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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点击上方\x26quot;曲靖佳讯\x26quot;☝免费订阅本刊□ 戴兴华 摘 要:文化,塑造了城市的品格,彰显了城市的魅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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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兴华摘要:文化,塑造了城市的品格,彰显了城市的魅力,是城市的灵魂爨文化是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经西晋、南北朝至唐朝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五百余年间,爨氏家族统辖云南(当时称“南中”)所造就的文明。
文章在对爨氏政权的兴亡以及二爨碑和爨碑书法、爨乡古乐、聊浒陶瓷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如何挖掘、打造与定位“爨文化”关键词:二爨碑;爨氏政权;爨文化;爨碑书法;爨乡古乐;聊浒陶瓷作者简介:戴兴华,男,云南省曲靖市人。
长期业余从事曲靖地方历史、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以及宣传普及工作
一、综述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独特的文化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能够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不断繁荣文化,不仅塑造了城市的品格,展示了城市的风貌,更是城市魅力的集中体现,是城市的灵魂,决定着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地
方的竞争,一个城市的竞争,核心的竞争力是软实力,软实力最重要的是文化文化不能没有根,文化的根是传统文化,也就是历史文化谈论云南曲靖的历史文化,绕不开“爨文化”,但有个问题必须辨析清楚,曲靖的历史文化并不等于爨文化,爨文化只是源远流长的曲靖历史文化的重要一。
环在此之前,原始社会时期,曲靖就有辉煌的文化遗存,秦汉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在此之后,明清时期,掀起过文化建设的高潮;民国,也创造了一个高度曲靖是云南最大的革命老区,近代以来,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
,涌现了很多重要人物曲靖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说它古老是因为历史悠久、积淀厚实,说它年轻是因为发展不快、影响不大“爨文化”对于曲靖人而言,既是一个永恒乡愁,又是一段湮没历史;既是曲靖风情,又是曲靖风骨。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就历史角度讲,爨文化是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经西晋、南北朝至唐朝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五百余年间,爨氏家族统治云南(当时称“南中”)所造就的文明,这是“爨文化”狭义的概念;
从源头上说,爨文化是中原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外来文化与曲靖本土少数民族文化长期大融汇大杂交后开出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多元性复合型文化),这是“爨文化”广义的概念另一方面,“爨文化”又是一个消亡得相当彻底的文化历程,在历史长河中恍如昙花一现。
“二爨碑”,即:“爨宝子碑”,全称是“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俗称“小爨碑”,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大亨四年,公元405年);“爨龙颜碑”,全称是“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墓”。
,俗称“大爨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之所以分大小,是因为形制上的大小差别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二爨碑”皆在其中天下名碑数不胜数,被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重点保护的碑刻全国仅11块。
