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黄金尼泊尔(cf最早时期的尼泊尔)干货分享

霍川 译 最近，在青海省都兰县挖掘出土的8世纪的古墓为研究古代西藏吐蕃王国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习俗提供了

 

霍川  译最近，在青海省都兰县挖掘出土的8世纪的古墓为研究古代西藏吐蕃王国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习俗提供了具体的信息都兰地区是构成连接吐蕃到河西走廊、唐都长安以及最西部的要塞敦煌 (那时还不属于吐蕃占领时期）这三个重要路线接合处的主要通道之一。

在18世纪时，“湄公河谷之路”，经过吐蕃的忠实盟友南诏王国连接青海，一直可到緬甸和印度近来青海湖（Kokonor)——成都一线为中国西部的农业中心，同时也是丝绸的主要生产地区之一，特别是借助植物染料生产色彩斑斓、工艺复杂的织锦，到兰州南部的铁路枢纽为其提供了快捷的联系。

古代西藏在19世纪中期的没落，打破了古代贸易的模式，和气候开始改变的最初迹象同时发生，直到公元1000年，使得青海湖的西部更加荒凉、动乱，地表盖满了硼砂和盐类这表示那时的都兰已开始很少有人居住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人类及动物的迁徙变化，使得残存在那里的古墓和工艺品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再出现在西藏的其他地方。

都兰的发现为了解古代西藏在这个时期的文明与世界观、中庸的美学观念以及政治、宗教、经济的历史提供了唯一的机会  从7世纪到9世纪中叶，吐蕃王国将其统治范围扩大到远远超过拉萨河谷的地方，其势力所及向 西包括丝绸之路在塔里木河流域的地方，还延伸至喀喇昆仑山脉、吉尔吉特和喜马

拉雅；向南则到达位于今天雅玛的湄公河流域；东部差不多到达了唐代的益=(今成都），最北部直至长江的发源地 (总的来说，从河西走廊到帕米尔高原均曾为其所占据）吐蕃的军队让西藏能够成功地进入和控制 大多数亚洲的主要贸易通道。

当时，吐蕃王国以其卓越的冶金技术名传西方吐蕃人用黄金铸造的 鹅形大口水罐，高2米，能装60升酒，复合型装甲、马具以及黄金制造的大型物件，都堪称珍奇、 美妙非凡，都在当时的史料中有所描述史料中也有吐蕃王国向境外输出麝香、土耳其玉和马匹等 的记录（班可斯。

Backus在1981年提到从西藏的铁索桥可以看出他们的冶金术在当时至少比亚洲的其 他地区领先1000年，Cf，backus，1981，172 - 173, andAH 撰写了一篇着重于确认吐蕃王国强盛的文章）。

尽管西藏的贸易进口情况还难以了解，但在礼尚往来方面，到8世纪中期，史料记载中原曾赠予西藏的礼物是50000匹丝绸（Richardson，zhoirdoring，在西藏丝绸v. Reyrolds中提到），古代西藏的史书则详细描述了当时统治者使用的巨大帐篷以及他众多的仆从，无论是在青海湖畔举行的年度会议，还是军队战役，或季节性的迁居（都兰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

“7”，古藏文对此名的意义还不能确定，但大致地点和耶莫塘dbyamothang（དབྱར་མོ་ཐང་།）所描述的基本符合吐蕃最高统治者和他的参事的多次夏季会议的位置，是在青海湖的东南或西南，和Pete。

eh、Uebich的记载相符合若有可能，这还有待被查证）唐朝史料中也曾描述了吐蕃统治者那巨大奢侈、有柱子及兵器环绕着的、有着金银铸造的动物塑像以及精美的动物图饰的帐篷（DemievilleCon - 2。

ciledeLhasa203 )从吐蕃占领统治河西地区时期开凿的一些敦煌石窟中，可见到描写吐蕃上层社会生活的壁画和塑像，由此也可以归纳出一种基于吐蕃古代习俗的审美观点而从安西榆林石窟的壁画中则可以瞥见当时世俗生活的点滴。

另外，在敦煌发现的一些吐蕃历史文书中也记载了吐蕃社会习俗和每年的生活、司法报告吐蕃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与遥远的国度联姻则是吐蕃王国威望远播的见证吐蕃王朝时期，有许多吐蕃的使者远行异国向别国君主提亲，从而使那些国家接受吐蕃的统治。

