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记(方丈记和徒然草的区别)奔走相告

学习古代日本文言语法，必然会接触到不同体裁的文本，如物语、和歌、日记、随笔、纪行文（游记）等。

 

学习古代日本文言语法，必然会接触到不同体裁的文本，如物语、和歌、日记、随笔、纪行文（游记）等而对于物语，学者们则又有进一步的分类，如创作物语、歌物语、历史物语、军记物语等，这些体裁类别在日语中被称为“ジャンル

”，但分类上其实并不十分严格，主要看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如有的形式上虽都称为物语，但内容上却各不相同像《源氏物语》这样的创作物语属于虚构，而历史物语如《荣花物语》（也作《荣华物语》）则又是以史实为基础此外，不同的体裁，其文体也不相同。

这里所指的文体不是文学文体，而是指诸如和文体、汉文体、汉文训读体、和汉混淆文等这样的以文字表记特征为主要划分标准的文体（文章样式）分类了解体裁、文体等知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更为深刻、准确地把握住各个具体文本的面貌特征，并对其源流、变迁等相关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以“日记”为例，这一体裁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土佐日记》虽名为日记，但从内容上看，却属于纪行文（游记）其与《奥州小路》（俳文）所载内容一样，然而却（被认为）与《蜻蛉日记》同伍而《蜻蛉日记》看上去反而更像是后来的私小说。

《伊势物语》也叫《在五中将日记》，可《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却没有被冠以日记之别名，原因在于后者是虚构物语但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历史物语（如《荣花物语》）、军记物语（如《平家物语》），却又不被称作《××日记》。

日本语言学家小西甚一认为，界定平安时代的日记，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以个人为中心；2）随时间铺叙；3）采用实录形式照此标准，唯《蜻蛉日记》当属最为典型的日记《枕草子》，也叫《枕册子》，室町出现的《御伽草子》及后来出现的《浮世草子》 《草双纸》的名称皆来自“

さうし”这个词，区别只是音同而字不同“册子”为其鼻祖，原意是装订成册的意思但这只是从作品的形式上着眼，随着时代的不同，其内涵也有所变化，所选表记用字的不同（“草子”、“草紙”、“双紙”）恰好反映了作品各自内容上的差异。

室町时代出现的《御伽草子》就与《枕册子》性质上完全不同近世则有“假名草子”出现，带有启蒙的性质之后盛行的从“浮世草子”、“草双纸”（含赤本、黑本、青本、合卷、黄表纸）到“洒落本”“人情本”“滑稽本”“读本”等一系列作品均属于“册子”作品，它们与《枕册子》《无名草子》《花月草纸》很不一样。

后者非虚构，对此类作品，现代人习惯上称之为“随笔”“评论”所谓“纪行”，也是镰仓时代才出现的名称，故此《土佐日记》才被归入了“日记”体裁同样，物语的各分类中，唯有“创作物语”才是平安时代就有的名称，其他诸如歌物语、历史物语、军记物语都是后人的称谓。

歌物语（即和歌物语）看似非虚构，但即便含有虚构成分，文本内容也以真实的口吻铺叙展开，宛若发生过的真事一样此外，要注意的是一般性的通称不等于体裁，如“五山文学”，包含了汉文、汉诗两种体裁所谓的“鏡もの”包括了《大镜》《水镜》《今镜》《增镜》，但这只是从形式上做的归类（同前述“

册子”“草子”），不算严格上的体裁分类《荣花物语》《大镜》与之内容、性质相同，却被排除在外，也不恰当再者，文体与体裁也非一一对应（体裁分类详见文后附表）同为物语，历史物语如《荣花物语》《大镜》等系用和文体撰写，而军记物语如《平家物语》《太平记》则采用和汉混淆文的形式。

《今昔物语集》其实属于说话文学，不妨视为“说话物语”，但在文体上，其与采用和文体的《竹取物语》《源氏物语》截然不同，大异其趣再如，《枕草子》《方丈记》和《徒然草》被誉为古代三大随笔，但却分别属于和文体、汉字片假名混合文（也有观点认为是“和汉混淆文”）和拟古文。

  文体一词，在日语语境中有多重意义在日本传统的国语学当中，“文体”这个词主要指与文字的运用即表记手段相关的书写形式，它不同于文学作品中文体的概念在日语特别是书面语（文章）的形成过程中，汉文汉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文体不同，从词汇到语法乃至修辞手法都不尽相同，表记手段也不会相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表记堪称是一种文体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故此文体才多以文字使用的特征为标准或许，反过来说更为准确，文体就是基于这种表现在文字（表记）、词汇乃至语法上的特征归纳起来的综合体。

在日语史研究中，文体的演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察领域，究其原因，恐怕是日本书面语（文）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汉文的吸收和改造；反过来说，汉文及训读要素对现代日语文体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日本文体繁多，除了和文体外，还有（日本）汉文体、变体汉文（也称“和化汉文”）、和汉混淆文、汉字片假名混合文等。

