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难师(戴震难师原文及翻译)太疯狂了

最早记得余英时这个名字，可能因为他在钱锺书去世后的那篇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现在想来，也许是镇于文中对钱锺书盖棺论定的评价吧：“默存

 

最早记得余英时这个名字，可能因为他在钱锺书去世后的那篇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此文初刊《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我当时读的是另外一家报纸的转载现在想来，也许是镇于文中对钱锺书盖棺论定的评价吧：“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

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后来，偶然读到他谈论《红楼梦》的文章，其中关于“太虚幻境”一节的说法正好与我相同：“我的确不赞成宝玉初试云雨情的对象是可卿之说，因为《红楼梦》的本文决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解释。

至于宝玉是否因情窦初开对兼具黛玉宝钗之美的侄媳妇有了思慕之念以致卒有此一梦，则我并不敢妄断”（《“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收《海外红学论集》，胡文彬、周雷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06—107页。

）于是颇有亲切之感又因为此文是与很多人谈论《红楼梦》之文在同一本书中一起读到的，很明显可以看出余先生思维的缜密与文字的畅达，而后一点在论说文中尤其难能而可贵，因此自然对他别有好感然而，说来惭愧，对余英时先生的阅读一直不够深入，因为他是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古代思想史的学者，而我对这方面一直关注不够因而缺少必要的知识积累。

据我粗浅的理解，要认识古典时代的中国，对经史子集四部总得有相当的了解如果说浩如烟海的子部尤其集部选择不易，那也要尽可能通读二十四（五）史，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十三经或者至少四书五经我对这些传世文献虽不能说全无了解，但古典知识基础薄弱确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因此，对现代人论说古典文化的著作就缺少阅读的兴致了，尽管也可以说缺少兴致是缺少了解的原因因此，除了因钱锺书与新文学关系密切而读过其大部分著作之外，尽管毫不怀疑众口称说的诸如陈寅恪或者钱穆这样的现代学术大师，对其学术著作却很少拜读。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也就是因此只能敬而远之这次阅读《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第1版），仅仅出于对余英时、戴震、章学诚这三个名字的兴趣，仅仅出于对“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的兴趣。

此前，对戴震与章学诚，除了知道一句“以理杀人”，一句“六经皆史”，一部《孟子字义疏证》，一部《文史通义》之外，他们的作品一部也没有读过但是，读罢全书，我觉得可以大胆地做出自己的评论：无论学术理路还是具体结论，《论戴震与章学诚》都实现了余英时先生自己预期的目标。

作者在写于1975年的《自序》中说：“本书的主旨虽然是在分析戴东原与章实斋两人的思想交涉，以及他们和乾嘉考证学风之间的一般关系，但是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二十年后，在1996年的《增订本自序》中又说：“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

”“‘内在理路’可以解释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其文献上的证据是相当坚强的”“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在全书最后一页（第356页），作者再次总结道：“学术思想的发展决不可能不受种种外在环境的刺激，然而只讲外缘，忽略了‘内在理路’，则学术思想史终无法讲得到家，无法讲得细致入微。

”这一“内在理路”的研究范式，已经从本书信而有征的具体论证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当然，《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一部已经发表逾四十年（1976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初版）且在海内外一再改版重印的学术著作，其学术价值早已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我这样一个外行的称赞对其几乎毫无意义。

值得费神一说的，或者还是我自己在阅读中的一点疑问，不妨具体举出来求证于方家，以冀得到指教本书第254-255页，论《孟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义”字，有云：“昔贤注疏此字者多赋予此字以伦理的意义如焦循引万氏《大学春秋随笔》云：‘《春秋》书弑君，诛乱贼也，等而赵盾崔杼之事，时史亦直载其名，安见乱贼之惧独在《春秋》而不在诸史？’”其中著有《大学春秋随笔》的“万氏”不知是何许人也，读来甚觉可疑。

查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中之焦循著《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节文字见“孟子正义卷十六·孟子卷第八·离娄章句下”《孟子》原文为：“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第574页）文后有焦循的“正义曰”：“万氏斯大《学春秋随笔》云：‘春秋书弑君，诛乱贼也然而赵盾、崔杼之事，时史亦直载其名，安见乱贼之惧，独在《春秋》而不在诸史？曰：孟子言之矣。

《春秋》之文则史也，其义则孔子取之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也’”也就是余英时此书所引的那一段文字，不知“万氏斯大《学春秋随笔》”怎么变成了“万氏《大学春秋随笔》”？按，万斯大（1633—1683）是清初著名学者，字充宗，浙江鄞县人，与其弟斯同（1638—1702，字季野）均师事黄宗羲（1610—1695）。

《学春秋随笔》是万斯大著“经学五书”之一不知道余英时先生所引《孟子正义》是哪种版本，也不知道《论戴震与章学诚》书中的错误是不是因编辑觉得“万氏斯大学春秋随笔”语义不明而擅改的，但书中本节引文的脚注也颇可疑。

脚注曰：“焦循，《孟子正义》卷八”《孟子正义》一书的卷八是“公孙丑下”引文出《孟子·离娄下》，是现存《孟子》七篇十四卷的第八卷，焦循《孟子正义》一书对《孟子》原书的每一卷又各以两卷解读，所引这一节文字在《孟子正义》中属于“孟子正义卷十六·孟子卷第八·离娄章句下”。

另外，书中所引万斯大文字中，“等而赵盾崔杼之事”，在《孟子正义》一书中作“然而赵盾崔杼之事”，似亦当作“然而”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两个版本，2000年6月第1版的是“海外学人丛书”之一，2012年4月第1版的是“余英时作品系列”之一，封面装帧有变，内文版式完全相同，文字疑误亦完全相同。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改定作者：汪成法编辑：周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