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田健次郎(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不看后悔

今人接触周敦颐的思想，大多是从中学课本中的《爱莲说》开始的。花开万种，这位周子却偏偏只喜莲。寥寥百字，透着说不尽的孤傲，令人不禁掩卷自忖，写下这样文字的，该是何等愤世嫉俗的一位执拗夫子！

 

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今人接触周敦颐的思想，大多是从中学课本中的《爱莲说》开始的花开万种，这位周子却偏偏只喜莲牡丹是俗人所爱，他不喜欢；菊花已被陶渊明占去，他亦不喜欢拣择之下，只有不染凡尘的青莲堪为入眼。

文章寥寥百字，透着说不尽的孤傲，令人不禁掩卷自忖，写下这样文字的，该是何等愤世嫉俗的一位执拗夫子！

周敦颐像，18世纪，彩绘插画，出自《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周敦颐的仕途极为平淡，一直到57岁去世时，他的身份也只是地方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古人眼里的周敦颐，又全然是另一番样子自南宋理学家创有“道统”之说，周敦颐便被架上高高的神坛，成为宋人接续“道统”，“为往圣继绝学”的关键人物。

他的贡献是所谓“周程授受”周敦颐因受到二程父亲的嘱托，曾在程颢、程颐兄弟十四五岁的时候做过他们的老师因二程是宋代理学之开创者宋代之理学门徒，在回溯往昔圣贤的功绩时，便不能不认为二程的思想或多或少是继承于周氏的。

而周敦颐自身的师承关系又极模糊，就这样，一条寻根追源的线索便在周敦颐这里出现了断裂故而，朱熹在评价他有“承天畀（给予），系道统”之功，即直接接受上天的恩赐，使得先秦以来几乎断绝的儒学道统得以延续不久后，他在为周敦颐撰写《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时，又对这一说法做了些许修正。

这大概是基于重建儒家“道统”体系的需要，又或者是朱熹自己也认为“承天畀”这样的解释太过玄虚，缺乏说服力他在《祠记》中说：“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明于所以为学……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

……宋兴，……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秦汉以来，纯粹的“道”渐渐衰微，学者不再为追求真理而学，而转而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满足“人欲”而学这使得儒学的旨趣一天天地被歪曲直到周敦颐出现，局面才有所改观。

后来，朱熹又说道，儒家经典的本意在战国秦汉的流传中渐渐“口耳失真”，直到“千有余年”后“周程授受”，才使经典的解释回归本源，这对后代学者来说如同在暗夜中复见光明一般可贵这里的周敦颐，俨然成了于倾颓危亡的困局中挽救儒学的英雄。

当我们抛却掉《爱莲说》的文字，再小心翼翼地剥去理学家强加于周敦颐身上“圣贤”与“道统”的外衣，便会发现，身为北宋一介普通文官的周敦颐，他的人生，自有一番别样的色彩。

庐山白鹿洞书院内的周敦颐铜像，自南宋理学家创有“道统”之说，周敦颐便被架上高高的神坛，成为宋人接续“道统”，“为往圣继绝学”的关键人物平淡仕途中的人格坚守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周敦颐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营乐里楼田保。

他本名敦实，字茂叔，后来为了避英宗皇帝之讳，改名敦颐在营道县城以西二十里有一条小溪水，称作“濂水”它大约是在周敦颐的童年记忆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以至于若干年后，当周敦颐定居于庐山，还将门前流水命以“濂溪”之名，并将书斋命名为“濂溪书堂”。

“濂溪”之名遂随周敦颐而不朽于世后来有如苏轼、黄庭坚这样的好事者，偏要在“濂溪”二字中发掘些“清廉”之类的寓意出来，倒显得画蛇添足了在他的故乡，还有一处景致值得一提，乃是濂溪向西十里处的一处岩洞，叫作“月岩”。