(书法类7块),曲靖占3块(都是书法类),极其罕见(另一块是“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俗称“会盟碑”,建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我国书法界素有“北碑南帖”之俗语,“二爨碑”的出土填补了南无名碑的空白,也奠定了其。
“国宝级”地位发现“小爨碑”的是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时间是1852年,发现地点是麒麟区越州镇杨旗田村;发现“大爨碑”的是云贵总督阮元,发现时间是1827年,发现地点是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小爨碑立碑早于大。
爨碑53年,却晚了大爨碑25年才被发现小爨碑被发现之前,被一户世代做豆腐的农家用作压制豆腐的工具,大爨碑被当地老百姓用来“掼谷子”“二爨碑”被发现的过程及之后的经历,似乎暗藏诸多天意,极富传奇色彩。
二、爨氏政权的兴亡爨时代,“南中”的面积包括现在云南的全境和四川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部以及缅甸、老挝、越南的一部分爨氏家族自中原南下,到三国后期,逐渐统辖了“南中”广大疆域,让曲靖成为一个文化交融碰撞的重要地带。
魏灭蜀后,西晋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于公元270年设立宁州,治所在味县(今麒麟区),之前也在味县,但属于四川的附庸(当时四川称益州)宁州的建立,使云南成为中央直属行政机构,全国19个州之一从这个时候起,作为宁州首府的曲靖,正式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云南统治中心。
虽然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平定大姓孟获叛乱,曾废益州郡改建宁郡,并将治所由滇池县(今晋宁县),迁到味县(关于味县故址,地方史家们存在两种争议:一说是今天的城西三岔附近,另一说是今天的城南三宝附近,认可度高的是城西三岔)。
诸葛亮南征胜利后,设庲降都督管辖南中七郡,庲降都督府驻地从平夷县(今贵州毕节)迁至味县,但庲降都督是军事性质的机构,不是行政机构,而宁州则是直属中央的行政机构,这在云南郡县制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至此,作为宁州首府的味县。
(今麒麟区),自然成了云南首府,不再附属益州(四川),改变了历来为巴蜀附庸的局面自此,滇东盘江流域取代滇池区域成为云南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爨氏家族的兴起,是历史给予的一次特殊机遇,也是汉文化在这一地区长期渗透的产物。
爨氏集团是“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割据政权,在其统治时期,由于中原王朝处于战乱之中,无暇顾及遥远边疆“南中”(云南),爨氏政权采取“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实际形成“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格局“南中”既接受朝廷任命的官职,又保留世袭头衔
(即政治上的“双轨制”)由于中原朝廷无力经营“南中”,导致爨氏家族雄长云南数百年,但爨氏十数代统治者,明面上从未出现割据称王或该元称号现象,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东汉以来,全国的形势没有好过,中原长达数百年动荡,中央。
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南中,从客观上造成对大姓势力的放纵,为他们据地称雄形成极为有利的条件爨氏独霸南中409年(东晋咸康五年即公元339年至唐朝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中原局面混乱,云南相对稳定,期间,云南由部落林立逐渐趋向统一,为后来的
南诏、大理奠定了基础自晚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以后,天下大乱,分裂成五代十国,云南与中原不通北宋统一后,宋太祖鉴于唐亡为戒,“宋挥玉斧”(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南诏反唐”之教训,用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条线,说。
“此外非吾所有也”,与大理国划江而治),云南仍与中原不通,直至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才有往来,始有云南历史记载“南中”战乱较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出现“爨宝子碑”描述的“山岳吐金”,“物物得所”,“牛马被野”,“邑落相望”的繁荣景象。
