宵的组词(韵的组词)怎么可以错过

卜师霞，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语义学、训诂学。

 

点蓝色字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

卜师霞，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语义学、训诂学。

中国古代“类概念”发展与汉语词汇系统的变化

文/卜师霞［摘要］类概念是普通逻辑的基本范畴,基于类概念的发生发展观察语言文字的变化,可以发现逻辑思维中体现的民族特征和语言文字发展规律能够进行互证中国古代类概念发展包括“以类命为象”、“察类明故”、“。

辞以类行”三个阶段其中“以类命为象”阶段和汉语词汇系统中“同源孳生”均反映了人们对事物外部特征的认识和选取,相似的外部特征在语言中倾向于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察类明故”阶段,对事物的认识在外部特征关联基础上。

,开始有了类属关联,体现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则为汉字义符和构词语素类化;“辞以类行”则代表已经认识到类的归纳、类的演绎和类的类比,在汉字汉语发展中,主要体现为造字中的义符类推和汉语造词类推［关键词］类概念;

义符类化;构词语素类化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一、引言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联系的、发展的我们会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看到相似性,并以此对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进行分类,同时,也试图将这种分类观念在语言形式中展现出来语言系统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形式如何更好地表达语言意义的过程,也就是能指系统是否能更有效地体现所指系统的过程。

体现得越完善,符号系统的整体运转就越灵活有效因此,语言形式、语言意义、概念关联是观察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主要角度由于概念形成的方式不同,在汉语词汇发展的不同阶段,语言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汉语词汇系统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原生阶段、孳生阶段和合成阶段。

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原生阶段后词汇系统中一个新词的产生总是基于和旧有要素的联系,包括语义和语音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思维系统中,展示的是语言使用者头脑中的概念关联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用相关联的形式,表达相关联的概念。

词汇衍生的过程积淀在共时层面,就会形成概念关系网络、语言意义聚合和语言形式聚合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正如泰尔米(Talmy)所说:“语言意义需要从整体概念化中选取内容,并限制整体概念化;而语言意义仅是整体概念化的一部分。

”本文旨在探讨汉语词汇系统发展中,语言形式系统如何更好地体现意义系统及相关联的概念特征尝试讨论汉民族在先秦两汉时期类概念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对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影响,以及在孳生造词阶段和合成造词阶段的具体体现。

二、“以类命为象”  与汉语同源孳生

类概念是普通逻辑的基本范畴,是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运动的基础“分类,是形式逻辑思维中最基础的形式,正因为如此,它在人的理性思维过程中具有启智发蒙的作用”类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是人们逻辑思想萌芽、产生和建立的历史。

由于文化差异,不同民族对类的认识和归纳均有所不同

图1：《周易·系辞上》，宋本《周易》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类”的认识,“不仅摄概念的包含关系,而且具有概念的辨正关系有时重视经验的类比,而不信推理的全知”吴建国指出,类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逻辑范畴出现的,只是在经历。

了社会实践若干阶段性的变化所引起的内容多次转换之后,才逐步地以逻辑思维的规定性的形式在人们的意识中固定下来”,并认为“类”由“祭名”、“善”发展出“与对事物进行分类有关的‘族类’概念”,“‘族类’、事类、物类的划分,总可看作是逻辑上的类概念的萌芽”。

陈孟麟则认为:“以类命为象——察类明故——辞以类行,是中国古代逻辑史类概念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在“以类命为象”阶段,人们所依据的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或偶然联系”,“这是由于人类认识总的说来还是处于感性经验阶段所决定的”。

他认为“类的原始运用,其职能是根据属性的同异,对世界作最简单最原始的划分以辨别事物”这里的属性应指外部特征属性,而非本质属性也就是说,先民在观察世界时,会以事物某种突出的特征来对事物进行归类“以类命为象”阶段是逻辑史中类概念形成的初级阶段,人们所依据的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或偶然联系。

因此,在语言中,当我们需要赋予一个事物名称的时候,命名理据的选取也常为事物的外部特征即“援义象制名,故数物义象相同,命名亦同”这就是汉语中同源词大量产生的时代,即汉语词汇发展的孳生阶段此时,概念关系网络的关联为事物特征;语言意义聚合为词源意义;语言形式聚合则为同音(音近)类聚。

