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州家传(章永州家传阅读答案)越早知道越好

《鰼部、鰼国与習姓》《习水袁氏历史研究》\x0a《习水袁氏族谱考论》《鱼的记忆》\x0a《袁世明平南铁证如山》《答王字培与笔者商榷》\x0a《答禹丁华黔北禹氏改姓的历史由来》《中华禹氏源流问题三弹》\x0a《中华禹氏源流问题再乱弹》

 

川黔王家大院—————— 探讨家族历史，传承祖先荣光—————

本期刊载以下九篇有关黔北姓氏源流的争论文章：一、《鰼部、鰼国与習姓》文/禹明先二、《习水袁氏历史研究》文/禹明先三、《习水袁氏族谱考论》文/禹明先四、《鱼的记忆——驳禹明先》文/袁玉刚

五、《袁世明平南铁证如山》文/袁志六、《答王字培与笔者商榷－－黔北王氏历史研究》文/禹明先七、《答禹丁华黔北禹氏改姓的历史由来》文/禹明先八、《中华禹氏源流问题三弹——

》文/木头车九、《中华禹氏源流问题再乱弹——兼向禹明先先生讨教》文/木头车————————————————一、鰼部、鰼国与習姓文/禹明先1、鰼部与鰼部水今天的“习水县”，原名“鰼水县”，它是根据秦汉时期的“鰼部水”命名的。

1959年文字改革时，改“鰼”为“习”，从此失去了“鰼水县”名的历史意义“鰼部水”名称最早见载于西汉人桑钦所著的《水经》一书桑钦《水经·江水》说：江水（长江水）“又东过符县（今四川合江）北邪（斜）东南鰼部水，从符关（即符县）东北注之（入江）”。

按照《水经》所论，鰼部水是因其流经“鰼部”而得名的从《水经》一书记载来看，“鰼部”是因商周时在赤水河中游地区有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鰼部）和秦代因此设置鰼部县而得名的（详后）由于史料失载，致使人们无从了解鰼部的这段古老历史，只是汉代史料才将鰼部存在的信息公布出来。

南北朝时，“鰼部”和“鰼部水”之名又一次从历史长河中消失，故郦道元《水经注》说：“其鰼部之水所未闻矣，或是水之殊目（别名）？非所究也！”自后诸家论说不一，有赤水河说和高洞河（今习水河）说主张赤水河为汉代鰼部水的有清代吴培《赤水考》和陈登龙的《蜀水考》，而以郑珍《遵义府志》的高洞河为汉代鰼部水之说对后世影响最大，“鰼水县”名称就是根据郑珍的观点命名的。

郑珍关于高洞河（今习水河）为汉代鰼部水的论点是错误的！因为桑钦对“鰼部水”的定论有三个特定条件：一是鰼部水的源头在合江东南远境；二是鰼部水的北端于合江东北郊注入长江；三是桑钦《水经》一书收入的河流级别较高，从合江到涪陵之间，桑钦《水经》一书只收入两条河流，即鰼部水和延江水（今乌江）。

高洞河流程短浅，其北端于合江西南已注入赤水河，与长江无直接关系，不能满足“鰼部水北端于合江东北郊注入长江”的指定条件另外，桑钦在长江南岸的合江至涪陵间只收入两条河，綦江河比高洞河大得多，桑钦都未收入，可见《水经》一书在收入河流方面的选拔标准较高，桑钦不可能舍大就小，记高洞河（今习水河）而不记赤水河！郑珍的错误在于只注意“鰼部水的中上游在合江东南方向”这一条件，而忽约了其北端“于合江东北郊注入长江”的另一条件，郑珍的错误在于他机械地用准45度角的方向去寻求“符县东南鰼部水”，他不知“符县东南为鰼部水”一事是桑钦等汉代人的一个大致的测算，用极端僵死的方法去与古人较劲，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郑珍的草率对历史造成的错误是严重的民国六年创设鰼水县时，因选定的县城（官渡）在高洞河边，傅朝臣等人就根据郑珍《遵义府志》的观点，把高洞河当作汉代的鰼部水，于是将县名定为“鰼水县”综上所述，清代人吴培和陈登龙两人定赤水河为汉代的鰼部水是严谨而正确的。

汉代的鰼部即今习水县土城镇解放前后在土城一带出土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和大批汉墓群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均证明了这一点严格地说：鰼水县初创时，其名称和疆域与汉代的鰼部和鰼部水毫无关系，直到1965年底将土城这个汉代的鰼部划入习水县后，“鰼水县”之名才获得她历史的准确含义。

2、古鰼部文明历史的渊源鰼部和鰼部水之名虽始见于汉代史料，但鰼部的历史有据可考可上溯到七千余年时的新石器时代解放前后在土城下街塘房沟以及土城周围的坝子和台地中发现的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和石网坠证明，远在七千多年时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并已发展成为一个较大的部落——古鳛部。

关于古鳛部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已被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所揭开2015年1月，贵州省考古所在土城南郊黄金湾村新阳组（袁家坳）天堂口发现了赤水河流域最大的古代部落遗址――古鳛部遗址据省考古所领队张改课先生《贵州赤水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先秦两汉时期聚落遗址》一文披露，这次共发掘出先秦及两汉时期的遗址遗迹四十余处，包括墓葬7座（含坚穴土坑木椁墓1座，瓮棺葬4座，瓦棺葬2座），房屋遗址1处，灶坑遗址2处，灰沟5条，灰坑31处，土坑1处，古人活动场地2处，另外还有许多房屋柱洞。

黄金湾村天堂口古代部落遗址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有石器、骨器、陶器、铜器、漆器、铁器等万余件，其中包括完整和可修复的器物300多件陶器方面，以泥质陶器为大宗，夹砂陶器较少，且烧制的火候多数较高；陶色以灰陶为多，少数为红褐色；器物加工制作的纹饰方面，除少数绳纹外，大多为素面；目前可辨明的使用器物有瓮、罐、盆、釜、甑、钵、碗、杯、豆、盒、壶和器盖等。

铁器为铁锄和铁剑钱币为西汉半两、五铢和东汉五铢建筑用材料有板瓦和筒瓦等生产工具则为纺织用的绕线轮和纺轮等从土城天堂口遗址出土的这批文物的型制看出：西汉王朝统一南夷地区后，加强了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治理，同时也印证了司马迁《史记》关于“西、南夷皆为氐羌类民族”的论述。

如南郊天堂口汉代遗址出土的墓葬分布状况，与完全相同，均是夹杂在村落居住区内而土城南郊天堂口古鳛部遗址出土的”，其葬具的多样性等，都与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的墓葬埋葬用具形式一样，说明古代随着西北羌人的南迁，也被传到了，并且证明赤水河流域自古就是西北地区远古先民向南迁徙和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

汉、晋以后，土城地区的“瓮棺葬”文化又继续向南传播，故今天黔西南地区布依族人仍在使用这一葬俗土城天堂口古鳛部遗址还出土一套精制的陶釜甑，它对研究赤水河中游地区汉代的酒文化和宋代土城的“磁州风曲法酒”以及茅台酒和郎酒、习酒的发展历史均有十分重要的

此外，天堂口古鳛部遗址还大量，它是秦汉时期人们胸前和手腕上佩带的装饰品和保健品据保健专家介绍：人的手腕部位正反两面共有，经常按摩这六个血位，有较好的效果远在两千余年前的古鳛部人就懂得这一保健作用，这对研究我国医学发展历史有重大意义。

另外，从天堂口古鳛部遗址中出现的大量火烧土和用于的支座以及数量众多的橄揽形陶饰物，说明这里是一处最大的烧制橄揽形陶饰物的生产经营部落，这对研究汉代赤水河流域的商品经济和工业作坊发展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3、古鰼部与鰼鱼

古鰼部的“鰼”字由“鱼”、“習”两字构成从字形结构上看，鰼部是以“鱼”为图腾（族徽）的古代部落名称古鰼部人作为图腾崇拜的鱼是什么样子？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课题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首先从“習”、“鰼”二字的讨论开始。

许慎《说文解字》说：“習，数飞也（意为：“鸟屡次拍着翅膀飞翔”）……凡習之属皆从習（凡是能飞的东西皆用習字旁）”关于“鰼”字偏旁的“鱼”字，许慎解释说：“鱼，水虫也……凡鱼之属皆从鱼（凡是水虫之类的东西皆用鱼字旁）。

”至于“鰼”字，许慎说：“鰼，鳅也”（后人据此说“鰼鱼为泥鳅”）从上面所引《说文解字》来看，许慎关于“習”字和“鰼”字的解释是矛盾的按许慎所论，“習为会飞的动物”，“鱼是水虫”，将“習”与“鱼”组合成“鰼”字，这个“鰼”字的含义就应是“会飞的鱼”，而不是“泥鳅”，因为泥鳅虽同属鱼类，但它只会钻土而不会飞。

显然，许慎的错误是将“習”、“鰼”、“鳅”三字分别单独进行解释，而未将三字综合起来考虑，以致出现三字互不相干的解释结果由此可见，无论许慎说“鰼是会飞的鱼”，或“鰼为泥鳅”都是不可信的，应予以否定因为世间上根本就没有会飞的鱼！。

既然许慎对“鰼鱼”的解释不可信，那么鰼鱼又是什么东西呢？清乾隆、嘉庆两朝开始，随着乾、嘉两代史学研究中“考据学派”的兴起，本地学者对鰼鱼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据《遵义府志》和《仁怀厅志》两书记载：清朝道光时，仁怀厅人罗浮仙和郑珍等人都对鰼鱼作过考证。

罗浮仙认为鰼鱼即是“江团”鱼，他在《鰼鱼》诗中说：“庙沱旧是鰼鱼滩，活捉无须饵钓竿流水桃花三月半，隔舟渔火煮江团”《仁怀厅志》还根据罗浮仙的考证说：赤水河“丙滩以下至夹子口河（五十里内）出鰼鱼，人遂呼仁怀（复兴场）为鰼水（鰼部）”。

并套引《山海经》的记载说：“今鰼鱼嘴尖似鹊，有黄、白二种，有十翼，亦有七翼，意或鰼类之有二种歟？”考《山海经·北山经》：从北山“又（往）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黄）河其（嚣水）中多鰼鰼之鱼，其状如（喜）鹊而（有）十翼，鳞皆在羽（翼）端，其音如鹊，可以御火（清热）。

食之不癉（不打摆子）.”按上述《山海经》所载的“鰼鰼之鱼”产自今河南郑州西北地区，与古鰼部的地缘相隔甚远，在古代文化不发达，生活习俗和文字语言都不能相通的情况下，把《山海经》中的“鰼鰼之鱼”拿来套论古鰼部的鰼鱼是不妥当的。

并且复兴场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与土城相比，相差太远复兴场距离合江和泸州较近，古代的邑聚和政治经济文化开发均在合江和泸州两地产生宋代初次开发复兴场，也只是把她作为县一级机构来治理，纯、滋两州的州府驻址都没有看中复兴场。

土城则不然土城距离泸州和合江都较远，整个赤水河中游地区都是深山峡谷，只有土城一带地形开阔，并且土城是通往云、贵、川三省的三岔路口古代先民们因此最先在这里形成邑落，从而发展成为古鰼部民族，秦代因此在这里设置鰼部县(属夜郎郡)，鰼部之名由此载入史册，赤水河因此得名“鰼部水”。

这是地理、地形条件和出土文物（新石器、商周遗址、汉墓群）等都应证了的历史事实，不可否定罗浮仙等人仅以复兴场宋代开发过县城就认定她是古代的鰼部显然不妥郑珍在《遵义府志·水道考》中说：“其鰼部水，安乐水，即今之高河洞。

今此河自高洞以下，土人皆名鰼水此水产鰼鱼，为它水所无，故于古地名鰼部，其水即名鰼部水”郑珍不知道当时复兴场人也在声称赤水河丙滩至夹子口一段河中产鰼鱼郑珍的孤陋寡闻和武断结论令后人叹惜！关于古代鰼部人作为图腾崇拜和部曲标识的鰼鱼，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坚持鰼鱼为有鳞鱼类的“母猪鱼”（土城人称“母猪壳”）说。