《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当时爨氏政权腹心区曲靖的经济与内地接近,“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多名马”;“爨龙颜碑”的描述是“独步南境,卓尔不群”(透过这8个字,可以想象当时曲靖在全国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
那种自信、豪迈与底气,可谓爨时代的“曲靖精神”,即: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民族和谐的精神)内地汉民为躲避战乱不断迁入,更主要的是中央政府向边地实行移民,伴随着大量汉民的不断迁入,使得这一区域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以及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渗透、相互同化,逐渐浑为一体,形成“爨文化”从出土文物来看,曲靖早在汉代就有发达的稻作文明,东汉已普遍使用铁器,绝非“刀耕火种”般贫瘠落后,而是在当时条件下民族大杂居大团结的富庶之域。
大量无可争议的古生物化石证据表明:曲靖是地球生命的摇篮,人类鱼形祖先的起源地,被称为“鱼的故乡”和“化石圣地”!这方面的科研成果已写入国际通行的古脊椎动物教科书譬如,寥廓山岩层是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泥盆纪陆相岩层,蕴藏大量远古鱼类化石。
研究证实,曲靖是全世界研究中志留世至早泥盆世的典型地层,古生物种类全、年代跨度大,在古生物研究史上有着罕见的科研价值和学术地位富源县大河癞石山、宣威市格宜尖角洞和麒麟区珠街八塔台等地出土文物证实,十万年前。
曲靖就有人类活动;麒麟区、会泽县等地出土的春秋至汉代的精美青铜器,说明曲靖有三千多年青铜工艺史;汉代,会泽堂琅铜洗流布中原地区,明清时全国三分之一的钱币源于会泽,说明曲靖有三千多年铜商文化;麒麟区珠街蝙库坑出土的炭化稻
,证明曲靖有三千多年水稻种植史历史上中原文化入滇,从地缘上,曲靖是必经通道,曲靖处在对内地开放的前沿,又是内地进入云南的门户,既是交通的枢纽和咽喉,又是开发最早的地方因此,生活在曲靖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历来
能够较早吸收先进文明之成果这时的“爨文化”,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汇杂交后开出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正如五百年后(元朝),蒙古人踏碎精美的宋词,日耳曼人烧毁辉煌的罗马宫殿一样,“南诏灭爨”将璀璨的爨文化“烟烬灰灭”。
爨氏家族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独霸一方、据地称雄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的家族之一但是,为什么爨氏政权史籍缺失难觅踪影?为什么爨氏后人神秘失踪不知何往?为什么空遗下两块爨碑缺少其它线索?究其原因,有三种推测:一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不安,始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中央王朝,国家处于分裂状况;二是爨氏统治区距离中央政府太遥远,且山川险峻,中央政府无力顾及,更别说控制;三是南诏灭爨后,紧接着。
实行种族大迁徙,《蛮书》记载:“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北至龙和城以东,荡然荒矣”这种“扫地出门”的结局,让爨氏腹心区遭遇彻底的毁灭性灾难随着公元581年隋渡长江灭陈,隋朝建立,结束了内地两个多世纪无休止战乱,中原。
朝廷的势力强大起来,自然不会让爨氏家族在南中继续其割据局面隋文帝两次出兵云南,将爨氏家族首领爨翫全家逮捕后带回长安,处死爨翫,“诸子没为役”(《新唐书·两爨传》)但此举未能控制南中地区,爨氏其他首领继续据有。
云南到了唐朝建立,改变策略,将爨翫之子爨宏达放回南中,任命为昆州刺史,对爨氏控制区实行羁縻统治,即笼络式管辖这种状况维持了一百多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爨氏内乱,相互争权夺利,南宁州大鬼主(鬼主,即
政治与宗教首领,既是部落的直接统治者,又是神职人员、祭祀主持人爨氏统治区分布着很多鬼主,各鬼主之间互不统属,而是通过“遑耶”(姻亲)和血亲结成联盟信奉“鬼教”,其实就是祖先崇拜,鬼主便是祖先的化身,鬼主
能沟通天、地、人三者间的关系,具有人神参半的特殊身份这样一种身份,使鬼主在部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这权力是爨氏家族赖以统治基层的神化力量由此可见,爨氏政权的“政教合一”)爨崇道杀了昆州刺史爨日进,又
暗害了爨氏家族主心骨南宁州都督爨归王,爨归王的妻子、出身乌蛮的阿姹从娘家(乌蛮部落)搬援兵对抗爨崇道,并向崛起于洱海地区的南诏求助(唐初,洱海周围有六大部落集团,其中蒙舍诏居于南部,被称为“南诏”从唐开元初,经过。
