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联盟:卷土重来(铁血联盟卷土重来人物关系)这样也行？

中原大战，耗尽人力、财力的山西及北方诸省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生命财产损失，战争的负担绝大多数压在了山西一省。阎锡山不仅是输在了军事上，而且更是输在了经济上。山西近20年建设的一点积累全部赔到了战争中，而且严重制约了当时山西的经济发展。

 

阎锡山传记 混战中原

第六章 问鼎中央权位(第十一节 混战中原)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电报论战结束后，反蒋联军与蒋介石之间已成必战之势，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反蒋联军以护党救国的名义发起战争，政治方面主要由改组派设计，军事上由各实力派负责，阎锡山当仁不让，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平就任副总司令，张学良未就任通电中列名的副总司令职务，但在战争初期亦未有其他表示。

各参战部队按以下序列编成并划分作战地域：第1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出兵3万，经湖南进攻武汉；第2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主力集团，26万大军全部出动，担负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线主战场作战任务，分别东向徐州，南向武汉进攻；

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另一主力集团，出兵20余万，一部担负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线作战任务，一部在豫东北陇海线与冯军会攻徐州，然后合兵，沿津浦路直捣南京；第4方面军总司令石友三，倾其兵力10万之众，先东攻鲁西济宁、兖州，然后与晋军会攻济南；

第5方面军拟给东北军，未果；第6方面军总司令刘文辉、第7方面军总司令何键（二人只肯暗地接受任命，不愿公开发表，在军事上也未起作用）；第8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由原驻许昌的杂色部队组成，作战归冯玉祥指挥为统一指挥2、3、4三个主力方面军，特任命鹿钟麟为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徐永昌为前敌副总指挥。

这样，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合阵线号称70万大军，在津浦、陇海及鲁西南、平汉、湖南4个战场同时进攻计划2、3方面军西、北夹击，攻占济南，会师徐州，进兵南京；1、2方面军南、北对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游，顺江而下，与北路友军会攻南京，一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蒋介石对阎、冯联合早有准备，在反蒋联军编成的同时，他命各地方驻军团队继续围剿红军，令粤系军队负责在南方对付桂军，并使老牌政客何成浚在武汉组织杂牌部队牵制反蒋联军攻汉主力，让投蒋的韩复榘、陈调元、马鸿逵、刘珍年等杂牌部队在津浦和山东战场应付阎锡山、石友三军，而将中央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陇海战场，准备以压倒优势一举粉碎阎、冯联军的南下、东进攻势。

蒋的部署，重点在对付冯玉祥所部，其他方面都属于牵制用兵阎锡山作为这次反蒋联军领袖，晋军作战地域则无中央军主力中原大战先以双方在河南的小接触起，拉开序幕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不愿亦不敢同冯军作战，向蒋介石请调山东战场，联军顺利占领河南省境的大部。

5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在新乡相会，3日同车抵郑州阎、冯二人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桂系的李、白对讨蒋军事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行动；东北的张学良，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允为弹药之助；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共举大事；各友军均愿戮力同心，反蒋到底。

从总的形势看，时机已经成熟，应即积极准备进攻他们对此次大举讨蒋信心很强”[1]有鉴于此，阎锡山随即在郑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略进行了深入研究，调整了具体部署，加强了2、3两方面军的协同指挥阎的部署突出了晋军在陇海线方面的位置，颇有与津浦线晋军共同包打徐州，直薄南京的意味。

冯部有人担心阎锡山借此树立威信，冯玉祥却对此一笑了之盖因冯与当时多数兵学家皆认为晋军长于防守而绌于大兵团进攻作战，对晋军的进攻能力颇持保留看法1930年5月11日，蒋介石下达对阎、冯的总攻击令，鲁西、豫东战场率先发生战事，历时5个月的中原大战由此正式开始。

战争初期，蒋方以优势兵力在归德（今商丘）一带大败万选才部，万部将刘茂恩战场反戈，配合蒋军反击晋军，在陇海线配属鹿钟麟指挥的晋军杨效欧、孙楚、关福安三个军失去豫西宁陵、睢县、民权等地友军屏障，节节败退，至5月24日始守住新的防线。

同时，处于安徽亳州的孙殿英和鲁西方面的石友三因相邻归德，失去侧翼屏蔽，顿转颓势刘茂恩反戈，主因为其本是刘镇华之弟，阎锡山却把刘镇华的部队和河南省主席职位交与万选才，故而心生怨恨，于5月21日诱捕万选才于宁陵。

阎的意图本是因刘茂恩实力雄厚，不如万选才好控制，恐将来河南的事权难以收回，才将刘茂恩派作万选才的下属孰料事与愿违，因阎的料事过远，反导致眼前之败，战线动摇事后，石友三的背叛，又如出一辙所幸冯玉祥及时派驻扎郑州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提前投入战斗，又调吉鸿昌协同孙良诚部迎头痛击当面蒋军的陈诚11师。

在晋军的积极配合和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吉、孙两部生力军将11师几度包围幸该师装备优良，火力炽盛，始得突围而出，但蒋军全线动摇，恰与月初之势相反直至6月上旬，蒋军援兵开到，才在鲁西南定陶、曹县至豫东民权一线稳住了战线。

陇海初战，西北军即显露锋芒，只是由于两翼的晋军和庞炳勋部进攻跟不上，虽然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却未能围歼更多的蒋军山东战场，石友三第4方面军由新乡以东渡过黄河，占领东明、考城，向济宁挺进，与蒋军几经争夺，在鲁西南站稳了脚跟，牵制了蒋军大量兵力，给津浦路向南进攻的晋军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阎锡山亲自指挥在津浦路方面的晋军，当面无蒋介石嫡系主力，负责这一方向军事指挥的韩复榘对蒋已有不稳状态，持观望态度，不作认真抵抗晋军5月29日在姜家沟渡过黄河；6月25日攻占济南，然后分兵，一路东进追击韩复榘部，一路南下攻取泰安、兖州；至7月下旬，津浦战场已全部牢牢控制在晋军手中，大有兵临城下，直取徐州之势。

在平汉路方向和两湖战场，反蒋联军都处于良好态势，蒋军四处接战，忙于奔命，国内舆情又大不利于蒋介石，整个形势对蒋方似有不可逆转之势阎锡山亦认为如此，开始打起节约财力，保存实力，准备后发制人的算盘于是，战场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孙殿英部因刘茂恩反戈，被隔断在亳州成为孤军但亳州位于陇海、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又处在上述两线作战的蒋军后方，对蒋军侧背威胁极大孙部战斗力颇强，蒋介石派人劝降无望，只好派重兵围攻亳州孙殿英部吸引了蒋军相当的机动兵力，但自己也在两个多月的被围作战中几近粮弹两绝，十分艰难。

幸冯玉祥决定派从大西北赶到中原的孙连仲部于7月中旬解了亳州之围，然后命二孙合兵，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切断蒋军后路，配合陇海、津浦两线正面总攻但是，“孙殿英以被困过久，再三恳请予以休整的时间；孙连仲亦以长途行军和辗转作战，士兵过于疲劳，损失亦很重大，且亳州距津浦线较远，深入敌后，弹药和粮秣的补给都有困难，要求总部在粮、弹和饷项方面给以充分的接济，否则恐难完成任务。

鹿向冯报告了这些情况，冯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撤至柘城、太康一带，亳州复入于蒋军之手，并且把原来控制在这方面的部队抽出两师兵力，分别开往陇海线正面和山东曹县一带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次亳州解围是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抽出一定的兵力以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宿，在战略上是动摇敌人津、陇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但又中途变计，这是再误。

因此，大家都把失掉这次奇袭蚌、宿机会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阎锡山的支持不够事实也确是这样西北军长期驻防在瘠苦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都很困难特别是孙连仲部，由于长途行军，任务紧急，运输不便，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携带，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所余已经无几；而兵员的伤亡，也未能及时地补充。

如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孤军深入，是有危险的阎锡山对冯军的补给，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如郑大章的骑兵集团，驰骋于蒋军后方，无线电讯的联络特别重要，但是始终也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

阎军在兵员的补充方面非常及时，按月发饷，给养充足，并且发有罐头食品而冯军则以军费困难，士兵生活极为艰苦，甚至连咸菜也吃不到，当他们看到阎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2]冯玉祥这次倾家出动加入反蒋联军，血战两月，固然取得突出战果，但损失无算，苦衷谁知？遂转向保守，采取内线作战、稳扎稳打的方针，以便于补给和呼应。

阎锡山在攻克济南后，曾集中主力猛攻兖州，但当蒋从陇海线调兵增援兖州，津浦线压力增大时，即不敢继续南下，转将主力调到胶济线，进攻已对晋军表示善意、躲避胶东“观战”的韩复榘，兖州晋军悉数向北撤至汶上、宁阳、新泰一线，与冯军相距愈远，难以呼应。

致使西北军7月份在陇海线发动的一系列猛攻收效不大蒋介石甚至得以从南部战场机动兵力，沿津浦线向北输送和海运青岛7月27日，蒋介石亲到兖州督战，决定兵分左中右三路发起兖州以北的会战，先从晋军处打开缺口8月5日，在蒋军优势兵力和德国大炮的攻击下，晋军退至泰安、肥城、平阴一线，傅作义、李生达两员战将亲临前线指挥，仍难挽晋军战线整体动摇之势。

阎锡山以保存实力财力始，结果首先危害到自己这时才急派周玳携带大批现款和军需给养，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其在陇海战场发动进攻，以牵制蒋军尽管冯的幕僚和部将对阎锡山这种“急来抱佛脚”的做法极其不满，冯玉祥还是从全局出发，于8月上旬在陇海战场发起连续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并取得相当战果。

蒋军左翼战线连连后撤，为确保退路，蒋介石分电各将领固守豫、皖、苏边界各重要城池，凡敌兵至而守城不失者各晋升两级，赏洋5万元，以激励士气在情势危急时，蒋已经准备自陇海战场正面及归德以南撤退，但参谋长杨杰和军政部陆军署长曹浩森力主再苦撑数日以待变，恰又逢连日大雨，河水泛滥，迟滞了冯军的进攻，蒋军的危险局势遂得以扭转。

这一仗，冯玉祥下了最大的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小量兵力外，把主力全部投入到陇海战场，以期通过围魏救赵之计，一举夺取徐州，取得决定性胜利位于陇海线正面配属冯玉祥指挥的晋军担负七路总攻之一路该部晋军兵力达三个多军，还配有十几个团的炮兵，“但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而是前进迟滞，不能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紧密配合，以致西北军不得不在大雨滂沱、遍地泽国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艰苦奋战，在攻取蒋军每一个据点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西北军卒以官兵过度疲劳，又得不到及时的补给，乃不得不忍痛停止进攻，坐使本来可以被击溃的蒋军，复得到调遣援军的喘息时间，在全线动摇之中逐渐稳定下来；而对于津浦线的晋军，也没有起到支援作用结果是晋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使蒋军得以抽出大部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攻取徐州的时机便被这些无情的现实所断送。

”[3]作为这次反蒋战事的总指挥，阎锡山在决事和用人两个方面都有重大的失策一是与冯玉祥的关系大战之前，阎锡山把冯玉祥作为与蒋介石搞政治交换的筹码，本已在道义上有亏于冯，这虽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使然，阎亦在放冯归陕时反复解释道歉，冯也对其表示了谅解。

但大战开始，作为军事上最为有力的同盟军，冯部战斗力最强，独缺作战经费和物资，而阎锡山在冯部最需要后勤支援以扩大战果的时候，有能力供应却自食其言，大部停发了事先许诺的军需给养供应，使冯军战力受到很大损失，不仅贻害了冯军，事实上损失更大的是阎锡山自己反蒋的大业。

把这一点理解为是阎企望借与蒋作战之机削弱未来角力对手冯玉祥的力量的一种手段，固有一定道理，但在大敌当头，战事尚未有决定性胜利前景的时候即着手削弱友军，似又为时偏早如果认为是阎锡山从经济上打了小算盘，固符合阎的一贯思想和作法，又有当时一幅蒋介石手握票子，冯玉祥手拿窝头，阎锡山手持算盘的流行漫画为佐证，但阎氏在军政大事上近视于此，似又难以说通。

抑或是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但无论原因如何，在战争关键时刻，阎锡山在对冯关系的问题上或失之于预见性过强，过早削弱自己当前的盟友，未来的对手的力量；或失之于经济算盘过精，致使前线军事功败垂成从史实上看，后者的可能要大一些，由此也可看出在反蒋同盟最终归于失败的种种原因中，经济力不足是相当重要的因素，阎锡山本人不善于很好的运用有限的战争资源，也难辞其咎。

二是与张学良的关系虽然张在战前表示了“善意中立”的态度，但并未与蒋介石决裂在反蒋联军与蒋介石的战争中，张是一支在关键时刻举足轻重的力量蒋介石为把张学良拉到己方，于6月3日专派李石曾到沈阳为张祝贺三十岁生辰；又于6月21日派张群把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出兵入关；旋又在7月份张学良参加葫芦岛建港工程开工典礼时派吴铁城、刘光到葫芦岛，将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密交于张。

由于东北军中的老人多主张持中立态度“保境安民”，不与交战双方、尤其是不与蒋方合作，对张学良影响较大，故张在大战初期一直持观望态度蒋介石急于加强己方力量，竟抛开张学良直接重金收买其下属马庭福等人，从各方面逼张就范。

而阎锡山派往东北的贾景德、孔繁蔚等人既无处事全权，又乏活动经费，连见张一面都很困难阎亦再无机会向张说明反蒋通电会签中的误会，使联合张学良的大计一误再误，终于以张学良听从蒋介石之命，出兵关内而告大战终结三是对石友三的安排。

石友三本是西北军宿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所部实力颇强，在反蒋联军中被编为一个独立的方面军石投蒋后又反蒋，在鲁西南为晋军起了重要的侧翼屏障和牵制蒋军作用为笼络石友三，阎给了其山东省主席的位置，却又在暗中操纵当地青红帮与石捣乱。