笔者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有两点：一、习水县境内三岔河蜀汉崖墓石刻图案中的鱼是有鳞鱼，说明汉代本地人对有鳞鱼有特殊感情，因此将它作为墓葬等刻石绘画的题材此事无独有偶，连天鹅池石壁上天然缺失形成的鱼形图案都是有鳞鱼，这不能不说是上天造物时就赐给了古鰼部人对有鳞鱼的必然崇拜！二、原始时代人们对鱼的崇拜，并将其作为氏族部落的徽标，这种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花纹和形态美观；2、有很强的进攻和自我防护能力。

而“母猪鱼”正好具备这两个条件母猪鱼今天通称为“鳜鱼”，古名“水豚”和“鳜豚”，（豚即是“猪”，因此土城人称“母猪鱼”或“母猪壳”）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分布范围很广泛的鱼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支流中盛产此鱼按照现代科学分类，母猪鱼属叫作。

由于母猪鱼的鳞片细而颜色花纹美观，现代人们把它列入观赏鱼类进行家养此外，母猪鱼具有很强的自我防护能力母猪鱼的腮部两侧有两片锋利的骨刀，危急时作为自我防卫的利器在古代，野猪被称作兽中之王，有“一猪二熊三老虎”之说。

由于鳜鱼的身形（特别是嘴部）象猪，因此古鰼部人称它为“”古鰼部人崇拜有鳞鱼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有鳞鱼的鳞甲状似原始人类的树叶衣裙，有遮盖保暖和御寒等功能由于母猪鱼具备了以上诸多特性，因此古鰼部人将其拿来作为图腾崇拜和族徽。

由上所述，由于母猪鱼又名“花魚”，是鱼类的一个品种根据出土文物，自汉代以来，人们便利用“鲫”与“吉”，“羊”与“祥”等音谐关系，把和羊用于绘画和建筑装饰图案，以寓意“吉祥”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人们将鲫魚的大量用于大门门楣上的装饰物，以。

如叙永县水潦乡民国初年余昭故居院墙门上的鲫鱼图案以及习羊化村半坎清代任氏旧居门楣两侧的鲫鱼门簪，都是象征“开门大吉”的意思就连人死后也把“开门大吉”的美好寓意引伸到墓葬石刻绘画中，如习水县寨坝镇友谊村明代佘景然家族墓门楣上的鲫鱼图案就是一例。

历史发展到清代，土城人对母猪鱼（鱼）已进行了神化据光绪《增修仁怀厅志·人物》记载：“王北基，俗称王北极江西人，有道术……康熙初，土（城）里一带尚荒榛蔓，有赤豕（豚）出于浑溪口，遍体赤毛如刺，每出吃人，不可近。

北极至其处，迹得之，以剑挥其首，斩断视之，乃一赤石，其形肖豕（豚）也，怪遂绝……”4、鰼部县与鰼国如前所述，鰼部与鰼部水之名虽始见于汉代史料，但鰼部的文明历史可上溯到七千余年时的新石器时代从出土文物来看，鳛国的前身在春秋战国之际尚属以今土城为中心赤水河中游地区一个较大的。

笔者提出这个论点的历史依据是：据张改课先生《贵州流域规模最大的先秦两汉时期聚落遗址》一文所公布的考古材料，近年来贵州省在赤水河中游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探明和古墓葬集中分布在仁怀市辖境的茅台、二合、合马，县的隆兴、土城和赤水市的元厚（板桥）等地，她们沿着赤水河岸边成串珠状分布，在这些古中，无论是遗址规模和密集度上，都以习水土城为最。

此外，早年在仁怀茅坝等地发现的多件石斧与土城地区出土的石斧为同一文化类型，属于仰韶文化石器类型而土城南郊天堂口先秦两汉时期的古部落遗址出土的橄榄形陶制品，在仁怀鄢家渡也有发现以上列举的这些历史现象均证明，古鳛部在商周至先秦时期为一个较大的、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的部落联盟。

春秋战国时期，鰼部被秦、楚等大国相继兼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控制南夷通道，于土城设置“鰼部县”，赤水河因此得名“鰼部水”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一段粗略的记述：“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

”司马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西汉初期南夷地区秦王朝遗存下来夜郎郡领辖的十来个县中，夜郎县的地域和政治经济实力最强大文中提到的“君、长”是指秦代遗存下来的郡守和县令县长司马迁这里列举的十来个县中就包含有鰼部县。

秦代设有夜郎郡和鰼部县一事，《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记载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诸）此国”司马迁此意是说：秦朝时已在汉初西南夷这些封国中建立起了郡县，只是秦朝灭亡之后才被异弃。

从司马迁把南夷中夜郎为首的十来个君、长放到西汉初期的历史顺序中来记述和历史地名使用流传的延续性等来分析，夜郎为首的十来个君、长是秦代遗存下来的郡、县长官名称是可以肯定的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遣番阳县令唐蒙出使南夷，恢复秦代郡县，改夜郎郡名犍为郡，并分封了夜郎、且兰、鰼部等一批县级侯王，这些侯王受封赐（食邑）的县称“国”，鰼部侯之封地因此称“鰼国”。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说：“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祭祀”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进一步解释说：“列侯所食县（封域）曰‘国’”鰼部侯（简称“鰼侯”）属于小侯一级的封国，其封地“不过数十里”，其国势、封域和知名度都不大，故《史记》等史书都没有单独提名叙述她（在汉初南夷地区的十来个县中，除了夜郎县外，其余九个县司马迁都没有提名叙述。

正所谓：“历来著史者，每详于北而约于南”）值得庆幸的是，西汉人桑钦所著的《水经》一书将鰼部水及其历史建置沿革信息记录了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远古时期的鰼部和秦汉时期的鰼部县和鳛国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5、鰼国与習姓

东汉人应劭所著《风俗通·姓氏》关于習姓的来历说：“古时有習国習国灭亡后，其王族就以習（国名）为姓氏”（注：《风俗通》也称《风俗通义》）应劭对習姓起源叙述极为简约,这是因为汉朝时人的著述均为“简书”,文字要求不允许沓长.加上“姓氏”仅是应劭《风俗通》一书中的一个章节,所列姓氏众多,写作目的和书写材料等因素不容许对每个姓氏的起源作过多叙述,比如“習国的存在时间和所处地域范围”等应劭就没有著录,这就为后人留下一大遗憾。

到清朝初年王相著《百家姓考略》时,想为应劭的这一不足之处作点补证,他通过查找史料,认为应劭所称的“習国”在古代九州中的梁州西部地区,那里有“笮爨”、“筇脂”、“宕竺”和“髳習”四个部落，称为“西梁氏”，“皆巴蜀之民也”。

暗指習姓出自“髳習”部落，后来此族人东迁而发祥于三国时吴国的东阳郡王相感到这一考定与应劭所指的“習国”尚有很大差距，还不能圆满解释習姓的起源于是他又提出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習姓有可能是由“汉代人息夫躬后人改为習姓的”，把“息”、“習”二字强扯到一起，与应劭的“習姓来源于習国”风马牛不相及。

此外，还有人根据《左传》杜预注提出習姓来源于春秋时的地名“少”之说，均不免牵强附会，不堪一驳（若以少山为姓，则姓“少習”，是复姓，非单姓）王相等人之所以对習姓的来历得不出科学而可信的结论，主要原因还是其知识和阅历不足。

姓氏研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不精通历史和不懂得考据辩伪的人是难以驾御这门学科的王相说古習国在“巴蜀之民”范围内，后来该族东迁而发祥于东阳等结论，应该说已经触及到了应劭所指習国与習姓的历史脉络，由于他不懂历史，未能深入研究下去。

应劭所称的習国，实指上文提到的西汉初期所分封的“鰼侯国”,而非她的前身，商、周至先秦时的部落联盟“鳛部”关于西汉鰼国的灭亡和習姓形成的历史原因，有下面史实可作为凭据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班固《汉书·食货志》两书记载：汉武帝元鼎时（公元前116年至111年），山东黄河被水灾，为了赈灾除将灾民迁入关西和“令(一部分)……得流就食江(长江)、淮((淮河)间”外,又“遣使虚郡、国仓廪以赈贫。

并“募豪富人相假贷”而这些富商大贾,却“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西、南夷地区的夜郎、且兰、邛、笮等郡国封侯因此对汉武帝“遣使虚郡、国仓廪赈贫”和国家在困难时的“封君低首仰给”等政治措施不满,便趁机反叛汉王朝,致使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叛西南夷,诛杀且兰、邛、笮等一批封侯,改设牂柯郡,将鳛部县更名为“平夷县”,以示平服和弹压之意。

并将此前的郡、国封侯全部废除,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武帝))诛西、南夷,国多灭”鳛国封君和领地在这次事件中被废除后,其侯王贵族人就沿长江东下进入湖北地区,并以封国(鳛国)为姓氏.到东汉末年时,習姓人已在襄樊和东阳地区发展成为旺族,因此被汝南人应劭将其记入《风俗通》一书。

按習姓之“習”本为“鰼”,后人为了回避汉武帝平南夷灭鳛国这一历史事件和书写方便,东汉时已改鳛姓为“習姓”在我国古代因避讳和书写方便而省约姓氏偏旁部首的事例是很多的,称为“假借”据《世本》和《元和姓纂》、《百家姓考略》等书记载，辛姓原本写作“莘”，后人改写为“辛”。

而曾、莫、冉三姓原来其姓字右边均带有“阝”旁，后来都去掉“阝”旁写成今样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乔姓本为“桥”，后来去“木”为“乔”另据《元和姓纂》记载，鲍氏得姓于春秋时期的“鲍邑”，到宋朝时去掉“鱼”旁，写作“包”，如宋代名臣包拯即是一例。

習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望族东汉时有汶山太守習承业，三国时有武昌太守習温和習珍，晋代有襄阳侯習郁和著名史学家，《汉晋春秋》作者習凿齿，金有都统習古迺，明有詹事府詹事習经等东晋以后，襄樊習姓又发派到了江西临江地区。

而留于襄樊習姓中的一支则于明朝初年迁入河南南阳地区，清朝末年又转迁到陕西富平无产阶级革命家習仲勋即是该支習姓人的后裔二、习水袁氏历史研究文/禹明先习水袁氏是明代播州地区七大姓土司之一，是今天赤、习两县境内的世袭土官，自南宋端平二年（公元

1235年）在西南战场抗元战争中以军功升迁武职奉命镇守土城，到清朝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裁撤威远卫建置，袁氏以地方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统治土城历史长达452年之久而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土城袁氏的划境封疆，出任唐朝坝长官司长官，从而确立了今天贵州西北部的赤、习两县与四川、重庆两省市的疆域版图。

因此说袁氏历史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已超越了今天袁氏自身的认知程度和研究范畴，只有采取对国家历史研究负责任的态度，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才能把袁氏历史研究清楚关于习水袁氏的来历，据明朝永乐五年（公元

1407年）吏部尚书蹇义为袁氏所写的《袁氏族谱光裕录序》称：袁氏祖籍江西吉安府，“始祖袁世明在宋宁宗嘉定间以宏武功，封沿边处巡检使职，累立勋绩宋理宗端平元年，袁世明与江淮使孟珙取蔡灭金二年，播州之唐朝坝、古磁、仁怀等处蛮夷出没为边民患，播之贞顺夫人上疏乞师。

时金寇初平，元虜方炽，朝议难其人是时，世明督视江淮军马，魏了翁知世明忠勇有为，荐之诏下统戎平蛮，奉命入蜀，自夒、渝达泸州白锦堡、磨子头，开（合江九支）苦竹溪大路进兵捣蛮巢境域以宁，命留其地…遂居赤水不复江西矣！”这就是关于“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一事的由来。

其后，万历十一年给事中邹元标为袁氏族谱作的《江西清水塘源流谱序》和万历十八年永宁宣抚司儒溪里唐朝镇长官袁初所镌的《建金子囤碑记》以及崇祯元年袁铭新增《汝南袁氏谱序》等均沿袭“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之说。