例如：1. 子、才、孳、兹、芓2. 高、乔、尧、翘3. 稍、梢、霄第一组词记录的事物,均可以表述某种事物的初始阶段“人之初曰子,草木之初曰才;人生曰孳,草木益曰兹;子、才都是再生,故有芓,麻母也,即谓种籽。

”上古声母为精(子孳兹)从(才芓)旁纽、韵部皆为之部,具有相近的语音关系,词源意义上为“初始”第二组词记录的事物,均表述事物之高“高、乔是凡高,尧是土高,翘是尾长毛,段注曰:尾长必高举,故凡高举曰翘”上古声母为见(高)群(乔翘)疑(尧)旁纽、韵部为宵部,具有相近的语音关系,词源意义为“高”。

第三组词记录的事物,均有末端逐渐变小(细)的特征稍、梢表示禾苗、树木的末端,有逐渐变小的特征;霄,表示云端,人类在视觉上逐渐变小上古声母为心母、宵部,词源意义为“逐渐变小”从同源词的产生来看,先民经历了“事物特征的观察———词源意义的提取———语音形式的聚合”的过程。

当然,其对事物特征的观察则是长期的过程,“是从对具体事物及其运动的观察、感受开始的,但人类初期并不是从一开始看到或观察就能够认识而命名,而是必须经过相当漫长的感受、体验过程,到了人类可以命名时,则已经有了归纳和抽象,所以命名从特征开始”。

因此,逻辑上“以类命为象”阶段对事物外在特征的观察归类与汉语种同源词的孳生具有思维上的相似性

三、“察类明故”  与汉字汉语的类化

“察类明故”阶段是指已经认识到“这类事物所以成其为这类事物的原因,即规律性”,并得出“类是本质”陈孟麟指出“中国逻辑史上,由‘以类命为象’(类是共同点)的逻辑萌芽阶段到‘察类明故’(类是本质)的逻辑产生阶段,正是‘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的发展的逻辑上的说明”。

“外部特征相似”和“类别属性相似”的不同,在汉语语言研究中也有相同的认识,刘师培曾云:“古人观察事物,以义象区,不以质体别”所谓“义象”,即事物的外部特征,“质体”则为类属特征逻辑思维在由“以类命为象”向“察类明故”的发展中,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在外部特征关联(义象)的基础上,开始有了类属(质体)关联。

逻辑思维的变化在语言中的反映体现在汉字和词汇两个层面（一）“察类明故”与汉字义符类化在复音词没有大量产生之前,以单音节为主的汉语,同源聚合的语音形式关联无法呈现出概念中对类属关联的认识由此汉字孳乳应运而生,义符系统在孳乳过程中承担起表达概念领域中类属关联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分化中的义符类化分化指汉字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添加义符,使整字意义分化为义符所属的意义类型汉字分化后会形成以义符为类聚的类化例如: 以“支”为声符构成的汉字组———枝、肢、歧、翅以“冓”为声符构成的汉字组———。

構(构)、購(购)、溝(沟)、媾以“巠”为声符构成的汉字组———經(经)、徑(径)、頸(颈)、莖(茎)以“喬”为声符构成的汉字组———橋(桥)、驕(骄)、矯(矫) “冓”甲骨文作“

”,象两条上下交汇的鱼。在甲骨卜辞中常用于表示“遇见”。小篆字形作“

”,《说文》根据演变后的形体训释为:“冓,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虽脱离了字形的本源,但对意义特征的把握没有变化“构架”、“悬赏征求”、“水沟”、“媾和”等概念都具有相同的特征———交汇后根据各自的类别领域,“冓”分化出“構(构)”、“購(购)”、“溝(沟)”、“媾”。

“支”《说文》古文作“

”,林义光《文源》:“即枝之古文,别生条也”“树枝”、“肢体”、“歧路”等概念都具有着相同的特征———分支因此,在事物命名上它们都采用了相同的语音形式这种在语音形式上的相似性,是先民们概念归类的相似性在语言形式上的映射。

当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越来越精细,突破外在特征,而走向类属关联时,就在字形上添加了表示类别的义符加以区分,字形写作“枝”、“肢”、“歧”这种结果,对于原有的“支”这个词来说,是为了区别而产生的分化“巠”、“喬”的分化路径与“冓”、“支”类似。

