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结局)干货满满

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有两种“青春”书写。

 

当代文学生态中的两种“青春”书写 ——以《上海宝贝》和《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为例 李一 （苏州大学文学院）（本文原刊于《文学》 2014年春夏卷  有所节略 ）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有两种“青春”书写。

一种是沉溺于青春自身的自我书写，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常态的青春写作它焦灼于青春这一特殊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身心困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享着相似的写作题材，通过个体的青春情绪和体验，折射具体时代青春的社会处境。

另一种则是将“青春”社会化，它有意识地用青春作为一个视角去讨论具体时代的某种问题青春本身的生命能量与常态的社会秩序天然相悖，如用“青春”去观照社会，势必会呈现出诸多的激烈矛盾；同时，青春本身所具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是很弱的，这导致了它常常是以破坏作为对问题的解决，所以某种意义上这种书写具有“先锋”的性质。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后一种先锋性的青春书写是大宗：它或可追溯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20年代《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30年代巴金的激流三部曲、40年代《财主底儿女们》、50年代《组织部新来了个年青人》，再到80年代，有一条看似清楚的历史线索。

以至于从晚清传来的这条青春的声音洪流压抑了另一种青春的自然书写回溯我们的文学史，受某种时代共同话语的影响，现代文学中很难找到青春的自我呢喃声音，似乎所有有关青春的描述、表达都被钉在了家国的意义层面之上社会话语对于青春的捆绑，一方面给予青春前所未有的现实地位和正面能量，另一方面也束缚、修改了青春的自在状态。

尽管剥离了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青春是不存在的，但当社会主流意识放松对青春的关注和着意之后，青春的自在状态仍然会有本能的声音发出来一常态的青春写作正是在社会话语释放了对于青春的意义捆绑之后，鲜明地出现在90年代的创作中，尤以卫慧的《上海宝贝》为代表。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求连续和延续，它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生命链条在这条文化生命链上，青年是被训练以接续家族血缘和社会文化链条的对象，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社会意义现代文化在对这一传统文化链条断裂的过程中，发现和开拓了“青年”，使得“五四”新文化中出现了历史的“新青年”。

从此开始，文学中“青年”俨然成了一个时代希望的象喻很难说，在一个高度象喻的历史时代书写中，“青年”能够完全脱离这种文化意义的束缚所以即便是张爱玲的《金锁记》这种现实文化指向不强的作品，其长白、长安的塑造，仍然可以在这一“青年”文化话语中得到解释。

这种关于青年的文化隐喻甚至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80年代文学青年的忏悔、寻找声音里，都具有强大的阐释能力可是当历史以“一地鸡毛”的“新写实”告别了80年代之后，文学中不仅找不到文化对于“青年”的意义捆绑，也找不到其它明确的现实解释。

此时从象征地位上走下的“青年”，在其回归自然的过程中，甚至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它以幼稚、冲动为本质特征，沦为稳定社会秩序中被讨伐的对象青年从文化象征高坛落到现实写作靶子的变化过程，交织在一种新的稳定社会文化秩序的形成过程，在当时显得异常含混、模糊、暧昧。

《上海宝贝》的出现，不自觉地回应了这一历史时段主人公倪可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角色她毕业于名校，曾经有着体面的记者工作，甚至还出版过小说这原本会是一个被肯定的、被羡慕的女孩子，她还可以找一个收入稳定，仪表堂堂的男朋友，最后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日子，走一条让所有旁观者都放心的人生道路。

倪可却辞职、离家，在一间咖啡馆做了服务员，她还找了一个自身充满了问题，且对外部生活毫无兴趣的男朋友同居阅读的不适感来自哪里？这种不适感放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显得很突兀无论是在虚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里，还是在现实生活的《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倪可都应该是被期待，甚至是被效仿的时髦年青人。

在历史的参照中，她身上理应带着一个时代对于未来的翘首企盼倪可放弃和摆脱了的是一种既定社会秩序对人的规划和束缚，她要用年轻的生命和充足的能量去寻找和创造真正属于她的时代、人生这种行动的欲望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追求家国现代的焦虑情绪相吻合。

倪可带来的阅读突兀将历史与此时互为镜照，发现此时走向了历史的反面，所以才出现了阅读上的不适感所谓的“不适感”出于倪可的青春行动失去了历史合法性的主流社会价值支撑，仅从个人生命层面，在具体的时代里，去分配青春给予生命的多余能量。