并且在晋军进入山东后，占领一县就委派一县的县长和税务局长，使石友三的省主席成了空头职位，招致了石的严重不满及至后来在北平组织政府时，石意欲谋得军政部长职位，就石部当时在战场上的地位来言，实应敷衍一番，以安其心。

而阎锡山则又以“石友三反复无常，贪得无厌，又是一个粗人”为理由，坚不同意阎对石背叛冯玉祥，替蒋介石打头阵攻太原记忆犹新，故有以上认识，却忽略了石在当时反复的可能结果石友三于冯军在陇海战场展开8月攻势的时候以东北同乡的身份与张学良联系，准备休战投张，另起炉灶。

石友三致张的电报称阎锡山狡猾无信，排斥友军，万难与共大事，愿率部北上，听张指挥云该电被蒋方截获，正值蒋介石在冯军猛烈攻势下准备全线总退却之时蒋阅电后大喜，即命各部苦撑坚持，终于在陇海线站稳了脚石友三致张的电报亦被阎的电信机构截获。

但联军在陇海战场的前景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四是在山东战场的军事策略是时，为表示信任，蒋介石将山东战场指挥全权交给了韩复榘但韩复榘亦是“十三太保”之一，迫于形势投蒋，见反蒋军事顺利，颇有回头报效老长官冯玉祥之意，在津浦战场连避三舍，自然也有观望待变的意思在内。

而阎锡山对韩复榘和石友三在其扣冯于山西时的出兵救援之事耿耿于怀，在兖州遇蒋主力难以前进时，竟转向进攻在胶东观望避战的韩复榘，北伐时纵横捭阖的纵横家风范全然不复存在致使山东战场少了一个可能的朋友，多了一个强劲的敌人，成为阎军最后兵败齐鲁的一个要因。

五是在津浦战场的人事安排津浦战场是阎部进攻的主战场，当面之敌又非蒋的嫡系如能运筹得当，由此直下徐州，战局一举可定作战初期，阎锡山在津浦战场部署了６个军另３个炮兵团，编为第2路军，由傅作义任总指挥战事相当顺利，不日即克济南。

正当傅准备扩大战果时，阎忽命张荫梧率王靖国、李服膺两军并附炮兵两团组成的第4路军，到济南成立2、4路联合军，以张荫梧为联军总指挥原来张在傅作义攻占济南时，给阎去了一个密电，称张学良和蒋方代表吴铁城、张群、方本仁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会议，要阎锡山注意这一动态。

阎即加派张荫梧率两军来主持津浦战事，意在对傅监视傅作义以涿州守城为契机与张学良结为朋友是人所共知的事，阎当时还称赞傅为“关云长”，这次却在临近决战之时换将，并把傅置于素有隔阂的张荫梧指挥之下，致使两人互相攻讦、掣肘，严重影响了津浦战局，直接导致了攻兖战役的失利，并由此引发了晋军在山东战场的全面溃败，其余波甚至造成傅作义因不受信任而脱离山西的后果。

此事阎的幕僚多持不同意见，但阎坚决下令执行直至阎失败下野后，在机要文电中检出张荫梧的上述密电，人们才得知原委六是在处置战争和政治设计的主次关系方面因反蒋战事初期较为顺手，阎锡山对战争的发展，尤其是对蒋介石政府支持战争的力量认识不足。

开战后不久即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筹备扩大会议，搞政治设计方面忽略了军事方面与友军的协调、后勤组织工作，尤其是忽略了战果的扩大和巩固，过早收缩了战争机器的运转，在同盟军中产生了很大的离心倾向，从而为蒋介石的收买瓦解策略提供了便利。

以致在冯军8月攻势之后，反蒋联军遂一蹶不振，渐次分崩离析[1] 《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0页。[2] 《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9-20页。[3] 《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22页。

第六章 问鼎中央权位(第十二节 政治善后)随着阎、冯倒蒋局面的逐渐明朗，平津一带的政治气氛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但聚集在平津的改组派骨干和西山派却因“党统”问题的严重分歧，争吵得不可开交，乃至在北平发生了双方在报纸上互相攻讦，在大街上游行指责对方，竟需阎锡山的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予以排解的事情。

其时阎、冯正在集中精力筹划军事，认为大敌当前，不可自相争吵，遂连连敦促在香港的汪精卫北上到平，主持政治设计然汪精卫在港却迟迟不肯动身北上，其托词是“适患肺炎”，实质上是有两项难言之隐：一是他担心过早北上，会陷入各派之争，失却超脱地位，对以后改组派掌握党务大权不利；二是汪的根基在广东，期望张发奎和桂系反蒋联军在南线取胜，即可在广州开府议事，更为主动。

但到了7月间，张桂联军兵败退回广西，广州开府已无可能，又传言北方反蒋派内部有人主张撇开党务，先成立政府，若有迟疑，机会不再汪精卫即于7月23日取道日本，乘日轮长城丸抵津，当日转赴北平汪精卫深知反蒋必须依靠军事实力派，同时亦认为与西山派的联合实属必要。

他在旅次就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在政治和党务方面的主张与阎、冯一致，希望由阎锡山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他自己则专心党务，对政府处于赞助地位，以取悦于阎锡山在平数日，汪约见了西山派首领谢持、邹鲁等人，协调了双方关系，提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基本大法；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由地方自治做起；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不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七、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七项基础条件，得到了西山派的基本认可由于反蒋联合阵线由各个大小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组成，在政治上的认识上，及利益和权力的分配上面，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而其中只有阎锡山握有地盘和一定的经济力量，汪精卫则在政治上有号召力，故二人取得了必须合作反蒋才有出路的共识，并于8月4日会晤于石家庄，商谈党政大计。

时冯玉祥正在陇海前线组织8月攻势，由阎、汪主持，各派别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的基本文件阎锡山还以“主政者”的身份对外公布了他与“主持党务”的汪精卫晤谈后得出的四点结论：“（一）人民求安，国要图治。

三民主义当在安与治上设施（二）党员是为党，党是为国的党员不得借党图自身利益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三）先定训政规约，规定严密办法，以资遵守；实行训政前提，即社会安宁，财政公开政治廉洁，取民有制，以作实行训政基础。

（四）以革命精神整理破碎国家，以公道原则，处理党政事务”[1]以团结各反蒋派，取得舆论支持，并在其中埋下了“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的伏笔，以作将来在权力中心限制汪精卫的张本在中原前线隆隆大炮声中，为反蒋派政治舆论服务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8月7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发表了“党务宣言”，推举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锡山）、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泉７人为常务委员，主持扩大会议一切工作。

随即，扩大会议开始了紧张地组织政府的工作，于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公布了由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并未征得本人同意）、谢持7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后又增加石友三、刘文辉2人），推阎锡山为主席。

阎久蓄心中的问鼎中原之志离掌握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差了然而，前线的军事却以西北军8月攻势的受挫为标志而急转直下蒋军在津浦线的主力并未因陇海战场的紧张西调，而在山东战场的晋军却因主帅易人，傅张不和，二人分兵各趋津浦、胶济两线，削弱了协同作战的力量。

蒋的参谋长杨杰力排众议，亲率一军穿插到两路晋军的后方大汶口，迂回作战大获成功，在兖州一带与蒋军对峙的傅作义部全线崩溃，北逃济南；在胶济线与韩复榘作战的张荫梧部亦被迫撤往济南晋军立足未稳，即在各路蒋军追击下，于8月15日弃守济南，随即败退至黄河北岸。

晋军既败，蒋介石又通过赠给金钱、许以官位、派人拉拢等办法，一个一个收买冯玉祥的部将西北军久处贫瘠的陕、甘等省，待遇低、生活苦，广大官兵希望通过这一战打出一个局面来，改善自己的环境和待遇但从调动部署起，已历半年，战事胶着，胜利无望，历经7、8两月苦战，亟须休整补充，而阎锡山在饷项军需上又不能一视同仁，遂对反蒋前途失望，普遍产生了厌战思想。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乘虚而入，用腐蚀瓦解的办法大大削弱了西北军的战斗力反蒋军事战线已经产生了崩溃的裂痕随着阎、冯部将怠战厌战情绪的增长，暗地向蒋输诚者逐渐增多，蒋介石在前线的军事优势逐渐增大，但一时还不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为防战局反复，蒋介石加强了促成张学良拥蒋入关的活动。

除前述允诺的对于学忠、王树常的任命外，蒋又命吴铁城、张群携巨款在东北进行活动，吴在东北兵工厂以每支价格高过日本25元的高价为南京定购步枪10万支，等于送张250万元“8月以后，蒋介石连电催张出兵山海关，并答应给出兵费500万元。

9月，蒋介石根据吴铁城的电请，拨给张学良1000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后来又允许东北军入关后，驻平津部队的薪饷由中央负担1500万元在当时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蒋介石在军费开支浩繁的情况下，舍得这样花钱，就是因为张学良的一句话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

”[2]蒋还增加了委东北方面的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朱启钤为北平市长、臧启芳为天津市长的任命，并许以“北方诸事托汉卿全权处理”，内政、参谋两部部长，平绥、平汉、正太、沧石等铁路局长，平津中央直属各机关负责人均可由东北方面保荐。

这样，张学良不仅可以控制整个东北和华北，而且把势力伸入了中枢和北中国的铁路系统，这是其父张作霖久谋而未得到的利益，对张学良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阎锡山只对张本人许以陆海空军副司令和国民政府委员两个职务，很少提及他人的任命，更没有明确给张学良的地盘。

张学良在蒋介石派沈代表张群、吴铁城的不断催促下，向二人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为统一部属的思想，张学良“于9月10日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军高级会议。

张首先发言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国内统一我自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在先大元帅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谏，未蒙采纳1926年，先大元帅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的事务。

阎锡山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而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所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就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

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谢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

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廷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3]张学良拥蒋的态度一旦明确，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马上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反蒋联盟的失败就已是时日的问题了为了稳住张学良，起码令张继续保持中立，汪精卫、阎锡山一面派人赴沈，以察绥平津永久让与为条件，希望张出兵援助，一面加紧成立政府的步伐，以期增强号召力，或可使张学良回头。

9月9日，反蒋联合阵线在北平组成“国民政府”，阎锡山于当日上午9时零9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汪精卫、谢持一左一右站立阎的两边，同时就国民政府委员职同日，阎、汪、谢三人通电请其余“国民政府委员”于所在地先行就职，“以安党国”。

因前线军事吃紧，阎锡山宣誓就职不到两个小时，就离开北平登车往津浦线督战去了从此，他再未回到“龙骧九五”的紫禁城中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巧电”，宣布出兵关内，呼吁各方“罢兵以纾民困”自阎锡山得知张决定拥蒋的消息后，即背着冯玉祥悄悄收缩晋军战线，由山东撤回河北、山西；冯军则在勉力抵抗蒋军的9月大反攻之后，在蒋“银弹”、枪弹的双双攻击下，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尽管冯玉祥还力主一战，但整个西北军中除宋哲元、刘郁芬两部外，其余均不愿听命再战；投附阎、冯的各小股反蒋武装则纷纷改换门庭，分别投蒋、投张。

反蒋联军已经处于土崩瓦解之状，到了蒋介石可以传檄而定的时候了阎锡山、汪精卫并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他们还想借助“扩大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招牌，利用晋军残存的力量，继续与蒋介石周旋但蒋介石既胜，岂容对手再作反扑。

从9月20日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兵车入关，10多天就完成了对河北及平、津的占领9月底到10月初，反蒋联军树倒猢狲散，阎、冯两部一些统兵将领迫于情势，纷纷向张学良和蒋介石输诚，反蒋军事一败涂地9月22日，扩大会议被阎锡山接到太原，在汪精卫的主持下，用了一个月时间，起草成一部“约法草案”，于10月27日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10月28日用扩大会议名义公布，成了改组派、西山派联合反蒋在政治上失败的一块遮羞布。

以后，扩大会议的代表们如鸟兽散，或转而投靠蒋中央，或下野韬光养晦以求再逞，也有为求真民主而投向共产党革命阵营的改组派作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以汪精卫的结束声明而宣告终结因蒋介石急于抽出兵力到南方围剿红军，对军事善后处理问题故示宽大。

除要阎锡山、冯玉祥必须下野外，其余人员都在“赦免”之列10月16日，阎、冯、汪在太原议定如能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下野，军事大权交有才力的部属接任，阎锡山指定徐永昌，冯玉祥指定鹿钟麟，后又改为孙良诚。

阎、冯这一主张基本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蒋、张相约分别改编西北军和晋军，将收拾华北残局事宜全权委托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仍然念旧，回护晋军整编为4军8师，后又增编了正太护路军3个旅，骑兵司令部4个旅，炮兵司令部10个团，另3个独立旅，安排了阎部大部分高级军官，并使晋绥军作为一个整体集中保存下来，为阎锡山的东山再起埋下了种子。

西北军一则少人缓颊，二则其坚强勇猛的战力令当局后怕，遂决定逐军分割整编使用，冯玉祥苦心孤诣创立的西北军从此以后再未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在蒋介石的高压下，阎锡山、冯玉祥于11月4日致电张学良“释权归田”，冯玉祥无处可归，遂隐居山西汾阳县峪道河；汪精卫于11月23日偕夫人陈璧君亡命日本；阎锡山在安排好山西人事之后，于11月29日离开五台，转道天津，以观后变。

中原大战的发动者们尽管失败了，尚可全身而退，乃至待机卷土重来却给耗尽人力、财力的山西及北方诸省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生命财产损失中原大战的反蒋联军一方70万大军主要依靠华北数省的有限财力支撑，而平津等地的财政税务大权在战前还不为阎锡山所有，故战争的负担绝大多数压在了山西一省。

战后，又有十数万客军滞留山西境内，使晋省人民继续承受着战争带来的重重负担阎锡山的反蒋战争不仅是输在了军事上，而且更是输在了经济上不仅把阎主政山西近20年建设的一点积累全部赔到了战争中，而且严重制约了当时山西的经济发展。

阎锡山在山西重视建设，又因争夺中枢权力而导致山西经济基础的破坏，功过是非，殊难尽述；山西本为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之形胜之地，在民国初年全国性军阀大混战中都未受影响，却从中原大战起，屡遭兵燹，个中隐因，尤值得史家探幽。