吐蕃公主有的嫁到千里之外的土耳其斯坦的Qaghan或撒马尔罕，公元740年，吐蕃还与吉尔吉特（Gilgit)首领联姻而外国新娘——中原的、尼泊尔的、土耳其的，当然也有吐蕃的妇女，则成为吐蕃的女王或皇后到公元。

689年以后，一位吐蕃公主被嫁给青海湖附近的吐谷浑首领，以巩固因与吐谷浑的联盟以及由此而给吐蕃王国带来的领土当然，与此相伴的总会有贸易往来佛教传入西藏也是古西藏领土不断扩张的一个结果，在与吐蕃王国相峨邻的地区，除云南外，佛教及其体系已充分被接受并健全起来。

如果说那时佛教的中心思想——仁义、智慧及命运对古代西藏人来说有一定程度的陌生感，但对佛祖的尊崇则与他们对赞普 (Tsanpo,藏语意即君主）的尊崇相似。

吐蕃王朝的丧葬礼仪吐蕃人普遍尊崇某座被尊为神灵后裔的圣山，相信在神的统治下能得到保佑，无论今生还是来世他们希望人间变成想象中的天堂：有茂盛多汁的牧草地供其放牧，食物充裕，人人健康为了追求这个梦想，吐蕃赞普以及吐蕃贵族首领们死后连同大量用来转世的祭品一衣物、珠宝、饰物、家臣、仆从、牲畜，盔甲和徽章等——一起被埋葬在帐篷状的墓穴中。

史书中对下葬仪式有着详细生动的描写，让我们能够从等级排列、社会地位、性别、祭品、干尸程序以及墓碑上的记录等了解到有关的仪制（契约规定的，约定的丧葬礼仪）（参见杜齐Tucci，1950，吐蕃王陵；Macdonald

，ari- ane1971)虽然官方文件称吐蕃王朝从8世纪末开始崇尚佛教，但我们已经知道吐蕃赞普一直到842 年吐蕃王朝瓦解之前，都还保留着他们传统的下葬仪式和随葬制度  卓越人物那梯形状的坟堆位于拉萨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琼结（。

Chongye)，墓地的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这里从7世纪起就成为著名的皇家墓地随着吐蕃王国的没落，正如古老的历史所记载的一样，这里发生了许多盗墓事件，但直到今天，纵使那里已野草丛生，它们那象征赞普力量的石雕狮相以及布满字迹的石碑，依然栩栩如生。

的确，这些受到尊崇的坟墓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们不仅广泛分布在西藏的心脏地带，而且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灾难后依然保存较为完好考古学家们也对除此之外的一些遗存努力地进行了一些研究追述起来，西藏的西部、中部和东部有近3000多座坟穴被考古学者调查与试掘过，这些墓葬在其外观形制、制造技术、基本形状方面都比较一致。

但是和这些已被挖掘出土的石狮及墓碑相比，位于青海都兰地方附近的一些被新近发掘出土的贵族大墓则显得更为重要

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古墓的发现几个世纪以来，青海省的都兰县几乎被除了游牧民族以外的人们所遗忘进入20世纪30年代，德国冒险家Filchner穿越了都兰的南部，据说他在一些洞穴和佛塔中找到一个银马鞍，一只金发饰，以及一尊重达。

25千克的石狮像，此外还有一些衣饰的残片这些洞穴和佛塔有的保存完好，有的则已被破坏Filchner似乎不认为这是一片重要的地区，所以他没有将他的探险和研究深入下去(Filchner，Bimillah，Leipzig

莱比锡，1938: 102 -103)但是现在，从都兰地区所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古代墓葬来看，这里在吐蕃时期也曾一度是一个统治区域的中心公元638年，吐蕃军队征服了这里，然后和吐谷浑（Tuyuhun)民族杂居，逐渐融合。

公元663年，吐蕃通过占领吐谷浑的首府伏俟城（Fusu城据最近的考古调查报告，它大概位于青海湖的西北部），在这里巩固了其统治670年， 他们又在青海湖西南建成了堡垒等，而吐蕃公主则开始被送到吐谷浑，与其首领联姻。