退一步说，在社会稳定压倒其余的时代里，青春很难进入主流的文化价值中，它往往是需要被引导、被归顺的一股社会能量当外部的文化象征不再能够统摄“青春”，青春书写势必探索它新的话语方式由倪可发出的青春声音是90年代青春被质疑和否定的时代里，青春自身发出的带有痛感的一声呢喃。

它没有归属，所以也基本不存在文化意义上的指称剥离文化语境之后，青春的问题或可看为是它对自我的寻找《上海宝贝》中，这个问题似乎着落于“性”天天性障碍叫飞苹果的漂亮男子性向偏女性始于大学恋情的表姐和表姐夫，郎才女貌，不和谐的性从内部最终瓦解了他们的婚姻。

艺术家阿Dick却因为性激发了表姐的爱情，在小说的结尾二人圆满曾经绝境的少女马当娜，用性，摆脱父兄的家暴，谋生，最终从妈妈桑变为隐匿在城市里的年轻富孀也是性，让倪可沉迷于有家室的德国男人，一次又一次地背叛天天。

性与青春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它在青春的文学表达中，占有什么地位？多余的能量在中国文学20世纪的大半期中几乎都投射到了家国现代梦想等大问题上，以至于形成文化的象征，修改了青春原本的自然性状，进而压抑了青春自身的表达。

从生物学的角度，青春时期所谓余裕的生命能量是大自然赋予个体生命最正当的繁殖力，它在这个生命阶段成熟，一旦成熟它随即具有了来自大自然的合法性生存作为丛林中最高的律令，它本身包含着繁殖，二者是生物界一切道德法规形成的基础。

按照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应该鼓励和追捧青春，因为它在自然生命力方面已发育到巅峰状态可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所奉行的却是长者制，尤其是在经验和智识越来越重要的历史时期里也就是说，在从丛林中走出的人类社会里，青春形成一种文化的悖论：一方面它合乎自然，另一方面它不合乎历史。

所谓的悖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虽是常态，但其在某些历史节点上，存在例外这些历史的节点，对人类社会这个肌体而言，其性质如基因的突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参考细胞的基因突变：一种即每个细胞中的基因或是受到外界的干扰或是自身的分裂带来突变，这种突变在肌体中将遭遇类似免疫功能上的筛查，进行来自肌体的自然选择；另一种则是发生在遗传的过程中，父母双方的基因通过交换和重组带来突变。

后一种即遗传学的视角认为：一方面，基因突变是自然选择，无所谓好坏，只在于适应自然与否；另一方面，突变是有代价的，它的结果有可能因为不适应自然而被残酷淘汰，但与此同时，它也是生命进化的唯一希望如视人类社会为一个大生命体，它同样需要面对体内的基因突变，那么每一代青春就是它的一次基因突变。

它同样具有两种观照的视角：一种是在一种稳定的生命状态中，人类社会如其个体一样，强调肌体的筛查功能，警惕肌体内部的基因突变所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状态；另一种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角度，即它的整体性推进希望又只能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基因突变里，尽管它是有代价和风险的。

这个比拟所要讨论的问题是，青春和社会的关系特别像肌体与它基因突变的关系：在社会历史性发展大于稳定的时期，青春就像遗传学上讨论的发生在遗传过程中的基因突变，它是生命演进的唯一希望；在社会稳定时期，青春只是常态肌体生命中的基因突变，是需要被肌体已形成的强大免疫功能以筛查的对象。

如果我们将前一种角度称作为生存性的突变，后一种称为发展性的突变的话：在中国现代家国的构筑历史中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再到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中，青春偏向于发展，当时的社会需要打破其常态的、既有的稳定结构，借用青春的自然生命能量去创造和建立新的稳定结构。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今，青春在前一个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线索上，展示了其被规训、被重组，而后再次回归到一个逐渐形成的稳定社会文化结构里的社会文化心理发展轨迹《上海宝贝》这里所讨论的正是青春合自然而不合历史的悖论难题。

当这些余裕出来的能量不被社会文化需要时，它还有什么文化意义？在趋稳的文化结构中，性真正成为了青春所余裕的生命能量，它无处投射又难以解决也即对性的处理，本身即是常态青春书写的最大问题我们可以用另一个图来解释性对于青春生命的这种稳定文化结构上的挑战：              。