20余年兼并战争,到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南诏最终统一了洱海地区,并企图侵吞爨区,此举,导致“引狼入室”),南诏首领皮逻阁“老谋深算”,不仅为爨归王之子爨守隅向中央政府申请袭任南宁州都督一职,达到拉拢、分裂之目的,
在得到批准后,还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冤家对头、形如水火”的爨守隅(爨归王之子)和爨辅期(爨崇道之子),以图控制爨氏家族之后,皮逻阁在唐朝纵容之下,并得到阿姹母子配合,直接发兵屠杀爨崇道父子,灭了诸爨领主,占有爨区。
皮逻阁将诸爨中唯一剩下的阿姹母子迁到南诏《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记载: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氏内讧,相互残杀,崛起于洱海之滨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的阁罗凤(皮逻阁之子)乘机率军攻陷石城(
曲靖),占领两爨之地后,为摧毁爨氏势力,命令进驻爨区的昆川(昆明)城使杨牟利武力胁迫西爨白蛮,迁徙爨区20余万户、100万人左右到滇西永昌,彻底瓦解了爨氏的统治滇东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爨
文化衰落了(仅从文化角度讲,是一次“文明”的“中断”或“倒退”)迁徙到滇西的西爨白蛮,是当时云南先进经济文化的代表,虽被迫西迁,却在客观上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并且与洱海区域的经济文化相交融,经过逐渐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
——南诏大理文化公元749年,南诏在唐朝扶持下建立南诏国,结束了爨氏家族的云南霸主地位公元751年,唐朝鲜于仲通率师至曲靖,阁罗凤向吐蕃求援,唐军大败,南诏割据云南局面形成曲靖失掉云南中心地位,滇东乌蛮称雄,促成三十七部崛起(西爨白蛮大量西迁后,散居山林的
“东爨乌蛮”逐渐移居平地,形成若干部族,其中较大的37个,史称“三十七部”)南诏为统治爨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将经济文化水准较高的西爨地区的人民大量迁移到今天的滇西地区,削弱爨地人民的反抗,接着在爨地设立一些军事重镇,统治爨地,防御唐王朝。
关于爨氏家族的后代具体如何,因无明确的文献记载,争论较多,但可以肯定,爨氏家族并未灭绝大理出土的“南诏德化碑”记载的南诏国的大臣就有爨姓,爨泰曾为南诏国学士大理国的开国君主段思平从通海起兵时,得到舅父爨判(“。
三十七部”盟主)的大力支持,登极后封爨判为巴甸侯,皆有史籍可考,说明爨氏家族在南诏和大理时期保留了贵族身份,是当时统治集团成员之一同时,爨氏后裔并不全在南诏,成都出土的一块唐代墓志,墓主是“袭南宁郡王”爨守忠。
(爨归王之子、爨守隅之弟),时任唐朝的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南宁十四州都督,虽是遥授,说明爨氏家族另一部分人归附唐朝,并在唐朝世袭郡王爵位爨守忠驻节嘉州(四川乐山),所领“南宁十四州”,其实就是被南诏占领的区域。
唐王朝利用爨氏家族在云南的影响,保持对南诏国的威慑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了爨姓呢?显赫一时的家族难道没有后裔了吗?有人认为,爨氏的后裔改姓了,由于没有强有力证据,很多人不以为然50年代初在大理鹤庆找到一块明朝初年立的碑,叫《寸升碑》,叙述其祖先本为称霸南中的爨氏,南诏大理。
时代保有贵族身份,改为“寸”姓,曾有人担任过大理国丞相,元代时为土官,明朝军队进入云南后又率先归附这块碑说明爨氏家族西迁后其分布并不局限于大理或保山,而是很广的,甚至,北京、天津、山西、湖南、广东也有分布和零星史载。
一些研究者认为:爨地被南诏占领后,爨地的所谓爨人也发生变化,一部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蛮”被强迫迁移,很大一部分和洱海地区的其他部族一起,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白族,留在当地山区保留本民族习俗较多的“乌蛮”,保有自己的部落组织,逐步成为今天的彝族。
到了明清时期,文献提到的“爨人”,大多是指现在的彝族,而提到的所谓爨文,也是彝文了爨氏家族的豪迈气度和辉煌气象已是昨日黄花,但爨时代的曲靖让现时代的曲靖感慨、感动又自豪我常常联想:“邑落相望,牛马被野”的西爨白蛮,国破家亡的千里逃难路上,不知演绎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悲欢离合,滔滔澜沧江水,不知吞噬了多少古老曲靖的无辜黎民百姓?这一惨剧,终止了曲靖523年。