[1] 《国闻周报》第7卷，第31期[2] 《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482-483页[3] 《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8-89页转（李茂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阎锡山大传》）。

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民国十九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又称蒋冯阎战争、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各派系因军力编遣肇生不满，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国民党内反蒋各派于1930年夏秋间联合成立的中央机构是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国民党内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于7月13日在北平（今北京）集会，决定发起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作为国民党中央机构。

8月7日正式召开，推举汪精卫等7人为常委通过组织大纲，并发表宣言，提出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实行党政分治，中央地方分权等9月1日，会议宣布成立由阎锡山为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等7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领兵入关，扩大会议被迫移至太原11月4日，阎、冯因中原大战失利而下野，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随即垮台改组派“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

这个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一、组织简介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内分裂加剧，派系矛盾激化，其中新形成的国民党改组派，迅速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国民党改组派的正式名称是“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由汪精卫属下的失意政客创立的。

改组派打着恢复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革命精神的旗号，要把国民党组织为“农工小市民联盟”的政党，进行以反蒋为目的的政治投机二、主要成员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原国民党副总裁、中央委员）汪伪立法院长陈公博（原实业部长、中央委员）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原行政院秘书、中央监察委员）汪伪中央委员陈璧君（原中央监察委员）汪伪中央监察委员曾醒（原中央党部妇女部部长）汪伪中央委员陈孚木（原交通部政务次长、候补中央委员）汪伪教育部长李圣五（原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

汪伪建设部长陈君慧（原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原立法院委员）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汤良礼（原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汪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原铁道部财务司长）汪伪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焦莹（原铁道部官员）

汪伪中央组织部长陈春圃（原侨务委员会委员）汪伪驻日大使蔡培（原交通部航政司长）汪伪陆军经理总监何炳贤（原实业部国际贸易局长）汪伪宣传部副部长朱朴（原实业部农村财政整理委员）汪伪天津市长周迪平（原津浦铁路局局长）

汪伪北平市长许修直（原内政部次长）汪伪淮海省秘书长戈定远（原行政院秘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财政部办事处主任梅哲之（原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汪伪特别法庭庭长乔万选（原内政部统计司司长）汪伪上海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周化人（原津浦铁路副局长）

汪伪工商部次长汤澄波（原实业部主任秘书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金家凤（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专任委员）

【刘珍年】刘珍年（1897-1935.05.13）河北南宫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科，初入奉军第一师李景林部见习，嗣任排、连长、营长、旅参谋长、第十六旅旅长后投山东张宗昌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胶东防守总指挥。

北伐完成，任新编第三师师长1929年5月，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创办芝罘陆军军官学校1930年，任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有胶东王之称中原大战，任第十七军军长1933年，移驻温州，途中该部一个旅加入红军；5月被监禁于杭州西湖玛瑙寺。

1935年2月，押送南昌，被枪决【万选才】万选才（1892-1930.10.08）民国时期著名将领祖籍洛阳县成坡，后迁嵩县阎庄乡段沟，再迁阎庄街早年在花山揭竿起义1920年，入陕在憨部任营长，后提升团长。

1925年，镇嵩军围攻西安失败，收容残兵，及到洛阳已达6万余众1927年春，投靠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第一军军长兼师长，率部北代1929年秋，蒋介石派万任洛阳警备司令1930年春，冯军联阎反蒋，任河南省主席兼第六路总指挥。

刘茂恩扣押万选才解往南京，劝降未果，南京军法司令将万处死，归葬嵩县阎庄【刘茂恩】刘茂恩（1898-1981.04.24）河南巩县人早年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毕业后，历任教官、团长、军长等职1935

年4月，晋升陆军中将七七事变后，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豫西警备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参加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河南战役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徐州。

“剿共”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委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郑大章】郑大章（1891-1960），河北静海人西北军将领早年入冯玉祥部当兵，曾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诸职1926年任西北军骑兵第二旅旅长，后参加五原誓师与北伐作战。

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一军军长1937年任二十九军骑兵第九师师长1938年任第1集团军骑3军军长1940年参加汪伪政府1945年9月以汉奸罪被捕，解放后在河南闲居，1960年病死杨杰杨杰（

1889-1949），白族，云南大理人字耿光，民国时期著名军学泰斗，和蒋百里、白崇禧、刘斐一起被外国人称为中国三个半参谋长，出身于滇军，后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成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在新军阀混战中帮助蒋介石赢得决定性的中原大战的胜利，因在抗日战略上和何应钦冲突而退出中枢，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和驻苏联大使，他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每一个想成为高级军官的必备读物。

1949年因倾向革命，放言无忌而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暗杀【张群】张群（1889.05.09-1990.12.14）四川省华阳县人，国民党元老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蒋介石为同学，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

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国府外交部长（1935.12-1937.03）；之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1938.01-1939.12），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

抗战胜利后作为国共谈判三个代表1947年4月到1948年5月任行政院长，后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病逝台北【曹浩森】曹浩森（1886-1952.02.05）江西都昌人1908年，入日本振武学校。

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3年夏，随李烈钧在江西起义讨袁1915年12月，任护国第二军参谋厅上校课长1921年，选送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后在国民军冯玉祥部任职1926年，任五原誓师时之国民军联军参谋长。

1927年，任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1929年9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42年2月，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1946年11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3月，当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后退为备役1948年，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监察院国防委员会委员。

1949年4月，任监察院两广区监察委员，后去台湾病逝于台北【刘光】刘光（1893-1971.03.27）江苏江都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肄业，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三期毕业，后赴日本陆军大学第三期学习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队长。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少将高参1929年7月，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1930年春，曾兼陆军大学代校长1932年，任军委第一厅参谋本部事务处处长1933年，任军委第一厅第一处处长1935年，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1941年，任国府军事参议院参议逝世于台湾【于学忠】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之左膀右臂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少时随父亲在军营中生活1912年随毅军进驻热河。

1917年调任直系吴佩孚部陆军第十八混成旅炮兵营长驻襄阳后转投张作霖参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建国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王树常王树常（1885.09.11—1960.04.18），字霆午，奉天（今辽宁）辽中人早年赴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19年回国曾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科长、黑龙江督军参谋长、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谋兼军长。

1927年后任张学良部第十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军令厅厅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1930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1932年后任天津卫戍司令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后长期寓居【胡若愚】胡若愚（1894-1949.11.26）云南罗平人。

1911年10月参加云南重九起义1914年入云南讲武学堂将校班，历任营长、团长、旅长、滇中镇守使、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长1933年赴德国学习，七七事变后回国，历任第五战区代理参谋长、军委会总参谋部参议、兰州军官预备学校校长等职。

1948年7月晋升陆军中将次年3月任国大代表1949年2月任第十一兵团副司令，在广西被击毙【王家桢】王家桢（1899-1984）黑龙江双城人肄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法学科后赴日本入庆应大学经济科历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法律编辑局书记官，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外交机要处主任。

1930年4月，任国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后，曾任外交部顾问，中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代表1934年10月，任军委委员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委员1935年5月，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37年5月，特派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8年6月，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抗战胜利后，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为民革中央委员，第二到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朱启钤】朱启钤（1872.11.12-1964.02.26）祖籍贵州开州,生于河南信阳,卒于北京北洋政府官员，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光绪举人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

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

1916年，遭通缉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并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臧启芳】

臧启芳 (1894-1961.02.28)辽宁盖县人1920年8月入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院，研究经济思想与财政学1923年6月回国，曾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1926年任东北大学文法科教授，1928年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

1937年1月任国立东北大学代校长1939年7月至1947年4月任国立东北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任“国立”编译馆编译委员，兼《反攻》杂志编务1957年9月，任东海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主任

阎锡山台湾日记述略阎锡山自1931年至1950年曾有日记1948年前之日记，在其逃离太原时，曾遗有副本，按照中共山西省委指示，1983年在我任山西省政协六届文史委员会主任时曾组织熟悉此段历史之专人，对其日记进行了整理与注释，当时曾送北京请戎子和、薄一波同志先后审阅。

1960年阎在台病故后，其1949年赴穗组阁，及至1950年在台辞阁，其间9个月的日记，则由台湾“阎伯川先生研究会”于1997年5月以阎之《随想录》名称，将其在广州、重庆、成都、台湾是段经历之大事，及其杂感、论述之日记录之于内。

史界友人咸以阎离晋此段史实社会知者甚少，盼余整理综述，作为史料，提供近史研究参考兹据阎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长”9个多月期间日记，摘要分项述略一、关于接李宗仁电邀由太原去南京、奉化、广州之记载阎1949年3月29日记：“李代总统电召赴京。

‘商决党国大事’晚8时抵南京”4月11日记：“去奉化蒋总裁云：‘太原固重要，太原是国家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望你多留南京，做团结工作’”4月12日记：“返京参加和谈会议李代总统亦一再嘱多留京。

”4月18日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广州联席会议，电邀赴穗，同谋挽救危亡”阎1949年4月19日记：“太原飞机场不能降落接太原梁代主席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

”4月21日记：“复接梁代主席化之电话，共军增加炮兵部队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经应处理之人及事，处理完毕职一定遵命集体自杀，并本尸体不见敌人面之昭示，一切准备妥当复接阎慧卿电话云：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

”4月22日记：“由京到沪，以无线电话，继续指挥作战，并勉励全体文武干部，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定要对得起大家”4月23日记：“十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于联络中断之前，太原表示：一定巷战到底。

”4月24日记：“太原失守又接在穗中委全体电促速往穗，共商国事原拟先飞溪口再飞穗，后因机场不易降落，改定先行飞穗”二、关于奔走、李宗仁矛盾调停之间的记载阎1949年4月26日记：“由沪到穗，经多方接头，以欲团结必须先请李代总统来穗。

”5月3日记：“由穗飞桂林，以真诚之心情，恳挚之言辞，与李代总统谈，请早日莅穗，安慰人民，交代历史成败是常事，我们应本人定胜天之旨，至低亦应尽人事听天命如代总统不莅穗，失败后无以交代国人，代总统允考虑一晚，明日再作决定。

”5月4日记：“晨代总统莅住室，拟写一备忘录余以备忘录内容如何，虽尚不知，但觉此系外交词令，纸片上一问一答，中间人不宜为力午间复谒代总统，拿出一谈话记录，认为刺激性太大，尽力打消，未蒙允纳，提议修改，亦坚决不认，自己不得已声明，我来看代总统，系以私人资格来的，无可交代的对象，后居正先生说明李文范先生是代表党部，应由他带回。

临行时不得已分别向白长官健生、黄主席旭初附耳低言谓：‘兄等考虑后果，并说明以前的失败蒋总统负责，今后的失败是代总统负责’白长官说再尽一度努力盖白长官健生、黄主席旭初、李主任品仙均主张代总统来穗当日返穗，过珠江桥有感而赋曰：钢骨水泥兮合则坚牢；劳燕分飞兮孤鸣啾啾，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

”阎1949年5月7日记：“四日由桂林返穗后，由何院长将谈话记录送上海，蒋总裁复函，何院长召集元老会议，仍主张我同朱家骅、陈济棠再飞桂林迎李代总统当时我说，去一定去，但感此行可能撕破最后一页历史，特别有感于怀，当请何院长代为电达汉口白长官，务请同时到桂林，借重周旋。

即日飞抵桂林机场后，李代总统、白长官均在机场迎迓李代总统欲同车回城，当时特请白长官同车，盖欲在车中说明总裁之函，免发生误会上车后，即说明代总统要求六事，总裁已承认五事半，不过发点牢骚，尤其对兄有所责备总裁是我们的党魁，当发点牢骚，今已承认五事半，对我们发牢骚，比不发牢骚还觉得安心。

对你的责备，不免你受些冤屈，你一定能不介意白长官健生说，党魁对同志，长官对部下，不要说责备，就是骂一顿亦无碍，骂得对不对，我们也不介意到代总统官邸后，先向在场的左右说明六条已承认五条半，不过发点牢骚，并说发牢骚较应允不发牢骚还好。

李代总统阅毕总裁函后，稍加思索，即应允明日一同赴穗大家均表非常愉快遂即电话告知何院长，明日午前十时起飞，请准备欢迎午后心中无事，驱车游风洞山、独秀峰，感地理上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两次飞桂，果见山势特别俊秀，陪从欲请写数字刻石留念，遂于此时题书：“跟不上地球自转的表是废表，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人是废人。

”5月8日记：“上午十时，与李代总统同机赴穗”三、关于在广州任国民党行政院长之记载阎1949年6月13日记：“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胡适(叶公超代)、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政务委员吴铁城、徐永昌、陈立夫、万鸿图、王师曾。

”阎任职后之多天日记，曾述在广州之观感6月16日记：“到穗之初，见多人，其所言所为，皆有助于共，谁肯打匪，毁谤谁；谁不能打匪，袒护谁；谁可靠，不用谁；谁不可靠，重用谁；感到由首至脚，皆为双料共产党继思脚共也尚可，首共也何能？遂哑然自笑，但不解其故。

久之乃知为私之一字所造成盖由私所发出来之言行，皆利于个人及小圈子，而不利于整体；不利于整体，即利于自己的敌人利于敌人，即谓之曰：双料敌人，亦甚允宜……病与命相连之后，不治，病必致命，治，须病命皆去，真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阎1949年6月18日记：“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是描写历史的陈绩，我以为尽合此八字我们今日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认识纷歧，主张各异；军事影响了财政；财政累倒了金融；金融减低了收入；财政又影响了军事，及一切庶政；中央地方一切脱节，指挥不灵；解款扣留，要款无度；军队命令不行，作战无法布置；整理无法执行；总裁未来，非常会议政策未定；处事无法贯彻，真感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锡山既蒙依畀，不惜一切牺牲……，必须谋其事之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不成而后自杀，方对得起国人，交代了历史此段话对国务会议及全体阁员复述之”阎1949年6月20、21日记：“向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报告保卫华南之决心与计划；下令全面封锁沦陷区港口。

”6月24日记：“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五百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争起来无理由的说人坏，无理由的说己好。

