百年而已深入人心不过承晋水德毕竟仍与拓跋氏自承黄帝之后而国号为魏等事扦格，故孝文帝虽最终下诏认同承晋水德，却也坦承“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

即上承西晋仍有不妥，但直承秦、燕更难接受，其态度近乎“两害相较取其轻”[98] 此处所载“司马叡僭称大位”，与其前文记刘聪死后“渊族子曜僭立”史笔相同，与《魏书·太祖纪》载  拓跋珪八年“慕容垂僭称燕王”，登国元年“慕容垂僭称皇帝于中山”等，（《魏书》，第20-21页）皆属同一史法。

“僭晋司马叡”之称则与此不同，其显然寓有以晋为正而司马叡为篡之意，故《魏书》中并无“僭汉”、“僭赵”“僭燕”之说，其多达十几处“僭晋”之称必有义例此例依据的是天兴以来代、魏并称以兼承西晋正统的决策，故其实有可能自邓渊《国纪》以来即然，即魏收所书亦不得谓非。

刘知几《史通·内篇》卷四《称谓第十四》视此为魏收“自我作故，无所宪章”（蒲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页）这与其前文讥《序纪》载二十八帝为沐猴而冠一样不得要领[99] 其又载是年前赵刘聪死，刘曜乱中登位而杀晋愍帝，帝闻讯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与后文述帝“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相呼应。

《魏书》，第9-10页[100] 《晋书》，第2674页[101] 前述前秦太史令张猛为苻坚释天象时，即曾提到十年之后燕当灭秦，二十年后代将灭燕则前秦建元九年天象已示“燕、代将大”之徵[102] 参见《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

（《魏书》，第2091页）《晋书》卷6《元帝纪》亦述曹魏明帝时张掖所出“玄石图”示“牛继马后”之谶，及元帝为牛氏私生子之说（《晋书》，第157-158页）是其自北朝相承至唐仍被采信《旧唐书》卷102《元行冲传》载其出元魏国姓，撰《魏典》（即《后魏国典》）三十卷，改释继“马”之“牛”为拓跋昭成帝什翼犍之“犍”，则为西晋亡后代国承统之说的变种。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7页[103] 《魏书》，第758页又《魏书》卷24《张袞传》载其为拓跋珪入主中原的主要谋臣，当时帝因此“黜袞为尚书令史”（《魏书》，第614页）前引何德章先生《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一文，已考郗恢求援事在天兴元年九月以前。

[104] 《晋书》卷106《石虎载记上》述“李寿将李宏自晋奔于季龙，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季龙不悦，付外议之”中书监王波以为宜书答之，并赠楛矢，于是遣宏，备物以酬之“李宏既至蜀汉，李寿欲誇其境内，下令云：‘羯使来庭，献其楛矢。

’季龙闻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领中书监”（《晋书》，第2771-2772页）《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7《后赵录七·石虎》亦载此事而系于建武六年石虎之怒亦即后来的拓跋珪之所以怒，其怒尤甚是因为拓跋珪亟欲建立专制皇权体制而阻力亦甚。

[105] 《魏书》，第34页汉初定行次为水德，至武帝时改为土德，两汉之际从汉家尧后说改为火德，至王莽自托舜后而代汉参见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第二章《五德终始理论与西汉前期德制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3-117页。

[106] 《宋书》卷27《符瑞志上》载曹魏代汉之际，博士苏林、董巴条奏符命，即有“魏得岁与周文、武受命相应”之说，又以为“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其于行运合于尧舜授受之次”（《宋书》，第777页）故曹魏定行次为土德，即所以上承周汉尧舜。

《魏书》卷108《礼志一》载太和十四年八月诏因丘泽配尚而再议行次，高闾等逐一叙述汉以来行次相生，至天兴定为土德而继承前秦其说当亦有据，故其建议仍承前秦火德而为土德而李彪等则以承秦为非，力主改为水德以承晋金德，前已指出孝文帝皆觉不妥而仍从之。