(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至唐朝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南中首府地位,云南进入南诏大理时代三、爨碑书法两汉文章以散文和汉赋为主,魏晋之际,两者合流,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就是六朝时代的骈体文“爨宝子碑
”的碑文,便是骈体文出现后早期的文风,骈散结合以骈为主,既有汉代散文的古奥宏丽,又有六朝骈文的绮靡华丽“爨龙颜碑” 的碑文,又演变为以散体为主,骈体为辅,散文风格极为浓厚,表现了散文复兴的趋势,这种复兴趋势的发展,到了唐。
朝中叶,便形成韩柳古文运动,产生了唐宋八大家由此可见,“二爨碑”的文体出现在我国文学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开六朝和唐宋两阶段文学的风气之先到了清朝后期,“二爨碑”已名满海内外,但对“二爨碑”的欣赏,主要还是
表现在对其书法的推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由两汉的隶书向隋、唐的楷书演变过渡,这个过渡阶段的字体,在书法史上称为“北碑和南碑”(碑刻中的魏碑称北碑,东晋和南北朝的碑刻称南碑),这个时期,上至帝王下到士庶,无不以书法为其雅好。
“爨宝子碑”书法是南碑的早期作品,康有为称之“魏晋正书第一本”,反映了汉字由隶变楷过渡阶段一种字体的特殊风格魏晋时期,国家几度下令禁碑,传世的碑帖极少,因此,“二爨碑”的出土填补了南无名碑的空白,其声名远播,除了书法的高古之外,发现。
之地也令世人惊诧阮元在《爨龙颜碑跋》中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周钟岳称“爨宝子碑”为“南碑瑰宝”,实非过誉之辞“爨宝子碑”之后53年的“爨龙颜碑”,楷书成分大大增加,但仍有隶书风味,被康有为誉为“隶楷极则”。
、“神品第一”“二爨碑”的外形制作、碑文与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且与当时所处时代(东晋)“盛行老庄”的风尚相一致“爨宝子碑”中“至人无想,相忘江湖”的思想与晋人崇尚自然、纵情山水的人生理念十分贴近碑文赞誉
爨宝子“少禀环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格”、“发自天然,冰洁简静”的句子与晋人注重人品气度、喜欢浮夸虚华的审美倾向相吻合从书法角度看,虽然没有“爨体”这一体例,但都知道特指“爨碑”字体如今的曲靖,无数人能写“爨体”,各种各类的牌匾多以“爨体”书写,成为一个显著的地方特征或名片。
“爨碑书体”独树一帜:笔画结构在隶楷之间,兼有篆书遗姿,忽隶、忽楷、忽篆掺拌,可谓“三体合一”的融合物在曲靖,不少研究者认为:爨氏时代,因远离中央政府,对中原日渐规范的楷体尚未完全了解与掌握,爨碑正好记录了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过渡书体。
“爨碑”没有留下碑文书写者姓名,且笔法无师承,在曲靖,各种各类的猜测版本流行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有二例:一是本地一书家,由着性子写,歪也罢正也罢,错也罢对也罢,方也罢圆也罢,隶也罢楷也罢,偶尔还弄几笔篆书,所以有了“爨碑”朴拙的美、洒脱的美、丑到极致的美;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厌世高人,书写了得意之作,不愿留下姓名,后人把碑文那种无序的排列,歪歪扭扭的结构,方圆并用的点画运笔,狂放洒脱、刚柔并济、动中求静的构思,臆想为刻意为之。
甚而还有人揣测碑文书写者挥毫时的情状,也有两个版本在曲靖流行:一是得意之时的独创书法纵观 “爨体”,既无篆书的古韵端庄,也无魏碑的典雅,更无楷书与隶书的严谨,神马行空,肆意挥洒,不避丑拙,属得意时任情泼墨、挥洒自如的酣畅淋漓之心境。
,这时书法的美,仿佛都市浓妆贵妇之美;二是失意之时的发泄之作端详“爨体”,它的魅力是原始的、野性的、蛮悍的,“爨体”的美恰恰在于它的不美或者无意去追求美,同敷粉薰香、浓妆艳抹的美不同,是不加修饰、不加雕琢,不避丑拙的野、蛮、怪的美,属失意时愤世嫉俗、孤芳自赏的狂放悲怆之心境。
,这时书法的美,有如乡村清纯少女之美大凡猜测,都能自圆其说,但猜测终究是猜测而已康有为评论“小爨”书体:“端朴若古佛之容”、“ 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李根源称颂“小爨”
书法:“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康有为评论“大爨”书体:“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下画如崑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学者顾峰在其著作《云南碑刻与书法》中说:“书法雄强茂美,参差有致,疏密相间,笔力遒劲,气势宏伟,像刀斧击凿而成,有隶书笔意,其方笔略兼圆笔,其方笔又比六十四年后的《张猛龙碑》浑厚大方,其圆笔又比五十三年后的《郑文公碑》凝重挺拔。