不说事怎么做，只说人怎么用掌权之后，不惜无理的违法，擅自批款要款，监察委虽指名算出，妄款支出较正式开支多自私上眼小如豆，妄为上胆大包天养成此风纯系是非颠倒处个人之恩怨应宽，处国家之纲纪应严已过国家毫无纲纪，个人毫无忌惮。

部分高级人员保命护财，早接新朝以冀悻免，成了乐其所以亡的局面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7月1日记：“健谈亡国感――健谈之养成，不是做实事养成的，且不是自修自责养成的。

因之健谈的精神作用，在自矜自用，精神是浮的，愈健谈的人，愈不乐于做实事，多系以说代做所以到广州来，很有健谈亡国之感”阎1949年8月26日记：“我感到现在各种会议，多呈下列现象：一、背诵图书目录的会议二、老鼠会议。

三、小孩说故事会议四、逞能会议五、报复会议六、矜功会议七、泻愤会议遂致发言多离开议题；决议多不依据发言，演至儿戏加深，仇恨加大，造成分崩的恶果这种会议真是煞人情绪，增人厌心，白废时间，滥费人力，此一端即造成灭亡而有余，真令人不知何者结成此果。

古人说：无主乃乱，制度使然，抑领导失当所致，令人不解健谈亡国，此感在未到广州前，心脑中毫无此观念来到广州之后，虽感到词淫词不适理国，但亦说不出一个名词来一日忽然感出‘健谈亡国’四字但何以造成此习尚，思索多日，未得端倪，或为革命尚说，以说动人之遗风乎？！”。

阎1949年7、8月间日记，因7月14日至广州，李宗仁亦在广州，故其“行政院”曾制订诸种所谓方案送蒋、李阅裁7月4日记：“出席中央党部及粤、穗、省市党部联合纪念周，作就职之首次施政报告”7月16日记：“拟定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略，缮呈蒋总裁及李代总统。

”7月17日记：“在黄埔面谒蒋总裁后，复将报告要点即日缮呈”7月18日记：“将台湾保卫案及海南岛保卫案送呈蒋总裁”7月20日记：“中央党部非常委员会，总裁亲自主持，通过扭转时局方案”8月3日记：“（一）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保卫华南西北案原则通过；（二）行政院第八十次会议，通过处理西藏地方当局迫使中央驻藏人员撤退案。

”8月5日记：“行政院第八十一次院会，奉李代总统令通缉程潜归案究办；并决定对陈明仁撤职通缉；任命黄杰为湖南省主席”8月12日记：“对美国白皮书发表郑重声明”四、关于新疆撤兵，胡宗南贻误战机，马鸿逵、郭寄峤相互倾轧之记载

阎1949年8月18日记：“今日院会提出新疆撤兵案主撤者认为不撤久则溃变，撤则增兵内地，有补于军事”不主撤者谓边疆与内地人心不同，撤兵即须连带地将政治撤退，即系抛弃领土，将来很难恢复且新疆400万人民中，汉民20万，回民20万，馀皆为新疆原有各民族，撤兵以后，这40万人很难存在，必遭残杀。

但撤兵须汽车500辆，需时8个月，方能撤回，经费除已拨200万外，尚需600万据说，实际上在那里成家的人很多，搬回来亦不过两三万人会议中撤否未决，众议我考虑两日后，自行决定，不必提会我以为考虑无用，必须尽两日会见知新疆情形者，了解事实后决定。

”8月21日记：“八月十八日行政院会议提出新疆撤守问题案，众议此事关系太大，撤守即是放弃国土，超出一般行政院会议职责之上，不便讨论，应由院长考虑后与代总统及总裁秘密审慎决定处理之经我两日来考察了解结果，得到三种方案，但均与新疆军事当局陶峙岳司令主张绝对相反。

陶之意，无论撤与不撤，必须与苏联签署协定，使苏联强占三区为合理化，此实等于签署卖国条约，撤与不撤，均不能签于是派大员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周昆田，前往与当地负责人慎密研商拟处为集思广益，妥商规划，于本晚七时，除秦、周二位外，并邀请内政部长李汉魂，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国府参军长刘士毅，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便餐磋商，十一时散会，决定由秦、周携带方案，明日先飞西安，再飞哈密，转赴迪化。

”8月20日记：“义无返顾的事，是从人定胜天的观点发出来的尽人事而听天命，脑筋中有一半的松懈知其不可为，亦不够个饱满的精神只有人定能胜天的精神，才能饱满无缺某君第三次劝我考虑对共和战问题时，我告他说：我是坚决的反共，不能谈和。

不能谈和的道理，假若天欲灭共，我可能先离开灭共的立场假若天不灭共，我必不因天不灭共而自杀，我还做人定胜天的努力”“李代总统问，贪污成风，列举数大员贪污巨款，将如何查明严办？李并云，恐办不胜办余答：由办到克服不胜其办。

李复云：我们应当不顾一切余曰：前曾向蒋总裁言，为国牺牲一切不惜，若为贪污者作傀儡，敢告不敏代总统有闻，即交，山必严办也”阎1949年8月21日记：“青海兵团、宁夏兵团、陇南兵团与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在西北作战方面指挥上不统一，致有误战机，减低战斗效率。

为统一并加强，决定设立国防部长西北战区指挥所，派大员前往指挥，并决定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任指挥徐预定明日前往，与秦德纯、周昆田同行”8月22日记：“甘肃主席马鸿逵任命之经过最初一方为郭寄峤争留任，郭、马不相容，欲分城驻节，此主张太不成事体。

另一方为留任省主席，马亦不同情多数立委为马鸿逵争，一日立委代表九人来访，希望以责任内阁之权能处理余答：我譬如一开汽车者，你们为坐汽车者，你们希望我快达目的地，我何尝不愿，不过我要注意到路上障碍，顾虑翻车。

翻车后不只车坏人伤，且亦达不到目的地余言罢，立委九人齐声响应曰：我们清楚了，不再催国事无公道，无是非到极点了余遂循立委之意见，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盖立委无私见，其他争执者，则所抱各有不同也”五、关于阎拒辞所兼国防部长、调解蒋李之争的记载

阎1949年9月4日记：“李代总统希望(我)辞兼国防部长，拟以白崇禧接替，未表同意”9月9日记：“致徐政务委员永昌函：兄昨之言，关系国运隆替，睡醒后颇觉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

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意假如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我认为今天我们是病与命相连在一块，治病必致命，不治病必丧命，若不设法使病命分离，恐无下手之法今欲转危为安，必须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为同是其是同非其非，方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按今日我们的自身，由人上说易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从事上说，无人不愿国家好，定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应决定何利必兴，何弊必除，规定进度，实行考核，作为我们首脑部救国约法，共同遵守，完成者奖励，贻误者严惩，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挽救危亡目标迈进，未始不可有为。

此致次宸兄”9月30日记：“国家需要不去，应即不去国家不需要留时，自应不留去留应以国家需要不需要决定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与国家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亦不留”10月2日记：“(与吴忠信谈话)不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破裂之可能。

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毁灭之顾虑接受而毁灭，为众怨所归；不接受而破裂，亦为众怨所归”吴说：‘两害权行取其轻如何？’我说：两害取其轻，当然但一害已知，一害未知，无从比较，如何定取舍？”阎1949年10月2日记：“吴礼卿(忠信)问我，蒋李之争，究应怎样办？我答：讲亦悔，不讲亦悔。

此事关键非干部所当主张，应由最高领袖自决之，因此事无论怎样办，均有咎戾，故主张怎样办均难见谅于将来，故须由最高领袖决之”10月4日记：“会见立法委员梁栋时，梁说：希望院长能长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

现在有人说院长一面倒了，究竟如何？我说：在组阁之前，对蒋、李曾提出四句话：‘中间赤诚匡济，但不从井救人，亦不卷入漩涡，更不义气愤事’我一切处置均以国家为前提，我也意料到到一时期，一定有一方或两方感到不痛快，对我不满意。

但我绝不偏倚，绝不作那一方面之屏护举例言之，如有人提议保卫台湾，我想台湾为中国领土，自应保卫，但非为蒋而保卫台湾又如有人提议保卫西南大陆，我想西南大陆为我们反共基地，一定应保卫但保卫西南亦非为李我只问心为国，什么批评我也能接受，我也不感觉痛苦，因既作中间，当然就有不说之话。

”九、关于在台湾与旧属杂谈组阁困惑与历史往事之记载：阎1950年2月5日记：“耿代表禹堂(耿誓)云：国事重于省事，担任行政院长较在太原成仁效用大答曰：我第三次到溪口时，介公向我说，省事小，国事大，万勿回并，我俩同德邻共挽危局，是最理想的。

他送我上飞机时，恳切地说：务请以国事为重，我故未能早回，但我回意未绝广东全体中委欲我到广州一行，原拟到广州一行后，即返太原，但尚未起行，而太原机场即不能降落，我回意始断今恐个人之义失，而国事无为，我觉得有偏于感情。

”阎1950年2月9日记：“王平(财部次长)、刘杰(立法委员)、邓励豪(立法委员)、郭澄(国大代表)、卢学礼(行政院参事)等来谈卢云：‘国民大会代表全国联谊会，非法定机关，且所谓‘违法误国’另有所指，何必因此小题大作，而提出总辞职，动摇人心?代总统出国就医，总统主持无人，向谁辞?’答：有总统府则向总统府辞。

……处事应见机而行，失机之后，则进退维谷在此认识不一、作风不同之下，为则难通，不为则遗(贻)误，于我、于国均无所益在今日，需我团结缓冲之工作告一段落我前在广州时因府中迫要国防部长，我曾向代总统说：健生出任国防部长为时尚早，诚恐提出之后，发生纠纷，我公必更感难处。

至我个人，有益于国家时，我绝不轻辞到我去留无关时我必退让贤路此其时也，再作下去何以自解?我意已决，不必再论”2月9日记：“(答禹堂)前在重庆时，有以李代总统出国为不顾大局，亦劝我因之宣布辞职，给他放下我说，他不顾大局。

我亦不顾小局，将何以对人民，我何可因李代总统不见谅于国人我亦不见谅于后世乎!……今天，在领导上，可有两种方式：一个如次陇(赵戴文)任主席时，他曾对我说：我们两个无论如何一致，但处理事上，绝对有出入，反要加多交叉而减少效用，不如由你处理，我注意得失及人的真伪，可变交叉为重迭。

一个是用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方式我感到在太原时，能在组织会议上公开检讨批评，可使欲欺者不能欺，亦不敢欺，在众目之下，自亦不易受欺”2月10日记：“刘子英云：舆论批评你是孤掌难鸣，故一切方案不能实施答，只要有权，孤掌很易变成不孤掌。

问：责任内阁的阁揆能说无权乎?答：阁揆等于驾辕的骡子，绊住腿以后，寸步难行问：为何绊腿?答：因车主行车的意念尚未到问：车已套齐，行车的意念何以未到?答：有所待也问：有所待也，抑有所虑也?答：我不知”郭镜秋(郭澄)云：外间批评院长组阁以来，说得多，做得少，对此感想如何?答：说还未说够，如何能作?又问：什么程度叫个说够，说到什么程度才能作。

答：说的认识一致才叫够，行动一致才能作又问：何不继续再说，屡说屡作?答：事务性的政治可作，但无济于事；转变目标的政务，在大陆上尚能说，到台湾后，说亦不能，何况乎作环境已成不可为，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之何，况我非善者乎。

”2月12日记：“方闻(彦光)问：院长大喊人定胜天，今何不抱定斯旨，不顾一切猛速行之，以挽危局?答：人定胜天，第一要有权力，第二要有时间，第三要有人才，第四人与物的藏蓄力要够，第五国识要够有此五够，才能人定胜天。

又问：今五者不够，原来是何动机喊出人定胜天的话?答：原来的动机为指出目标，希望大家向此路上走”2月13日记：“与严廷(子言、立法委员)等谈时事答曰：历史所记载者，真实性只有一半只读亡国史，难知亡国事”2月10日记：“蒋总裁嘱贾秘书长煜如(景德)及徐政务委员次宸(永昌)转告：请阎院长万不可轻言辞职，因之动摇人心。

国大之询，系我与德邻及伯川三人均有，所谓‘违法误国’，不是说伯川，请他万勿误会”2月12日记：“贾秘书长云：总裁秘书室秘书长黄少谷电话，报载院长昨未到院，亦未会客，是否倦勤的表现?答：我昨因身体不适及防空演习，只会客，未到院。

我在交卸的前一刻，亦必照常办事，我向来以令尹子文勉人，岂能不自勉?嗣黄少谷、郑彦、贾秘书长来商大局”2月14日记：“张锦富(靖安、国大代表)云：某报批评院长既有倦勤意，还是日夜办公，星期日也不休息，还是不倦勤的表示。

答：恋栈与不苟，在外表上看是一样，见仁见智任人看吧!”阎1950年日记谈历史往事：2月20日记：“抗战前我到南京，总裁着我领导开的八个会议，一个是专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张汉卿知道我领导的这个和战会议主张分歧，他曾找我到楼上说，我给你作一个秘密报告，听说有主张割地议和的，我们预备了一百个人，一百个炸弹，对主和者将尽杀之。

我说：汉卿!你今日为公为私，主张很得人的谅解，因和则东三省去矣!不过，我告诉你，我的主张和战，均以国家之利害为目标，假如国家利于和，主和的人还怕炸弹么?总裁遂决定焦土抗战”2月27日记：“晚读史而有感曰：君被小人包围之后，君对利国之臣必厌恶之。

君被权臣控制之后，贤臣必被排斥君被通敌者左右之后，支持国政者必被驱除君被谋叛者窃权之后，忠君者必被罪及之君所致此者，不外昏与欲昏君尚可设法，欲君投其所欲，则无可挽救处此境遇，贵戚之臣可以死挽救，如，比干、箕子，庶臣则明哲保身可耳。

”4月8日记：“与前甘肃建设厅长朱镜宙谈佛学我对佛学亦未深研究，不过我对佛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早年在太原省政府内的进山上建了两个洞，一个叫居仁洞，―个叫随缘洞在居仁洞上我写了个‘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在随缘洞上我写了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儒家的道是中道，佛家的道是高道，但高出中道以上去了不过我对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认成是同样的功夫……我自己未学佛，我有一个朋友叫赵次陇(戴文)，我劝他学儒，他劝我学佛，始终未能说服。