吐蕃人还逐渐建立起有行政和军队体系的地方政府，僧院和寺庙也被修建起来，它们中的一些甚至可以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和资助（参见RichardsonRoma 1990: baleblonarticle)据唐代史书记载，这一地区的吐蕃军队大约有50000人左右的规模，作为军队的随从，还有厨师、打造盔甲的工匠、处理内务的仆从和士兵家属等。

当吐蕃王国在9世纪中期衰落之后，位于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和通往西藏腹心的贸易通道交汇处的通道，以及通向湄公河流域和成 都、都兰等地区的通道，都还依然保持着它们的繁荣都兰曾深深受到吐蕃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在吐蕃王朝已经衰落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留居在凉州(今天的甘肃武威一带）和控制了青海湖南部、位于河套地区这一重要区域的寺庙中的藏人僧侣，还仍然致力于对佛教思想的传授和研究。

  这些寺庙周围的地区是佛教法师们的聚集之地，有些僧人为了躲避来自于卫藏中部的佛教迫害而逃亡到这里，还有些人则因为公元840-847年唐代武宗在中原实行“灭佛”而流亡至此青海湖及其周边地区远离两座都城，从而使得佛教和贸易活动都能够不受阻碍地得到发展。

最后，这个地区的佛教大师们大多成为10世纪时西藏佛教后宏期复兴运动的先锋人物（Heller，1994, 1997)  热水古墓是迄今为止在都兰县最重要的发现，这座墓大概有80米高（参见许新国，21 July

1996: 3:都兰吐蕃墓地；1997, vol. 17 - 12等）事实上，这座古墓显示了迄今为止墓穴结构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在古墓顶部以下大约4. 5米的地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放置祭祀动物的长方形土坑，有5. 8米长、4. 8米宽、2.25米深，坑壁的厚度大约有1米，这里埋藏有羊、马、犁牛和鹿的骨骸。

土坑用柏树枝作横梁封了起来墓顶下方10米处，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大坑，坑壁用石头、泥土和木条分层构成，也许还使用了土砖这种构造使墓穴相当坚固，这使我们联想到西藏中部雅鲁 藏布江流域的那些墓穴，它们的建筑方法、材料和外观与都兰热水古墓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是用横 木、石块和泥砖筑成。

在都兰热水古墓的北边，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许多十字形的小“房间”，同样也是用石块和横木分层构成的它们大小一致，都是从东到西长21米，从南到北长18. 5米要进入 必须通过北边的一道有着长方形门柱的门，门已被砺石封住。

从构造上看，这里似乎是出口在北边 的中心墓室，更小的墓室通向中心墓室的门道是被关闭着的这里很明显遭受过火灾从屋顶的横 木的情况可以推断出，盗墓者曾经从墓顶进入了墓室这个情况很可能就发生在墓穴刚刚被封闭之后不久，因为有证据表明，墓穴在火灾之后仍然继续闭合。

墓中的木乃伊、干尸和人骨都未见其踪影，也未从中发现比较完整的衣物在墓葬的中央墓室内有一些丝织品和衣袍、旗子等的残片，东 边的墓室里则发现有用牛、羊、马等动物的骨骸制成的餐具，西边的墓室里堆满了木材和古物。

墓中还发现有不少要穿成一串的、刻满藏文的木片（尺寸约5厘米×1. 5厘米，3厘米厚）这些木片上有些文字已难以辨认，但我们已经足以考辨出这是一份有关墓室里随葬物品的清单（木片上有的 字迹还十分清楚），木片的形状和已经发现的8 ~ 10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契约文书类相似，每片大概有 5厘米长，3厘米宽，写有3~4横草书（行书）字体。

在墓穴发现的物品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 一类有金银粉的双面饰物，约3厘米长，中空，头顶处和颈项处都可以打开，也许这是一种珠饰此 外还发现有一只银杯，应当是从粟特（即索格底亚那Sog-dian)传入的（或系吐蕃所仿制的粟特式 制品）。

另外，考古队员们还在墓中发现了一只皮靴和一面丝质的佛教旗帜，上面有水滴状的珍珠和黄金饰品都兰热水墓的前方有27个石圈，直径大概为1.5米，它们就好像墓葬的前室5条165米长、90 厘米宽的沟渠，一直延伸到墓前最显著的位置。