”爨碑书体可谓独树一帜,但在当下书法界,对其价值的认可并不高在多元审美取向背景下,大力推动、研究、临摹“二爨碑”,积极塑造、包装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爨体书法家”,拓展书法艺术视域,扩大“爨体书法”影响力,。
构建“中国爨书之都”,最终形成标志性和品牌性的地域书风并傲立书坛,对于曲靖,意义重大。
四、爨乡古乐现在的曲靖人茶余饭后谈论“爨文化”,无非是从散存于残篇断简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宗教信仰、婚丧习俗、祭祀、庆典、医药、建筑以及那些流落于民间的诗文、歌舞、音乐、戏剧、曲艺、字画、陶瓷以及各类传说、轶闻、野史
、故事等等来进行猜测或者牵强附会、生拉活扯,以寻觅其踪影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和证据,截至目前,只有“二爨碑”等少量文物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存在,却一直被漠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音乐活化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爨乡古乐”说“爨乡古乐”是“音乐活化石”,那是我的一个比喻,把它比喻成“曲靖活宝”也不为过每周四下午两点后,麒麟区南城门城楼上,有个古乐会,例行排练,一曲曲“此谱只应古时有”的旋律,余韵绕梁,凝重肃穆,仿佛天籁之声,让人感觉时光倒流上千年,充满飘逸的神秘感。
演奏远古声音的,是组建于1983年的一个民间团体:爨乡古乐会当年成立时,是一个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团队,最大的90岁,最年轻的50岁,成员有14人,现在,已发展到五、六十人因为人才与资金的青黄不接,古乐会从成立之初就一直传承乏人、运转艰难。
印象深刻的是“三老”:人老、设备老、曲子老我时常担忧,若干年后,这千年绝唱,一不小心真的成了绝唱,再也没有人唱了,那么,遗憾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悲凉?30多年过去了,古乐会没收过演出费,一路坚持下来,有太多心酸和不容易。
古乐会秉持一个十分朴素的信念:这么多年走下来了,不是为钱,不是为名,是为了把老祖宗的东西(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听爨乡古乐,仿佛来自远古的声音在现在的时空深处回响爨乡古乐所有演奏的曲子,特别是唱词部分,严格遵循古时经文。
由于时代变迁,不少古乐演奏团体,在演奏时把唱词做了改动只有曲靖爨乡古乐,保持着过去的原汁原味,即老辈人怎么演奏,现在人就怎么演奏,老辈人怎么吟唱,现在人就怎么吟唱,始终保持古乐的原始韵味在曲靖演奏古乐的民间团体虽然不少,但运作正常的可谓凤毛麟角。
曲靖所有的古乐演奏团体,面临一个共同的严峻问题: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缺乏资金,维系艰难某种程度上,爨乡古乐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不少外地人慕名而来,而本地人知道的并不多虽然每周四古乐会都定时在南城门三楼演奏,但有些自演自听的尴尬。
古乐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年老体弱之人,不乏带病演出者10年前,我陪同几位外地客人去聆听爨乡古乐,那天的演出,让我们感慨感动、记忆犹新:有3位会员因病正在住院,未能参加,演出过程中,1名会员又因病无法坚持,中途退场,当时的会长赵宏逵老先生在家人搀扶下亲临现场指导演出。
直到2017年7月,我应邀再去,欣慰的是:这支爨乡古乐会仍然正常运转,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有了一定的经费保障,会长李世纬先生、常务副会长张林波先生分别是“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即古乐演奏传承人)。
但是,对爨乡古乐的未来我仍不敢持乐观态度,毕竟,这个民间古乐演奏团体的骨干成员几乎都是老年人,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一个地方,若没有故事流传,那么,这个地方是没有生机和吸引力的 “爨乡古乐”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始于秦汉,自西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代演变,至明朝洪武年间,吸收了中原宫廷曲谱、江南乐府、丝竹管弦、民间歌舞等等流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9年),逐渐填入
《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等经文,此后始称洞经音乐或庙堂音乐,迄今至少有500年历史,被誉为“东方的古典交响乐”,属云南极具代表性的音乐品种,曲靖市各县区都有,会泽、麒麟、陆良、师宗比较活跃洞经是套在乐谱中的唱词(即用经文作唱词),音乐是实质,换句话说,洞经音乐的乐谱是支柱和灵魂,而唱词则是随时代而变迁的一种文字反映。