但我是儒不深知，佛更不晓”4月9日记：“与贾资政煜如、徐资政次宸座谈，论及亡国史，说到明朝，贾云：李自成讨伐庄烈帝的檄文有两句名言曰：‘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答：容臣私就是君的暗，容臣尽私，就是君的甚暗，且君到了孤立的地步。

其原因：不是君不明，就是君内多欲不明是不认识贤不肖，多欲是不敢辨别贤不肖无论不认识贤不肖，或不敢辨别贤不肖，就不能知人善任，失了作君的唯一道理；焉能不为群众所炀蔽?世人多说明朝的亡国，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我不能为庄烈帝宽恕。

臣由君用，亡国之臣从谁来的?自来历史上亡国之君，有是无能而亡的，有是有能而有私欲被小人奉迎，私欲掩蔽了君的能而亡的，在君则有别，在亡国则一也”4月10日记：“与念文(王怀明、前山西省议会议长)、均一(王平)同车。

念文云：中国人很聪明，然何事也办不好，其病何在?答：‘高谈阔论，争权夺利’，八个字可概括之”十、关于阎退居台湾菁山草庐、谈洗本身恶性、撰述《大同之路》、提出大同世界展望，及其窑居生活之记载：阎1950年3月16日记：“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

”3月28日记：“与子志惠讲孔孟成就学问的六步功夫”4月27日记：谈洗个人恶性：“有欲必有嗔自己之欲被阻时，即时动嗔人的念余觉着余欲上尚未去尽，故嗔仍在不过念将起时，即能觉着要不得(按：嗔，发怒、怪罪、不满之意。

)余五十年前求学之时，几乎是时夕动嗔四十年前为政之初，亦是日日动嗔三十年前经验较多，碰壁亦多，虽然改之，但亦不见多二十年前挫败之后，静修七个月之久，洗涮不少但亦常感嗔之痛苦近十年来，每日在战争中助人不少，战争之胜败，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自身之生死，时时有这大关系在身，等于严师严父在侧，千钧万钧压身，不敢一时放纵。

因之贪嗔嫉等恶性，去得不少尤其近四年，支持晋省战事，其危急无一日无之，其困难无一时解尽，终日不食，终夜不眠者为常事在此等境遇之下，心身痛苦，亦心身之成就于去一切恶性上，收功不少自担任阁揆九个月中，更觉环境威严，如万锋来刺，千刃迫身，尽自己的智仁勇来应付，仍感动辄得咎，时时谨慎收敛，还感畏惧，自身余留之恶性更受到洗涮，当然感到轻快。

自以扫荡无余矣，实则不然，欲少阻者亦少，但有欲则不能避阻，遇阻仍然动嗔之念余故有以上之叙述老则离死不远，去不尽恶性，死不能无愧只有赶紧去之，以求得个死”5月28日记：“完成《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一书希望实现消除矛盾根本和平的世界大同。

”6月25日记：“开始撰述《大同之路》全书共十章：现世界不安和的根因，不安的现象，安和世界必须走上大同之路，大同理论，大同主义，大同形态，大同国际，走上大同之路对联合国的期望结语中云：大同之景象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信以立己，义以制事，民无机诈，官无私谋，强不得以逞雄，弱不至于受屈。

人皆和爱，暴乱不兴国皆礼让，干戈不作以孝报恩，老得其养以恕处人，人得其和各尽所能，各得所值，以享有励劳动各俭所用，各输所余，以慈惠救残缺科学公有，人才公用生产无限量，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消费得美满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

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为，做到没愚人，没闲人，没穷人，没坏人，一直到废止刑法，变政治为文化，制度为习俗，庶几人类安和，世界大同此为大同之景象，亦为大同之目的”8月12日记：“由台北市丽水街八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八十一号，后改为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

其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距山仔后公路步行三十分钟，建筑茅屋，从事著述，人以‘菁庐’名之台风一年数至，草庐时受损坏，遂就地取材，建石屋数间，命名为种能洞并有种能洞命名记日：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侵袭，建茅屋于金山(又名菁山)山麓。

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雨的窑洞，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三种缺点：一潮湿，二空气不流通，三怕地震适合于北方，不适合于台湾这三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住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可使空气流通；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设施如何。

我遂决定建筑一所窑洞台湾房屋，中国式、日本式、西洋式都有，特取三式所长，融合为一，为台湾同胞作试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名之”1950年12月31日记：“对本半世纪之感想与今后之展望：今日为本半世纪最终之一日，亦为后半世纪开始之前夕。

我虽生于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但我初人社会为本世纪之开始当时我正十八岁五十年来，世界经两次大战，人类饱受浩劫，时至今日，世界仍在动乱不安中，追怀往事，展望未来，使我动无限之感慨本半世纪接受了十九世纪科学之成就，继续发明进步，增大科学能力，吾人对此甚为兴奋。

但当时政治家未审慎于初，未将私人资本变为国家资本以发达生产，因之加深生产的矛盾，发展到国际的矛盾，使今日进步的科学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致此错误的责任，不在科学家，是在政治家人类的幸福，全在政治的设施，而当时的政治家，未在解除矛盾上努力，反被矛盾所席卷。

所谓席卷，即是因资本剥削下的产物为无购买力的产物，科学愈发达，这无购买力的产物随之愈加多，即是人失业的恐慌性愈随之而加深当时的政治家，挽救自己政权的崩溃，遂不能不变生产的矛盾，为市场的矛盾演出殖民地政策与经济侵略政策，争夺市场，解决生产的矛盾，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这即是将国内的矛盾延为国际的矛盾，将斗争的矛盾延为战争的矛盾，最后将经济恐慌病延为主义的恐怖病，至今日已成为祸害人类的前夕，这是我对本半世纪的感想“我的展望，是愿将本半世纪毁灭的前夕，变为安和人类的开始。

人事全在人，只要有领导世界的资格者，领导安和，全世界即能得到安和政治与人民亦如同农夫与禾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日有领导资格者提出安和世界的大同主义，领导世人走向大同，取消生产上的矛盾，即无市场上的矛盾，亦无国与国的矛盾。

然后唤起百分之八十的劳动者，安慰了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宗教家；使哲学家认为大同合乎人类的慈悲跟上来的是人类幸福的伙伴，不跟上来的是时代的落伍者，反对者是人类幸福的仇敌如此可将前半世纪斗争的毁灭，变为后半世纪大同的肇兴。

这就是我的展望”山西王在台湾的凄凉晚年随着两岸关系日趋融洽，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民国时期的“山西王”阎锡山位于台北近郊的生前故居与身后墓园，成为各界人士走访及凭吊的热门景点，“山西王”在台湾的凄凉晚年，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一、圆山脚下的“大将军”墓在台北，那黄顶红柱的宫殿式的圆山饭店，我去过十几次2011年秋，适逢妻子的生日，长子一家在圆山饭店为她祝寿宴罢，外出散步，小孙女说，在圆山脚下有一座“大将军”的墓我去圆山饭店那么多次，还从来没有去看过“大将军”的墓。

于是长媳开车，带全家人来到圆山脚下下了车，先是路过一条地道的出口，似乎是传说中的圆山饭店神秘地道的出口再往前走，便是一个突出的山岬，“大将军”的墓以及牌坊、碑坛、祭堂，就在山岬之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柱飞檐的纪念堂，纪念堂的正中是红门红窗的祭堂。

在纪念堂四周，悬挂着一个个黑底金字的横匾，上书“党国完人”、“浩然正气”、“光争日月”、“作我民极”等内中还有所题“民族正气”、蒋经国所题“齐烈流芳”、阎锡山所题“先我而死”这么多的匾额，表明“大将军”的身份相当显赫。

我注意到两蒋以及其他“党国要员”的题词都是颂扬死者，唯有阎锡山所题“先我而死”与众不同阎锡山(1883—1960)，人称“山西王”、“山西土皇帝”，是统治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军阀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

1904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9年毕业，回国之后成为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05年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鲜为人知的是，阎锡山当时还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所属类似于敢死队的秘密组织-“铁血丈夫团”。

奉孙中山之命，热血青年与另一位同盟会成员赵戴文一起接受暗杀慈禧太后的任务当时，阎锡山和赵戴文各携带一枚炸弹回国，想用于炸死慈禧太后过海关时，阎锡山担心一人携带一枚炸弹，万一被查出，两人都会被捕，所以他干脆一人携带两枚炸弹过海关，这样顶多一人被捕。

结果阎锡山竟然闯关成功，由此可见阎锡山有勇有智后来由于计划改变，阎锡山未能成为炸死慈禧太后的英雄1911年辛亥革命时，阎锡山在山西起兵反清，出任山西都督翌年，孙中山来山西考察，曾高度评价阎锡山:“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

”从辛亥革命起，山西便姓阎，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山西在这漫长的三十八年间，尽管风云变幻，阎锡山擅长随机应变，他的头衔不断“与时俱进”，而他作为“山西王”，如同不倒翁从未倒过:1911年他支持孙中山，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任山西都督;。

北洋政府期间他脱离国民党而投效袁世凯，任山西省省长;1927年北伐期间他转而支持，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山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1932年，拥蒋反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总管山西、绥远两省军政;

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改为实行“拥蒋联共抗日”路线，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国共内战期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所题“先我而死”，这死者究竟是谁呢?我从纪念堂前花岗岩碑坛上所刻的碑文《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纪事》得知，小孙女所说的“大将军”，其实就是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

“五百完人”出典于《史记》∶秦末汉初，刘邦的大将韩信带兵攻打齐国，杀死齐王田广当时任齐国宰相的田横，率领五百名誓死不降的将士退守到黄海中的一个荒岛上，以备东山再起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恐田横作乱，派遣使臣召田横入京。

为了保全部属，田横毅然应诏途中，田横因羞于向刘邦称臣而自刎噩耗传来，部属五百人集体挥刀殉节，称为“田横五百义士”，又称“五百完人”那么什么是“太原五百完人”呢?对于大陆民众来说，“太原五百完人”是完全陌生、从未听说的。

可是在台湾，“太原五百完人”却广为人知，因为关于“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被编入了小学国语课本以及中学历史课本所谓“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大致如下: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进入总攻阶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千三百门大炮开始向太原城垣猛烈轰击，二十五万大军兵分十二路攻入城内，遭到猛烈抵抗，在歼灭阎锡山军队十三万余人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付出四万五千余人的巨大伤亡代价，古城太原终于获得解放太原一役持续六个多月，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为惨重的城市攻坚战之一。

在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之际，号称“山西王”的阎锡山不在太原，而是在上海阎锡山当时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在隆隆炮声中，时任山西省代省长的梁化之(字敦厚)、阎锡山的五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地下室服毒自尽，卫士柏广元遵梁化之之命将二人尸体浇汽油焚烧，化作灰烬。

除了梁化之、阎慧卿之外，阎锡山手下的骨干据称五百人也“自杀殉职”——这就是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阎慧卿，阎锡山的五妹，准确地说是阎锡山的堂妹——阎锡山的叔父阎书典共有五女，阎慧卿居末，乳名五鲜，人称“五妹子”或“五姑娘”，阎锡山则叫她“五鲜子”，而她则称阎锡山为大哥——在别人面前则称阎锡山为“老汉”。

她对别人转达“老汉”怎么说，那就是指阎锡山怎么说阎慧卿小阎锡山二十七岁，曾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后来阎慧卿来到阎锡山身边，专门照料阎锡山的起居，成为阎锡山的心腹妹凭兄贵，阎慧卿也因此挂名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大代表”等职务。

平日阎慧卿服侍于阎锡山左右，如影随形由于阎慧卿与阎锡山关系亲密，曾经引起阎锡山元配夫人徐竹青的不满，徐竹青一度负气出走阎锡山这次离开太原时没有带五鲜子一起走，这原本是表明阎锡山三两天就会飞回太原，不料五鲜子竟与他永别。

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写下了《阎慧卿致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

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

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到这份绝命电时，泪流满面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成为“太原五百完人”的依据。

在台湾中学历史课本第三册第九十页上，则这样写及:四月，太原失守，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等文武官员五百余人集体自杀殉国，是为太原五百完人，写下斟乱战史中最悲壮的一页由于台湾民众在上小学、中学时受到的“教育”，所以都知道“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鼓舞士气，号召士兵“效忠党国”，1949年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吴延环等三十六人在“立法院”院会提议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当时的“行政院长”便是阎锡山。

吴延环等的提案在“立法院”院会获得通过但是这“招魂冢”还没有来得及在大陆动工，以阎锡山为院长的“行政院”便在1949年12月8日从成都迁来台北"太原五百完人”皆为阎锡山部下来到台湾之后，阎锡山极力鼓吹“太原五百完人”“杀身成仁”的故事，以表示他治晋有方。

1950年3月，“行政院”拨款新台币二十万元，在圆山的日本神社原址，设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1950年8月1日动工，至11月15日落成阎锡山除了为“太原五百完人冢”题写“先我而死”匾之外，他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刻于石碑之上:。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大陆学者在1988年11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发表《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该报告根据台汶方面发行的《太原五百完人纪念册》中的五百人名单逐一进行了调查，报告指出，“太原五百完人”中能最终认定的自杀者最多只有一百余人，其中多人是太原绥靖公署特种宪警指挥处的成员，可能害怕中共报复而集体自杀。

在我看来，考证“太原五百完人”的人数究竟是五百还是一百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太原五百完人”毕竟反映了当年国共战争的惨烈之状今日我作为“陆客”却能站在台北圆山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前，细细拍摄碑文以及各种纪念匾额，意味着“国共不再战、两岸共携手”的今日，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愿“太原五百完人冢”不再是仇恨、血泪的象征，而是“兄弟一笑泯恩仇”的纪念碑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二、“山西王”名存实亡参观台北圆山的“太原五百完人冢”，引起我对“山西王”阎锡山的命运、尤其是在台湾的最后结局的关注。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坐立不安，意识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即将来临当时的阎锡山决心固守山西，与太原共存亡阎锡山称:“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所谓“五百基干”是指阎锡山“同志会”的基本骨千分子，当时在太原有五百人左右。

