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光(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不要告诉别人

宋朝能成为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也和国家治理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分不开。其中，大臣之间一些经典的相处之道，值得后人体会和学习。

 

两宋加起来300多年，大臣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朝廷里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事情自然不少但宋朝能成为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也和国家治理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分不开其中，大臣之间一些经典的相处之道，值得后人体会和学习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故友。

史书中记载，“屡尝同僚，游处相好之日久”他们还曾在诗文当中，相互表达了仰慕之情他们都受到过大文豪欧阳修的教诲与提携，又都与梅尧臣是忘年之交二人还曾经同为文学侍从，给皇帝做私人秘书，也都相继做过宋朝宰相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保留着不少互相唱和的诗赋。

但是，二人在著名的“熙宁变法”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政见。

北宋中期，庞大官僚机构的经费开支，边疆长期战事的军费消耗，使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加上土地兼并、农民失地、富豪隐瞒土地加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北宋朝廷面临内忧外患其时的当朝皇帝宋神宗，巩固执政地位还有个难言之隐，。

其父英宗是仁宗堂侄而非亲生，神宗迫切需要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收复北方燕云十六州故土，成为他的梦想要把国家转向战时状态，王安石带有国家主义构想的变法主张，和神宗一拍即合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拜相

开始变法他的变法新政方案，来源于在地方主政期间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小范围的区域性改革，推广到全国范围会遇到很多复杂问题，特别是官僚体制的掣肘，更何况王安石是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改革全面推进。

司马光开始并不反对变法，但认为不能激进在有人弹劾王安石时，他还出面劝解和说服过他也曾给王安石写信，善意劝他慎重操作，防止奸佞小人借机敛财但王安石把司马光及其他人的意见，都看成了与变法作对终于使两个人在变法问题上的。

认识越走越远。

比如“青苗法”，王安石想借此帮农民把民间高利贷资本挤出信贷市场，让各级政府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息收入司马光则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于沟通不顺，两人在神宗主持的议政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辩。

青苗法实施一年后，宋朝就得到了300万贯的收入，市易法得到150万贯，熙宁到元丰年间，国库丰盈，军费充裕在此基础及王安石指挥下，熙宁六年(1073)，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了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管辖的疆域范围，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

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在另一个视角责问这种成就的代价：通过法律把民间资本的本来收益变为国有，不仅增加了行政成本，而且用政策性贷款取代自发的民间借贷，农民原来和民间资本至少形式上的（交易）主体平等关系不复存在

，被迫与权力打交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带来了官僚借机中饱私囊和权力腐败：自愿借贷变成了强迫借贷，经济事务行政化导致指标分解和执行过程中的层层加码，农民因官贷而失地的情况不断出现，再加上保甲制下天天“教阅”（训练）

促使一部分农民自残或逃亡……变法实行不到一年，围绕变法史称的“新旧党争”不断加剧由于有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在较量中得胜司马光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变法，不顾神宗挽留，连续上奏五次，主动离开了“庙堂之高”，从容优雅地退

“江湖之远”，到洛阳潜心编著《资治通鉴》去了王安石大权在握强力推动变法时，司马光没有因为是变法主要反对派，就受到打击和陷害，平静安心地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潜心论著，锦绣文章皇帝问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看法时

，王安石客观理性地评价其是“国之栋梁”，对司马光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评价。

由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触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也存在操作中的不少漏洞，批评声音加大，弹劾或奏章不断最初，这些“告状信”基本都被神宗以“危言耸听”“言过其实”按下但随着问题不断出现和弹劾声响不断提高，真宗从排斥反对意见到注意倾听，再到对变法方案开始

产生了怀疑正在这个关键时刻，管理城门的小官郑侠的一幅《流民图》，被辗转送到了神宗案头这幅形象逼真、迥异于抽象论争的图画，把变法的结果归结为三类令人不忍直视的形象：饿得面黄肌瘦沿街讨饭的流民，因为欠债被官府带上脚镣上山砍柴的小贩，为了规避兵役而当街自残的年轻人。

……这一以造型艺术形象出现《流民图》，使身处深宫大院的宋神宗受到极大震动，深为自责，王安石的变法也终于走到了尽头王安石见变法失去有力支持，就称病在家，直至不顾神宗挽留辞去宰相，隐居江宁1085年，神宗去世，。

哲宗继位，司马光被重新启用为宰相，开启对新法的全面摒弃的元祐时代次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得知后拖着带病之身，给当时的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信一开头就称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接着司马光建议吕公著：现在正在革除王安石新法的弊端，“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

他亮出了这封信对朝廷处理王安石后事的建议：“光意以谓，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一般而言，政敌对己多有攻击，妨碍了个人成就，并且争斗跨越十多年时间，两人成为“宿敌”也属正常但在北宋中期那个大变革时代，王安石和司马光尽管政见不同，激烈争斗；却又能积极评价对方，善良对待旧友，甚至在重病中闻听噩耗不忘请朝廷厚礼对方，令人唏嘘慨叹，给人无穷回味——。

