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于国家生死是谁写的名言(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的意思是什么)墙裂推荐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了西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中的“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了西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中的“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此句一般解释为，如果有利于百姓，就不必取法古代；如果能办成事情，就不必遵循习俗。

这是古文常用的互文修辞手法，更合适的解释是只要有利于人民和事业，就不必取法古代、遵循习俗“法古”与“变古”、“循俗”与“革俗”，始终是古代士人聚焦争论的话题中国素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先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给子子孙孙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尧舜之治”“孔孟之道”等政治文化传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古法”和“习俗”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独特的适用环境，一旦客观条件发生了改变，就要进行相应地变革，否则有可能成为子孙进步的桎梏战国时期的秦国，之所以能消灭六国、统一中华，主要是敢于“变古”，对遵循已久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如周天子及诸侯国的贵族，实行的父死子继、世代相袭享受爵位和俸禄的世卿世禄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要对象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支持李悝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真正有功于国的人员公元前390年左右，楚悼王支持吴起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子嗣实行“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说苑·指武》）的政策，而对有功劳的人员则授予爵禄。

此举触犯了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在他们的激烈反对下，李悝、吴起的变法最终失败了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不仅废除世卿世禄制，而且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为消灭六国，统一中华做好了制度准备。

在变法的过程中，商鞅不可避免地要与旧贵族进行辩论旧贵族说“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史记·商君列传》），主张治国理政要师法古制，不要改变现状商鞅反问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又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指出治国理政并无一成不变的“古法”“旧礼”，只要有利于国家，皆能为我所用秦国通过“变古”建立了伟大的功业，但秦始皇未能处理好“循俗”和“革俗”的矛盾，导致秦朝仅仅维持十五年即土崩瓦解。

秦朝因为先进的制度而取得了军事上的极大成功，统一中国后，急切地在六国故地推行郡县制，但六国遗民狃习于实行已久的分封制，一时难以遽改秦朝强行在东方推进郡县制，最终因水土不服而遭遇失败秦朝博士齐人淳于越曾进谏秦始皇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

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师古”（即“法古”）分封子弟的主张最终引发了“焚书”之祸秦朝灭亡后，一方面“法古”成为汉代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另一方面“循俗”成了汉代政治家的理政手段。

陈苏镇在《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一文中指出刘邦鉴于秦亡的教训，尊重东方习惯的分封制，实行郡国并行制，秦的郡县制和周的王国制并存郡县奉行汉代法律制度，而王国则独立司法、从俗而治曹参为齐国国相，因地制宜，推行黄老之术，结果是“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史记·曹相国世家》）。

刘邦徙韩信为楚王时说“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汉书·高帝纪》），以韩信楚人而治楚地，属于依习俗而治如此，在东方六国的故地，实行分封制的“古法”、遵循地方色彩的“习俗”，是汉初朝廷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

然而分封制的“古法”弊端，在战国时期已经充分暴露，郡县制的“新法”，逐渐成为朝廷的改革方向汉初的分封制严重威胁了中央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惕汉文帝时，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通过大量地建立诸侯国来削弱各国的实力。

汉景帝时晁错主张削藩，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最终被腰斩东市，当时人引谚语指责晁错“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史记·晁错列传》）汉武帝是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土地给子弟，促成诸侯国封地不断“裂变”，结果是诸侯国仅有王国之名，几乎等同于郡县。

至此，汉朝完成了对持续近千年的分封制的彻底改革据此可知，纵然是先进的、有益的政策实施，也需要分步骤、有策略地推进，追求狂风骤雨式的急速变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古法”是圣人之遗，儒家学者往往“是古非今”，“圣人之法”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因此“变古”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成果的巩固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西汉末年的王莽崇信儒家经典《周礼》，盲目地托古改制，比如实施文献记载的理想化的“井田制”，想借此彻底解决西汉的土地兼并问题；又恢复了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世卿世禄制。

王莽还模仿《周礼》改革官僚制度和行政区划，破坏了历史形成、通行已久的“习俗”，导致中央政府职责不清、运作混乱，地方政府名称淆乱、疆界不明随着改革的失败，王莽建立的新朝也被推翻王莽面对西汉末年的社会矛盾，没有寻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却迷信儒家经典，盲目“奉天法古”，导致了身死国灭的悲剧。

成功的改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的结合：李悝、吴起的变法，因魏文侯、楚悼王的去世而失败，这是缺少“人和”因素；贾谊、晃错把握了改革的方向，但缺少好的时机，这是缺少“天时”因素；秦国推行郡县制效果良好，但在六国却遭到强烈抵触，这是缺少“地利”因素。

战国秦汉的政治成败经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充分地认识“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 。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来源：作者：徐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