有一家报纸这样报道:为了激励军心，当时阎锡山还特意向一名德国医生魏尔慈咨询，问德国纳粹军官在苏军攻克柏林时是如何自裁的当他听说在牙齿中暗藏氰化钾毒丸，咬破后可当即毙命，就立即让川至制药厂试制，后来终于配制出五百瓶毒药。

阎锡山将它们摆放在自己面前让美国记者拍照，这张照片刊登在美国的《时代》杂志和山西的《复兴日报》上，他还把照片特意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1949年3月28日，国共和谈即将开始，与山西相关的条件需要阎锡山前往南京商定。

当时已经“下野”，“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和平使节将于31日飞平(引者注:指北平)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借聆教益”阎锡山接到电报之后，在翌日召开要员会议，宣布了李宗仁的电文，表示“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阎锡山从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到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五妹子阎慧卿从此阎锡山离开了他盘踞多年、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的太原当时，阎锡山并没有带五妹子阎慧卿━起离开太原，阎锡山的部下坚信阎锡山真的三天五天就会回来，因为在部下看来，倘若阎锡山一去不复返，必然要带阎慧卿一起出走。

有人称，阎锡山知道太原即将不保，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使阎锡山得以冠冕堂皇地脱离太原险境此外，阎锡山出走时，带着继母陈秀卿、妻子徐竹青以及黄金一起上飞机，也表明阎锡山此行乃是逃命之行。

不过此说受到质疑，因为阎锡山在南京会晤李宗仁之后，曾经在4月初乘飞机回太原并在太原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火封锁河西红沟机场无法着陆而只得返回南京得知之后，当即指示太原前线的和: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飞机场，阎在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阎锡山部将梁化之、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只会增加攻城的牺牲人数。

但是梁化之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报告，河西红沟机场遭到炮轰之后，已经无法起降飞机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4月11日阎锡山飞往奉化拜见“下野”的，劝阎锡山留在南京阎锡山遵命回到风雨飘摇的南京。

4月20日，北平和谈破裂，战局急转直下:4月21日，和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千里长江分三路渡江作战;4月22日，阎锡山从南京逃到上海;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对太原的大规模攻城战役，太原告急。

阎锡山深知，他的部属没有胜利的希望，战必死在这个紧急关头，阎锡山虽说是军阀头子，毕竟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中午，阎锡山从上海致电太原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所组成的“五人小组”，亦即他离开太原时任命的领导核心: “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

”阎锡山所谓的“政治解决”，亦即和平解决据说这份电报首先交到梁化之手中，被梁化之压下当天深夜，阎锡山又以“留沪基千会”的名义发去电报:“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是阎锡山的机要秘书，也是政卫处、特警处和谍训处等特工组织的首脑，曾经是中共的死对头。

阎锡山所说的梁化之即便投降，亦“生命难保”，也正是梁化之负隅顽抗的原因，如同所料，若阎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阎锡山部将梁化之、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只会增加攻城的牺牲人数4月23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直扑南京。

4月24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直奔南京“总统府”，红旗在“总统府”的门楼上高高飘扬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梁化之等人自杀正在上海的阎锡山得知在同一天里连丢南京与太原，悲痛欲绝。

太原之失，使“山西王”的根基倾覆，从此徒有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南京之后，迅速进军上海“代总统”李宗仁以及“国民政府”逃往广州，阎锡山也从上海前往广州这时，只做了三个月“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应付不了乱局，宣布辞职。

受“代总统”李宗仁之聘请，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在广州励志社礼堂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的组阁成员有“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教育部长”杭立武等。

阎锡山发表了施政演讲:“新内阁的施政总目标就是要扭转时局政治上要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军事上要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经济上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洁奉公，勤俭节约。

”阎锡山明知这个“国民政府”已经朝不保夕，却仍然说出狠话:“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当时的“总统府”与“行政院”都设在广州维新北路的兰园宾馆，李宗仁住北楼，阎锡山住南楼刚刚走马上任的阎锡山使出浑身解数，对付危局。

身为“行政院长”的他，面对财经困局和“金圆券”急剧贬值的状况，提出以“银圆券”取代“金圆券”，挽救颓势身兼“国防部长”的阎锡山还制定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决心与中共作最后一拼然而国民党的那个“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1949年6月24日阎锡山在日记中写道: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好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阎锡山，与“代总统”李宗仁商议，只有请国民党总裁出山，才能应付乱局为此他们曾经共同致电，而却只愿在幕后指挥，让李宗仁与阎锡山在第—线抵挡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阎锡山率“行政院”阁僚逃往重庆在抗战期间重庆曾经是“陪都”，国民党打算以重庆为核心、以西南为依托苟延残喘10月14日，广州城头插上了五星红旗。

命、邓小平、大举进军四川，逼近重庆11月2日“代总统”李宗仁自称患病，离开重庆，回到桂林老家养病去了重庆只剩“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唱独角戏阎锡山自知独力难撑局面，接连电催正在台湾的国民党总裁来渝主持大局11

月14日，从台北飞抵重庆此时的仍处于“下野”状态，没有恢复“总统”名分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指挥一切下了飞机，就给“代总统”李宗仁发电报，要他速来重庆“共商全局”李宗仁却不来重庆，反而经南宁飞往香港，住进了太和医院，发表声明称:“治病期间，军政事宜，由阎院长负责。

”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山城重庆，阎锡山率“行政院”阁僚随迁往成都12月7日，眼看形势越来越不妙，终于在成都发出了这样的电报:命令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作战此令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根据的命令，翌日——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率“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人，从成都迁往台北从此阎锡山永远离开了大陆“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在到达台北的当天下午，召开新闻会，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自即日起迁至台北办公。

1949年12月10日，乘坐中美号专机，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起飞，对大陆投下最后一瞥，飞往台北在辞去“行政院院长”之后，阎锡山谨言慎行，不问政治，时常托病不出席各种会议为了更加彻底地远离政治旋涡，他四处踏访，在远离台北市中心的荒僻之处建起了居所。

三、阎锡山拱手向交权阎锡山来到台湾之后，“总统”虽然也来到台湾，但是他已经“下野”，而“副总统”李宗仁则从香港去了美国做寓公按照“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规定，“总统”、“副总统”缺位的时候，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

因此阎锡山一度成为“总统”刚到台湾，阎锡山曾经对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多有批评，也曾多次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可是岂容阎锡山成为台湾第一号人物？岂能让阎锡山说三道四？1950年元旦刚过，这位国民党总裁就把“行政院长”阎锡山叫到办公室，说是商议“行政院”阁员的改组，亦即各部“部长”的调整。

借此安插自己的人马担任各部“部长”，而且削去阎锡山的兼职——“国防部部长”，由嫡系、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这表明阎锡山被剥夺了兵权名义上说是跟阎锡山商议，实际上是蒋说了算阎锡山明白，台湾不是山西，他在台湾没有根基，只能唯之命是从。

不过，以一个党的总裁去“领导”一个“行政院长”，于理于法都是不通的，尽管阎锡山口口声声“服从”1950年3月1日，终于宣布在台北正式复职，亦即复“总统”之职在重新披上龙袍之际，阎锡山便马上向递上辞呈，请求辞去“行政院长”之职。

本来就打算撤换阎锡山，如今阎锡山主动请辞，真是求之不得不过，戏还得演于是乎，在复“总统”之职的翌日，亲自来到阎锡山的办公室，再三表达挽留之意挽留是假，阎锡山请辞是真阎锡山又一次表示，台湾人才济济，贤能众多，他才疏学浅，不堪重任。

戏演到这种程度，也就差不多了3月6日，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批准了阎锡山的辞呈，决定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在阎锡山离职之前，“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辞行就这样，阎锡山当了九个月的“行政院院长”后下台了。

对于阎锡山来说，“行政院长”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虽然他当“行政院院长”不过九个月，但毕竟是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之后的首任“行政院院长”此后，尽管阎锡山在台湾只挂了“总统府”资政以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虚衔，但是人们对他的称呼一直是“阎院长”——再称他“阎省主席”、“阎省长”不合适，那山西省早已不再是他的势力范围；喊“阎司令”，他已经成了无兵司令。

有人曾经问阎锡山，你从“行政院院长”这样的大官位置上退下来，起码也应该向要个像样的官位阎锡山苦笑道：“力凭理壮，理凭力伸”言外之意是说，眼下他在台湾已经没有实力，人家要是不主动给他什么，他是不会求人赏赐什么的。

阎锡山从呼风唤雨、手握重兵的“山西土皇帝”，在台湾变成了无职无权、无兵无卒的闲人一个——当然，作为前“行政院院长”、陆军一级上将，即便是赋闲，他也有三十名警卫人员，另外有一个连的宪兵负责外勤阎锡山可谓急流勇退，也可谓无可奈何。

不管怎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阎锡山算得上是一个识时务者，是一个明白人阎锡山拱手向交权，是因为他并非嫡系，他与之间有过说不清，理还乱的历史积怨其中的高潮戏是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当时，羽翼未丰，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并列为中国四大军阀。

视阎锡山为眼中钉，1930年1月3日趁阎锡山赴郑州指挥作战，密令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不料这一高度机密的电话，被阎锡山部下窃听了去，阎锡山急忙化装逃出郑州，回到老窝太原阎锡山誓除，双方剑拔弩张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共同倒蒋。

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通电全国，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宣誓就职阎锡山在就职通电中，斥责把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

阎锡山宣称，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这时的阎锡山作为陆海空军总司令，红极一时1930年5月19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把阎锡山作为封面人物，足见当时的阎锡山不可一世把持的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宣布撤除阎锡山所有职务，并通令缉捕，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则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

阎锡山以牙还牙，在1930年8月联合冯玉祥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阎锡山自任“国民政府”主席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一方，以为另一方，进行了“蒋冯阎大战”最初，差一点在柳河车站被冯玉祥部队俘虏然而张学良在沈阳通电拥护，出兵进山海关，使声势大振。

这场军阀混战最后以阎锡山、冯玉祥战败告终陆海空军总司令阎锡山于1930年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阎锡山潜往大连，保住一命1931年8月5日，阎锡山乘飞机潜回山西大同，然后回到山西五台山隐居“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复出。

表示要与阎锡山联手抗日，1932年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赶紧拍的马屁，致电：“锡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

”阎锡山与有过如此“精彩”的恩恩怨怨，阎锡山到了台湾，在面前更要摆出一副“追随钧座”的样子，生怕得罪，主动请辞“行政院院长”之职在台湾无权无势的阎锡山，深知剪除异己无所不用其极，何况耳目众多，即便在闲聊之中出言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早在1930年阎锡山在郑州就差一点被蒋暗杀。

从奢华敞亮的“民国第一豪宅”到蜗居一般的“菁山窑洞”，阎锡山心中可谓五味杂陈在台湾，他可以说是一位“台漂”，毫无根基，飘零一族而已，何况还得时时提防的暗箭寄人篱下，阎锡山不能不收起锋芒，夹着尾巴做人四、从“民国第一豪宅”到蜗居

阎锡山迁入菁山的最初三年，无电无水，靠蜡烛和煤油灯照明，引山泉以供饮用阎锡山的饮食很简单，主食为馒头、面条，菜肴为炒青菜、炒鸡蛋和豆腐之类听说阎锡山隐居菁山，向来对阎锡山的动向颇为关注的便在阎氏移居菁山不久偕宋美龄前来探视。

亲眼看到身穿便服的阎锡山身居荒山，潜心著述，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他给予这个昔日的政敌几句勉励之后，放心地走了原本门庭若市的阎锡山，此时“门前冷落鞍马稀”他在“菁山窑洞”住了十年，会晤的客人屈指可数，只有何应钦、陈诚、张群和陈纳德等人。

其中何应钦、陈诚是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的前后任——阎锡山从何应钦手中接任，而陈诚则从阎锡山手中接任例外的是蒋经国，每年春节必定要来“菁山窑洞”给“阎院长”拜年蒋经国不仅对阎锡山如此，也常去看望处在软禁中的张学良，总算有点儿人情味。

有人说蒋经国给阎锡山拜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因为蒋经国当时是台湾情治单位的首脑，每年借拜年达到监视之目的其实也正因为蒋经国是台湾情治单位的首脑，他倘若要监视阎锡山，在阎锡山的警卫或者宪兵之中安插一两个特工即可，何必自己车马劳顿来这荒郊野外？。

倒是台湾的媒体对这位过着山林隐士生活的“党国元勋”、曾经的“山西王”颇感兴趣，不畏路途辛劳前来拜访阎锡山深知媒体的广泛影响，总是对记者只谈哲学和著书，绝不对台湾政治说三道四，给人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之感。

其实阎锡山身居简陋逼仄的“菁山窑洞”，岂能无怨无悔？须知，“菁山窑洞”与阎锡山的山西故居相比，有天壤之别阎锡山的山西故居，在他的故乡河边村河边村原属山西五台县，今属山西省定襄县阎家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略有钱财，曾经在五台县城开设“积庆长”钱铺阎锡山的生母曲氏在他六岁时亡故，他由外祖母代养，后由继母陈秀卿抚养长大陈氏（后随阎锡山到台湾）无出1900年，“积庆长”钱铺破产，阎氏父子不得不到太原躲债。

阎锡山因祸得福，翌年——1901年在太原考入了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他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奠定一生腾飞的基础自从阎锡山成为辛亥革命的山西元勋、登上“山西王”之位后，他便在老家建造豪华大宅阎锡山的山西故居如今成了山西的著名景点，游客远比台北的“菁山窑洞”多。

阎锡山的山西故居，历时十四年、耗资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建成，建有都督府、得一楼、二老太爷府、上将军府、穿心院、新南院等近三十座院落，近千间房屋，在当时被称为“民国第一豪宅”至今仍存十八座院落、五百七十五间房屋。

阎锡山的山西故居分为东、西两个花园西花园是中式庭院建筑，青砖灰瓦，飞檐斗拱，抱厦回廊；东花园则建有西式喷水池，可谓中西合璧其中一座秀雅的小楼，供五妹子阎慧卿居住从奢华敞亮的“民国第一豪宅”到蜗居一般的“菁山窑洞”，阎锡山心中可谓五味杂陈。