据说，这处洞穴“高敞虚明”，东西两端各有一个洞口人在靠近洞口处时所见景象如同缺月，而走入洞穴中央时所见景象如同满月这处构造玄妙的洞穴吸引了少年周敦颐的好奇心，他大概常常到此处游玩，于是流传出了他在此处“悟太极”的说法。

周敦颐的父亲最高只做到过县令一级的地方小官，而他本人的仕途也同样极为平淡，不曾有过同时代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在他15岁时，父亲去世周敦颐随母亲投奔在京师任职、身居龙图阁直学士的舅舅郑向25岁的时候，周敦颐受到舅舅的举荐，荫补为洪州分宁县主簿。

在此任上，他处理了一桩积压已久的疑难案件，因而被交口称赞，当地人感叹“老吏不如”3年后，他因为才干过人受到提拔，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32岁时，他出任郴州郴县令3年后又改任郴州桂阳令38岁，知洪州南昌县此后，他历任签书署合州判官、通判虔州、通判永州、提点广南西路刑狱、知南康军。

一直到57岁去世时，周敦颐的身份也只是地方官三十余年的宦仕生涯中，周敦颐从未接触过宋朝政权的中枢这与周敦颐安守清贫、甘于平淡的个性不无关系在孔门弟子中，周敦颐对于颜回格外推崇周敦颐自己的生活，亦是在崇效其“一箪食，一瓢饮”而能“不改其乐”的境界。

他在南昌任上时，曾经有一次因暴病而假死（大概是休克之类的情况）同僚宾客到其家中探视，方知其家极度清贫：日常穿用之物只勉强能装满一只破败的小木箱，余财不满百钱也有人说，周敦颐的妻儿曾经穷到连粥都喝不上，他却“旷然不以为意”。

这俨然是颜回生活态度之翻版！不过，与缺乏收入来源的颜回不同，在奉行“高薪养廉”政策的宋代，周敦颐拥有一份可观的稳定收入，绝不至于陷入贫困的境地可他却将收入尽数拿来帮扶宗亲朋友，在旁人看来似乎是刻意去过温饱堪虞的穷日子。

大概在周敦颐的观念里，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出于物欲横流的浊世之外，保持儒者之操守吧

宋监察御史程颢画像，程颢早年受业于周敦颐，为北宋理学奠基者这样的他，自然也不愿花心思去留意官位的升迁与贬谪他做官的准则亦只是奉行儒家的君子之道而已朱熹说他的为政风格是“精密严恕，务尽道理”，“遇事刚果，有古人风”。

曾有这样一个事件：周敦颐在南安任上时，得知狱中有一名囚犯此人罪不当死，但转运使王逵希望严治其罪，以求杀一儆百王逵的下属之中，尽管也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不妥之处，但迫于上司平日的严苛，无人敢提出异议只有周敦颐据理力争。

然而，王逵依然固执己见周敦颐愤怒之下，竟然取来自己的告身（为官之凭证），丢在王逵面前，说道：“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周敦颐的强硬态度最终迫使王逵让步，狱中囚犯也因此而得以不死还有一则事例，也十分凸显周敦颐之个性。

赵曾因听信小人之言，对周敦颐怀有偏见，这使得他对待周敦颐的态度十分刻薄周敦颐对此“处之超然”后来，赵出任虔州太守，有机会与周敦颐共事，亲眼见其所作所为之后，方幡然悔悟，感慨道：“几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周敦颐此种做派，暗合孔子所推崇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之准则。

此等人物，在颇擅言辞的宋代士大夫队伍中，的确是不多见的

宋崇政殿说书程颐画像，程颐为程颢胞弟，与其兄共创洛学周敦颐的明断果敢为他在民间与士大夫群体中都赢得了嘉赏除去在虔州任上因意外的火灾而受到处罚外，周敦颐的仕途几乎没有污点他每到一地，皆会受到乡贤的欢迎他51岁时，永州百姓就为其立了生祠，题名曰“康功”。