利用义符分化汉字,并形成形声字在汉字发展中所占比例较高的现象

图2：许慎（东汉）《说文解字叙》，宋本《说文解字》汉字分化分为广义分化和引义分化,其中广义分化最为体现义符的分化作用有了分化,我们才能够在外在特征相似的这个概念集合中,区分出各种不同的“支出”,有树木的、人体的和道路的。

因区别而大量分化的结果,却形成了另一种联系,即类属相同的概念具有了同样的义符,如和树木相关的概念多数有“木”字旁这样,汉字中的形声字,就以“声符”和“义符”为坐标,形成了两种聚合一是同源词的聚合,二是同类词的聚合。

前者反映概念系统中的特征关联,后者反映概念系统中的类属关联“在孳生造词时,新词往往在旧词基础上加或换一个义符,以起到分化后的区别作用,这使有些形声字的声符具有示源功能这些形声字的声符不但是音近字的纽带,而且也是同源词的纽带……这是孳生造词和形声造字互相伴随现象的反映,是使用形声字作为分化词汇的手段的一种结果。

”汉字正是以义符的添加和类化“直接参与了汉语的构词”,使汉字的字形和它所记录的词的意义发生直接关联,形、音、义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2.表意中的义符类化表意中的义符类化是指意义同属一个范畴的义符,由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基本重合,在使用中逐渐合而为一,其中一个义符取代其他义符。

是对明显有类聚关系的一类字之间的同化作用例如:“犬”部,《说文解字》中部首下属字80余字,很多字与“犬”自身的词义无关,如“猩”、“狼”、“狐”可以说,“犬”在构字中,其构意范围已经超过自身的意义域,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义符表意泛化”,表意泛化的义符常具有概括能力强、示意角度广的特点,最终成为高频义符,并逐渐取代低频义符。

“高频义符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的示意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义符系统分类义场中的大部分义类”因此,《说文》中的“豸”部和“豕”部中,有些字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改为从犬,如“豬”、“貍”,均变为“猪”、“狸”高频义符的产生是形声字系统形成的重要标志。

它使形声构形模式成熟化,是类化形声字的产生和新造字中的义符类推的条件和前提此外,形声字分为强化、分化和类化三种类型其中类化形声字是指“形声字的格局形成后,有些本来不是形声字的字,受同类字的影响也加上了义符”。

最能够体现义符类化形声字的是双音词在字形上的类化例如:“艹”部字中的“芍药”、“菡萏”、“蔓菁”、“茱萸”,在早期文献中,“艹”字头均可有可无义符的添加对其在口语中词义的表达没有影响从字词的对应关系来看,分化形声字在分化的同时,词义也发生了分化。

我们以“支”为例,在未分化前,其意义范围是广义的,分化后,每个字形只承担了分化前的一部分而类化形声字,义符的改变并未对词义改变产生影响可以说,类化形声字是对类思维的反映（二）“察类明故”与汉语语素类化在某种意义上,汉字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中起到的代偿作用固然重要,但是,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毕竟是外在属性。

汉语词汇发展到合成阶段,词在形式上的最大变化是双音化这也意味着词在形式上的可分解性,即词义内部结构能够通过构词语素外化出来那么,选择什么样的语素才能在组合中更有效地反映词汇系统内部的语义联系,同时又使整个词汇生成的系统简约有效,这是语言自组织性在汉语造词模式改变中面临的问题。

双音构词阶段,概念中的两种关联(特征关联和类属关联)都可以外化为构词语素的关联一组意义相近的同义或同类单音词,常由具有某一共同语素的词语替代,即同义或同类词在语音表达形式上具有类聚性,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语素类化。

语素类化的本质是将同义或同类聚合中的共同性要素提取并以外化的词形体现出来,使同义或同类的聚合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类推性和有序性,以展示概念系统中的关联这主要表现在旧有词汇的语素类化和新词的语素类推旧有词汇的语素类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同类词的语素类化和同义词的语素类化。

同义词常常由一个义域较宽的词以自身或自身的组合取代聚合中的其他词,同类词则用附加类名的方式使词形具有类聚性1.同类词的语素类化同类词的语素类化是用附加类名的方式使词形具有类聚性,例如:和“脚”有关的名词:指(趾)、跖、跗、踵、踝,前分别加“脚”,变为脚趾、脚面、脚掌、脚跟、脚脖。