在台湾，他可以说是一位“台漂”，毫无根基，飘零一族而已，何况还得时时提防的暗箭寄人篱下，阎锡山不能不收起锋芒，夹着尾巴做人不过，跟“先我而死”的五妹子阎慧卿相比，阎锡山还算是幸运的阎锡山从“行政院”退下之后，闲人一个，倘若终日沉湎于往昔的荣耀之中，恐怕愁也愁倒了。

所幸他及时调整心态，从事著述，竟然写下二十多本著作阎锡山早年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他逃离太原时，将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共十六册遗留在太原这些遗留在太原的阎锡山日记，2010年由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和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全书共六十多万字。

阎锡山就连写日记，也很有个性他曾经说：“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做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贡献”阎锡山写日记，怎么个“对人类有贡献”呢？据阎锡山日记研究者称，阎锡山写日记，“俨然一个学贯中西、自恃自律的思想者，对为人、处世、治政、理家均有一套心得”，“日记中不乏其精心总结的治政思想、用人经验以及对政局国是的推测预见”。

阎锡山在日记中写道，“施政，无论如何好的事，人民未经过，不能使之信须周密地考虑，明白地讲解，次第地推行”，“公务员做甚不务甚，对人民告说甚人民不信甚，教人民做甚人民不听甚，焉能自强”？“雪亮聪明的人，不足以担大任。

一偏聪明的人，不足以任全事”，“今日非将一盘散沙的人民变成一块胶石的人民，不能图存”……阎锡山写日记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据曾经担任阎锡山秘书、年近九旬、留居山西的李蓼源老先生回忆，阎锡山的日记多数并非其本人亲自书写，而是由其口授，秘书记录。

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一为重要事件的记载；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三为重要文件的记载；四为阎锡山本人诗词的记载；五为感怀、警句和论点记载；六为家事、政事、梦事的记载李蓼源说，1941年前后，年仅十六岁的他曾一度负责记录阎锡山口授日记。

他回忆，阎锡山口授日记在时间、数量上均无一定规律，可能一天说几段，也可能十天八天说一段阎说出一段两段，他便马上记在本子上，然后读给阎锡山听，如果没问题，便交给誊录秘书用毛笔抄录到专用的十六开红色竖格宣纸日记簿上。

阎锡山做事仔细，他生怕自己的日记在战乱中散失，就请人再誊抄一份，所以他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虽然有一份遗留在太原（被称为“留晋本”），另一份却被他带到台湾（被称为“留台本”）由于阎锡山对日记曾经做过修改，所以“留晋本”与“留台本”在个别文字上稍有差异。

这里顺便提一句，1949年阎锡山飞离太原时，口头上说是几天便回，却连一大堆日记本（亦即后来的“留台本”）都要带走，这一细节似乎表明阎锡山是打算从此逃离这座危城的阎锡山的最后岁月第一篇（一）1949年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残军败匪，一举攻下贵阳、遵义后，分兵三路，直指成都。

12月8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率“副院长”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人，在一片凄风愁雨中，乘专机飞抵孤岛台湾从此别祖离乡，再没有回过大陆故土……阎锡山到达台北后的当天下午，即在寓所召开新闻会，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自即日起迁移台北办公。

自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宣告结束阎锡山刚到台湾时，还颇有几分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意味他频频召开新闻会，反复宣传来台湾后的施政方针，并多次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内部不讲诚信、不讲团结，大讲总结在大陆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决心立足台湾好好干一番事情。

殊不知，这个时候的对阎锡山这帮不忠不孝的部下心存芥蒂，正在重新考虑“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的用人政策，历来是以我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上，被称之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曾几次倒蒋，甚至在中原大战中与直接对垒。

对他一直心怀不满，但考虑到国民党刚到台湾，百废待兴，一切以稳定团结为要务，于是对阎锡山还比较客气但阎锡山有自己的个性，虽然他知道自己这个“行政院长”，看似权力很大，其实是一切事情以老蒋的意见为旨，老蒋说什么，他就得干什么。

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阎锡山十分讨厌，但也无可奈何（二）1950年3月1日，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台北正式复职“登基”仪式完毕，阎锡山便向提出了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卸去“行政院长”后，第二天阎锡山就将家搬到了台北地处偏僻的丽水街。

搬到新家的当天，他就开始写《人应当怎样》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述了自己离任后对时势的悲观，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幻想从此，阎锡山深居简出，将自己关在家里著书立说半年后，阎锡山又由丽水街搬往台北市郊的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他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思考问题；晚上十点钟准时入睡这期间，曾几次上山来看望阎，这对阎锡山来说，也是一种殊荣。

阎锡山在国民党中也算是老资格了他其实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但是自从卸任以后，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固然是人情冷落、世态炎凉之故，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阎锡山来台湾后，从大陆带来的嫡系很少，且他自己从政多年，结怨、树敌太多。

如他与进行过中原大战，与政学系争夺过西南地方权力，与白崇禧争夺过“国防部长”之职……这样一来，势必把自己放到了与众人为敌的位置上所以，他在菁山十年，除老蒋去看过他两三次，陈诚接手“行政院长”后，出于礼仪，去看过他一次外，国民党政要人员当中，再没有其他人上山看过他。

（三）1959年，阎锡山已是77岁高龄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阎锡山已患上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便劝他住院治疗，阎锡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时时记挂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1960年元月，《三百年的中国》一书终于完稿阎锡山又雄心勃勃，开始重新研究《二十五史》及《十三经》这一年的5月2日，阎锡山忽然腹泻5月23日上午，阎锡山被送进医院抢救到下午l点30分，阎锡山病情加重，大口喘气，不久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虽经医生大力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宣告无治身亡时年78岁阎锡山死后，台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亲临致哀，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老勋”阎锡山生前，曾制作挽联数副，嘱其家属在他死后，刻在他的墓碑上。

其中有一副挽联写道：“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阎锡山一生极力反共，在临死前，还痛惜自己不能追随“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他一生从政从军，不得意的时间居多这副挽联，正是他临死前的心境表露和无可奈何之哀叹矣。

（摘自《炎黄春秋》）第二篇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文摘报 》（ 2011年05月10日08 版）94岁的原馥庭从抗战开始到1960年阎锡山去世，担任秘书20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阎锡山到台北采访他，他特地带我到台北市一家山西饭店吃午饭。

阎锡山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留日时，受孙中山共和思想吸引，加入同盟会，他们一批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在东京组成“铁血丈夫团”，且掌握着地方军事，实力非常强虽然一直是掌握军权的“地方诸侯”，但在山西当首领不容易。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山西一直处于战火中，没有安顿下来光是1912年到1927年北洋15年，山西就被进攻过10次在外人眼里，他这个“山西王”很风光，但在我们这些身边人看来，他其实是个劳碌命，这一辈子做官做得很苦。

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阎锡山很早就决定离开台北，他就是要主动做出退出政治的姿态在台北待了半年后，他带着我们搬到台北市郊的菁山居住这里一片荒芜，非常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也没有村落。

阎锡山租了这块地，盖了9间房子，以茅草为顶，竹片糊泥为墙，房子十分简陋，台风又把草顶给吹掉了有一次屋里还漏了雨，我们就撑了一把大伞，挂到他床上头为了对抗台风和地震，阎锡山让工人就地取材，用石头水泥又建了5间房。

蒋介石曾经给他阳明山的另一套房子让他住，阎锡山谢绝了当时，山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的是用竹管接的泉水不久，蒋氏夫妇上山去探望他，回到台北后，蒋介石就让人装了一个军用电话，以解决和外界的联络问题陈纳德和夫人来山上探望他时，赠了一台发电机，可是阎锡山为了节省用油，仍然点蜡烛工作，直到3年后电力接通。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自己在山上养猪养鸡耕地，一梯一梯地种橘子跟随他到台湾的侍从人员有四五十位，他用不了那么多警卫，为了替大家张罗生计，他还曾开过印刷厂但后来，他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很多老部属也慢慢地离开了那时候，我也多少有些动摇，犹豫着该不该继续在山上待下去。

一个朋友希望我到台北一个机关里做事，我跟阎锡山提了此事，他听罢沉默了许久，说了句：“你不能离开我”我就留了下来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

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22点准时入睡外界都以为阎锡山很有钱，但到了台湾来看，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他和家人并不亲近他的第一位太太在太原抗战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又娶了一位，这位夫人和他同岁，家里非常有钱，她没有生孩子。

他们向来不住在一起，阎锡山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和太太见一面，一直这样好多年1952年左右，这位夫人去世了1959年，阎锡山77岁一天晚上，他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

经医生诊断，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他住院了一个多月，因记挂着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有朋友来信对他说：“你在台湾寂寞，可以参加宗教活动”阎锡山回信说：“我一天到晚忙得很，并不寂寞。

估计再有三年五年，就把该写的写完了”阎锡山平素话不多，会客室门上写着三个大字：“持得住”跟随他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几张和他的照片，因为怕打扰他，不敢提这样的要求阎锡山一直患有心脏病，但他把注意力都放在写作上，医生劝他住院他不肯。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有一个庆祝会，阎锡山因为重感冒加上气喘，就没有参加第二天，他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浑身出汗，在床上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们把台大医院的内科主任请来，医生让他马上进医院接受治疗等到了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阎锡山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后，我们挑了两样东西随他下葬：一支是他平时记东西用的钢笔，非常普通；还有一把剪刀——他生前一个人闲着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拿这把剪刀剪胡子（《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8期原馥庭口述 李菁主笔）。

第三篇“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他虽然隐居菁山、闭门写书，表面上似乎看破政治，远离尘世，实际上，他参与政治的欲火并没熄灭，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病重期间，以悲哀的语调说：“我不能随蒋公回大陆去了，这是我深感遗憾的。

”一、蒋介石一手策划排除阎锡山职权1949年12月7日，这是成都一个少有的寒冷天，空旷的成都机场上更是冷风如刀，寒气逼人从清晨起，机场各处戒备森严，秩序井然早晨10点钟左右，几辆小车先后驶进机场，从车上下来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个中等身材、有点肥胖的老人，这老人身穿黑色披风，头戴礼帽，眼中闪出威严的光芒，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山西王，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

阎锡山自从在广州组阁、取代何应钦后，率领他的政府内阁从广州移到重庆，从重庆迁至成都，发誓要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可是时运不济，西南地区卢汉、刘文辉发动起义，倒戈投向共产党，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兵临成都城下，再要顽抗，只能是死路一条。

阎锡山也顾不得当初的誓言，不再坚持死守成都，尽快逃往台湾，他终于面临了别离大陆的时刻六十七岁的阎锡山家乡观念很重，在别离大陆之际，他想多看看大陆的一切，但处于如此危急时刻，他不仅不能去老家山西五台县去看看，甚至连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望江亭也没有时间去观赏了。

他到飞机场后，急忙与送行的官员告别，匆匆钻进了机舱，飞机很快起飞，阎锡山只能在机舱俯视眼底山河此去台湾，不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当时的台湾，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处于严重的危机与混乱之中阎锡山到了台湾后，仍想拼死挣扎。

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方案却被蒋介石束之高阁特别是阎锡山还想重温大陆的旧梦，他写信要李宗仁回台湾继续当总统，他好继续当行政院长这就为蒋介石所嫉恨，决心将他赶下政治舞台此时，蒋介石正着力于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独揽手中，而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本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矛盾的产物，蒋氏父子在台湾一手遮天，台湾的政治舞台已不能容忍李宗仁，阎锡山岂有立脚之地。

1950年1月，蒋介石一手策划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把阎锡山排除在外，这就说明阎锡山将被挤出台湾的权力中心3月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一年又两个月后，复行“总统”职权，宣布将重组政府，这无疑是向阎锡山发出了要其下台的敦促令。

作为李宗仁代总统时代的行政院将被新政府所取代而成为历史，行政院长的宝座将易人于是，识时务的阎锡山只好率全体行政院“阁员”向蒋介石提出总辞职，当即获得批准阎锡山辞职不久，蒋介石对人事安排做了重大调整蒋的亲信陈诚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取代阎锡山；吴国桢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亲美派军人孙立人当上了陆军总司令；周至柔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桂永清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

蒋介石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掌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所有一切重要部门的职务，都与阎锡山无关，这样，阎锡山就无声地从台湾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为了安抚阎锡山，不致引起国民党其他“元老”太多的怨恨，1954年2月19日，在台湾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虚情假意地表彰了阎锡山，他以十分感激的腔调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说完这番话，蒋介石将眼光转向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阎锡山，频频微笑，向他表示致意在蒋的示意下，台下也响起了一阵掌声二、“狡兔三窟”曾隐居石头窑洞阎锡山并非是目光短浅之人，他靠自己的深谋远虑统治山西几十年1949年，他从太原逃到南京时，就已断定这个政权不会长久，因此，他给自己的未来做了精心安排，他先将他的继母和二儿媳送到台湾，给他们一大笔钱，在台北设立了“阎公馆”；继而，让他的第四个儿子阎志敏远走美国，并带走大宗财产，在那里买下高级别墅；然后，又派他的亲戚徐士珙到日本，也给其大量资金，让其在东京营建新的巢穴。

三个地方都作了准备，真可谓“狡兔三窟”现在，阎锡山被免职的下场确是应验了当初的预料，他本来是准备在台湾长住下去的，但免职后，他考虑了很多，蒋介石既然不容他，台湾也决非久居之地，不如远走他国，去了却人生的最后岁月。

于是，阎锡山便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说他身体有病，想出国治疗，提出了到日本或者美国的要求国民党一些元老大凡要出国，多是以病为由，如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一旦出去以后，便不再回来，且在海外互相联络，独成一体，甚至有的人还写文章、发表谈话，攻击与谩骂台湾政权。

这一点，蒋介石甚为恼火他不能放阎锡山出去，他知道阎锡山在罢免行政院长后满腹牢骚，只是在台湾不敢表露而已一旦出去，又将是他的一个对头，这只虎不能放出去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阎锡山的出国报告蒋介石大权在手，阎锡山不敢碰硬，只好乖乖留下来，在台湾消磨多余的岁月。