清代中叶郑珍编撰《遵义府志》时，发现蹇义袁氏族谱“光裕录序”把元代的“贞顺夫人”同宋代的“理宗皇帝”扯在一起的严重错误，因此郑珍在《遵义府志》中为袁氏立传时把“播之贞顺夫人上疏乞师”一句删除掉了！郑珍为何要为袁氏修饰家史，并且还在《遵义府志》中收入杨氏等二十来姓人的“平蛮入播将军”呢？原来郑珍在这件事上是存有私心的，因为他也在借机造假，利用编撰《遵义府志》之便，把自己的祖先郑益显也杜撰成为一名“平蛮入播的将军”，把他塞进《遵义府志》之中，因此郑珍不可能，也没理由去否定其他人的所谓“平蛮入播将军”（此事详见本人“从郑珍的祖籍考谈郑珍的史学观”一文，载：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遵义沙滩文化论集》一书）。

郑珍此举，显然有负于后人对他的益美之说“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之说，还见载于明末天启六年遵义庠生张周衡为袁蕙芳所题的《壮义勒小言》：“…袁氏族係豫章吉州，入播则在大宋端平…”关于习水袁氏的来历，在明代还有另外一种传说。

据明代崇祯时袁蕙芳辑著的《祀袭壮义勒·优卹议叙》记载：“始祖袁世盟，原係豫章人氏，……唐乾符年间，世盟征南有功，诰授总制，留守播土，子孙相沿，继袭长官司，各守各土传至万历年间，宣慰杨应龙不轨，奉命征讨如袁鍪献上赤水，即今授左所正千户，袁正芳世守；如袁见龙献土城，即食指挥佥事，奉授右所副千户，袁神武世守；如袁启（起）龙献儒溪，即今食指挥佥事，奉守左所副千户，袁勋世守；如袁年献下赤水，即今授所镇抚，袁纯世守。

一枝分中赤水，即生员袁萃、袁铭、袁扬芳；一枝分江津，即廪生袁继圣、袁继美其军籍、民籍、文武、衣冠、丁男派演者，不尽万许惟嫡系《族谱》有梓，不敢再赘焉……”按上面引录袁氏家史的两个《族谱》版本中，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是袁氏祖先籍贯均称“江西吉安”，其始祖职官为“总制”不同之处是：一说始祖为“袁世明”，是“南宋端平二年平仁怀、古磁、唐朝坝诸蛮夷，而命守其地…遂居赤水（今土城）”；一说始祖为“袁世盟”，是“唐僖宗乾符年间因征南而留守播土（今习水河中游地区）”。

从目前已知的文字材料，蹇义《袁氏族谱光裕录序》是记载袁氏祖先历史的最早文献资料，并且袁氏祖先迁居的具体时间、地点、地名都叙述清楚而袁蕙芳的《祀袭壮义勒》对其祖先历史的论述不仅形成时间晩（崇祯十五年），而且叙述其祖先“征南”的地点和讨伐对象也是模糊不清。

按袁蕙芳的本意，其祖先的“唐乾符年间征南”应该指“征南诏”，明显是套袭“杨端乾符三年平南诏入播”之说由此可见：习水袁氏自身对其祖先来历在其家族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他们对自己祖先来历显然存在某种隐讳由于这个原故，这就使得研究袁氏家史者，莫衷一是。

按照研究历史应首先采用形成时间早的文献资料这一原则，蹇义所作的《袁氏族谱光裕录序》形成时间最早，算是第一手资料因此研究袁氏历史，应先从蹇义所作的《袁氏族谱光裕录序》进行研究和考证，以便理清袁氏历史的来龙去脉。

蹇义《袁氏族谱光裕录序》说：……一日，京卫（京城锦衣卫）广洋（人）上户侯曾君，字懋德，执汝播南（播州）袁氏家谱求首简（要求写族谱序）以贻于后盖谱诚重事也！予与懋德讬交有素，敢不以文受（授）……”由此可见：蹇义的《袁氏族谱光裕录序》是明朝初年袁氏通过人际关系请蹇义写的，按蹇义所说，他是看在他与曾懋德的关系上才为袁氏写这篇《光裕录序》的。

那么，袁氏为何要在明朝初年进京通过曾懋德找到蹇义为其写这篇族谱序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明朝初年的政治背景上去寻找答案本文开头讲过，袁氏是明朝初年播州地区七大姓土司之一，因此袁氏的这次进京行动必然与土司们的政治前途。

——土司承袭制度有关原来，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为少数民族地区土司承袭制度下达了一道政令，规定：“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族谱）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才能）照例承袭，（并）移付选部。

”此外，还得“附选司贴黄、考功，附写行止类行，到任见到者，开给札付，颁给诰敕”这样才能完成整个土司承袭手续朱元璋还规定少数民族土司只许在本地世袭爵禄，不许作为流官放任根据朱元璋的这个规定，宗支图（族谱）是少数民族土司世代承袭的重要依据，各土司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族谱》，为了能给子孙后代谋条好的政治出路，土官们便找名人为其写《族谱》或新增《族谱序》，以此来更改祖先历史和民族成份，目的是借助“名人效应”来镇服世人。

因此明代初年播州地区出现了袁氏找蹇义写《袁氏族谱光裕录序》，杨氏找宋濂写《杨氏家传》的历史现象关于“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一事据《宋学士文集·杨氏家传》记载：“端平中(即：端平二年），北兵犯蜀，围青野原(今陕西略阳西)，(杨)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

制置使赵彦呐以闻，诏许之驰马渡剑(出剑门关)，帅家世自赡之(蕃)兵五千戍蜀口围解，价功居多，诏授雄威军都统制”从这条记载获知，南宋端平二年并无土城地区少数民族叛乱的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播州杨氏的号召下，黔北地区的多支土豪武装（夷义军）面对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保家为国，全部都到四川北部抗击蒙古军去了。

而杨氏率领出川的“五千家兵”中，就有习水袁氏义军在内，杨氏自身并没有那么多军队再者，若土城一带真有叛乱，宋王朝必定从泸州和播州两地派兵征剿，根本用不着从江西调兵如《宋会要》记载，北宋元丰四年，世居今古蔺一带的少数民族头人罗乞弟叛乱时，北宋王朝就从泸州发兵四千余人分三路向南进剿，西路从江安入，中路从纳溪入，东路从合江沿赤水河南进后，从今土城过河由儒维向古蔺进剿，并责成播州杨氏土兵协同从今仁怀北部进剿。

以上是从史书记载否定了“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之说另外从《袁氏族谱》自身的记载来分析，也是错误严重，不能成立的因为蹇义写的《袁氏族谱光裕录序》中，叙及“袁世明平蛮入播”时的职官、历史地名和人名的历史朝代严重错乱。

宋代武官为“统制”无“总制”土城在宋代称“武都城”，“古磁”是元代才出现的名称“赤水”也是明代名称，不是宋代而“白锦堡”属播州，不属泸州另外，也是“袁世明平蛮入播”一事成立与否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一、“贞顺夫人”是元朝初年播州安抚使杨邦宪妻，不是南宋人。

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三年杨邦宪卒，由贞顺夫人田氏执掌播州事务贞顺夫人主持播州政务时不仅朝代不同，而且时间相距“端平二年”已越51年，宋朝皇帝已换了五任后进入了元代，怎么能说是“播之贞顺夫人上疏要求宋理宗派袁世明来平蛮”呢？真是“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了！二、蹇义《袁氏族谱光裕录序》说宋理宗端平二年时“袁世明督视江淮军马”，说明袁世明已取代孟珙成为江淮军马使，是一方重镇的军事要员。

但这样一位重臣为何《宋史》和《宋会要》等书没有记载？可见所谓“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之说，纯属是蹇义为了应付袁氏之托请，草率地为袁氏编造家史，根本没有去考虑袁氏所提供家族历史材料的真伪因此说蹇义给袁氏族谱所写的“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一事是不能成立的，应予以否定！。

既然以上从史料记载和《袁氏族谱》记载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和考证都证明“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一事不能成立，那么习水袁氏又为何要编造出这个“历史故事”呢？对此，我们只要对历史深入研究，问题就不难发现：宋、元两代，袁氏只是作为武官镇守土城，无行政权。

明朝洪武五年明王朝命袁崇简（袁隆）“改古磁城千户所，设唐朝坝长官司”，从此袁氏才有了管理地方民事的权利唐朝坝长官司领辖的九个里中，赤水河以西的儒溪、河西两个里原为永宁奢氏领地，洪武五年创设唐朝坝长官司时才划给袁氏管辖。

而儒溪里是赤水河流域最为富饶的地方，又是唐朝坝长官司治所驻地，袁氏为了子孙后代的世袭统治，把儒溪里长期占为己有，于是就找理由使其合法化，编造了“袁世明端平二年平唐朝坝、古磁、仁怀诸蛮而获得此地”的虚假故事，并将它作为袁氏世袭历史的《宗支图本》上报给明王朝，因此事关系重大，于是就托人借蹇义之手来下这个定论。

至此，经过本文上述引经据典地深入分析研究，所谓袁氏祖先由江西迁来之说是无历史依据的，袁氏之先应为本地土著大姓望族从史料记载来看，袁氏最初应该是由巴县境内迁来的据史料记载，袁氏在巴县（南川）境内定居由来已久。

《华阳国志》就曾记载说：东汉末年，“曹操以巴夷王杜护、林胡、袁约为(巴东、巴中和巴西)三巴太守”(按人名顺序，袁约为巴西太守)《晋书·谢昆传》也记载说晋代巴郡大姓有“袁山松”而郑珍《遵义府志·金石》引綦江县金兰坝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所镌《赵牟(木)氏墓志铭》记载有“妾袁氏”的事。

以上史书记载袁氏在川黔毗邻地区存在的历史比“袁世明端平二年平蛮入播”要早得多因此，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袁世明墓不葬在土城地区，而是葬在离土城很远的习水河中上游的罗汉寺呢？”而习水河流域则是袁氏聚居区，这里紧靠四川江津（古代巴县），足证习水境内的袁氏并非从江西迁来，而是世居川黔边邻地区的土著大姓，至迟在唐代已由巴县境内迁入今习水河中游的程寨和狮子口一带。

从《宋会要》记载的黔北地区蕃兵情况来看，袁氏在南宋嘉定时都还只是今习水河中上游程寨一带名不见经传的守隘蕃兵把截将（即蹇义“谱序”说的：“沿边处巡检使”），但是到了南宋端平时期这支袁氏蕃兵已经强胜起来，在入川抗元中有较好的武功表现，被整编扩建为“播州雄威忠勇军”五军编制中的“中军”，由袁世明第四子袁猛出任该军统制官，后来留守军事重地武都城，由此取代了罗氏在土城地区长达十数代人的统制地位。

关于巴县地区袁氏的由来，其历史可追溯到秦、汉之际西北地区的羌人部落和民族迁徙晋人干宝在《搜神记》中说：“袁釼者，羌豪也秦时，拘执为奴隶，后得亡(逃)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来为蔽，故得不死。

诸羌神之，推以为君其后种落炽盛”范晔《后汉书》也记载说：战国时有“羌人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至爰剑曾孙(爰)忍(釼)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谓首，灭狄(氐)原戎。

忍(釼)季父(爰)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歧)之(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別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西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羌人兴盛，从此起矣……”从史书记載来看，西汉时爰剑后裔已改姓为“袁”。

另从“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文化成因来看，广汉羌后来有一部分朝着东南方向迁徙进入巴地司马迁《史记》据此说“西南夷皆氐羌类民族”明朝初年吏部尚书蹇义作土城《袁氏族谱光裕录序》引宋代郑樵《通志》卷六《氏族略》说：“予因是考之袁出为姓，舜之孙至陈胡公之裔，伯爰孙辕涛涂以王，父子为姓。

后或作爰，或作袁，实一本也!按蹇义所引郑樵《通志》袁氏姓氏的由来，其历史向上追溯太远，不免牵强附会之说，不足为凭而其后面部分说的：“袁字或作爰，或作袁，实一本也”一事，则正好是干宝《搜神记》和范晔《后汉书》关于“袁釰”和“爰釰”的记述，因此古人说“袁”、“爰”二字是一家。