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共计埋藏在殉马坑内的87具马的骨骸在第一条沟渠正中央下方，有一块砾石，一只银质珠宝箱被埋藏在那里，它看上去是准备用来装，sarira (一种纪念品）的虽然有一部已被压碎，就像是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再造的，但考古。

学家们相信这是来自粟特的工艺品（参见许新国：《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这只遗骨匣的形状 和尺寸都使我们想到已经被挖掘出土的粟特银制遗骨匣盒及唐朝的金银遗骨匣在墓前发现的27 埋藏坑中，有13个埋有牛的头盖骨，8个埋有狗的骨骸。

主墓室的周围有7个小一些的墓室，有的近期才被盗墓者闯入过，墓的顶端被打开了一个大开口这里只有一些砖块、石块和墓室的木质结构，没有留下什么具有象征意义和很有价值的东西  这种墓葬及周围的环境和史书记载的吐蕃墓葬十分相似。

它们可能位于山谷或山脊的顶部，从而使得那些高山仿佛变成了统治者显示他们非凡血统的标志陵墓就是“高山”上“宫殿”的象征  这些象征意义也有文献上的线索（“宫殿”在藏语中作“phobrang”ཕོ་བྲང，在热水发现的木片上有所记载）。

根据吐蕃时期的文献史料，马可以作为葬礼的祭品，应该埋放在主墓中事实上，西藏西部挖掘出的墓旁也找到了大量的马骨（参见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在《西藏研究》发表上的文章）唐 代史书也告诉我们，吐蕃人会在墓中埋下用来祭祀的狗（。

Haaru: 341 )实际上，根据曾对西藏墓葬 制度做出过最彻底研究的ErikHaarh在1969年的假说，在吐蕃赞普的梯形的墓穴中，十字形的墓室最初是准备用来作Yumbublamkhar ཡུམ་བུ་བླ་མཁར。

(雅鲁藏布江河谷处的第一个具历史意义的塔状关卡）的珠宝储存室的都兰热水墓地的考古工作展开后，考古学家又发现不远处还有一座墓穴虽然它还没来得及被调查研究，但据推测，这座墓葬有可能是其他的吐蕃时期坟墓虽然还不能作为对西藏中部的皇家墓地研究的证据，但都兰墓群的发现却为。

Haarch的十字墓假说提供了部分依据。当然，要完全证实这些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都兰科肖图的吐蕃墓地 在都兰县一个今天被叫作科肖图（Kexiaotu)的地方，考古学家还认识了另一种墓葬的构造形式墓葬名字的来源是有争论的，在蒙古语中，它的意思是“石头小屋”，但是从语音上讲，它又和藏语的“出入口，东方”等意义相近，而墓葬正好面向东方。

它位于Filchner曾到访过的城镇的北边仅15公里的地方在科肖图墓地中，大的墓葬足有8米多高，直径达到40米长大型墓葬与中等墓葬相对称，代表了墓葬的不同形式墓地的南侧和北侧仍然长满杂草，从两侧看去，可看到一些曾经环绕整片墓地的小墓。

这里曾有过一堵长160米的斜纹砖墙，墙的周边厚达1米有一条河流从旁边流过砖墙还曾有两尊石狮像和一根石柱，但并不是竖立在墓旁1950年，它们被运到城镇中去加以保存其中的一只石狮现保存在青海都兰的考古研究所内。

但很不幸的是，石柱却被破坏并用作其他建筑材料在墓室内一堵墓墙的内侧，有一只边缘被镶进墙里的广口瓶；一只有太阳图案的、大概有60平方米 的柱子根基也在这个地区被发现在8米高的墓葬里，有3个水平建筑，还有一个通往大墓室拱门的天井。

压紧的土砖和带有材梁的石头构成了这种墓葬的顶部地面上有两个额外的墓穴，低于墓顶另外还有一个小洞在最/J、的洞里考古人员找到了两块写有古藏文书信的骆驼头盖骨，但却没有找到干尸人形塑像和圆形符此通常用来驱邪（藏语称其为。

“ srimnancrushthesridemons”），这让人想起一直沿用至今的用于驱邪的藏语符咒在与此类似的敦煌最早的符咒中，显然是佛教坛场形式的表现（即源于佛教和印度教的曼荼罗坛城）  在科肖图的墓群中，其他墓室都是空的，只剩下来历不明的刻有藏文信函的木片残片。