（《魏书》，第2744-2747页）其实天兴元年所定土德，首先以此顺应了“当涂高”等谶所示国号为“魏”的代汉之义，也就一并接过了曹魏土德亦承周火德和上继尧舜之意，同时还兼有取代前秦火德而生土德的意思这就最大程度地弥合了行次问题上各种可能的矛盾，但天赐以来守旧势力大盛而汉化势头遭受重挫，北魏上承五胡前秦的一面或亦趋于突出，到孝文帝亟欲改变这一状态时，也就淡忘了或顾不上拓跋珪与崔玄伯考虑行次的这些精微之处了。

[107] 当然曹魏代汉故事亦有对以往故事的借鉴，如服色尚黄而牺牲用白，即为自承舜后同以土德代汉火德的王莽禅代故事见《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末载其定国号及正朔、服色诸事《汉书》，第4095-4096页。

[108] 《宋书》，第328页其载文帝当时引《论语·卫灵公上》“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之语，遂“行夏之时”仍从汉历而不改正朔，于服色则初定“每四时季月，服黄十八日”尚书令桓阶等奏请服色尚黄，但牺牲用白与不改正朔有所扦格，以为宜改正朔以明汉命已革。

文帝诏答：“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这是因为其仿效尧舜受禅于汉，故诸制亦当如舜以因循为主，至明帝时方改正朔、行新历而再定其制，参《宋书》卷14《礼志一》、（《宋书》，第328-333页）《三国志》卷3《明帝纪》景初元年三月条及裴注引《魏书》与松之按语。

《三国志》第108页[109]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杜注：“得天正”（《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84页）意即得天四时之正《逸周书·周月解》：“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

夏数得天，百王所同”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册，第619页[110] “未祖辰腊”即祖祭于未日，腊祭于辰日据《宋书》卷14《礼志一》、卷12《律历志中》及《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腊第十三》引《魏台访议》、《晋宋旧事》、《魏名臣奏》之文，汉行火德时以戌日腊祭，曹魏祖用未日，腊用丑日；晋则祖以酉日，腊以丑日。

（《宋书》，第328页、259页；《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册，第84-85页）至于“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据《续汉书·祭祀志中》及《晋书》卷19《礼志上》，东汉始承两汉之际有关做法，立五郊兆，于四孟月及季夏择日各迎节气，祭祀方帝，读时令。

而魏晋惟立四郊，亦无迎气之制，读五时令则减为读四时令（《后汉书》，第3181-3183页；《晋书》第586-588页）是天兴所定祖、腊祭日与五郊迎气之制皆自有考虑，参用汉制而与魏晋不同[111] 前引孙同勋先生文中认为：“拓跋氏建号为魏，实出代魏承汉之旨，以其国统上承于汉，根本不承认曹魏与两晋之存在。

”其说与天兴建制事实显然扦格难通前引何德章先生《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一文，则以清河崔琰、崔林皆为汉末曹魏创立的功臣，其家族盛于曹魏，故其后裔崔玄伯之所以力主国号为魏，亦与此一渊源及汉士向往汉魏制度文化相关。

这确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要将之释为崔玄伯力主国号为魏的动机，其说仍恐有所未安[112] 王嘉《拾遗记》卷1《轩辕皇帝》述黄帝“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称王也时有黄星之祥，考定历记，始造书契，服冕垂衣，故有衮龙之颂”。

程荣辑：《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09页[113] 二端详见《魏书》卷1《序纪》《魏书》，第1-2页[114] 《魏书》卷108《礼志一》载太和十四年八月诏议行次，高闾等议，即称天兴定魏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耀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云云。

（《魏书》，第2745页）即概此数端而言[115] 《魏书》卷1《序纪》：“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第1页）这应当是拓跋氏托为黄帝后裔的因缘之一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一文对“拓跋”语义作了较详考证，认为鲜卑语中以此为“大地之主”的含义，“可能有包含有真实历史线索的一面”。