从自然生命力的角度来看，人生有如一条抛物线，而其中的青春时期在生育能力（或者说性的能量）已处于抛物线的顶点，随着年纪的增大，这个能量沿着抛物线递减可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中，青春时期的生育能量并不对应社会文化中资源的最大占有，后一占有程度随着个体生命呈现一条倒勾。

如图所示，横坐标代表自然生命点（单位为岁），纵坐标则表示能量在整体中所占有的百分比抛物线的图显示，人在自然生命20岁左右到达生命能量的顶峰，而它所对应的社会资源占有程度相对较低（以上图示只是为了解释“青春”余裕生命能量）。

整个青春时期其自然能量都超过现实的社会资源占有，其中又以20岁左右最为严重，它造成了能量上的闲置，而恰好自然生命能量又无法闲置，必须安顿回到文学作品，青春文学的核心在于如何排遣这部分闲置的能量，这对9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宝贝》提出了挑战。

《上海宝贝》之前，几乎所有涉及到青春期性苦闷的作品，都可以瞬间将这种生理性的苦闷转嫁于精神上，且精神上有所投靠，有所解决和升华，如20年代郁达夫的作品和80年代张贤亮的作品可历史到了20世纪末，青春没有了依托，它重新成为基因突变中被严密筛查的对象，所以在性的问题上，小说必须对此时“无用”又“旺盛”的性做出处理。

《上海宝贝》在这个问题上，呈现了一代青年无名的焦虑就如小说开头所写的：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的上空，几乎成了一种我的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没有什么明确的诸如家国等大概念可以给此时的青春以攀附或者拒绝，它惟一可以抓住的只是对平庸的抗拒那么又为什么如此渴望绚丽人生的倪可却喜欢上了天天这样一个看上去跟她完全相反的男孩子？这两个年轻人在他们不同的性格和境遇下，有点同路人的性质。

他们都在向世界要一种精神性的答案区别在于对倪可来说，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天天则是被迫的天天身上的孱弱内向，对于外部生活的排斥和拒绝，某种意义上使他具有了某种精神荒原的质地，这极大地吸引了容易融于外部生活的倪可；疲惫于现实外部生活的天天，并没有自己创造出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将精神世界的建设寄希望于写作的倪可。

按着这个线索，似乎小说里的年轻人，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安抚他们灵魂的精神世界，不仅如此，现实世界也给他们提供不出什么精神性的答案以王安忆老师《启蒙时代》作历史的对比，《启蒙时代》中所描述的那些文革中的年轻人，他们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仍然是有所依靠的：无论他们曾经因为是革命的力量而被需要，还是革命之后被“放逐”（小兔子语），他们确实拥有过自己的时代，并且这个时代隐约有一个彼岸可以渡他们（第四章 16.高医生）。

从此岸到彼岸，青春建立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无论那个精神的世界是否完整，那些年轻的生命，多多少少得到了某种庇护，那些青春带来的余裕能量在里面有所消耗，并且得于这种精神的力量，青春最终安稳地度过，甚至形成有关青春的认识。

“舒拉这孩子，真是的！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南昌抹了一把脸，羞怯地笑了”他们是骄傲的可是《上海宝贝》的时代里，年轻人就没有这种精神性的庇护没有本来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不接受。

结果天天死了，倪可对天发问“我是谁”不知道来处，看不到未来，当青春的合历史性取消之后，它的合自然也似乎不存在了“我是谁”可以看作是常态青春书写对于自己的意义追问 所谓常态的、沉溺于自身情绪的青春书写其最终必然走向“我是谁”的精神发问。

而这种必然的走向，出自于青春自我认知的本能《启蒙时代》里，那一代的青春是站在基因突变的正当性上期待自我突变给社会肌体创造出的未来，并由此向自我认知“南昌在心里重复了敏敏的问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股悲怆似有缘由，又似是无所指，是面向整个的世界。

”“陈卓然也很想相信什么，他相信什么呢？”时代演进到《上海宝贝》时，青春失去了社会认知这条路倪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轻松地解决了困扰南昌、小老大、陈卓然一代人的“父子”和家庭血缘问题，她离家、辞职后，进入一家咖啡馆打工，为的就是用自己的眼睛直接地看此时的社会。