学习文言，固然需要学习代表日本古典文学高峰的《万叶集》《源氏物语》《枕草子》《蜻蛉日记》等所谓的王朝文学鼎盛期的和文体，但也须关注其他文体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学习古文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深入了解和认识日本古典文学，也需要着眼于为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日本的历史、思想和文化打下基础。

基于此，我们文言教学还应关注此前关注甚少的日本汉文、变体汉文（记录体）、候文等系列文体汉文体包括汉诗、汉文日本在9世纪发明假名之前，主要就是汉文体如7世纪前，有《三教义疏》以及“金石文”8世纪有《律令》《日本书纪》、《常陆国风土记》《怀风藻》。

平安时代初期，出现了“国风暗黑时代”，汉文学大行其道，包括有《经国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在内的三大汉诗集及藤原明衡编《本朝文粹》等，空海著《三教指归》《文镜秘府论》、菅原道真著《菅家文草》等史书则有《续日本纪》《日本后记》等所谓“六国史”。

本书所选的赖山阳著《日本外史》也是近世一度流行甚广的汉文体史书变体汉文也称“和化汉文”，指揉入比较多的和文体要素的一种文体构成《古事记》主体的就是变体汉文，与汉文体《日本书纪》不同变体汉文在中古主要作为实用文体，特别多用在公私文书、公家日记等中，如《贞信公纪》《御堂关白记》，还用来记录贵族礼仪、公家的各种活动，如《吾妻镜》等，因此也被称为记录体。

除此之外的变体汉文体文献，还有《日本灵异记》、高山寺本《将门记》《古往来》等变体汉文介于典型汉文体与和文体之间，但融入了更多的和文要素记录体最后发展成了中古以后的候文候文源自书简，后成为一种用来撰写公文的实用文标准形式，一直延续到近世。

候文彻底消失则是二次大战以后，候文是此前男性书简文的标准形式到了中世，和文体和汉文体发生融合，产生了和汉混淆文有人将《今昔物语集》视为最早的和汉混淆文，也有人认为是《徒然草》和《方丈记》如《徒然草》（132段）中的“。

元良親王、元日の奏賀の声、甚だ殊勝にして、大極殿より鳥羽の作道まで聞えけるよし、李部王の記に侍るとかや”这段话，“甚だ”系训读词[1]，此处“殊勝”的用法也特别有汉文的特点，但“侍り”则原来只有和文体中才使用，可见和汉融合（混合）于一体了。

一般认为，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军记物语才是最早（典型）的和汉混淆文换言之，《今昔物语集》初露端倪，《徒然草》和《方丈记》是进一步融合，最终完成则是《平家物语》和汉混淆文为汉字假名混合表记，汉字使用量比和文体明显要多。

词汇方面，以汉语词为主，和语词为辅，语法上带有强烈的汉文训读文色彩，后来和文体要素逐渐增强因为其产生是受到汉文体特征明显的说话（唱导）文的影响，作者在一边说的同时，一边融入包括和语词在内的口语要素，文体逐渐变得接近口语，更趋柔和。

直至近世，和汉混淆文由于兼有汉文的紧迫感与和文的优雅魅力，被用于读本及启蒙读物里，如《雨月物语》《南总里见八犬传》等有学者指出，和汉混淆即混合是日本古代文体的共同特征，和汉混淆文的涵盖范围有较大伸缩性，与汉字片假名混合文等有重叠之处。

因此，其具体内涵以及所指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从表面上看，汉字片假名混合文是以所用表记特征为命名依据，但其主要来源于汉文训读中古中世的说话文学，如《今昔物语集》等就属于该文体，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和汉混淆文的范畴。

但近代明治以来曾大行其道的汉文训读体（也称普通文），形式上虽是汉字片假名混合形式，但一般不算作和汉混淆文，恐怕也不属于狭义的汉字片假名混合文追本溯源，汉字片假名混合文最初源自汉文训读，即将训读的结果写下来，以“

書き下し”的形式成文，此为汉字片假名混合文的雏形，最早见于《东大寺讽诵文稿》其后的佛教说话，如《三宝绘词》《今昔物语集》《打闻集》也是此形式，连《方丈记》的文体也被认为是汉字片假名混合文甚至像《小右记》《台记》等记录体中，也包含了一部分汉字片假名混合文形式。

以上为狭义上的汉字片假名混合文，主要发生于平安初期和院政时期其后，汉字片假名混合文仍长期广泛使用，特别是明治以后的敕诏、法令等国家正式公文以及学术著作采用汉文训读体，即为汉字片假名混合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数学及理科教科书以及英和辞典等以横写为特征的文本均采用此文体，用途十分广泛。

此为广义上的汉字片假名混合文但因其从表记特征角度命名，所涵盖范围较大，故容易给人模糊笼统、所指不确定的印象这其实也在提示我们，从所用表记（文字）特征出发命名文体的做法，恐怕难以概括其主要特征，文本的语言特征及渊源演变关系才是比较可靠的依据。