和“腿”有关的名词:股、胫、腓,前分别加“腿”,变为大腿、小腿、腿肚类比这几组词,我们会发现,在单音构词阶段,这些名词基本都是由分化而产生的形声字在分化的过程中,加“义符”以与其他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相区别,把类别从特征中离析出来。

到了合成阶段,和“脚”相关的都有构词语素“脚”,和“腿(人体)”相关的都有构词语素“腿”聚合的标志已经脱离了文字,而进入到语言层面即使在口语表达中,也能达到同类词相互关联的展示还有一些词,它们以累增语素的方式实现类化。

例如:和“树”有关的名词:“枝”、“干(榦)”、“梢”,前加“树”,变成“树枝”、“树干”、“树梢”和“花”有关的名词:“萼”、“蕊”,前加“花”,变成“花萼”、“花蕊”这些词,在单音阶段与合成阶段的词义并没有变化。

从个体词的形式表达来说,这种累增似乎对词没有什么作用,但从词汇系统的内部来说,语素的累增则是系统有序性的体现其他如“柳树”、“杨树”、“鲤鱼”、“鳟鱼”、“鲩鱼”等均属于此类变化构词语素的累增和类化形声字有几点是很类似的:。

第一,作为符号,所指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能指即构词语素的增加没有改变词义,义符的增加也没有改变整字的记词职能第二,两者都在表达形式上加强了对意义的呈现义符使汉字的表意性增强,累增的构词语素也使词的表意更加明确。

这些都是汉语在表达上重视意义,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独特之处2.同义词的语素类化同义词语素类化指由一个义域较宽的词以自身或自身的组合取代聚合中的其他词例如:都表示和“洗”相关的动词:沐、盥、洗、沬,后分别用“洗头”、“洗手”、“洗脚”、“洗脸”来表示。

都表示和“看”相关的动词:眙、睨、瞻、临,后分别用“直视”、“斜视”、“仰视”、“俯视”来表示都表示和“睡”相关的动词:寝、寐、觉、睡,后分别用“睡”、“睡着”、“睡醒”、“瞌睡”来表示原来用单音词表达的语义用“洗+动作对象”和“动作状态+视”来表达,相同的意义在汉语发展的不。

同阶段采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作为个体来讲,前者用单音词表示,后者则用复合词或短语来分解其整体意义,词语的形式对意义的体现具有分析性作为聚合整体来说,则是“洗”、“视”在词形上对其他词的类化作用,使整个聚合场在词形上趋同。

对于此类现象,蒋绍愚明确提出汉语词汇从古到今有从“综合”到“分析”的趋势,认为“所谓从‘综合’到‘分析’,指的是同一语义,在上古汉语中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的,后来变成或是用两个词构成词组,或是分成两个词来表达”

杨荣祥指出:“先秦有一批‘对象自足’动词,这些动词具有综合性特点,后来都向分析性发展所谓综合性,是从后代的语言看,由两个成分构成的句法结构表示的内容,古代用一个词(一个概念)表示;所谓分析性,是古代一个词(一个概念)表示的意义,后代用两个词(两个概念)构成一个句法结构来表示。

简单地说,综合性向分析性发展,就是将由一个词(一个概念)表示的意义分析为一个句法表示”石毓智把类似的现象归因为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方式不同所导致的变化,认为“古汉语的动词概念之内包含有结果、地点、方向等方面的信息,现代汉语则是把这些信息与动作行为分开”。

胡敕瑞也对此类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种变化从个体词来说的确是从“综合”到“分析”的变化,但如果放在系统中考察则是词汇从孳生阶段到合成阶段系统层级性和有序性加强的结果,是和类化思维相关的系统性变化相对应的。

在这种变化中,语言的形式系统和内容系统得到了有效的对应

四、“辞以类行” 与造字造词的类推

“辞以类行”则代表中国古代逻辑科学的真正建立,《墨经》中“辞以类行”包括“以类取、以类予”、“异类不比”,人们已经认识到类的归纳、类的演绎和类的类比在汉字汉语发展中,主要体现为类推思维的运用,包括造字中的义符类推和汉语构词类推。

（一）“辞以类行”与造字中的义符类推在义符和声符系统基本形成和完善之后,新产生的形声字基本靠类推完成就像我们今天为新的元素造字,均为形声字但在此类推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义符的选择比声符更具有系统性和限制性。

