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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逢人苦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不是逢人苦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意思)难以置信

”上世纪90年代,金庸先生告别《明报》时,曾发表短文《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提到这四句诗,信仰佛教的金庸先生,或许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苦集灭道”

不是逢人苦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不是逢人苦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意思)难以置信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上世纪90年代,金庸先生告别《明报》时,曾发表短文《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提到这四句诗,信仰佛教的金庸先生,或许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苦集灭道”四谛他驾鹤西去,我们悼念的是那位再造“侠”的大家,也是自己偷偷读武侠的青春、怀揣行侠仗义梦想的中二岁月,更在感叹那个色彩斑斓的江湖不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气魄长存。

但从这四句诗的抒怀来看,查先生泉下有知,或许正微笑地,看尽众生苦乐,回首这一世,以慈悲度人,以智慧解脱,飘然而去,无牵无挂

1有篇文章中提到武侠的流行,“对具有数千年封建传统和非法治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江湖的丛林法则符合中国人强者为尊的认知,另一方面,每一个怯懦无助、毫无安全感的人,实际上又都在幻想着侠义的救星,扶危济困。

这种文化遗传和审美定势,与中国人骨子里卑怯自我的本能幻想相结合,才使武侠小说源远流长”这只解释了武侠,却未能解释金庸的江湖与侠义在我看来,金庸能超越传统武侠的第一重境界,就是创造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担当。

历史上的游侠并没有这样的价值取向,韩非子直接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代表了法家对于“侠”的否定,但到以儒家立国的汉代,侠义仍然不为秩序所容,班固定义为“罪已不容于诛”只有在太史公那里,侠有了可爱的一面,虽然郭解有很多犯罪记录,但细节表明,他所主持的民间正义。

譬如史记中记载,郭解姐姐的儿子给人强行灌酒,结果被那人所杀郭解的姐姐仗着弟弟的声望,把儿子的尸体放在路中间示威郭解抓到那个杀人者,问明缘由后,把那人放掉,“”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我联想到郭靖,得知女儿斩断杨过一臂,也要斩她的手臂,要不是黄蓉心思细密,郭芙恐怕也要断臂了不以私情废公义,这是侠的基本准则使得“侠”成为官方规则的有效补充,在秩序失效的时候,维持民间的朴素正义还要做好事不留名,比如郭解劝解洛阳两拨人的仇恨,之前已经有当地的贤人调解失败,郭解一到双方就和解,为了不贪功,他嘱咐双方等当地贤人再来调解时再重归于好,自己却连夜离开。

郭解有很多狠戾的行为,但这些故事都构成了武侠世界的基本规则:朴素正义、重义轻利、视死如归、与官方秩序不合拍等等但郭靖与郭解不同的,是他的动机当借郭靖之口说出并实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与儒在价值观上实现了统一,侠从边缘化的地位,上升为民族国家秩序之外的一种有力补充,既保持着平行世界中的独立身份,又成为“正道”的维护者和纠错者。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不过是幌子,招安、复仇、阴谋、生存、快意恩仇才是内核,到《三侠五义》,侠又往往代表了被收编的工具直到金庸,利用郭靖“大侠”形象,才真正开启了兼具独立意识与国家大义的定位对侠的重新定义,奠定了射雕三部曲世界之“道”,郭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当大侠,即便狂傲苦情如杨过,最终也在郭靖的影响下守卫襄阳,对大义有如顿悟一般的理解。

再到张无忌,干脆成了明教的领导,举起义旗覆灭蒙元只不过因为各人的性格,最终走向不同,但那条既定的侠之道始终不变由金庸开始,侠的使命就类似阿西莫夫笔下的谢顿,依照心理史学指明的“正道”,不断给所谓的主流世界拨乱反正。

2在民族大义之上,金庸还给武侠赋予了更高的、超越身份的普世性,由此引出金庸武侠的第二重境界——以天下苍生为念要论金庸小说中最值得敬佩的人,当属萧峰无疑郭靖是道德楷模,但不免有些古板,除了射雕英雄传结尾的部分,他怀疑过武功作为杀人工具的正义性,洪七公点破之后,他便再无疑虑,一往无前。

对于成吉思汗、拖雷安答,郭靖都恩怨分明杨康与之相反,在遭遇身份危机之后,转身投向了完颜洪烈在两个民族身份的撕扯中,两个角色都具有一定的张力,但萧峰的悲情与之相比,则厚重得多了如果没有契丹人的身份,萧峰将会和郭靖一样,是中原武林当之无愧的大侠,在先天条件和后天情商方面,萧峰甚至强于郭靖。

但他偏偏是契丹人,金庸一次次利用人们的偏狭,把萧峰逼到死角他被歧视、误解、仇恨,他走投无路,聚贤庄一战已是悲情英雄的基调,有篇文章将这一战类比为《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特洛伊人的战斗,“强烈的悲愤,只能在暴虐的厮杀之中才能得到宣泄……他的悲伤导致他的暴行,只能使人痛心,并不使人憎恨。

”年少时,读聚贤庄一战,总怀着恨意和敬仰,殊不知萧峰自己已经以博大的胸怀消解了世间的偏狭完颜阿骨打在萧峰面前一口一个“契丹狗子”,结果萧峰不以为意不是他不爱国,而是他更自信和智慧不会因为歧视而自卑,也懂得以标签识人的狭隘,无论宋人辽人女真,都有仁义之士与奸恶之徒。

他对这些歧视性的称呼不以为意,足够让当今键盘侠汗颜在聚贤庄一战,萧峰的怒除了因为阿朱,更多是因自己被误解和轻视,再到少林寺大战,萧峰的怒已经超越了自我,大战之前有一处写战马的铺垫,萧峰一瞥眼间,看到爱马在临死之时眼看自己,流露出恋主的凄凉之色,想到乘坐此马日久,千里南下,更是朝夕不离,不料却于此处丧于奸人之手,胸口热血上涌,激发了英雄肝胆,一声长啸,说道:“慕容公子、庄帮主、丁老怪,你们便三位齐上,萧某何惧?”