木片的大小和在热水古墓中发现的那些相近它们被单个陈列于博物馆中，都有独立的说明整体大意大 概是说，它们记录了对抗邪恶势力时的某种仪式，就像那两块头盖骨的记录一样另外，一块羊的肋骨上也书写有古藏文，两块羊肩骨（可能是剑骨）上还绘有图画。

在一块白石英石上也发现了古藏文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少许唐代（725 ~759年）的钱币但很遗憾，这些钱币我没有被允许拍照 记录总之，在这个地区仍有许多有待于发掘的地下之谜   在上述砖墙的后面，有一个长10米、宽10米、深4米的方形土坑，考古人员在坑底发现有古代西 藏的“擦擦（tsha-ts。

ha)”这些小的泥像采用印有图案的黏土制成，其中含有源于7世纪的吉尔吉特 样式的佛教圣骨箱（西宁的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内保存有佛塔的“擦擦”图画的照片，但我未得到允许 拍照）这种样式的圣骨盒在西藏频繁出现的时间较晚，虽然传统说法认为它在11世纪从印度重新被引入西藏（参见杜齐。

Tueei，Nagel:考古Mundi，plates89 - 108)另一件“擦擦”只有信函，我初步推测它是给Sanskrit的Yedharmahetuprabaha “佛教信条”的天城书手稿原则上，这种建筑结构的 水平应与同时期的类似建筑相当。

在那里发现了刻有8世纪至9世纪文字的木片，记载了吐蕃君主在统治期间（640 ~842年）的作为。上文提到的织物、中国钱币和佛教的工艺品也都是这个时期的。

织物和银器 1982年至1986年的考古发掘中，许多织物的碎片被重新拼合起来共有350 小片，质地可分为丝绸、棉纱、麻布和缎带等古人们显然已经掌握了某种技术能将它们混纺起来，制成有斑纹的织物，如丝绸表面的斜纹布，表面有皱折的斜纹布等等，如同最早在敦煌发现的早期丝织品一样。

都兰的考古发现中还出土有至今为止最早的（早于871年）金线织物（这些物品的象征意义和纹样可参见许新国和赵丰发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总第15~16期的文章，以及许新国发表在《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中的论文）。

中国的考古学家研究了几种丝绸和锦缎，130件不同的织物 被归于起源于中亚和西亚的18个种类他们认为80%的织物样式源自中国一种源于波斯的织物是已知最早的绣有巴列维金币的刺绣织品也许，最独特的一种要数有着纬纹表面的、织有头顶有鸟。

冠的大鸟图案的丝缎混合织物，那些鸟类模样奇特，站立在用花瓣和叶片圈成的花环中的珠状石上这种类型的织物被认为是来源于波斯萨珊（Sasanian)的有单个塑像的珍珠徽章，但在粟特织物的设计中，把单个图案换成了成双的动物、飞鸟或人像。

根据北魏、晚隋至初唐的材料，atelers源于Sap- lian模式并成功地仿制了 “波斯织品”，它们可能都是圆形的样式，而唐朝及后来的四川纺织革新，把质地从斜纹变成了顺纹，这样就利于在圆形徽章中间织上一对动物或人物的图案

（Lubo -lesnitch- enco 1993，ZhaoFengHaLi 1997 )成都贵族凌洋（音译）公爵使徽章图案大众化，主色调用红色受此影响，7世纪到8世纪萨珊和粟特的圆形图饰变成唐朝皇帝的头像和唐朝社会的历史记录。

但8世纪中期，皇帝下诏，不允许在中国使用这种图案中国北部的扬州仍然是手工业的中心，生产了 许多多彩的丝绸并输往国外（XinruLiu，丝绸与宗教，牛津，1996 LinMa译18)在中国的其他地方， 徽章图案的周围，用花叶代替珍珠的画法开始出现。

在粟特，根据阿拉伯地理文献记载，其Bukhara 地区的Zan - daniji五彩丝绸按伊斯兰教的规定，采用进口的染料和丝线，但这些染料和丝线的原产地还未被查明在欧洲教堂7 ~8世纪圣骨箱中发现有Zandaniji

丝织品，这样看来，东西方的丝绸贸易在这个时期仍然非常活跃的（XinruLin124，citingD. She - pheard 1960)后来，苏联的考古学家们在Caucasus也挖掘出许多这样的货样公元。