在汉字系统中,声符并未形成完善的系统,而义符在分布和对立的系统性上要超过前者汉字发展到形声字阶段,类推思维在造字中体现得较为明确,类推的前提是类化或者说,由于我们对类属的认识有了分类的观念,才有了类推的可能,它们是在归纳基础上的演绎。

（二）“辞以类行”与新造词的语素类推当高频构词语素产生,类推构词模式形成时,就可以用类似的构词模式来组构新词语素构词类推是指某个语素在构词中的特征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其在构词中就形成某种固定的词法模式,并进行一系列构词。

例如:“视”,在早期汉语中为自由语素,可以和其他词组合成“俯视”、“仰视”等,这些短语凝固词化后不断传承,因此在后来的词汇中逐渐出现了敌视、仇视、轻视、重视、忽视、直视、斜视、正视、近视、远视等,形成以“视”为中心语素类推构词。

与之相似的如:行—并行、步行、飞行、环行、航行、逆行击—枪击、攻击、炮击、水击、拍击、敲击我们看到,使用频率高的单音词常是构词语素类化和类推的首要选择,如“视”、“行”等这是因为:第一,由于这些单音词的广义性,使之可以较为自由地通过自身与其他语素的限制组合达到表义的充分。

性,这在一些具有上下位关系的单音动词的聚合中表现得很明显例如:“视”在这组“视觉词”中义域较宽泛,因此,可以通过对“视”的限制来表达其下位的概念,如“直视”、“仰视”、“斜视”等,而且修饰后所得到的词完全可以代替派生造词阶段中的一大部分“视觉词”。

“行”也是如此,可以构成很多分化词如“并行”、“步行”、“飞行”、“环行”、“航行”、“逆行”等第二,这些词反映概念所处的地位,使它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即在“知识组织方面,人类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这个层次上组织起来的”。

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在语言上反映基本层次概念的语素在组合中有了更大的适应度,具有强大的生成能力可以说,这些构词基础元素是进行类推的前提从汉语词汇系统发展过程来看,单音构词阶段在字形与语音上的聚合,往往能够反映词义系统以及概念。

系统的特征聚合和类属聚合,或者说词义的相关聚合可以直接从形与音上得以体现那么,到了合成造词阶段,由于词内组合的层次性,体现意义的形式聚合标志也发生了变化,单纯通过词的语音或字形的系联都不能有效地体现词义系统中词与词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只能以构词语素来体现意义的类属关联。

五、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三个阶段“以类命为象”、“察类明故”、“辞以类行”,和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同源聚合”、“义符、构词语素类化”、“新造字造词的类推”有相似的演变轨迹词汇系统中的“同源聚合”反映了先民们对事物外在特征的认识,相似的凸显特征倾向于在语言中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义符、构词语素类化则是在类属思维产生后,概念中的类属关联在汉字、汉语中的展示;新字新词的类推是在类属思维和汉字、汉语类化形成模式后进行的类推行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基于逻辑中类概念的发展来观察语言文字的变化,并非试图建立起逻辑学和语言文字学在历时时间上的关联和对应,而是用逻辑思维中所体现的民族特征和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进行互证第二,本文所谈到的词汇系统,包括汉语和汉字两个方面。

之所以把汉字纳入词汇系统的讨论内容,原因在于“汉字直接参与了汉语的构词,并推动了汉语构词模式的发展在词汇发展过程中,‘义自音衍’的孳生造词与孳乳造字是同步发展的这就造成,汉语词的分合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靠音来判断,而是靠字来确定”。

第三,人类逻辑思维的发展不是替代性的,而是累积性的在类属观念产生后,概念网络中的关联点不是由“类属关联”代替了“特征关联”,而是积累为两种关联:一为原有的特征关联,二为新产生的类属关联语言发展也具有同样的累积性。

“由于亚里士多德从外延着眼去发现逻辑问题,所以着重形式化分析;由于墨辨从内涵着眼去发现逻辑问题,故不着重形式化分析而把注意力放在概念的实质即定义上,所以在推论中概念实质的分析占有核心地位这是中国古代逻辑不同于西方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涉及中西逻辑史发展的不同道路,是很重要的”因此,如何从民族思维特点出发讨论汉语汉字发展是本文思考论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图3 陈孟麟《墨辩逻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排版 | 蒋宇楼© 文章版权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有，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bnuwkxb）。或者长按上方二维码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