考习水袁氏的发家历史据《宋会要》、《杨氏家传》及蹇义《袁氏族谱光裕录序》等书记载，南宋端平时袁世明四子袁猛以播州雄威忠勇军中军统制官驻防武都城（今土城）保祐六年十二月袁猛率军解简州围时战死，由袁世明长子袁贵之子袁忠袭职，诰授。

“御前节义将军”，驻防武都城（今土城）元初袁忠随播州杨邦宪附元，袭任古磁城（今土城）千户所千户，封武节将军元惠宗至正时，由袁忠次子袁隆（讳崇简）袭任古磁城千户所千户职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袁隆袭升为唐朝坝长官司长官，迁治所于今土城儒维堡子头，于此袁氏有了军、民两治的统治权。

唐朝坝长官司下辖九个里，分别为仁怀、河西、土城、儒溪、上赤水、下赤水、丁山、小溪和瓮坪（二郎），其疆域含盖今赤、习两县，其中土城、儒溪、河西、上赤水、下赤水等五个里均为袁氏族人担任头目、提调和坐寨人，官职并不高。

据李化龙《播地善后事宜疏·顺夷情》记载，上赤水里头目袁鍪和下赤水里头目袁子升两族，“原非长官，本无冠带，但赏格曾坐名开谕”按李化龙此处所称的“赏格”，是明王朝的一种军功赏赐制度据《大明会典·邦政条例》中成化十四年规定：“官军阵前，当先殿后，斩将搴旗，擒斩贼首，立有奇功，后又阵亡者，子孙袭三级，仍立祠，加祭荫子。

”另又规定：“四川、贵州苗贼，一人擒斩三名颗，升一级；至九名颗，升三级；俘获贼魁升二级”另据袁蕙芳《世袭壮义勒·优卹议叙》记载：上赤水里头目袁鍪之“祖父袁沄，系播州上赤水里长官”袁沄之子袁尚义生有五子：袁鍪、袁鐤、袁鍜、袁镖和袁镐。

袁尚义和长子袁鍪均先后承袭袁沄职，任上赤水里头目考袁子升和袁鍪两人之先的“赏格坐名开谕”据四川凉山明万历十六年“播州营”石刻和《越嶲厅全志》记载，万历十六年三月，习水袁氏曾作为总兵李应祥指挥的播州军参与平叛凉山少数民族起义。

紧接着万历十八年，袁氏又作为播州军的一员参与平叛松潘少数民族起义袁子升和袁鍪两人之先的“赏格坐名开谕”，应该是袁鍪之祖父袁沄等人在这两次平叛事件中获得的因袁沄等人仅是“一人擒斩三名颗”，故只能各升一级分别担任上、下赤水里头目（里长）。

迨至万历二十八年袁子升和袁鍪二人献地投诚并征播立功，袁子升之子袁年升任威远卫右所镇抚，袁鍪升任冠带总旗，鍪弟袁鐤升任威远卫指挥佥事据袁蕙芳编纂的《祀袭壮义勒·优卹议叙》，习水袁氏本为一个祖先，只是后来子孙们“各守其土”而已。

既然如此，那袁蕙芳的《祀袭壮义勒·优卹议叙》为何不以土城这支袁氏族谱为据，祖先为“袁世明，南宋端平二年平蛮入播”，而要改旗易帜，与土城这支袁氏断决关系，称其祖先为“袁世盟，唐禧宗乾符三年平南诏入播”呢？究其原因，是因为习水河中游地区以袁鍪、袁鐤为代表的这一支袁氏原属土城（唐朝坝长官司）这支袁氏统辖的下级官员，按照明王朝的土司承袭制度，袁鍪、袁鐤等人及其子孙永远都只能当土城这支袁氏统辖下的里长一级长官。

但自嘉靖中期唐朝坝长官司被永宁奢氏土司侵占后，其疆域一分为二，长官袁初屈居奢氏手下任唐朝镇长官，其辖地仅控制到儒溪、河西、土城三个里而仁怀、小溪、吼滩和上、下赤水里则投归播州杨应龙，由此造成袁初对仁怀里头目王继先和下赤水里头目袁年等人的不满，想寻机除掉他们。

从袁蕙芳《祀袭壮义勒·优卹议叙》中极力淡化土城这支袁氏，只提土城地区的袁起龙和袁见龙兄弟二人，而不及明初开疆辟土的唐朝坝长官司长官袁隆以及威远卫正三品指挥官袁初一事上，已见袁氏门中为了世袭统治权而产生感情分裂。

据袁蕙芳《祀袭壮义勒》一书记载，在明末天启年间平奢、安之役中，习水河中游这支袁氏功名显赫，超过了土城这支袁氏，其中袁鍪升授副总兵，儒溪威远卫左所正千户袁鍪第三子袁桂芳升任修文所正千户，开垦六目地方，屯田八千余顷，并修建修文、息烽、乌江三城，叙功升指挥佥事，驻防修文、乌江等处遊击；袁鍪弟袁鐤，在平奢、安之役中因收复重庆、合江、仁怀等地战功显著，擢升遊击。

袁鐤之子袁蕙芳，在援黔援滇之战中先升守备，后升都司，执掌威远卫印务（指挥佥事），坐镇遵义府城习水河中游这支袁氏在明末天启时的兴起，接着而来的是子孙们的世袭统治权问题，为此袁蕙芳不得不改旗易帜另立山头，编造了一个新的袁氏家史版本，以便与土城这支袁氏拉开距离，作为其向明王朝上报子孙承袭的宗支图本。

按袁蕙芳《祀袭壮义勒·优卹议叙》：其祖先“唐朝乾符年间征南（诏）入播”之说，在黔北地区最先是元朝时播州杨氏称其祖先“杨端于乾符三年平南诏入播”，到了明朝末年，吼滩、土城一带的赵氏亦称其祖先是“乾符三年随杨端平播州仡佬而留居播土”。

由此可见：所谓“乾符年间平南诏和播州仡佬”之说，是赵、袁两姓套改“杨端乾符三年平南诏入播”之说而已，并非历史事实由于上赤水里这支袁氏在明代中前期仅为里首，身份和职位低下，不是传统的法定世袭继承人，因此他们不能象土城这支袁氏，能请蹇义和邹元标等名人为其作族谱序。

近年来袁氏族人为了查证江西有无袁氏和宋代关于袁世明从江西西征的记载，在江西袁氏族谱的末尾发现附带刊有袁世明的事，但其行文措词是照套郑珍《遵义府志》的文词，不是江西袁氏原有的档案材料，可见江西袁氏族谱中附录有袁世明一事，是《遵义府志》面世后，江西袁氏从《遵义府志》中转录过去的，其转录的时间应在清末民国时期。

如果江西袁氏早年知道有袁世明从江西西迁的事，那他们必定将袁世明归入他们族谱的支系中加以记录，而不是作为存疑的另策附在族谱之后了此外，邹元标是江西吉水人，他从土城人、国子监教授袁琨提供的蹇义《袁氏族谱光裕录序》中获知习水袁氏来自江西，于是为袁氏补写了一篇袁氏《江西清水塘源流谱序》，但这篇谱序江西袁氏族谱中并未收入，证明他们并不知道有袁世明来自江西和邹元标曾为其写族谱序一事。

由此可见：江西袁氏族谱的末尾附录袁世明一事，是作为新发现的存疑材料提供人们研究的，不能作为史实依据加以肯定和引用2016年2月18日于遵义三、习水袁氏族谱考论文/禹明先习水袁氏族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文化内涵，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

因有亲属和血源关系，因此我对习水袁氏历史的关心程度并不比袁氏族人差，于是我收集的袁氏家史资料也比较齐全中国人的族谱真伪相杂，这是史学界一致公认的，所以白扬才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总喜欢在族谱中说自己的哪代祖先是将军、是元帅，就不说哪代祖宗曾经得过羊癲疯！”白扬的批评是认真而严肃的，因为他指出了中国人伪造家史的通病。

在黔北地区，几乎所有人的族谱里都称自己的祖先是某朝某代从外省过来的“平蛮将军”，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前些年有位遵义县的罗姓农民，向我谈到说：“我就不相信古时候有那么多将军一齐都跑到遵义来了现在一个书记就可管遍全地区，古时候那么多大官都集中在这里不走，他们到底谁管谁？！”是的，连一个普通农民都能看出各姓人族谱中的毛病，而我们一些文化程度还不算低的人却看不出自家族谱中的问题，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此外，习水袁氏族谱的重要和可贵之处是他们有吏部尚书蹇义和刑科给事中邹元标两个历史名人的题记，这是其他姓人无法相比的，也是全国少有的，这便是我重视和研究它的主要原因但是，袁氏族谱自明朝以来被多人窜改，要理清它必须花大力气，这个问题本人感受最深。

从目前我所掌握到的材料，习水袁氏族谱同其他姓人一样，均有个不断修改增补和“完善”的过程目前已知习水袁氏最早的族谱是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吏部尚书蹇义作的《袁氏族谱光裕录序》，该序说：“袁氏祖籍江西吉安府，始祖袁世明在宋宁宗嘉定间以宏武功，封沿边处巡检使职，累立勋绩。

宋理宗端平元年，袁世明与江淮使孟珙取蔡灭金二年，播州之唐朝坝、古磁、仁怀等处蛮夷出没为边民患，播之贞顺夫人上疏乞师时金寇初平，元虜方炽，朝议难其人是时，世明督视江淮军马，魏了翁、善了翁知世明忠勇有为，荐之诏下统戎平蛮，奉命入蜀，自夒、渝达泸州白锦堡、磨子头，开（合江九支）苦竹溪大路进兵捣蛮巢境域。

以宁，复命留镇其地…遂居赤水不复江西矣！世明生四子：贵、贤、威、猛猛授‘御前雄威中军总制’，凝重善谋，余玠甚器重之理宗宝祐六年戊午（公元1258年）十二月，元将纽璘取资州，攻简州，猛提兵御之，于十二月初五日，弟兄俱殁于国事。

贵之子忠，余玠迁城于神臂山，为保卫神臂城忠战守多功端宗景炎元年丙子（公元1276年），陈文龙嘉其绩，荐于朝，受‘御前结义将军’……”据蹇义所言，这篇“光裕录序”是他的好友曾懋德介绍请他写的蹇义这篇“光裕录序”前面部分谈袁氏祖先迁徙历史，后面部分叙述袁氏在宋末的抗元事迹。

关于始祖袁世明从江西迁来的事，我在《习水袁氏历史研究》一文中已进行了探讨，这里只作少量补充蹇义“光裕录序”说：“袁世明在宋宁宗嘉定间以宏武功，封沿边处巡检使职”按“沿边处巡检使”是宋代设于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寨、堡武官。

《宋史·兵志》记载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起，两浙西路也仿照西北和西南创设了寨兵，由宣抚司管理当时吉州设有十六个寨，但都设在偏远山区，吉水、卢陵两县均未设寨、堡因是地处内地，其宣抚司也未加“沿边”二字，也就无“沿边处巡检使”了。

据《宋会要》一书记载，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在泸州设置“泸南沿边安抚司”经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播州地区归其管辖按宋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军队建置，坐镇寨、堡的武官通称为“巡检使”，以当地土著大姓望族人担任此职。

如今赤水旺隆北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石刻文字：“权滋州绥远寨守把兼道路巡检（使）王武”就是例证王武家族就是唐宋以来富集于九支、旺隆一带赤水河两岸的土著大姓袁氏的世居地在习水河中游的程寨一带，主要是把守大白塘和红圈子等处隘口和道路巡查，因此袁世明曾任住寨巡检使，后人把在泸州设置“泸南沿边安抚司”中的“沿边”二字套用到袁世明身上，于是袁世明的职官便成了“沿边处巡检使”。

按常理，历史上凡是级别和名望大一些的人史书都要为其立传记录，蹇义“光裕录序”说“宋理宗端平元年，袁世明与江淮使孟珙取蔡灭金”，后来又取代孟珙“督视江淮军马”，袁世明的职官已至“江淮军马使”，象这样一员与孟珙同样级别的重臣，为何《宋史》只给孟珙立传而不给袁世明立传？可见蹇义“光裕录序”中所记袁世明在江西的那段经历，既无历史依据可查，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蹇义“光裕录序”中的可取之处是在后面部分记录袁氏的入川抗元战争，正史没有提到袁氏，因此资料很可贵但其中也有错误和不实之处如说“端宗景炎元年丙子（公元1276年），陈文龙嘉其绩，荐于朝，受袁忠为‘御前结义将军’”。