音乐分为“经腔”和“曲牌”,有唱词叫“经腔”,是经文中的韵文部分,和诗词相近,“曲牌”即曲调,主要用于各种礼仪活动时的配乐,也作经腔的间奏洞经音乐不同于佛教或道教念诵经文的声腔,完全按照传统的五声调式和七声音阶的韵律发音并进行演奏。
演奏洞经音乐的乐器,主要分为管弦乐和打击乐两类管弦乐,主要是笛子、二胡、琵琶、三弦、古筝、唢呐、洋琴等;打击乐主要是大鼓、小鼓、大锣、小锣、绞子、云乐、翠鼓、罄、木鱼、碰铃等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演变,各地的洞经音乐又根据本地的不同习俗带上了自己的特点,但曲靖的洞经音乐力图秉承原汁原味,就与滇西、滇南的差别不小。
洞经会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称谓,有称“会”和“学”的,也有称“坊”、“堂”或“坛”的,有的地方还有文、武洞经会之别1915年,时任广东虎门中将司令的赵樾曾出资在家乡曲靖办了一个叫“宝善堂”的洞经会,传承至今(赵樾故居位于。
麒麟区西门街32号)洞经会作为一种民俗礼乐,礼,从外向内,端正人的行为;乐,从内向外,净化人的心灵五、聊浒陶瓷位于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的潦浒,是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因陶而兴的古村落,因为这里的陶土、瓷土、釉土、褐煤等资源丰富,追溯历史,潦浒在宋朝就开始烧砖瓦,明朝开始做陶瓷,清朝开始制碗碟,民国有了现代意义的陶瓷工厂,如今,潦浒既有现代化的陶瓷企业,同时保存着手工拉胚、柴火烧陶等传统技艺。
明清时期建成的12条龙窑至今仍在使用,现存龙窑的数量,堪称全国之最一直以来,潦浒陶瓷伴随着曲靖人民乃至云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烧制陶器,离不开龙窑龙窑,是古代人用柴草、木材烧制陶瓷的土窑,因其形状如一条卧龙而得名。
中国最古老的龙窑始于战国时期龙窑是古代陶瓷烧制最主要的窑型陶瓷窑炉种类繁多,除柴烧龙窑外,还有煤烧蒲萝窑、气烧隧道窑和辊道窑、抽屉窑等多种窑型古龙窑依一定的地势或坡度,用土、石、砖砌筑成直焰式圆筒形的穹状隧道,一般长约。
30-70米,高约1.6-2米,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头尾空间较小,中间最大千百年来,潦浒人民和龙窑一起,创造了不少辉煌最兴旺的时期,潦浒有龙窑20多条,制陶作坊近200家,从业人员近3000人,全村接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烧制陶瓷。
潦浒现存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龙窑和龙窑遗址有16处,仍然还在使用的龙窑有12条潦浒现有古窑池5座,是分别建于明代的老窑、新窑、王家窑、许家窑和建于清代的沙沟窑,其中新窑长达110多米,据考证,是目前中国最长古龙窑,且保存完整,堪称龙窑活化石。
潦浒沿袭至今的人工手工拉胚、龙窑柴烧这一古老方式,在全世界都属罕见,完全够资格打造中国龙窑博物馆从元朝至今,潦浒的陶瓷生产从未停歇,不仅是滇东及滇东北区域的陶瓷生产制作中心,也是陶瓷产品的集散地和批发市场。
历经千年,潦浒的陶瓷文化没有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反而因时间的打磨而熠熠生辉,一代代手艺人的不断传承和秉持,让潦浒充溢着太多魅力和故事如今的潦浒,呈现出陶瓷业、农业、旅游业并举,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潦浒陶的魅力,体现在龙窑柴烧后不可预测的窑变与落灰,一把有收藏价值的陶壶,必须要经过千度高温柴火烧制,而烧制一炉窑,除要消耗。
5吨左右的柴火,还有制陶人数十日的精心守望与殷切期盼潦浒不仅有手工拉胚、柴火烧制的传统技法,也有现代高科技的制造工艺,潦浒的烧陶制瓷技术几乎涵盖了人类陶瓷史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艺特征徜徉在潦浒街上,时常会遇上一些艺术家和文化人,在为那些雏形的陶瓷泥胎赋诗作画。
欣赏着一件件的陶瓷作品在匠人手中旋转、揉捏,阴干后通过火烧得以涅槃重生,温暖就会涌上心头,不断感怀于潦浒人的专注,为他们的坚持肃然起敬“白石江一仗定云南”后,明朝30万征南将士大部分留在云南“戍兵屯田”,随之把
“中原文化”、“江南乐府”、“制陶技艺”等等带到当地,并逐渐与云南民间的文化和工艺融汇一体,曲靖自然也在其中爨碑书法、爨乡古乐、潦浒陶瓷可算作爨文化的重要内容很多人知道大理段氏,但很少有人知道比大理段氏更古老、存在时间更长的曲靖爨氏;很多人听说过。
“丽江纳西古乐”,但很少有人知道比“丽江纳西古乐”还要古老的“曲靖爨乡古乐”;很多人购买过建水陶瓷、华宁陶瓷,却很少有人购买过自家门口的聊浒陶瓷。