10世纪，粟特Zan - danij的丝绸已美名远扬叙利亚、埃及和拜占庭（XinraLiu，175~177)而一些敦煌的佛经包装织物也被确认是Zan - daniji丝织品（参见巴黎Brit. Mu -

seum/BibNational收藏cf. S. Vainker，1990 : 118，inWhitfield以及Farre关于敦煌千佛洞的佛经饰物）从唐代画家阎立本于7世纪绘制的有关吐蕃贵族的绘画来看，画上的吐蕃大臣穿着印有鸟纹图案的长袍站在红色的地毯上，它和8世纪到10世纪在敦煌的壁画上的吐蕃赞普肖像是一致的。

这样的衣裙，其质地在吐蕃那样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里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cf. RibodadVil 1970, cfkarmay，1977)特别是在吐蕃8~9世纪时期所完成的第158号、359号石窟壁画反映出具有西藏风格的外国哀悼者衣物也许来源于许多地方，可以从某些偶然发现但确凿无误的文物中来加以考证，如克什米尔的神像，它也许是8世纪时西藏公主。

外嫁吉尔吉特时的嫁妆在这尊雕像中，佛坐在一圆形布垫上，下面有正在嬉戏玩耍的狮子这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古代西藏的审美观念，我们还不能够加以说明但人们曾在敦煌发现一件有佛立在突兀的山顶上的特别的装饰，上面也有狮子玩耍的图案，而它也是吐蕃王国统治时期的文物。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圆形的图案上来，现存的那个时期的文物是一件特别的儿童外套，它用粟特的彩丝织成圆形图案，与当中的鸭子形成对比；当然其中也混合了中国的单色调丝线童鞋是红色锦缎制成的，所有碳十四测年均可上溯到。

8世纪童衣的领子是上翻的“V”型领，这与在中亚阿 伏拉西拉勃型（Afrasiab)和片治肯特（penjikant)的壁画中所画的粟特式样的衣饰不同，其形制如同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带有圆形翻领的长袍大部分吐蕃的衣饰都显得雍容华贵，这些来自世界各地。

的丝织品都是吐蕃王国时期对外贸易频繁的见证，虽然这些衣物大多是为贵族们缝制的，但它们并不是都从都兰发现的  吐蕃贵族们的混合衣料的织品在其尊贵华丽方面多具有相似性，就像前文提到的顺纹布片、鸟纹图案等鸟纹图案中有类似波斯萨珊地区的绶带标志，鸟冠被做成这种缎带的延长部分。

上衣的周围有鸟和郁金香图案（这在当时是中亚地区的国花）粟特质地的织品也都在都兰的织物碎片中被找到，这再一次说明了这里一度是新兴的纺织工业地区（可参见照片ZhaoFeng，Haliavrii 1997article

)而童鞋上那个刻有龙的图案的珍珠徽章，也许就是中国人按照比例放大了的波斯萨珊式样的圆形图案的变形，只是将主色调改成了红色据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这种再创意很可能出自成都（源自J.Simcoxforthis。

ref.cf.Abegg的文章）  还有一件红色底料，有大虎图案的类似织品，也是用郁金香代替绶带作为修饰而另外的一些混合纺织物上，有一个图案是对狮子站立在一只特另IJ大的圆环中，其中的一只狮子做跳跃状，另一。

只静静地站立着倘若其题铭文字用8 ~9世纪的古藏文的文法标点所书写而成，那么这些来自过渡 时期的织物作为文物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也许真的禾n都兰热水墓群那些十字形墓室中的发现相类似 吐蕃人对这种织物的喜爱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要在帐篷中悬挂动物图腾这种习俗的影响。

这种 狮子图案象征着吐蕃王朝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在这里，象征着王权的狮子图案让我们想起了上文 曾提到的在敦煌的发现和科肖图发现的与一根石柱一起的那尊石狮像，它们都应是西藏腹心地带和 西藏西部的传统风格这种印记还提供了某些可能是地名的文字。

它显示出此地或有可能是墓地中发现石狮像的地方如果比较一下都兰石狮像和雅隆河谷藏王陵墓前的石狮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们的不同之处两者卷曲于侧腹后背的尾巴和胡须都相同，但鬃毛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我们所知，在6 ~9世纪的织物 上经常出现的图案也反复出现在银器上。