豪气干云,天地间独自一人及至藏经阁中,萧峰驳斥慕容博的一番话,“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英雄气概、菩萨心肠在鸠摩智这样的僧人都能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少林都拘于门户之见不愿用虚竹身负的别派武功,萧峰几乎注定走向毁灭。

他回答玄渡道,“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想我契丹祖先为羯人所残杀,为鲜卑人所胁迫,东逃西窜,苦不堪言大唐之时,你们汉人武功极盛,不知杀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掳了我契丹多少妇女。

现今你们汉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过来攻杀你们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乃知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在这样的底色中,萧峰选择了自我毁灭一支羽箭,成为大侠在民族身份困境下的最终归宿,萧峰的死,终于让拘囿于标签的花岗岩脑袋开启了思考模式:。

“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两国罢兵,他成了排解难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

他这是畏罪自杀”“什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什么事要畏惧?”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寻思:“他到底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他和我结义为兄弟,始终对我忠心耿耿,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决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什么?”

郭靖大侠是笃定的,萧峰从笃定转向迷惘,最终用死亡去寻找答案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已经不是武侠小说家抑或小说家,他在新闻事业上的担当,让他践行着自己赋予侠的使命感,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他我看到陈平原先生接受采访时,提到“当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时,有一个明显的错位。

北大表扬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金庸当时讲的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而很多听众却是奔着武侠小说去的”理解金庸这个人,再到品味他的小说,都该从这种多重性中体会吧。

3我们敬佩萧峰,但自己肯定不愿如此悲情如果让读者选择成为某个主人公,我想多数人会选择令狐冲郭靖和萧峰展示金庸逐渐“拿起”的过程,令狐冲则代表“放下”这便是金庸武侠的第三重境界我们常常以为,追求自由是武侠玄幻题材主人公的题中之义。

但往往忽略的是,自由是相对什么而言的?如果仅仅因为一个魔王般的反派,那不过是逃离或者反抗对于自由,令狐冲有自己朴素的理解,以及逐渐深入认识的过程从见到田伯光开始,令狐冲就放下了“正邪”的区隔,对于人人与除之而后快的淫贼,他既能解救仪琳,也愿意发掘田伯光身上重信义的一面,与之结交,与张无忌的单纯和善良不同,令狐冲更加理性和勇敢。

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任盈盈与他,是类似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组合,他却愿意集结一大票邪魔外道,大张旗鼓去少林寺营救从行为上看,令狐冲是极具弹性的,无论是田伯光、黄河老祖、蓝凤凰,或者恒山派的老师太、衡山派的莫大,都展示出良好的沟通界面。

但内心他又是倔强的,他可以当恒山派尼姑的掌门,却不愿为了治病而投入少林门下,尽管方证大师出于善意但倘若多了份交易的色彩,那便坚决不从,更何况任我行要挟或者利诱加入日月神教了这种有点“葛”的感觉,正是追求自由者内心的坚持。

及至他见识了黑木崖的森严,岳不群夺取五岳盟主的阴谋,“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称颂,他开始明白权力对人的异化欲夺取权力者不择手段,匍匐于权力者言不由衷,身居高位者则体会着恐惧和快感,并制造出仪式来实施规训令狐冲完成了道德、爱情和权力三个层面的自觉之后,才得以笑傲江湖。

联想到金庸写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影射和自身遭遇,也由衷佩服他的敏锐和骨气金庸先生家里挂着一幅对联,是查家先祖手书,“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我总觉得,其中文人的逸致被金庸先生挪用到武侠世界的归隐中去,更引发读者的向往。

由是,他笔下人物中,令狐冲似乎尤其受欢迎,相比之下,萧峰的完美人格与身份困境都让他太苦;郭靖太正,似乎无趣,殉国的结局也显得沉重;杨过命运多舛:失恃失怙、断臂别离,导致武功都走黯然销魂的路数,纵然归隐,创伤已经无法平复;张无忌过分优柔寡断,真去了冰火岛,赵敏和周芷若都追随左右,想来难过太平日子。

经历过这些拿起的过程,才有了令狐冲的自由与放下,由此理解金庸先生塑造“侠’的三重境界,也能理解他自身的承担与放下,最终到相忘于江湖的豁达吧到《鹿鼎记》,已经到炉火纯青的“看山还是山“的烟火气,武侠与现实世界,不再泾渭分明,不再依靠奇遇和神功,作为小说更见人心,但我们不得不告别那个玄妙江湖,告别让我们荡气回肠的郭靖,告别让我们痛彻心扉的萧峰,告别让我们自由自在的令狐冲,珍藏这份根植于我们文化基因中的理想。

感谢金庸,据说他读到一首龚自珍的诗,对侠有了新的理解,也以此作别: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我是非典型佛教徒针砭时弊 不舍慈悲理性思考 不许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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