陈文龙任宋代福建新化知军，《宋史》记载其事迹均在福建，与四川无关，怎能去推荐袁忠呢？而袁忠受封的“御前结义将军”到是可信的据《宋学士文集·杨氏家传》记载：“端平中(即：端平二年），北兵犯蜀，围青野原(今陕西略阳西)，(杨)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

制置使赵彦呐以闻，诏许之驰马渡剑(出剑门关)，帅家世自赡之(蕃)兵五千戍蜀口围解，价功居多，诏授雄威军都统制”从这条记载获知，南宋端平二年在播州杨氏爱国义举的号召下，黔北地区的许多土著武装面对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保家为国，组成多支义军主动要求到四川北部抗击蒙古军（《宋会要》就记有南宋淳熙间珍州守隘把截将杨文奉带领所部义军巡防的事）。

而杨氏率领出川的“五千家兵”中，就有习水袁氏义军在内，杨氏自身并没有那么多军队袁忠的“御前结义将军”一职明白告诉后人，袁氏在南宋时的抗元战争中，是同川黔相邻地区的多支土著义军集体共同到前线抗敌的，因此举是主动“结义”的爱国行为，故被封为“御前结义将军”。

但这个封衔应是袁贵、袁猛他们获得的，袁忠只是承袭吧了唐朝坝在明朝以前是永宁奢氏的地盘，不属河东岸的播州袁氏所有，明朝初年创设唐朝坝蛮夷长官司时才划归袁氏管辖据李化龙《平播全书·批详》记载，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后，永宁奢氏土司曾通过守巡下川南道向四川总督李化龙呈交一份材料，要求以元朝的永、播疆域版图，把赤水河以西的唐朝坝和大洞场等地归还奢氏。

最终裁定以明王朝的唐朝坝蛮夷长官司疆域为准来确定永、播版图，因此拒绝了永宁奢氏土司的索地要求这便是《儒溪界碑》形成的历史原因由此可见，蹇义“光裕录序”说：“端平二年，播州之唐朝坝、古磁、仁怀等处蛮夷出没为边民患，袁世明来平叛而获得唐朝坝”一事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件事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袁氏“祖籍江西”之说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它造成今天赤、习两县的大部分居民均跟随袁氏之说，称自己的祖先来自于江西，清朝时还因此在赤水河中下游地区修建起许多“江西会馆”而江西人则为这些说法和做法津津乐道，说大半个中国的人都是从江西迁出来的！其实这些都是老祖宗们的瞎编，给人家提供了口实。

习水袁氏族谱，继蹇义之后，刑科给事中邹元标又于万历十一年孟秋月为习水袁氏写了一篇《江西清水塘源流谱序》据邹元标在该篇序言中称：习水袁氏“袁琨，字玉岗，为邑儒生，文名籍胜”，“以仁孝友义之道，率训于北埠”，与邹元标“行谊敦修，尤可为师法。

”嘉靖四十一年“蒙宥归里，求可为子弟师者，得先生敦请而延诸家，先生因出所为斯谱而道其巅末，予乃先生之言而因以弁首（序）”邹元标从蹇义谱序中得知袁世明来自江西，于是他为袁琨写的这篇族谱序就主要是叙述江西袁氏的迁徙分支，未对蹇义谱序作任何增改。

习水袁氏在明末天启时还写有一篇家史上报给明王朝，这就是袁蕙芳的《世袭壮义勒》，他认为自己的始祖是“袁世盟”，非袁世明，并且袁世盟是唐朝乾符年间平南来到习水的，不是袁世明的端平二年，于是习水河一带的袁氏族人均称其祖先是袁世盟，非袁世明。

从袁蕙芳《世袭壮义勒》中把土城的袁起龙和袁见龙兄弟二人认作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只是后来各守各土而已由此可知习水袁氏本来只有一个祖先，叫“袁世明”，非袁世盟，袁蕙芳只是为了世袭统治权才另起炉灶这件事我在《习水袁氏历史研究》一文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必多谈。

迨至明末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袁氏族人中袁铭感到“懋德之友（蹇义）所撰，然于中有未（齐）备者”于是他就“揭膚见以为族中高明之备览，后世子孙之参稽”，增补了一篇《汝南袁氏谱序》理由是汉朝的袁君山是汝南人，天下袁氏均由此出。

袁铭的《汝南袁氏谱序》在蹇义谱序基础上新增加了袁世明原籍是江西吉安府“卢陵县人氏，生于宋孝宗乾道八年，终于端平二年七月十五日酉时，终于上赤水（里），葬于罗汉寺墓碑前题‘宋故大统领’，后记‘故考氏袁公，讳福，字世明，仕于本州，佩统领之印，而留任受命，寿享六旬有四……’”等内容。

显然，袁铭增补的内容是不少的，如袁世明讳“福”以及是江西“卢陵县人，生于宋孝宗乾道八年，终于端平二年七月十五日酉时，终于上赤水（里），葬于罗汉寺墓碑前题‘宋故大统领’”等都是蹇义“光裕录序”中所没有的，袁铭都把它完善起来了！当然这些新加内容正如袁铭所说，“只是为了族中高明者之备览，后世子孙之参稽”，不能把它作为历史事实而加以认定，因此袁铭指不出他所添加这些内容的依据和出处。

值得注意的是：蹇义“光裕录序”和袁铭“汝南袁氏谱序”，这两篇谱序都未提到袁世明的夫人和姓氏，也没说袁世明的官为“总制”清朝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袁氏族人又作了一篇《袁氏宗谱增补序》，这个增补序在袁铭“汝南袁氏谱序”袁世明的籍贯卢陵县后面又添加上了“白沙州”这个小地名。

并说白沙州“祖祠有‘钦赐代天’四字为记又云：（世明）‘母系御封皇姑一品赵氏夫人’”，“始祖袁福，敦氏夫人，系敦阁老之长女”宋理宗端平二年，袁世明受封“御前雄威中军总制”习水袁氏为“皇亲国戚”便由此产生了！不知这个“皇亲国戚”的历史依据从何而来？道光二年的这个新增补序未对此事作出说明，明显有攀附和杜撰之嫌。

道光二年的这个谱序还把蹇义“光裕录序”中袁猛的封衔“御前雄威中军总制”改成为其父袁世明的“御前雄威中军总制”，从此，“袁世明官总制”一事便被袁氏后人转相抄录也许是因为“皇亲国戚”这个谎扯得太大而太远，已经超出了增补家史的范围和极限，违反情理，恐被后人责难，故这篇族谱序没留下作者名字，成了一篇无名之作。

江西袁氏也感到此事不妥，故在族谱中没有照抄习水袁氏之说，只用“幸荣黉（皇）宫”一语来含糊记述此事近年来习水袁氏族人为了核实袁世明是否来自江西，在江西袁氏族谱中查到了有关袁世明的一条记载，这条记载是附在江西《乌石冈袁氏重修族谱世系总图》的后面。

其文说：“世明（讳）思光，（号）焘三，幼习文艺，幸荣黉（皇）宫时命不由人，屡试不第有按台杨公见其文艺武略，智谋过人，题荐（世）明公以武职出师屡获奇功，官至三边总制，从徙播州配张氏，生四子（贵、贤、威、猛）。

今遵义府仁怀县赤水里一派是吾宗支，特附记于谱”看了江西袁氏族谱关于袁世明的这条记载，感到问题又复杂了许多因为这条记载不仅不能证明袁世明是来自江西，反而为研究袁世明的身世添了许多乱从时间上看，这条记载是清朝末年形成的。

笔者此论的依据是该篇附记中的“幸荣黉（皇）宫”和“遵义府仁怀县赤水里”这两处论述“幸荣黉（皇）宫”即“皇亲国戚”，指袁世明是宋朝皇帝的外孙，其“母系御封皇姑一品赵氏夫人”这是清朝道光二年《袁氏宗谱增补序》中才首次出现的事，江西袁氏族谱中收入此事，说明他们获得这条信息是在“清朝道光二年”之后，并非之前。

其次，“遵义府仁怀县赤水里”是清代才有的行政建置名称，明代设置上赤水里和下赤水里这两个里清代合并上、下赤水里为“赤水里”一个里这又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江西袁氏获得袁世明的信息是在清代后期，明显是从习水袁氏族谱中抄录过去的（很可能是清朝末年习水河中游袁氏为了寻根而送过去的），因此江西袁氏族谱把袁世明的事作为“附记”放在其族谱的后面，作为存疑材料保存下来，此前他们并不知道有袁世明迁到习水的事。

再者，“按台”即“按察使”，全称为“提刑按察使”，是明朝才有的职官名称，江西袁氏族谱把它与宋代的袁世明扯在一起，显然是个笑话又：江西袁氏族谱说“袁世明讳思光”，而崇祯元年袁铭“汝南袁氏谱序”则称“袁世明讳福”；道光二年《袁氏宗谱增补序》说“袁世明妻为敦氏”，江西袁氏族谱则说“袁世明妻为张氏”；蹇义“光裕录序”称袁世明是由“魏了翁、善了翁两人推荐为官，诏之统戎平蛮，奉命入蜀”。

而江西袁氏族谱则说袁世明是由“按台杨公推荐为官，升至三边总制从徙播州”同为一个袁世明，习水袁氏族谱记载与江西袁氏族谱记载竟然差别如此之大！此外，江西袁氏族谱记载的袁世明“三边总制”官也是从习水抄去的“三边总制”一说首出明末崇祯时刘建明的《景福碑记》：“世明讳福，职勅三边，功纪武节。

”把刘建明《景福碑记》的“职勅三边”加上蹇义“光裕录序”中袁猛的‘御前雄威中军总制’……”于是就变成了江西袁氏族谱中袁世明的“三边总制官”了！从史料记载来看，袁氏是古代土著民族大姓望族，这可从袁氏明朝初年出任“唐朝坝蛮夷长官司”一事上得到证实。

明代的土司都是土著少数民族中的大姓望族头人担任此职，用土著少数民族的大姓头人来管理本地的少数民族事务，古代叫做“以夷制夷”“唐朝坝蛮夷长官司”这一名称和事实告诉后人，这个长官司辖境内从上到下都是少数民族。

用土著少数民族的大姓头人来管理本地区少数民族事务这一行之有效的民族区域自治措施，今天我们仍在享用这份老祖宗们留下的遗产可悲而可笑的是：目前有一种怪现象，大城市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人们，都以自己的祖先为某个少数民族而感到自豪，无论上学和提干都会沾到祖宗们的光。

而地处偏僻的一部分愚昧无知的人，却十分害怕自己祖先是少数民族，“死爱面子活受罪”，不仅害己，而且伤及子孙们的学习和政治前途而这种认识和行为如果发展下去，其错误的严重性还在于：它破坏了今天的民族团结，人为地制造民族之间的相互岐视，从而破坏安定团结，这是决不允许的！再有，常言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多少识几个字，认识到了或是别人同你一起认识到了你的祖先是某个少数民族而爱虚荣不去认他，则是最大的不忠不孝！对于这种不忠不孝之人，恐怕老祖宗们在阴朝地府也是不会放过他的以上是本人对习水袁氏族谱研究中的一些认识和体会，加上前面公布的“习水袁氏历史研究”两篇文章，作为抛砖引玉，目的是把习水历史真实的一面剖析出来，这既是对祖宗们负责，把他们被沾污和歪曲了的身事纠正过来，同时也是对今人负责，更是历史研究者们所承担的一份义务和责任。

本人研究中的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历史总要有人来研究，让人来研究，说真话应该不为过2016年4月16日于遵义四、鱼的记忆    ——驳禹明先《习水袁氏族谱考论》文/袁玉刚2016年以来，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内，禹明先先生分别于2月18日、4月16日两次撰文研究我习水袁氏。