同时代的黄庭坚称赞他“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不过，反观时人的评论，不难发现，这些“美谈”所表彰的内容，多是围绕周敦颐的政绩与人品，全然不曾提到其有启迪“二程”、重振儒学之功，难免令人心生疑惑被学生“遗弃”的老师

要解释这个问题，还要从“周程授受”的史实说起庆历六年，30岁的周敦颐在南安任上遇到了二程之父程珦二人交谈之后，程珦被周敦颐的学识与气度深深打动，决定让两个儿子跟随周敦颐读书这一年，程颢15岁，程颐14岁。

然而，周敦颐与二程兄弟间的师生关系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此后漫长的时间中，除了一次短期会面外（大约在程颢17岁前后），再未出现周敦颐与二程兄弟交往或书信往来的记载

《周茂叔爱莲图》，15世纪，狩野正信，纸本墨画淡彩，纵84.5厘米，横33厘米，现藏九州国立博物馆，周茂叔即周敦颐，画中周敦颐正泛舟莲花湖中对于二程兄弟向周敦颐学习的内容，史料大多语焉不详许多人推测，周敦颐此时传授的，应该是其代表作《太极图》。

《太极图》是周敦颐流传至今的极少数作品之一，历来被认为周敦颐著述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其开篇的“无极而太极”更是周敦颐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思考心得的核心阐释因此，以朱熹为代表的后世理学家们认为，既然“周程”之间存在“授受”关系，那么授受的内容当然是《太极图》。

可“二程”之言行却让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一次，朱熹在写给张栻的书信中说：“太极图……周子概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概以为唯程子为能授之程子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朱子如此大费周章的解释，是因为张栻注意到一个事实，“观二程遗书中，与学者讲论多矣。

若《西铭》则再四言之，至《太极图》，则未尝拈出此意”，即二程从未向门人提起过“老师”周敦颐的代表作《太极图》陆九渊也曾有类似的质疑：“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无极’字”（“无极”是《太极图》中的核心概念。

）朱熹为了令其构建的周程相继的道统谱系能够成立，不得不作出“二程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继承者，只能‘秘而不示’”这样一个在任何人看来都极端牵强的解释周敦颐的另一部代表作《通书》，亦不在二程论学的关注视野之中。

对此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曾给出一个稍嫌残忍的评判：“这个情况……表明了二程对此二书是多么的冷淡……二程完全不觉得有必要表彰这两本书”根据程颐撰写的《明道先生行状》中的说法，其兄长程颢在十五六岁向周敦颐求学之后，只是“厌弃了以科举为目标的学问，产生了求道的志愿”，但并未就此开悟，而是又经过了长期的艰辛摸索，“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这即是说，周敦颐对二程兄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德激励的层面，其在学术上对二程兄弟的启发，特别是对于二程创立理学（道学）的帮助可以说微乎其微土田健次郎的《道学之形成》一书中曾指出：“所谓道学，原本并没有一个严整的学派，起初的状况是：在北宋五子中，除了周敦颐，其他四人各自拥有弟子，以血缘（二程与张载）或地缘（讲学根据地接近的二程与邵雍）关系为纽带而相互交流。

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去世了，于是，其弟子的一部分被吸收到最晚去世的程颐周围，至此，才形成一个严整的学派”按照这一观点，与理学形成相关的北宋五子中，周敦颐的影响是五人中最小的二程兄弟十分自豪于二人在学术上之原创性。

程颐称赞其兄长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颢也曾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吾学虽有收受，天理二字确实自家体贴出来”在二程的世界里，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师”周敦颐的影子，更看不到“周程授受”的非凡意义。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曾指出这样一个现象：二程在称呼周敦颐时，直接称呼其字“茂叔”，而对司马光、张载、邵雍、胡瑗等都使用敬称二程甚至挖苦讽刺周敦颐为“穷禅客”由此可见，庆历六年至庆历七年间，青年时代的二程兄弟与刚满“而立之年”的周敦颐之间建立的关系，与其说是严肃的师生，不如说亦师亦友。