她摒弃符号，欲与鲜活的人直接交流可结果是，仅凭靠青春的勇气和信息，倪可们终于没有切入这个社会，他们更加边缘，边缘到放弃对这个社会的兴趣青春看似无路了，其实青春本来就没有什么路，它就是社会的一次次基因突变。

尽管此时基因突变不被期待了，可是无论如何，只要是生命在进行，基因必然在突变这个意义上，作为常态青春书写的《上海宝贝》，也获有了先锋的意义二与《上海宝贝》相对应的是韩寒的《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尽管两部小说相隔10年，但它们面对的仍是同一个文化语境；对这一个共同的“天上人间”，它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想象性表达。

韩寒是一个无意于讲故事的写作者，但他洞见历史和此时，在生硬的情节结构中，《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冲破了时代文化的茧，生成了一种本文所论述的非常态的青春文学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没有主流文化价值支撑的、非常态的青春表达作为参考。

《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出现从这个方面来看，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历史意义它表明一代青春终于在历史的线索上，从社会的文化象征与自我的青春躁动，走出了一条新的、以青春书写社会的文学道路它没有一个已然的社会话语作为支撑，它也无意于青春内部的诸多小情绪，它有兴趣的是通过这个时代的青春去认识这个时代。

与《上海宝贝》相反，它不是要通过外部的社会认知而实现青春的自我认知，而是要通过青春对社会的认知，认知社会《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是一部观念的小说它用各种观念勾起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以此编制小说的情节。

这样的艺术手法帮助作者瓦解时代业已形成的巨大文化茧，重新叙述历史首先为什么是“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1988是一辆报废车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是从丁丁哥哥开始的故事在“我”的童年成长里面，丁丁哥哥是榜样和偶像。

榜样是被塑造的，被肯定和希望的偶像与个人有关，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我”的童年中，二者重合在丁丁哥哥身上可是，有一天丁丁哥哥要出远门了“丁丁哥哥在春天收拾好所有的行囊，握着一张火车票向我告别”“丁丁哥哥说，我要去北方。

”“丁丁哥哥说，我去和他们谈谈”“丁丁哥哥唇边露出微笑，急切地说，这个世界”“如果丁丁哥哥还活着，现在应该是38岁？39岁？40岁？”由此推测，丁丁哥哥是70年代初生人，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出走1988这辆报废车的命名也这个时间点有关。

2010年的故事实际上从这里开始丁丁哥哥是青春的英雄吗？在“我”生活的大院子里，还有临时工哥哥，他是榜样的负面角色临时工哥哥在80年代后期因为偷窃被抓了起来，可“我”知道那件事原本是丁丁哥哥干的因为丁丁哥哥是我的偶像，况且临时工哥哥本来也不是榜样，所以“我”选择让临时工哥哥承担处罚。

大院里还有被叫做10号的同龄小男孩，他曾经是同代人里面的斗士，可夸张和谎言已经成为他生活中如吃饭、睡觉一样基本的生存需求这算是“我”的来处，“我”从这里长大故事的第二个阶段，是长大以后的事情“我”先是充满理想地成为一名新闻从业者，试图用无冕之王的力量摧毁世间那些隐秘的黑暗地带，接着才知道这不是堂吉诃德的时代。

然后是爱情美丽的姑娘，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荧幕里的明星，接踵而至的是她身处的那个圈子带来的诸种谎言在这一个时期，“我”经历了理想和爱情的双重洗礼，最终“我”开着这辆被废弃之后改装的车，进入故事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实际上是青春的尾巴时期“我”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妓女后来发现妓女的理想，或者说使眼前这个女性毫无恐惧并且满溢乐观的力量的，是她腹中的婴儿这个角色将社会最后的一层温柔面纱撕破，她迫使“我”不得不去承认我一直在逃避的东西：前女友实则是风月界的头牌，社会以谎言为基石，甚至“我”本身就是谎言的一部分。

她特别像但丁《神曲》中的贝亚特里斯她也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无知无畏的小孩所有真正残酷性的东西，在这里，反而以一种朴素的、真实的面目呈现出来“我”，1988，妓女，妓女腹中无父的婴儿，四个生命一路向西，接应“我”朋友的骨灰盒。

这个朋友，也许就是临时工哥哥，也许是丁丁哥哥，也许是其他，但他一定与青春有关，也与这辆叫1988的车有关结局，“我”辗转收到了妓女送来的婴孩，然后带着这个小孩上路在韩寒笔下，似乎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时代的希望。