从《习水袁氏历史研究》到《习水袁氏族谱考论》不难看出，先生惯用的伎俩仍是以推论作为结论为了给自己的推论加点佐料，先生总会用自己的习惯逻辑“旁征博引”，在世人面前混淆视听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说，咋一看，文理貌似结构严谨，层次清晰，敲得我习水袁氏族人背脊骨锵锵作响。

但细细品来，却发现先生东拉西扯，好似酒醉如痴，满口胡言因此，网上才会出现有习水袁氏的争论，习水袁氏的愤怒以及不满等充斥云耳受众反而误认为我习水袁氏子孙心胸狭窄，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甚至出现有某网站负责人出来力呼誓死捍卫言论自由的发音。

我习水袁氏是一支包容的，理性的，也是谦逊的家族我们真诚的欢迎全国、全社会，甚至海内外的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维研究我习水袁氏，从而帮助我们完善自我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继承传统，创新发展但是我们不会欢迎那种打着研究历史旗号，冒用历史名词，凭借个人主观臆断妄议历史史实，又拿不出有力史学证据的伪专家，伪学者。

虽未与先生谋过面但文如其人从先生的字里行间和逻辑妄断能力，不难看出先生是有一定功底的文人但先生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尔反尔，置文人的道义、责任、良知不顾，对于妄议的事总是津津乐道记得先生在2011年就曾撰文说，因贵州赤水境内有猿山（即猿猴场，今天的元厚镇），就说我族袁氏乃猿山的猿猴变的土著袁姓。

而在今年的2月18日《习水袁氏研究》中，又臆断我族乃巴蜀羌人部落巴西太守袁约的后裔，否认我祖袁世明（时明与盟通假，读ming音）自江西庐陵入蜀平南的史实两个月后的4月16日，先生又笔锋一转，承认我袁氏族谱的抗元史料可贵，弥补了正史的不足。

先生先把自己伪装成一幅严谨治学的史学者，然后又把矛头指上我江西老谱和我支族谱的不尽之处，又套用“引经据典”的把戏，公然污蔑，勾勒出我族攀炎附势，媚颜认祖的丑陋形象先生一边否认我族入蜀平南的史实，一边又承认我三世祖袁忠的御前结义将军的封号来源于我二世祖袁贵的承袭。

说到这里，给先生更正一下，我二世祖袁贵乃朝廷赦授的雄威正印将军、统领，没有获得过先生所说的结义将军的封号因此，我三世祖袁忠也就不可能是先生主观臆断的世袭了父辈的“结义将军”封号袁忠是承袭了父职，但武节将军封号是在誓守神臂山（即老泸州）的抗元战斗中英勇不凡，使蜀南免于涂炭，深受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余玠的赏识，靠军功而获得的。

后又受陈文龙器重，推荐于朝廷，授御前雄威中军总制之职又得播州惠敏公保奏，特授宣令“金牌武节将军”但对于先生指出的举荐袁忠任御前雄威中军总制的陈文龙主要任职的地区在福建，是不能远荐在当时属川南的袁忠的，这的确有待考究。

但按照先生一往惯用的推论方法，鄙人也可以这样认为，在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抗元斗争中，我三世祖袁忠就不能远赴福建，或者陈文龙就不能奉调增援四川抗元战争？在那战火不断，南宋政权飘摇欲坠的年月，难道身为当朝重臣的陈文龙非要逼着让史官当场记进史册才肯领兵上路？否则师出无名？那我五世叔祖袁善，又绍善，字复虚，随父远征云南，军功卓著。

按照先生的逻辑，我绍善叔祖就不能远征云南？即使在今天，某一个地方出现战事，就不能从其它战区抽调兵马支援？难道汶川大地震时，救灾的官兵非得是汶川或者四川的官兵？其它省区或战区的士兵就不能奉调来支援？要不，你拿出参与那场抗元战争的将士的名单来，如果找出没有我先祖的名字在其中，我袁氏族人一定齐赞先生的雄才伟略。

按先生的话来说，袁氏族人中总不凡大有学问者，为什么对浅而易见的错误视而不闻其实先生错矣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以及历次修谱的环境、信息沟通、通信联络等各方面的原因，袁氏这样庞大的氏族，各房各支的族谱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实属难免。

但不至于我袁氏二十几万子孙都同时在作假，同时在冒认祖先先生不要以偏概全，偷换逻辑概念更不能以其中的某句话或某处记载有待考证和推敲，就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妄加结论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有损于广大读者对先生论文“以理叙事”见长风格的美溢。

还有，按照先生的逻辑，唐朝坝长官司是管夷蛮的，就非要是土著的袁氏首领来治理，还说这是以夷制夷的惯例我不否认史上有以夷制夷的说法但先生此处的以夷制夷难免有所牵强，难道又是凭先生的臆断？不要说在封建社会，就是今天的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一区的省委书记乃实际最高长官，有几个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来担任？难道那些在少数民族地区担任最高长官的都必须是该地区本民族的人？通读先生的大作，实乃谬论处处可见，不想一一赘述，以免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

我祖袁世明入蜀平南以来，袁氏子孙到如今已经在以赤水河流域和习水河流域的贵、川、滇、渝等省区、县市繁衍了数百年，军事遗迹，各房各支宗祠遍布各地，碑记虽斑驳，但字迹尚可辨，代代脉络清晰特别是在清代中期改土归流以前，袁氏十几代扎根西南，代代将军、督抚保境安民，开垦边疆，发展农桑，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在贵州通志、仁怀厅志、遵义府志以及现在的赤水、习水、合江、息烽、修文、黔西、大方等地方志都有详实的记载那些躺卧在云贵川青峰中的座座为国捐躯的袁氏忠骨印证着朝代更迭，岁月的变迁但无论怎样岁月变幻，人性的真善和良知不会变。

我陈郡世家，卧雪德馨的家声永泽润子孙，永远教育着后辈做人的道理先生作为与袁氏有着亲缘关系的后辈，显然没有受到这样的祖德的泽润对于先生的诸番谬论，我族袁志宗亲在《回老斋公》、《再回老斋公》以及鄙人引用的《平蔺”疑云一扫而开》——节选王显才《今日鸭岭唐时蔺州》一文里。

王显才先生的论述、论据都很清楚，行文至此，也没有必要再与先生浪费口舌我袁氏的史实，既然在地方志里都有记载，袁氏的族谱也是一脉相承，支脉清晰，就没有必要再针对先生文中的谬论一一再作回应何况作为袁氏的姻亲，先生在我袁氏面前笑颜相揖，口腹蜜剑，背后抽刀时常有之。

诚然，纵如我袁志宗亲所说，无论我习水袁氏是平南大元帅袁世明的子孙，还是巴蜀羌人部落巴西太守袁约的后裔，甚至即使是赤水猿山的猿猴得姓成为当地土著也罢，我习水袁氏历代先祖在西南地区的功勋都是不可磨灭的，我族仍然有着至上的荣光。

“鱼的记忆只有7秒”，这个网络广为流传的说法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不想去考证，也不具备考证的科学素养但纵观先生再三的言论，就如这只有7秒记忆的鱼一样，今天提出一个臆断，不知哪天又冒出另一个猜想可怕的是这个臆断和猜想往往还伴有一些所谓的推论作为结论而收尾，甚至还有伪证作为支撑，搅和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人云也云。

这样下去辱我袁氏事小，就怕先生站在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以讲真话，敢于讲真话为由，再创一个“壮举”而误国误民，则事大矣望先生勉之2016年5月17日于赤水河畔（作者系南宋平南大元帅、御前雄威将军总制袁世明二十八代孙）。

五、袁世明平南铁证如山文/袁志前言：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乃“宋授三边总制勒赐平南王”袁世明支系袁氏发祥地，南宋袁世明入蜀平南史早已载入《遵义府志》、《仁怀厅志》等地方史册今袁世明手植的“中国杉王”已近800岁，仍生机盎然，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袁世明祠堂、墓园等为省、县级文保单位；其后裔祭祖仪式也成为省级非物遗产；土城袁氏现已成习水县第一大姓，且遍及国内外，人才济济，影响深远。

近来有人也许是欲借名姓出名，居然三番五次撰文欲推翻袁世明平南历史为辨明是非，澄清史实，特撰此文土城禹明先老先生有多篇文章都提到袁世明及其后裔，因主观臆测及失礼言词太过，笔者不得已撰文反驳不料禹先生更出了几篇厉害的，全是有针对性的攻击，大有不定袁世明部为冒充朝廷军队，不定该支系袁氏为某种民族而绝不干休的架势。

之前笔者已有三篇文章辩驳禹某，但一是禹某至今不依，二是文章主要针对禹文而写，读者未必了解土城袁氏之真实历史故今日再提，不为针对禹某，而是要还历史真相之所以提到禹先生，是因为话题由他质疑引起此也可以算是对他的总结性回答。

禹某论调的中心，就是袁氏“伪造家史”他“判定”的内容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袁世明部非朝廷所派军队，二是袁部非来自江西，且不是汉族他最大的理由就是没见国史记载，他认为《遵义府志》等史料之作者都是帮袁氏的，甚至是袁氏买通的枪手。

首先要与读者摆明的是：如果禹的判断正确，则非但不会辱没袁氏，反而更显袁氏智慧试想，如果一个普通家族能够凭空占领当时国家之战略要地，并世代驻守，至今繁荣昌盛，又能够“伪造”出进入国史的家史，该是何等睿智！绝对令全国乃至全球所有家族另眼相看。

所以如果这位“史学家”能够找出他的证据证明其论点，则袁氏不但不恨他，还会感激他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禹文虽多，却都是主观臆断的“考之”“推之”，毫无确凿证据关于袁世明率部入蜀平南之正面剖析，笔者之前已有《一段尘封800年的抗蒙史》文，故不再赘述，今只按禹某之言推理。

为否定袁氏来自江西说，禹某对习水袁氏来历作了许多臆测：先说是本地猿猴山的，后又说是播州杨价派的，最近出的文章又说是古巴县的某望族，可能今后还有更多说法如此庸人自扰地为他人操心，也真“难为”该老先生了！既然禹某已放弃了猿猴山来源说，笔者也就不必再提。

先看其杨价派遣说，那时武都城（今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境域属于泸州管辖，播州杨价不要说派一支军队，即使派一兵一卒也不可能，故此言不值一提又看其巴县来源说，就依他说的袁氏来自巴县一望族，既是望族，即使出来一部分，本土当有更大的家族，请禹某到今日四川古巴县地域考查，看能否找出史料依据，若是找不到，就是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袁世明部从什么地方来，反正都是外来既是外来，必须先有军事占领因为武都城是战略要地，非但不可派入，也不可买得而占领军无非两类：要么朝廷军队，要么周边土司军从当时地方军实力看，武都城周边就播州杨氏、古蔺奢氏、水西安氏最大，唯独没有袁姓土司。

如果是弱肉强食，即使袁姓是周边土司之一也轮不到且袁氏取得武都城以后，并不归这些土司管辖故袁世明部不可能是某土司派遣，也不可能是某土司进入如果袁军真是某支土军深入的话，即使能够打败原武都城地方军，也不可能长期占领和世代驻守。

为啥？周边土司不可能坐视不管，他们岂肯让你独吞宝地？如果袁军没有朝廷旨意留守，非但会被赶出，还可能被消灭而事实是，自袁世明部扎根武都城以来，周边土司并未欺负仅有的两次征战（平播、平蔺）皆是袁军响应朝廷号召、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动出击。

综上所述，袁部唯一的来源，就是朝廷派遣因为只有朝廷才敢取缔某个不听话的土司，才可能实现永久性驻军而周边势力不敢干涉故袁部定是中央军无疑！第二，关于袁世明的王者身份袁世明墓园有“宋帅袁千岁”戴帽字体碑，今为县级文物。

戴帽字体是封建王者专用字体，碑立在墓园是公开的如果本身没有这个身份，依当时的封建制度，冒充千岁非但要杀当事者头，还会诛灭九族当时播州最大土司杨应龙被征讨罪状之一就是说他有一幅对联：“养马城中，百万雄师擎日月；海龙屯上，半朝天子镇乾坤。