淡泊名利而又在学术上颇具见地的周敦颐，给尚处迷茫状态的二程兄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成为二程“致于学”的起点那么，周敦颐的治学，究竟有何独到之处呢？化“道”于“儒”的隐者周敦颐流传于今的思想著作，只有《太极图》与《通书》两种，不算丰富。

两篇著作加起来也就3000来字，要管窥周敦颐生平之思想，也只能从其入手《太极图》开篇写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动”与“静”，“阴”与“阳”，“有”与“无”，这一连串的概念使周敦颐的文字笼上了浓浓的道家色彩。

在其《通书》中，也间或提到了“无欲”与“无为”等典型的道家主张将道教主张融入儒家之思想，是周敦颐个人之喜好，还是时代需要使然呢？而这样一种似乎有些“不纯粹”的思想为何又能被以朱熹为代表的后世理学家认同与赞赏呢？。

在周敦颐的时代，儒学的发展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个方面的挑战，是佛教与道教的流行，挤压了儒学的发展空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佛教与道教开始快速发展，许多统治者和士人都倾心于此隋朝建立后，这种趋势依然在延续，隋朝建立者杨坚便笃信佛教，其子隋炀帝杨广更是受“菩萨戒”的信徒。

李唐王朝建立后，因自视为老子李耳的后代，对道教大力扶持而佛教思想也在此时渗透到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诗佛”王维这样的人物这种现象在唐代就引起了儒家的警觉韩愈的“谏迎佛骨”事件及其发起的“古文运动”即可视为儒家对佛教、道教的反抗。

到了宋代，儒家学者开始主动探求和弥补儒家在理论体系方面的不足，以应对佛教和道教的挑战这里面少不了对佛、道理论的借鉴和改造

岳麓书院濂溪祠，专祀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周敦颐与二程兄弟间的师生关系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其在学术上对二程兄弟的启发，可以说微乎其微其实，这种借鉴的做法也并不是儒家的独创从唐代后期开始，道教方面也出现了《关尹子》《化书》等文献，这类著作以士大夫或君主为假想的读者群，给道家思想披上了儒家外衣。

周敦颐则是反其道而为之，“外道”而“内儒”譬如，同样是“无欲”，道教用其来强调“法自然”，强调一种真正的“无”；而周敦颐则是教人从“无”中看到“有”他的解释是：“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人一旦有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其他东西便可视为“无”了而在儒家的观念里，最重要的是“理”，而可有可无的则是个人的“私欲”这便是巧妙地在酷似于道家的言论里注入了儒家的内核当然，这一工作在二程及其后的时代还在延续。

经过儒家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儒家最终实现了既能讨论“心性”这样的深层问题，克服儒家既往的不足，又能避免落入“道教式的无”或佛教的“幻妄”观念，保持儒学的纯粹性儒家在宋代遇到的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来自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

这一制度本是激发了世人读书的热情，但却也使读书的目的变得功利儒家经典成为追求功名利禄之手段，这显然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初衷大相径庭为了纠正这种不良风向，宋初出现了种放、穆修等具有隐士风格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认真履行“官吏的职责”，另一方面用背离权力与荣誉的方式来保持儒学的纯粹性。

周敦颐可以视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二程也是在接触周敦颐之后“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这大概是周敦颐对二程学说之建立施以的最直接的影响苏轼在周敦颐去世后追赋曰：“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周敦颐在其生前只是兢兢业业的父母官，在其身后的若干年中，亦只是道德高尚的隐者，而其对儒学发展之功勋最终在南宋被尊崇而显赫起来。

大概是因为其学术追求与人生理想，暗合了宋代儒学在危机中自救的时代需求与程朱理学兴起的历史潮流

文字 | 李霞来源 | 国家人文历史制作 | 西昌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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