[2]简言之，古代日本人在学习借鉴汉文的过程中，历经汉文、变体汉文（和化汉文）阶段，后析出以口语体为特征的和文体，并在此基础上与汉文训读体、记录体等融合形成和汉混淆文,初步达成了和汉融合近世以来，在浮世草子、净琉璃、俳文等体裁中形成了以和语为主的所谓雅俗折中体，即会话部分用口语体，而叙事部分仍用文言体。

至近代明治时期，在西方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下，日本也出现了力求口语与书面语保持一致的言文一致运动，历经波折，最后终于形成了今天普遍使用的汉字平假名混合文在阅读每一部古典作品前，先了解一下其体裁及文体，进一步理解该文体的由来及历史变迁，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深入地把握与领会作品的原貌及其他本质特征。

就具体文本而言，有时情况十分复杂如《古事记》包含了3种文体太安万侣所撰序文是汉文，而主体是采用变体汉文此外，记录和歌需要一个音对应一个假名，故用“万叶假名文”《风土记》也是汉文，但也有人视为变体汉文《平家物语》之所以被称为和汉混淆文，是因为其总体上融合了两个以上文体的特征。

但有时即便同一个文本，如《徒然草》一般被称为拟古文，但其不同部分所呈现出来的文体特征也不同更何况像《今昔物语集》中所示，源自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三地的“说话”题材，其文体特征也各不相同。

《今昔物语集》以第20卷为分水岭，前卷训读词较多，后卷则是和文词较多这是因为前卷所收的是以汉译佛典为来源的佛教说话，后一半收的是以假名文学为出典的日本本国的世俗说话即便到了近代明治时期，文体知识的重要性仍然十分突出。

在幕末乃至明治初期，汉文体是最正式的文体，《解体新书》是兰学译著，在当时这样的医学著作必须用汉文体翻译才算正式，汉文的地位堪比西方的拉丁文日本第一部近代国语（语文）辞典《言海》的序文由时任文部省编辑局长的西村茂树用汉文体撰写（A），西村作序是代表国家政府的行为，所以非汉文不能也，以示正式。

宫内大臣、子爵土方久远作为贵族写给天皇的书简用的是候文（B），以示郑重辞典正文用的却是当时学术著作普遍使用的汉字片假名混合文（C），以示权威三种不同的文体分别代表了正式、郑重和权威的特点特别是汉字片假名混合文即汉文训读体，在近代使用极为普遍，堪称学术书的惯例。

明治时期的《西国立志编》的序也是汉文体，正文用训读体撰写著名的《米欧回览实记》以及法律条文也都是用汉文训读体写的（A）文明者何自単之複自粗之精之謂也自日用衣食以至政事法律之大莫不皆然然則若辞書亦不外於此理者。

蓋民生之初有言語而無文字民智漸進始有文字文字有二一曰有義一曰無義主言辞之国用無義之字主文字之国用有義之字人文日辟言辞日繁於是言辞之国作辞書文字之国作字書以利民生……（B）日本辞書　言海　四部右今般編輯ノ趣ヲ以テ

天皇陛下皇太后陛下皇后陛下皇太子殿下ヘ献上被致候ニ付夫々御前へ差上候右ハ斯道ニ裨益不少善良ノ辞書ニシテ精励編輯ノ段     御満足ニ被思召候此段申入候也     明治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宮内大臣子爵土方久元

（C）あ　五十音図　阿行第一ノ仮名此ノ一行ノ仮名、あ、い、う、え、おノ五音ハ、喉ヨリ単一ニ出デ、又発声の韻トモナリテ、熟音ヲ成サシム故ニ単音、又母韻ノ称アリあハ、下ニう或はふ（うニ転ジテ呼ブモノ）ヲ受クルトキハ、おノ如ク呼ブコトアリ。

あうむ鸚鵡、あふぎ（扇）ノ如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口语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和应用，真正实现了近代开启的言文一致运动的目标，但在法律等个别权威性领域仍沿用汉文训读体，日本刑法10多年前才终于改成了口语体。

直至2005年4月前的民法还采用“権力ノ行使及ヒ義務ノ履行ハ信義ニ従ヒ誠実ニ之ヲ為スコトヲ要ス”这样的文体，现在改成了“権力の行使及び義務の履行は、信義に従い誠実に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法律条文长期沿用汉文训读体，可谓充分折射出该文体所具有的重要符号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旧文化等多元素杂糅并存的国家，语言上也不例外表现在古今日语文体上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文化特征文体知识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与研究[1]关于“训读词”及稍后出现的“和文词”的概念，详见本书“汉文训读及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一文。

[2]日本现行文体名称有的比较含混模糊，如“和文脉（调）、训读脉（调）”中的“脉（调）”就比较暧昧，折射出判断文体类别时有时会有一定难度再如“和汉混淆文”，有时也被叫作“和汉混淆体”，恐怕所指无甚差别，只是称谓没有统一。

但“汉文训读文”和“汉文训读体”也有人混用，其实本来应有所区别区别在于，前者是训读后的“書き下し”（先有汉文），后者是一种写作文体。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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