”仅仅一个传说的“半朝天子”，就招来了灭族之祸而习水袁氏是直接立的“宋帅袁千岁”碑，若无事实依据，不被诛灭吗！如今，各地大土司墓葬被盗和发掘者多也，哪家墓园敢立千岁碑了？休说墓园，墓葬内的墓志铭也不敢擅自称王。

若依禹某之说，袁世明本非汉族而又在大汉族当政时自封千岁，这不是自寻死路吗？！而事实是，袁氏的千岁碑巍巍挺立了近800年，列朝列代官方并无半句微词，足以肯定袁世明之王者身份属实！现在有人质疑“平南王”之封号没有依据，请看数百年前的袁氏族谱，本本都有平南王的记载。

请看罗汉寺袁氏宗祠里的神祖牌，其“宋授三边总制勒赐平南王讳福字世明袁公之神主位”几百年来从变过，以古代的典章制度，如果当初真没有赐封，其后裔敢自称己祖为平南王吗？！仁怀籍学者穆升凡先生认为：袁世明部乃朝廷特意插入云贵土司间的一颗锲子，为的是牵制和监视播州杨氏等地方土司。

依当时历史来看，袁部本就初来乍到，且势单力孤处于内忧外患的朝廷既无兵马也无钱粮资助，唯一能让袁世明既能监督牵制地方土司，又能免受挤压和吃掉的手段就是封号，以平叛之功而封为王，合情合理考袁世明历史可知其“正月师至，五月奏凯”，之后于七月身故。

以当时“奏凯”的速度，往返临安（今杭州）至少月余，就算平南奏凯即获封王，等圣旨到时，袁世明即使未殁也是余日无多如果是追封，则更是封号未领，人已千古自然影响甚微了而更为悲壮的是，袁世明的四个儿子在他去世后的次年就在驰援川北的抗蒙激战中壮烈牺牲。

父子骁将，两年陨五，何等惨然？唯一的年轻孙子袁忠身负国恨家仇，又在老泸州神臂城一带抗蒙数十年，直至南宋灭亡，哪里还顾得上宣传自己家史？疲于奔命的南宋政权本就顾不上边陲之事，何况还有奸相贾似道之颠倒黑白，残害忠良。

有此种种原因，袁世明之封号不见国史、淡出历史纯属正常故外人不知平南王，自在情理之中但其后裔，肯定永远铭记和传承，因此才有“千岁碑”传世，才有今习水、仁怀、赤水、古蔺等县（市）民间传唱几百年的《洪袁传》里的平南王。

几百年来，周边土司和列朝官方对传唱和立碑皆无半句质疑，足见袁世明平南历史和封号确有其事第三，关于国史问题虽然我们至今未发现，但也不能说当时没有武都城的这段历史，对于袁世明部虽是大历史，但相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在这么边远的地方部署一颗棋子，其实微不足道。

《洪袁传》传唱之雄兵十万，明显有艺术夸张所以即使有记载，也不会很多加之当时南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不久即亡蒙古军不但把临安皇宫掀了个天翻地覆，为寻珠宝，还把所有皇室墓葬刨开，白骨漫山，残棺遍野，散失、损毁的史料数以万计。

故今日不见国史记载的，又何止袁氏历史？连百家姓第一的赵姓历史也有许多空白！国史为树干，但家史乃枝叶虽然禹某以蹇义为袁氏写的《光裕录》有瑕疵而大肆攻击，但起码蹇义承认袁世明平南史蹇义是明朝重臣，原名瑢因太祖朱元璋。

“喜其诚笃，为之更名义”，并亲笔御书“义”字颁赐蹇老前后辅佐五朝皇帝，获赐免死牌，“准本人免二死，子孙免一死”堪称史上绝顶重臣如果习水袁氏真是禹某所说的某某族的话，以当时的大汉族主义思维，他会认袁氏这路亲戚吗？会写《光裕录》吗？非但他不会写，江西的袁氏也不会认。

如此德高望重的诚、义之士，所写的文字与国史何异？可禹某竟然说袁氏行贿收买了蹇义，诸君试想，这种人可以收买吗？他差钱还是差地位？休说边陲小吏，皇帝有错他都敢直言，能收买吗？如此言语，辱没袁氏事小，侮辱圣人罪大啊！。

而事实是，《新唐书》所载袁氏世系和习水、江西峡江袁氏家谱所载袁氏世系完全一致，湖北黄冈袁氏家谱所载袁世明弟后裔世系与习水袁氏世系完全一致，《遵义府志》载袁世明豫章（即江西）人入蜀平叛与袁氏家传完全吻合综上所述，习水土城袁世明支系是南宋朝廷派遣军无疑，袁世明之王者身份亦铁证如山。

为哗众取宠而蓄意歪曲诋毁历史、侮辱圣人者，即使袁氏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也会受到众人和历史的谴责，更有天理昭昭在等着裁决，奉劝好事者好自为之——袁世明第二十七世孙袁志（电话：15286117820）2016.6.16.

六、答王字培与笔者商榷      ——黔北王氏历史研究文/禹明先关于笔者发表《黔北王氏历史综述》一文的起因：重庆市綦江区博物馆馆长周玲同志要我帮助他查证一下宋代的王震孙和明代王元开的情况，说綦江杨氏族人提出：渝黔相邻地区的王氏《族谱》称其“始祖王元开，明朝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庚申奉钦命征讨南平贼”一事，查无此事，有栽赃诬蔑和歧视杨氏祖先的行为。

为此，近几年来杨氏族人多次向綦江有关部门反映，要向王氏族人讨个说法！事情反映到綦江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周玲那里，于是周玲希望我能给他提供一篇有关渝黔相邻地区王氏历史的研究材料因为这件事关系到王氏以外众多姓人祖先们的历史名声和政治生命问题，故笔者写出了《黔北王氏历史综述》一文，目的是澄清历史事实，支持綦江杨氏族人的合理要求。

在《黔北王氏历史综述》一文中，笔者对黔北王氏中，称其祖先“王震孙宋代迁入黔北说”和“王氏始祖王元开明代迁入黔北说”，这两种说法均提出质疑和否定，认定王氏并非宋、明两代从外地迁来，而是黔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土著大姓望族。

从史料记载来看，黔北王氏支系纷繁复杂，其祖先来历以及各支系迁入黔北地区的时间也不尽相同，若把渝黔地区的王氏族人统归为某一祖先的子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王字培不同意本人论点，王字培在回复笔者《黔北王元开支系不是土著大姓望族》一文中，说：早“在2010年统计的黔北王氏支系中，至今沒有那一支王氏族人认定《遵义府志》和《仁怀直隶厅志》所记宋代的王震孙是其祖先。

”肯定王氏始祖王元开明代由外地迁来是历史事实，不容置疑王字培否定宋代的王震孙是其祖先，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川黔相邻地区王氏明、清两代传存下来的族谱资料中，从来就没有记录和承认宋代的王震孙是其祖先由上所述，既然笔者否定宋代的王震孙是播州地区王氏始祖的结论是正确的。

那么，现在再来谈笔者的第二个问题，即：笔者否定“王氏始祖王元开明代迁入黔北说”的问题（即：“王氏始祖王元开明朝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庚申奉钦命征讨南平贼而留居黔北的问题”）从王字培回复笔者文章中看出，王字培不仅缺乏研究历史的基本功，而且思想意识愚昩迂腐陈旧，加之信息也不灵通。

要是王字培知道綦江杨氏族人正在找他们讨说法这件事，王字培必然不会在“王元开明朝正统五年征讨南平贼”一事上这样迈力与我叫劲了！王字培不曾静下心来思考：“王氏始祖王元开明朝正统五年征讨南平贼入籍黔北”之说，不仅不是事实，而且还有栽赃诬蔑和歧视其他姓人祖先们的历史名声和政治生命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和批驳，还其他姓人祖先们的一个历史公道，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延续下去，以至于影响今天的社会安定团结。

王字培在回答笔者“黔北王元开支系不是土著大姓望族”一文中说：“本人是王元开下震斋祖变恭房后裔”“我们这支王姓是王泯的子孙（注：旧谱本为珉，王字培把他改为泯），王泯之父母王璋、魏氏徙江西居住，生四子：弼、志、祎、泯……王泯于永乐二年甲申（1404年）徙居湖广宝庆府的新宁县寒营里盆溪村下坝嘴上居住，生子二：长子福、次子禄。

因湖北乱，王福奉旨参与之而后，王福曲转颖川娶李氏，生八子：‘天’字辈：荣、华、富、贵、龙、虎、凤、麟族人称为‘老八房’……王天虎居于插旗山与仁怀（今赤水、习水、仁怀）……”“王天荣娶张氏，又辗转徙居四川重庆、江津，后因四川乱（此时，播州属四川辖，又因遵义驻军将领王祥正是家门）所以王天荣一到遵义东隅避乱，四川平静后，又回江津等地居住，生千一、千二、千三……千三娶配张氏生子三：驵、骅、骥……骥娶索氏生子二：应湖、应斋，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时徙入陕西平凉府。

王应斋娶张氏生子一：锜王锜住柑子垇，娶马氏生二子：元开、元佑”“王元开，字民康，娶配马氏等妻生子九：‘斋’字辈，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晟…王元开膝下前（生）八子，族人称‘小八房’或‘八卦’…（王元开）墓葬于桐梓县槡园坝（今称三元坝）柜岩……王震斋，讳智，妻黄、李、袁氏，生子四：迩、通、居、变恭，落业于习水县东皇场来龙岗、竹瓦寨……（王泯子孙）一线图：王泯、王福、天荣、千三、骥、应斋、骑、元开……”

“关于（王元开）明正统二年（征讨云南），是‘三’年之误在本谱（王字培新修族谱）上记的是：‘宣德初，大败云南战阵有功’句，即指的是王骥‘三征麓川’之事……”以上所录是王字培批驳笔者文章的主要内容作为进一步探讨历史，王字培也在文章中说“愿与其（笔者）商榷”，因此本文的回复就先从王字培的始祖“王泯（珉）”其人说起。

据清朝道光时王应华所作《王氏宗谱序》记载：“我祖（王珉）为（朱元璋的）驾前指挥，奉征湖南靖州边苗，奏凯而还，途见（靖州）铜鼓街田腴地沃，遂辞职而退居于此焉永乐二年，奉旨军拨民产，我祖王珉公携其妻奴并及终身不醮（嫁）之妹、南京姐与二十戸军屯，搬移宝庆府新宁县盆溪村寒营里落业为家。

”根本不是王字培所说：“王泯（珉）是江西人，永乐二年甲申（1404年）徙居湖广宝庆府的新宁县寒营里盆溪村下坝嘴上居住”此外，据清朝道光六年王正旺所作《三槐堂王氏宗谱序》，王氏始祖叫“王百万”，而非“王泯（珉）”。

王正旺在《三槐堂王氏宗谱序》中说：王氏“先祖王百万陈氏生二子，王如龙余氏（生子）文进、文士……其后代子孙从山西太原迁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王家村又由吉水县迁入三楚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仙人台鼻祖王福李氏于洪武十二年，因红巾贼反乱，（由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仙人台）迁入西蜀古渝州江津县仙池坝，生天字辈八祖（荣、华、富、贵、龙、虎、凤、麟），因张献忠造反、携八大房入贵州遵义······”有诗赞曰“自古湖麻祖籍基，洪兵分散各东西。

先到黔省习大业，后到江津置田基一本分为千百本，百支分为千万支……”在这里，王正旺说：“王福是王百万的子孙”，并非王字培所说：“王福是王泯（珉）的长子”王字培胡拉乱扯，无根无凭随意更改王氏先人的支系和名次，实属大逆不道。

再有，王字培说“王骥”是他的祖先，“王骥娶索氏生子二：应湖、应斋，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时徙入陕西平凉府”而据《明实录》和《明史》记载：王骥是明王朝的兵部尚书兼大理卿，正统六年王骥挂总督云南军务衔征讨麓川，平定云南后即返回到京城（北平）去了。