阎锡山本来在台北闹市区准备有豪华的公馆，但他不愿住在那里为了避免经常见到那些上台的新贵，惹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搬到了市郊阳明山的菁山居住那里虽然风景如画，环境幽静，空气清新，但地区偏僻，交通不便，而且连起码的现代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电灯、电话都没有。

但阎锡山不管这些，硬是住了下来为了适应环境，他叫人把房间用石头垒成西北地区的窑洞一样；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没有自来水，就像当地山民一样，到涧边取水堂堂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在下台后，就住在这石头窑洞中，像古代人一样，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而复始的隐居生活。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中，他起居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时起床早餐后便开始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然后会客、座谈、看书或思考；晚饭后，他喜欢一个人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欣赏阳明山暮色中绮丽的风光；回来后，便拿出一部《易经》来，慢慢阅读。

岁去年来，逝者如斯，他长住在此，怡然自得十年时间中，阎锡山的主要工作是著书立说这期间，他先后写作并出版了大量书籍纵观那些书的内容，纷纭复杂，但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便是反共阎锡山并没有从在大陆遭到的失败中找到人生的真谛，淡化其反共的意识；相反，他从反面去总结教训，更加顽固地坚持其反共立场，卖力地鼓吹反共的陈词滥调，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阎锡山虽然隐居菁山、闭门写书，表面上似乎看破政治，远离尘世，实际上，他参与政治的欲火并没熄灭，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除了写书、在书中大谈政治外，他还常到台北一些机关、学校、团体，向公众发表反共演讲他虽然年迈体衰，但只要有人邀请，他必去无疑，几乎每月都有十几次演讲，有时一天讲几次，真可谓不辞劳苦。

三、临终念念不忘山西老家风景在写作与演讲之余，阎锡山还在他的寓所里接待各类人物时常有很多人前去拜访，有亲朋故旧、政界显要、民意代表、军界首领、实业巨子、企业领袖、教授学者、神父牧师、新闻记者等在与这些人的会谈中，他也不忘大搞反共宣传，不厌其烦地劝导别人去反共，企图以此博得蒋介石的好感。

阎锡山自认为是了不起的先哲仁人，但他不知道，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不过是一跳梁小丑过度的劳累，使阎锡山的身体急剧垮了下来，体内各种疾病交替出现，而且日趋严重他先患糖尿病，不久，又出现冠状动脉硬化，随后，又是心脏病，这诸多病症时刻困扰着他，威胁着他，使他不得安宁。

再加上年龄一天天增大，各种器官日趋老化，身体的抵抗能力逐渐减弱阎锡山已是日薄西山，“昏惨惨黄泉路近”1960年5月初，阎锡山突然发生腹泄，不久，腿部和脸部出现浮肿，他气喘吁吁，站立不稳，不能自持，常常要人扶着在沙发上坐一下，或者用小车推着在室外走一圈，自理能力一天天减弱。

阎锡山知道自己在这世上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了，他常常望着窗外的山峦和树木出神，随从人员问他想什么，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这阳明山比我们文山树多，风景好！”随从人员知道他说的文山，是他老家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的那个小山头，是啊，老人在想他的家乡，他已是十几年没回老家了。

“我们没有到过文山，文山一定好玩吧？”随从人员好奇地问“嗯，很好玩，山上有很多树，山下，滹沱河水缓缓流过，山水相映，也是很美的，当然，跟阳明山比，就差些了唉，现在不知是什么模样了算了，不谈这些了”阎锡山叹了口气，又不说话了，依旧望着窗外的山峦与树木出神。

见到亲人故友，阎锡山情绪十分低落，他以悲哀的语调说：“我不能随蒋公回大陆去了，这是我深感遗憾的”儿子、儿媳见此情状，都劝他安心养病，不必考虑太多，他说：“不是我考虑太多，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再活多久了。

我死后，你们切记：第一，一切宜简，不宜奢；第二，收挽联不收挽幛；第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第四，出殡以早为好；第五，不要放声而哭；第六，在墓碑上刻我写的思想日记第100段及第128段；第七，每日早晚各读我写的《补心录》一遍。

”家人含泪答应5月21日，阎锡山因感风寒，患了感冒，早晨便卧床不起，左右扶他起床时，发现他的腿已完全不能站立，口中不能言语，手已麻木，连衣扣也不能扣上，头低垂，不能抬起，与前判若两人由于离市区远，医治措施拖到了第二天。

5月22日，家人请来医生，经诊断后确定，阎锡山所患感冒已转成肺炎，情势严重，必须赶快送医院治疗于是，家人迅速将阎锡山抬上救护车，准备送台北市台大医院诊治，但车行中途，阎锡山病情转危，不几分钟，便已昏迷到台大医院后，虽经多方抢救，终因耽误太久，而无力回天，阎锡山最终死于台大医院，终年78岁。

阎锡山本来已被蒋介石忘掉，但现在人已死了，蒋介石还得装模作样表示一下，他派人送来了“怆怀耆勋”的匾额，以示哀悼5月29日，阎锡山入殓时，蒋介石亲自致祭，言语动情，让人感动，似乎他与阎锡山从来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他对阎锡山的死是真心痛悼。

阎锡山的灵柩埋葬在阳明山七星山南面一块坡地上，这里有山有水，绿树成荫，景色秀美，是山西五台县的文山所不及的但阎锡山倘若地下有知，他还是不会满意，他倒是愿意长眠在他的家乡，与文山的轻风明月相伴，听滹沱河那潺潺的流水声。

阎锡山与家族经营模式在统治山西的38年中，阎锡山成功地将山西经济越做越大，创办了不少企业，使工业用品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特别是在1932年以后的十余年里，山西经济发展很快，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基础。

但从企业的经营模式上看，总体上采用的是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一、家族经营模式是阎锡山经济谋略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家文化，传统经商之道家味也很浓阎锡山出身于商贾世家，14岁起随父经商，在几个行铺当过店员，他精通算术，善于言谈，又很用心，所以从记账算息到讨债照看店铺，均能干得有模有样。

特别是做过"打虎"生意，又使其熟悉了民间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动态在他1902年考入武备学堂的前五年里，尽管生意并未做好，但正是经历了艰辛与曲折，才培养了他的经营能力，锤炼了他独特的商业意识，形成了他传统家族式经营的理念。

几年的留日学习经历，又使其经营理念区别于普通商人，因而他的经营模式，可以说是融中外文化于一炉的，既有中国家族式的以情感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又有重视技术的求实精神与追求较高利润的管理原则具体来讲阎锡山采用家族经营模式管理企业中有这样一些做法。

以信为本讲信用是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阎锡山也大力提倡讲信用他认为要筹集资本，要发展山西经济，必须讲信用他曾说过"资本则由信用而来，信用未著，财产不能聚集，资本自无"在一次对实物准备库工作人员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信用是商人的第二生命。

当商人不守信用，就等于自杀本库员生，凡与商民来往共事，务要确守信用；如有一件事失了信用，就是增加准备库与商民共事的一分障碍；有一个不守信用，就是准备库的一个自杀者所以我希望全体员生对于守信用上要特别努力。

信用如何守呢？就是对商民答应过什么，就要做到什么"在这段话里，阎锡山特别要求全体员生要讲信用，要说到做到，也反映了阎锡山搞经济，还是很重讲信用的任人唯亲在人事方面，中国传统经商之道奉行任人唯亲，阎锡山也不例外。

阎锡山兴办的企业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阎锡山的个人独资企业，如在河边村开设的"六大字号"中的五大字号，"庆春茂"、"庆春泉"、"思远源"、"积厚长"、"营业公社"，还有"源记"钱庄和"庆林茂木店"在外地创办的有定襄县城的"定襄县营业公社"、五台县城的"五台县营业公社"、忻州城的"庆春厚"、太原龙王庙街的"源积成"和天津法租界32号的路泰丰里的"亨记"银号等等。

第二类是由阎锡山与商民合伙经营的股份企业，如在太原南京街成立的"营记"火油公司、"六大字号"中的"协同兴"等两类企业均由阎锡山之父阎书堂和其表兄曲清斋代为管理，而企业中的经理也不是姓阎便是姓曲第三类是阎锡山用公款兴办的公营企业。

主要是上世纪20年代创办的当时国内三大兵工厂之一的太原兵工厂、30年代初创设的西北实业公司这方面的商业事务，多数由阎锡山亲自处理、决策，少数也依靠其岳堂叔徐一清、表兄曲清斋和家叔阎书康等亲戚如担负太原兵工厂采运任务的要害部门"斌记"五金行，其经理阎志是阎锡山的族侄，协理曲容静是他的表兄，监察徐一清是其岳堂叔，稽核阎志孔是他的族侄，可见其用人唯亲之一斑。

阎锡山多疑，在战乱的年代，也许他认为用自己人放心，肯定不会倒戈，这样完全不用监内，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而且由任人唯亲所带来的那种家长权威，也是他所喜欢的以情感人阎锡山深知"感人心者，莫乎于情"，又由于企业内部人事上任人唯亲，相互间多是兄弟、叔侄或其他亲属关系，所以决定了阎锡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只能以感情为核心。

因此，在大大小小的企业团中，既有阎锡山的家长权威，也有家族式温情阎锡山采取了重视员工工作期限的作法，其服务年限越长薪金越高他在企业中大多实行顶身股制度从经理到一般员工都有顶身股各家企业不尽相同，一般经理为一股，其余人员根据岗位和能力情况，分为1厘、2厘、8厘、9厘等等级，徒工不顶股。

这样从徒工起便竭尽全力提高业务能力，以争取顶股，而已顶股者更是忠于职守、勤勤恳恳，上上下下一条心，情同一家对待一些高级技术人员，阎锡山也常采用一些温情的作法比如有人提出要回家看望父母时，他不仅准假，而且还要赠送钱物，这样来显示其有情有义。

阎锡山是善于用家族式温情来笼络人心的以算服人阎锡山不是甩手掌柜，他有独到的经济头脑，他精于计算，且记忆力极强他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都公认："想在阎锡山面前打马虎是办不到的"人人都必须计算准确，做到对情况很熟悉时，方可向阎汇报或请示工作，否则让他三算两算便算得你哑口无言。

比如在抗战时期，阎锡山的族侄阎效正负责运送棉军服，向阎锡山汇报说棉服体积大，重量轻，拉运要亏吨位，运费偏高些阎锡山立刻让他把棉服与粮食搭配运输，并告其每辆车装多少粮食和服装，还告其运费应为多少元，可见其心算之精。

迅速准确的核算是搞经济所必须的，而这正是阎锡山的一项长处，对于巩固阎锡山在搞经济方面的家长权威，这一点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以章制人"章"是指经营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阎锡山曾说过"要人做好须用赏，防人做坏须用罚"。

在这方面他引进并采用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各企业、工厂均制订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员工升迁、加薪、奖金等均有章可循，使企业内部能够赏罚分明，恩赏有加，有功行赏，有过处罚，从而增加了企业凝聚力如《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管理章程》之第七章专门列"奖惩"共29条。

其中奖励列二类，分别是：一、名誉奖，分四种：甲、建祠或铸像；乙、公葬；丙、勒碑；丁、给匾二、金钱奖，分五种：甲、养老金；乙、遗族恤金；丙、一次恤金；丁、慰伤金；戊、特别奖金惩戒列四种：一、停发奖金及储金；二、引咎辞职；三、停职；四、免职。

在多数工厂，公司还实行平时加年终考核的办法，考核在中等以上进行奖励，奖金数目由数万元至5000万元不等，中等以下者均进行惩罚在这方面阎锡山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使企业经营管理颇见成效可以说，阎锡山比较熟练地运用了家族经营模式，发挥了这种模式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比如决策快、组织灵活、人情味浓、讲商业道德、追求最大利润等，较好地实现了其将山西经济做大做强的谋略。

二、尝试发展以资产为纽带的集团公司阎锡山对家族经营模式中存在的有结构松散、整体利益与家族利益相冲突、透明度不高等问题，也进行了演讲性的改进20世纪30年代初，阎锡山创立了西北实业公司，实质为集团公司，实行了相互独立、相互渗透、相互入股的战略结盟。

如阎锡山曾利用职权强行将徐一清与几个私人商民集资创办的太原晋生织染公司、太原晋恒制纸公司、太原电灯新记公司、榆次晋华纺织公司等棉纺企业，组成一个"榆次晋华纺织公司太原晋生织染公司太原晋恒制纸公司太原电灯公司董监联合会办事处"，四厂联合设董监会，从此把这几个厂并入西北实业公司。

因需设厂，开展低成本扩张阎锡山曾说过"一个好掌柜的，要能把一副本钱当几副来用"修同蒲铁路时，要用水泥当时只有唐山启新洋灰厂独家生产，经过长途运输回山西，费用很高阎锡山决定自己办厂，很快便派人去日本学习洋灰生产，同时先让还没建的洋灰厂与兵工筑路指挥部签订合同，并由指挥部预交60万元定金。

负责筹建厂子的人们用50万元购买了进口生产设备，其余10万元作为流动资产，迅速建成一个日产500桶水泥的西北洋灰厂重视先进技术阎锡山比较重视先进技术，先后从德国、日本引进了多条成套的先进生产设备，并高薪聘请了技术人员。

如生产野炮时以每月1200元的工资聘请了德国克虏伯公司的杜尔华来太原工作，修同蒲铁路时聘请的两名德国工程师也是月工资1200元，而当时省长月工资是800元阎锡山曾说"俭字用在消耗上可，用在发展上不可"他这种不惜血本成套引进生产线、高薪聘请高级科技人才的作法，使采购回来的机器没有闲置的和以次充好者，因为产品生产如达不到设计要求，对方是交待不下去的。

阎锡山还有另一手准备，他曾说"绝不能让外国人参与领导权，聘请外国工程师指导生产，只要自己人学会了，马上就打发他们走，绝不能让外国人左右生产局面"表现了阎锡山独到的精明，其实也是家族经营模式的体现此外，阎锡山还在多元发展、培养人才、实行专业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总之，阎锡山能够从自身条件出发，对传统家族模式进行革新，但总体上又不打破它，使家族管理与一些专业管理有机结合，对于发展山西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