六、结语“爨碑”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动乱年代、多事之秋,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百花齐放、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代以前——汉代:在文艺上趋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个时代以后——唐代:在文艺上趋于成熟,在思想上儒、佛、道三教支配。
这个时期是中国人精神上大解放、人格上大释放、思想上大自由的时期拥有“二爨碑”的曲靖一直以“二爨之乡”自居,世居爨氏政权腹心地的曲靖人自称“爨人”无可厚非,“爨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特征明显的文化现象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爨人是一个复合型的人们共同体,着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不尽相同爨人不是由某个单一民族直接发展演化而来,而是有汉人、滇人为主包括古老族群的人们融合而成的爨人在云南发展过程中,逐渐融有古滇人血统,并继承以昆明晋宁为中心的滇文化,创造了爨文化,成为南诏。
、大理文化的渊源民间流传的爨人使用的“蝌蚪文”,如今无人识得其模样,“蝌蚪文”被彝族认为是彝文的起源(唐朝时期位于今曲靖马龙的东爨纳垢部酋长的后裔阿轲,历时3年,将所创造的1840个彝文,编撰成《韪书》,。
因文字形似蝌蚪,被统称为“蝌蚪文”)爨人在“政教合一”过程中创造的、含有丰富自然知识的神奇技艺没落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爨人所衍传的农业典籍、兵法兵书等等在唐朝末期就不复存在在爨文化时期的众多崇拜物中,蛇崇拜占有重要位置。
爨人把蛇当作自己的神祗,把蛇看作吉祥、幸福、美丽的化身在古爨人后代彝族支系撒尼人中,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凄美故事流传于曲靖及周边,即阿诗玛与阿黑的故事,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美丽、勇敢、善良的男青年阿黑和女青年阿诗玛之间的不幸爱情和悲惨命运。
“阿诗玛”,汉义即“蛇女”的意思,而蛇女则是古爨人崇拜的图腾撒尼语“诗”即“蛇”之意,“玛”即女孩之意,且阿诗玛是“蛇年蛇月蛇日出生”,集吉祥、善良、美貌于一身的撒尼美女往事已经流逝要认真思考的是:开创了云南第一个五百年历史的曲靖,应赋予它怎样的内涵?或者说要如何开发、打造它,怎样去。
挖掘、定位,给它塑造和秉承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灵魂?历史让人自豪,现状令人尴尬滇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有载体有传承,有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的典型特征和传统架构,而“爨文化”的致命悲哀在于:研究来研究去,依然还是两块。
爨碑。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明朝著名谋略家刘伯温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对于曲靖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要充满底气、充满自信。
参考文献:[1] 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2] 西晋·陈寿《三国志》[3]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4] 唐·樊绰《蛮书》[5]北宋·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6]明·张紞《云南机务钞黄》
[7] 清咸丰《南宁县志》[8]清·鄂尔泰《云南通志》[9]民国·周钟岳、赵式铭《新纂云南通志》[10]民国·刘润畴《陆良县志稿》[11]梁晓强《南诏史》[12]杨莼《三碑点校注译》[13]戴兴华《爨的
兴亡》[14]戴兴华《爨碑的书体》[15]戴兴华《爨乡古乐》[16]《二爨》(成明编著)[17]《阿诗玛》[18]王启国《曲靖陶瓷史》写于2009年,修订于2016年▍图文来源:曲靖佳讯▍整理编辑:曲靖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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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李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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