可是，手中接过来的婴儿是如蚌壳里的珍珠一样光洁亮丽吗？它的母亲是个妓女，父亲是个隐藏起来的嫖客，抚养它的我也有污点（我参与过丁丁哥哥的偷窃，我和丁丁哥哥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逃犯）然后，作者的光亮就在这里，他看到了这个时代可能的希望，并且意识到，希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它只能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泥沼里生长出来，更重要的是，它的生长，你我都有重要责任。

对此可以做一个来自时代书写的横截面对比贾平凹先生在《秦腔》也写到一个婴儿，并且也在这个婴儿身上做了某些文化情感上的隐喻它是清风街上金童玉女夏风和白雪的后代，它本是这条老街上此时代最灿烂的希望，可它却没有肛门。

对此，这个时代不得不给它插上一条管子，再用现代医学给它开刀和治疗，以改变上天原本对它的命运设定这个婴儿的未来是什么？作者看来，某些东西是在以非常丑陋、可怕的现实走向死亡可是《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作者逃避，他就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时代里的所有恶都是他生命的来源，时代里的一点点善因也只能靠他去争取，他本身就是时代的一部分。

为什么是一个妓女？她似乎天然就是要来为“此时”生下一个婴儿或者我们可以从此理解为，这个婴儿父系的血缘缘此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他就代表“此时”时代凡圣同居，鱼龙混杂所以某种意义上，从她站在旅馆的窗户上为“我”挡光开始，圣母的形象似乎来临。

这部小说始终纠合着两条线索：现实的和精神的现实的故事展示世界的无序、生活的无奈，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对于生活的渴望精神的故事属于韩寒真正的艺术创造，它由1988、妓女、婴儿所组成，他们带着叙述者“我”，西行逆向，对这个糟糕的此时有所作为。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1988，一辆报废车对它可以有多种理解，但诚如丁丁哥哥不是英雄，历史的1988也失去了它的时代而此时“我”接续他们的车，接着他们的路，继续自己走下去这种接续，又因为它是报废车，而变得更加艰难。

上一代青春到底留给后一代青春些什么，很难说清楚，只是丁丁哥哥当初是用一种理想，去跟他们谈谈，而“我”的行动不再是青春层面的理想和冲动，而是因为现实中这个婴儿，婴儿不得不让“我”去真正地关心未来世界所以，这里不仅出自于青春的冲动和理想的鼓舞，还有我作为一个“父亲”，带着现实的历史遗留，带着精神上所找到的希望，为了新一代人的明天，将“和这个世界谈谈”。

因此才有1988这辆被改装过了的报废车，它身上有着上一代人的记忆，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精神的传递然后因为是一辆被他们改装过了的报废车，“我”对它的理解和驾驭，就具有了创造的性质所以1988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它是一个历史的终点，也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我”就站在这个点上，撬开历史，创造未来一个世纪的青春书写到了这里，再也不是冲动的儿子们进行鲜血的反抗，而是父亲这样一个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寻找时代的新机，就此中国现代文学终于铁树开花以上对于小说故事情节的梳理还不完整，这与小说的叙述结构有关。

这部小说，取代细节，它用的是观念构筑情节与此对应，小说不在线性结构有所结论，而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同心圆，寻找一个离心的力量这个离心的力量让“我”能够走出社会已然的历史和现实，能够从一代人的洪流中站出来，跟这个世界谈谈。

背负多种隐喻的报废车1988、妓女、婴儿某种意义上都参与了这种“出走”的离心力“我”名为陆子野庄子讲“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路需要青春一代又一代地走出来，无论过程中的寻找与否定，最终隐隐约约它还是存在一束光，指引行路者向前。

在这些之后才有了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部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它的出现，文学的传承才真正地有所自证从“五四”新文学中儿子们的“出走”到《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出走”，青春作为中国文学的先锋力量，在一百年的民族风云下，从观念成为内在的精神行动。

百年前，“出走”是种观念的隐喻，从走出家庭，到走进40年代的延安百年后，没有了高调的观念，甚至没有了光芒耀眼的希望，“出走”不再是旗帜高扬的集体行动，它落实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取代抽象的个人理想，用父亲的责任作为最强大的内在精神驱动，并且此时的“出走”并非是离开哪里——走到哪里的问题，而作为一个父亲站出来，为这个世界的此时和将来有所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