如英国博物馆1982年不定期展出的“中国唐代银器装饰” 这一专题中就有这样的展品从中可见这种装饰模式的确也出现在吐蕃的石狮像上leveland博物馆收藏的狮像杯，银杯上的小狮像上，其古藏文题铭表示出其与吐蕃皇族有关。

这尊银杯小狮像的鬃毛和身体的比例与都兰狮像相似这只杯的镀金技术是十分特别的，像是黄金直接滴铸在银上，其结果只有一面被镀上了黄金比较唐代批量银器的镀金方式（这些银器被Uldry和Rietberg博物馆收集）和粟特批量镀金的物件可以发现，在都兰发现的容器上有像狮杯镀金技术那样相同的技术。

而金银花形杯和其实在设计和比例上是相同的  就像狮杯一样，在都兰发现的容器都表现出同样的镀金方面的冶金技巧，而且金银花造型的杯子和舍利子的容器事实上在设计和比例方面来看也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盛装骸骨的容。

器的表面花纹是开阔的网状点阵，而且杯子是金属铸成的另外一个关于丝织品和银质相似品的例子也是来自于克利夫兰的一个银瓶，单从审美意趣上来说，这个杯子上面有着狮子和凤凰的造型，这种凤凰就像画在都兰的圣骨箱的侧面的凤。

凰一样另一方面，现在收藏在西宁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内的一块发掘出土的丝织品中，有一截袖筒的残片，上面有着一个与前者十分相似的凤凰造型这些丝织品中还有着多彩的、有灰色浮纹的混合式的斜纹丝绸圣骨箱是不同形式的结合，它延承了。

粟特的风格，就像粟特的舍利子容器一样，上面的图样形状与在中国唐朝时期很流行的凤凰和金银花设计样似。

石刻  从热水墓葬群发源的一条河流所穿过的山谷里，由于地势向东倾斜，而在气候上造成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变化：针叶树叶和牧草牧场出现在接近2000米的地方在这样一种几乎可以说是高山植物 天堂的景色里，有着数块已经被确认的石刻作品。

卢斯山谷也许拥有一个藏语名字，就像费罗勒 (音译）一样这是一个很凉爽的山谷，至少现在是很舒适的石刻的精髓是三幅相连的佛教图画， 其中两幅在石板上，而另一幅在红砂岩上由于岩石的纹路擦痕，对图画的鉴别工作并不容易展开。

即便如此，图画上面的皇冠、长袍和珠宝仍然和已知的在东部藏区发现的9世纪早期石刻上的物品十分相似带有翻领的衣领和印章直接就让人回想起那些从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中已知的遗存  在青海玉树的大日如来佛堂，八大菩萨被用泥塑了像。

离此处不远的Lebkhog山谷的另外一组石刻则象征了大日如来佛以及贵族对此的崇拜在塑像上又一次出现这种特殊的长袍和翻领的式样，它们具有和吐蕃皇冠一样的重要意义西藏最高统治者赋予了对大日如来佛的崇拜，以增强他们在西藏所具有的枢纽性的统治地位， 即便这种地位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承认。

而且这种崇拜事实上是从敦煌和西藏东北的寺庙中将大日如 来崇拜介绍到整个西藏地区（参见理查德森1990,海勒，挪威1994,韦娜1997）就相似性方面来讨论，将这些寺庙群所处的时间、新宗教（佛教）的兴起，与远古的吐蕃王朝在西藏文明中的共存以及官方对某些佛教思想的支持等因素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很有可能它们都是三位一体的。

大日如 来像和其他两尊菩萨像以及更多一些有关菩萨像的石刻资料，曾被中国学者分析并加以报道（参见 《中国美术与考古鉴赏》以及许新国所著述的有关都兰的考古文章）  综上所述，这些艺术品和都兰地区的寺庙建筑也证明了有关早期吐蕃王国多方面的传统描述。

最后需要介绍的是，上述这些考古发掘工作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1985年，最后由于缺乏资金而停 止1998年，得益于美国人托马斯•兹瑞茨克尔个人的无私捐资，这一地区又继续开始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但在1999年时第二次停了下来。

目前，都兰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的是中外学者们的更多关注，以及更多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经费的投入这也就是今天我写这篇论文的原因所在END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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