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谁提出的)越早知道越好

古代社会是一个“百宝箱”，储藏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或显或隐，或纯或杂，或精或粗，或厚或薄。

 

　　古代社会是一个“百宝箱”，储藏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或显或隐，或纯或杂，或精或粗，或厚或薄在清末，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之思想由“隐”而“显”，对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产生了先导性的影响。

其中，以王船山为最，被尊为辛亥革命鼻祖因此，章太炎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刘异说：“复以革命朋辈中多推崇衡阳先贤王船山为鼻祖，属其阐扬，遂于学会中倡设《船山学报》。

”　　王船山自许“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自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和“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的对联，以雨伞、木屐晴行，头不顶清朝之天，脚不踏清朝之地，不易服、不剃发，贞隐山林，埋头著书立说。

此历史记忆形象臻于极致，甚易召唤清末维新志士、辛亥志士及社会各界的同理心、同情心，将其视为反清的“新”夷夏大义之“先导”因此，维新时期的谭嗣同曾预见性地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在民间，船山学说可能在“隐”的反清人士之中秘密流传，譬如说1993年在福建诏安发现洪门手抄本《香花僧秘典》，正文依据乾隆三十五（1770年）抄本而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转抄，其“杂文”上有王船山语录、“同盟会”字样。

自邓显鹤、曾国藩先后刊刻《船山遗书》和郭嵩焘创建船山祠、公祭王船山以及入祀文庙，船山学说由“隐”而“显”，引发了朝野各界的广泛兴趣其中，王船山的《黄书》《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着重阐发了“新”夷夏大义，极有影响力，而一些维新志士、辛亥志士于《黄书》《噩梦》深受同感，自发形成了默契，对其微言大义加以特别解释。

譬如，章太炎9岁跟随外祖父朱有虔听闻船山学说，在他涵泳有年之后，结合从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认为《黄书》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宝典，他在《得友人赠船山遗书二通》的诗中说：“一卷《黄书》如禹鼎，论功真过霍嫖姚”　　1897年，时务学堂创办，唐才常、谭嗣同任教习，每天宣讲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思想，并劝勉熟读王船山《黄书》《噩梦》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日知录》等书。

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王船山《黄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是指定必读书目1897年，宋恕在写给《经世报》胡童的信中认为，王船山《黄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可同时出版。

1902年，汪贻书任广西学政，提倡读王船山《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书报　　一时，各地单独印行《黄书》赠送，风行天下此举可谓对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启蒙，“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梁启超语）。

不仅名山藏有《船山遗书》、大儒讲船山学说，连穷乡僻壤也有《黄书》可读，更有村塾师讲船山学说，如湘乡张默君15岁在自家读到《船山遗书》，三原于右任16岁在关中大儒刘古愚、朱佛光处熏习船山学说，桃源宋教仁17岁在漳江书院山长瞿方梅处接受船山学说，安化李燮和“弱冠读船山遗书，慨然兴亡国之痛”，湘阴仇鳌16岁从仇氏祠堂私塾教师张德生处听闻船山学说，而新化谭人凤自幼喜读《船山遗书》，16岁入洪门，以当村塾师为生。

当时，江苏高旭一边读《黄书》，一边为妻子周红梅讲解其中要义，使得周红梅以“女船山”自许，其云：“腥膻遍地泪斑斑，一卷《黄书》不可删汉种痴迷谁唤醒？中华尚有女船山”　　1903年，黄藻依据《黄书》的微言大义，编辑《黄帝魂》，推尊黄帝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

此后，《黄帝魂》反复再版，海内外兴起一股推尊黄帝的思潮，辛亥志士们纷纷著书立说，以黄帝为国魂、始祖，采用“黄帝纪元”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马上改用黄帝纪元，并于10月15日举行祭祀黄帝典礼。

可见，这股推尊黄帝的思潮影响之大　　稽考文献史料，辛亥志士阅读《黄书》或《船山遗书》，服膺王船山的“新”夷夏大义，推崇王船山之历史记忆形象，以此理由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人、坚定了革命理想的人，不计其数，孙中山、黄兴、蔡锷、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于右任、李燮和、禹之谟、蒋翊武、张默君、杨毓麟、邹容、马叙伦、章士钊、柳亚子、陈去病、冯自由、蔡元培、龙璋、刘人熙、谢无量、熊十力等，不一而足。

日知会的刘敬庵、张难先、熊十力等志士为了激励湖北新军，每周日都举行集会宣讲，内容多根据孟子与王船山、黄宗羲诸家之说，阐发民族民权思想特别指出的是武昌首义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均信从船山学说，而长沙辛亥起义日正是九月初一王船山诞辰之日。

相传洪门诞生于明末清初，长期沉潜幽暗，在近现代因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由“隐”而“显”，而王船山被洪门尊为五大始祖之一出身洪门的辛亥志士马福益、谭人凤、司徒美堂都读过《船山遗书》，信从船山学说　　参加辛亥革命的志士大多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仅凭找到了革命的理由是不自足的，在革命成功之前是时常充满斗争的、挫折的，需要有一些“先导”来激励自己，安止内心，并为革命行为提供道德依据，可以谓之心灵救赎。

回顾历史，一些辛亥志士通过阅读王船山著作，观想其历史记忆形象，进行现代性思维活动，找到了希望，克服了挫折感、罪恶感，建立了自信心、归属感，确定了人生的前进方向，虽屡败屡战，然意志愈加坚贞，日益敢于行动　　王船山思想包罗万象，湛浩博大，而辛亥志士一是取其“新”夷夏大义以消化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二是取其哲学、政治、民权、法治等思想，以此进行现代性思维活动，并建构现代国家思想。

谭嗣同尝言：“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熊十力说：“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他还认为，王船山“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之说是虚君共和之宪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胎息于船山学说他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说，同盟会以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先导”。

孙中山经常题写的“天下为公”，应当本之于《黄书》说的“公天下”当然，辛亥志士对船山学说的阐发也有历史局限和不足之处　　王船山思想对辛亥革命起到了先导性积极作用杜时化挽黄兴有云：“提倡二百年前船山学说，呼号奔走，卒建殊勋，到今日论功当推第一。

”孙中山、唐绍仪、章炳麟等《黄克强遗奠辞》云：“庚而农首，出言为屏《黄书》《噩梦》，除惑解酲”章士钊说：“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

”熊十力说：“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大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侯外庐认为王船山是启蒙思想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　　一言以蔽之，王船山思想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和贡献可归类为三种：一是对辛亥志士和社会各界进行思想启蒙，开启了现代性思维活动；二是为辛亥志士、社会各界提供了心灵救赎；三是为建构现代国家思想提供了文化资源。

质言之，复兴中华有多种形式，辛亥革命只是复兴中华的一种形式，而辛亥志士对王船山思想的阐发亦是中华文化复兴重光、自主创新、赓续慧命的努力　　（作者：黄守愚 单位：船山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