政见不同不结私人恩怨，前提是志在国家，没有私心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了什么争斗？熙宁三年（1070）两人围绕变法的书信往来，可以清晰明了司马光在《与介甫书》中说：“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也提到：“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他们都看到了，两人所争所斗，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没有夹杂私利的小恩小怨。

私心是万恶之源，会让各种个人恩怨泛滥，激愤难已相反，当所有争斗都是一个共同大目标时，这种争斗再激烈，也都不直接殃及个人关系，因此就没有背后中伤，没有诽谤相残，没有权势倾轧有的，只是性格耿直，是过度自信，是据理力争，是捍卫理想。

总之是相对单纯和值得尊重的政见分歧，因此才可能不影响彼此评价，依然相互尊重彼此尊重和客观评价，会产生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吸取对方合理成分，不因人废言，不走极端如果有了个人恩怨，对对方人格、做派、能力等产生看法，就会因感性情绪形成一种认识屏障，排斥来自对方的所有信息。

相反，如对对方人格和能力持尊重态度，越是政敌，相反可能越会关注对方的思路和政策，以利自己稳扎稳打这样的结局，必然是利己利民司马光重新为相后，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总体持否定态度，但在具体操作中，却没有全部推翻政敌的主张。

王安石关于改革科举和学校的变法内容，司马光认为是“革历代之积弊”，基本沿袭下来；对于“方田均税法”，从现有史料中，也找不到司马光提出过异议；即使对很不以为然的“免役法”，司马光也没完全恢复过去的差役法，而是主张各州县“曲尽其宜”，从具体情况出发，对原差役条款“于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碍，合申乞改更”，实际上也吸收了免役法的一些合理内容。

在君权至上的背景下，个人努力处在服从和随机地位曾有很多人感慨，一幅画作的纳谏力量，怎么就超过了无数旧党大臣的前赴后继？直观的一幅画作胜于抽象的千言万语，有时可能是一种事实但换一个视角，还有一层原因或许是：王安石的变法，顺应了神宗刚登基时希望开疆拓土、证明自己能力的诉求。

在这个诉求尚未实现之时，再大代价、再多异见都可以压住，只要能够筹足用于战争的钱粮但当王安石完成了为其集聚钱粮、支持西征的历史使命，即神宗借助变法部分完成了自己心愿（收复的并非他最想收复的燕云十六州）并已再无西征斗志时，表面上，是一幅画作，是此后神宗的过世让司马光重现天日，其实是当时的皇权政治，需要从战时状态转为日常状态了，当消弭党争、平息民怨的需求上升时，司马光等人的主张就更符合后来的皇权需要了。

明白于此，个人与所谓“政敌”没必要搞得你死我活，是一种人生智慧三观和性格上的相似相近，也会带来政敌之间人品、作派的相互包容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心怀大志，都对私生活想得不多，因此都生活俭朴，克己奉公宋人邵伯温说，“荆公(王安石)官浸显，俸禄入门，任诸弟取去尽不问。

温公(司马光)通判太原时，月给酒馈待宾客外，辄不请”一个对薪资不管不问，一个天生不会享受生活两人还都是终身不纳妾的谦谦君子，两位的夫人都给丈夫买了小妾，都给丈夫送走了王安石可怜小妾家中不幸，送走小妾并不让其穷丈夫“退钱”；司马光因无子夫人买来小妾，司马光看都不看，夫人以为夫君在她面前有顾忌，教那女子等自己出去后打扮漂亮进入书房，司马光见后竟然说“夫人出门了，你怎么没去？”还是把她赶走了……。

两人还都有菩萨心肠，仁义温厚《邵氏闻见录》载，“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位，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一个轻车简从不愿张扬，一个不肯接受坐轿视其“以人代畜”也正因为此，虽然两人都性格倔强，做事顶真，王安石史称“拗相公”，司马光被苏轼谑称为“司马牛”，但以己察人，以人为镜，自然英雄互敬，彼此惺惺相惜不管是王安石得胜开始变法，还是司马光拜相废弃变法，两个人在各自

“得意”之时，都没有借机对政敌下手，都没影响他们对故友和政敌的客观评价据说王安石退隐之后，一次和门人爬山忽生感慨：“司马十二，君子人也”（司马十二即为司马光），同行人不知何意，不敢搭茬王安石径直前行，口中反复念叨着这一句话。

……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病故同年九月，司马光在汴梁城病逝青年时期就一起争取功名的一对好友，为政十余年尽管有恩恩怨怨，依然互敬互重，彼此包容，直到晚年还在为对方着想，竟在同一年共同告别人生——中国历史上这两位功臣才子，为后人留下了“和而不同”的悠悠古风和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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