[116]《新唐书》卷75《宰相世系表五下》元氏：“出自拓跋氏黄帝生昌意，昌意少子悃，居北，十一世为鲜卑君长平文皇帝郁律二子：什翼犍、乌孤什翼犍，昭成皇帝也，始号代王，至道武皇帝改号魏，至孝文帝更为元氏。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01页）这里所叙拓跋世系与《魏书·序纪》有异，《元和姓纂》卷4《二十二元》元姓则述“昌意三十九代，至昭成帝什翼犍，始号代王，都云中，道武改号魏”（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9-400页）其所述拓跋世系又有不同，而皆以昭成帝什翼犍为“始号代王”，与前引元行冲《后魏国典》释什翼犍为继马之“牛”意同。

这就提示拓跋早期历史包括“代王”的起点，各部所传常有不同，其间的对立冲突不难想像而黄帝之裔、神兽导引及黄星显曜之说，必是当时各部可共同接受的内容，《序纪》所述则应是天兴以来陆续形成的官方口径[117] 天兴定制群臣中，邓渊、晁崇皆不久被害，董谧、王德亦下落不明。

唯总裁其事的崔玄伯或涉险而终无恙，至明元帝时仍为所重，于泰常三年寿终正寝《魏书》卷24《崔玄伯传》载其参与决策，陈古人制作之体“甚合上意，未尝謇谔忤旨，亦不谄谀苟容”，以此为其“独无谴者”的原因（《魏书》，第621页）其中意味，颇值深思。

[118] 黄星、黄龙等瑞在曹魏的大量出现，亦有相关谶记长期流播的背景《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述许芝条上魏代汉诸徵，其开头就说：“《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

”（《三国志》，第63页）这类谶记较早似应推溯到汉家将亡的预言，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亦为其中之一《宋书》卷27《符瑞志上》即联系黄巾之事，引《易传》“黄龙见，天灾将至，天子绌，圣人出”之语，述曹魏土德尚黄，文帝年号“黄初”皆与此相关，故其代汉之时对诸黄色之徵曾大肆渲染。

又载刘蜀、孙吴皆有黄气、黄龙之瑞，且载西晋代魏时有黄衣大人出于襄国而言“今当太平”，这也透露了其与太平道“黄天当立”的渊源（《宋书》第775-782页）又据同书卷28《符瑞志中》载两汉魏晋诸见黄龙之事，最多为汉章帝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黄龙四十四见郡国”；次为汉献帝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又郡国十三言黄龙见”。

（《宋书》，第796-800页）这或者正是有关黄色、黄龙的谶语骤然活跃起来的时期[119] 前引何德章先生《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一文，已指出《魏书·序纪》关于拓跋氏为黄帝之裔等说，皆应定于此时不过，《魏书》卷23《卫操传》载桓帝崩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

”（《魏书》，第599页）学界以往多以此为魏收书义例使然，现在看来，称“魏”及溯其源为“轩辕之苗裔”，恐怕应是邓渊撰《国记》时所定口径；若再考虑《史记》以来述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等说，似亦不能完全排除拓跋神元帝进入匈奴故地后，至桓、穆帝时开始形成其为黄帝之裔传说的可能。

由于其时穆帝尚未被封代公，罔论称“魏”，故桓、穆帝时即便知有“当涂高”之谶，恐怕也无可能称国为魏，大邗城碑所称之“魏”，应是献文帝时此碑出土后录文者及后来史臣所改[120] 前面所述石虎先称“魏王”而后改变主意称“大赵天王”，亦未必不是出于这种考虑。

其实晋末以来国号   为“魏”者皆应如此，其所取必为“当涂高”等谶的部分义旨以合气运名份而已，或亦以此“继踪周、汉”，至于其建制自绝无可能复制汉、魏[121] 《魏书》，第33页[122] 参见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147页。

来源：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