另外：王骥是明代河北束鹿县吕村里人（今属辛集市），死后也是葬在束鹿，至今那里还保留着《明兵部尚书王骥墓神道碑》王骥有两个儿子，长子王珰，次子王珩，王珩之子名王增那里象王字培所说：“王骥娶索氏生子二：应湖、应斋，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时徙入陕西平凉府”，成为他的祖先。

很明显：王字培为了装点门户，不惜歪曲和杜撰历史，只管在族谱中胡编乱造，自我满足，自欺欺人而已！关于“王元开”的问题，王字培在回驳笔者文章中并没有把他的身世写清楚，明显是知道“王元开”的事存疑较大，因此有意回避。

据清朝道光六年王正旺著《三槐堂王氏宗谱序》记载：“太原王姓鼻祖自湖广入籍陕西盩屋县长板桥，明朝正统二年岁次丁巳，始祖王公（王字培新修族谱中的王骥曾孙），讳元开，官讳总辖，有功于云南，受封奏凯将军及至（正统）五年庚申，奉钦命征讨南平贼，追赶败将到夜郎，寿终正寝，勅葬柜岩。

膝下亲生六（八）祖…名号‘八卦’之义，取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择施仁怀、温水、官坟坝、王村八支分籍予访诸先辈《家谱》，见诸实事我始祖王公震齋行列第四，落业石豪小寨坝三百余年矣…”在这里，王正旺说“太原王姓鼻祖自湖广入籍陕西盩屋县长板桥”，而具体是何人由湖广迁入陕西？王正旺并不清楚。

并非王字培所编造的，是大名人王骥迁到了陕西，成为他的祖先此外，王正旺说“我始祖王公震齋行列第四，落业石豪小寨坝三百余年矣…”，也非王字培等人所说：“王震斋落业习水县东皇场来龙岗、竹瓦寨”从王氏族谱记载中明显看出：所谓的“王元开”是由“王元骥”和“王骥奇”两人演变而来的。

据王敬吾所撰“王氏族谱引”记载：明末“癸未（崇祯十六年）秋，（予）应试过道于渝洲，与太祖乾公九世之孙仁兆、义兆同遇场毕，邀予往家焉，将谱令予读之，悲喜交集，俨然如见先人于一室，不觉鼓舞噫！···固将源流录而归焉······”王敬吾回来后，立即于同年冬开始以重庆王氏《族谱》为依据，着手写成了王氏第一篇《族谱序》，定名为“族谱引”，称：“我王氏先籍太原，于晋咸宁间始迁江南。

宋庆元中继迁陕西历明宣德初，元骥公宣抚四川正统间始入南平（原注：即今桐邑），遂家桑园坝（原注：即三元坝）正德七年南蛮叛，大烧州郡，八公（王元骥的八个儿子）遵命平冦，各镇異方吾祖震公克复竹瓦寨（即今东皇殿），留守其地………”。

王敬吾所撰“王氏族谱引”明确记载：王氏祖先是“宋庆元中迁入陕西”的，始迁祖为何人不清楚而明代由陕西入川，死后葬在桐梓桑园坝（原注：即三元坝）的人是“王元骥”，不是王正旺和王字培所说“王元开”这是王氏最早对其祖先的论述。

由于王敬吾“族谱引”中“王元骥”这个祖先是从别处抄袭来的，并且“王元骥明代宣抚四川”一事也不属实（此事后面有详细论述），因此王氏族人中就有人不认同王敬吾之说《王氏族谱》中收存了一篇没有留下作者名字的族谱序，说：“我王氏肇自山西太源······晋统镇（山东）琅邪，以王为姓······明（朝）时骥奇公辈至吾八祖，共历数朝。

从晋阳以入江左、江右；由左、右而入三楚、三秦；由秦、楚而蜀入黔···”，从而否定了“王元骥”，重新推出一个祖先“王骥奇”来在这篇族谱序中，王氏祖先王骥奇只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无功名显达之事由上所述，“王元开”其人是清朝道光六年王正旺《三槐堂王氏宗谱序》中才首次出现的一个祖先人名，明显是由“王元骥”和“王骥奇”两人演变而来的。

因为“王元骥”、“王骥奇”和“王元开”三人明显就是同一个人，而且三人都是生活在明代，身事基本相同，並且三人都有八个儿子，其中王元骥和王元开两人死后同葬桐梓三元坝，王元骥和王元开两人的第四个儿子均叫“王震斋”。

由于王元开其人是由王氏最先推出的始祖“王元骥”和“王骥奇”两人演变而来的，因此王元开其人的虚构成分也就十分明显首先是王敬吾在他所作王氏首篇族谱序中称其始祖在“明宣德初，元骥公宣抚四川”一事就不能成立因为王敬吾文中的“四川”二字代表的是明代省級机构中的行政建置名称，明代的省級机构为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非“宣抚司”。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元朝时设置重庆路，属四川南道宣慰司，明王朝建立后改设重庆府明代四川只在永宁一地设置宣抚司，由少数民族大姓头人奢氏出任宣抚使王氏称其始祖：“明宣德初，元骥公宣抚四川”一事与历史事实不合，应加以否定！王元骥其人其事既然不能成立，那么王敬吾说：“正统间（王元骥）始入南平（即今桐邑），遂家桑园坝（即三元坝）。

正德七年南蛮叛，大烧州郡，八公（王元骥的八个儿子）遵命平冦，各镇異方……”等，其真实性就不用说了！至于王元开的官讳“总辖”和有功于云南，受封“奏凯将军”等，现查明代职官无“总辖”和“奏凯将军”之名，明显是王氏为王元开披挂的虚假官衔。

关于“王元开正统二年征讨云南”的问题，王字培还狡辩说：“王元开正统二年征云南是三年之误”但正统三年王字培还是拿不出王元开平云南少数民族反明的事于是王字培又改口说：平云南的人不是王元开，而是王骥，时间是宣德初年，与《明实录》记载王骥征讨麓川的时间不合。

可见王字培只知有王骥其人而不知其事，只管在族谱中胡乱编造，欺骗世人而“王元开正统五年征讨南平贼”的事，王字培也无法作出正面回答，而是找一个毫不相干的“明末天启年间永宁土司奢崇明反叛”来敷衍搪塞，麻混过关，回避“王元开正统五年征讨南平贼入居黔北成为王氏始祖”这个必答问题。

分明是查无此事，理曲词穷！明代渝黔地区的反明事件，如嘉靖九年真州周天星、王打渔等人不甘受压廹，揭杆而起反抗明王朝，史书对其反抗的地点、带头人的姓氏人名等都有详尽记载而王元开正统五年征讨南平贼的事，王氏族谱指不出反抗的具体地点和带头反抗人的姓氏和人名，明显是王字培等人为了编造历史而捏造事实诬蔑他人。

王氏始祖王元开其人其事既然不能成立，那么王元开生有八个儿子之说就应当被否定！关于王氏祖先的“八子相传”和“老八房”、“后八房”之说，据笔者上述考证，王氏先后共计推出了“四个八大房”，分别是：王福的八个儿子，王元骥的八个儿子，王骥奇的八个儿子和王元开的八个儿子，从而构成王氏独有的“八子文化”。

而这“四个八大房”中，早在清朝道光时，王正旺和王成儒两人就否定掉了“王元骥”和“王骥奇”这两个八大房剩下的“王福”和“王元开”的两个八大房，现在仁怀的王照鹭又撰文公布，明确否定“王福的老八房”和“王元开的后八房”，笔者在这里又用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否定了“王元开的后八房”，王氏相传已久的“八子文化”由此被全部否定。

关于王照鹭否定“王福老八房”的事，笔者再补充一点就是王正旺在《三槐堂王氏宗谱序》中明确记述“王福”是“王百万”的子孙，后来王氏把“王百万”其人从族谱中去除掉了把祖父王百万否定掉，却把孙子王福保留下来，将其另挂到王珉名下，这本来就是一件不通情理的事情，因此王照鹭否定“王福的老八房”和“王元开的后八房”是正确的，本人予以支持。

王氏之所以有多个“八大房”之说，目的是为了把川黔地区的众多王姓族人统归为一个祖先名下，显然不合情理而“八”字之涵义，明显是取“八”与“发”二字音谐关系，取个吉利数字而已，并非实有其事综上所述，“王元开职官为‘总辖’，正统二年有功于云南，受封‘奏凯将军’”和“正统五年奉钦命征讨南平贼而入居黔北”等“身世简历”，无论是笔者和綦江杨氏族人的研究结论，还是王字培的回答，都是不能成立的，王氏始祖王元开其人其事明显属于虚构，因此它经不住历史的检验。

王字培矢囗否认王氏为黔北地区土著大姓那么，现在我要问王字培：我在文章中列举的历朝历代黔此地区众多王姓人名，他们的子孙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们都沒有子孙延续下来吗？王字培应对此事作出解释！既然王元开其人其事是虚构的，有捏造历史事实，栽赃诬蔑和歧视其他姓人祖先的严重错误。

因此笔者和綦江杨氏族人认为：作为生活在现时代的王字培，理当承担起时代付与我们研究历史的责任和义务，无论于公于私，都能公正而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敢于批判和纠正历史错误可王字培却沒有这个担当，而是仍然走历史老路，坚持前人错误，继续对其他姓人祖先进行诬蔑和歧视。

并且还强词夺理，东拉西扯地为前人的错误行为遮掩补漏此外，从王字培答复本人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有明显挑拨事非，制造事端，企图破坏社会安定的危险倾向，其性质是严重的，必须给以批评和谴责！试问：一个思想意识迂腐陈旧，不能正确对待前人错误行为的人，还有何资格与人谈史才和史徳？分明是缺徳！

我们讲族谱是研究和编写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研究编写地方历史是为了存史、资治和教化但存史必须是传存正确的历史对于一些胡编乱造的历史错误和历史糟粕，必须加以批判和清除，决不能让其再流传下去，扰乱视听和遗误后人，乃至影响今天的社会安定团结。

而资治和教化的依据材料和经验也必须是经过鉴别后的科学而健康的部分，错误的东西和历史糟粕只能危害国家和社会，百害而无一利如王氏族谱中“王元开正统二年有功于云南，受封奏凯将军”以及“王元开正统五年奉钦命征讨南平贼而入居黔北…”等就属此例！。

本来我在《黔北王氏历史综述》一文中对于前人的一些历史错误只想点到为止，不愿展开来说，目的是给王字培等人留个面子没想到王字培硬要与我论个是非曲直，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因此只得写上这些，作为回答王字培对我文章的批驳。

认祖归宗本应是件认真而严肃的问题，搞不清楚的宁愿搁置不写，而错误的东西一但发现便将其改写或清除，决不能步历史错误之后程，继续编造和歪曲历史因此王成儒在其所辑《王氏族谱》“谱序小引”中告诫后人说：“录谱者亦岂忘祖宗之德乎！”王字培违背上述道德准绳，借新修族谱之机继续篡改和伪造家史，并将其族谱向外散发，欺骗世人。

不知王字培这样做何以面对埋在地下的先人？自己心中又能获得多大的欣慰和快感！？王字培还在文章最后批评：说我否定王元开是“为了标新立异”，“是不尊重历史和事实作为史学者，应当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历史”。

这哪里象是在批判我，分明是王字培在自己打自己的脸！王照鹭同志说得好：由于王锡梅等人的胡編乱造，致使王氏族人失去了清代中叶一段寻根问祖的最佳时期，给王氏族人留下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伤害而可悲的是：至今王字培等人还执迷不悟，千方百计去维护那些错误之说，继续欺骗和伤害王氏族人。

七、答禹丁华黔北禹氏改姓的历史由来文/禹明先禹姓是目前中国人中人数较少的一个姓氏，关心家族历史目前在中国人中已形成一股热潮，因此本人在研究黔北历史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家族历史的研究根据本人多年来的知识积累和自家老谱上的许多复姓人名，于是提出了目前中国的禹姓人均出自古代鲜卑宇文氏族的论点。

文章公布后，受到全国禹姓人的关注，南韓的一位禹姓姑娘读了本人文章后，感到很有新意和深度，并下决心要学好中文，以便更进一步读懂禹姓历史在阅读我的文章的人中，有赞许者，也有极个别反对者为此，本人又发表了多篇涉及禹姓历史的文章，以便从多角度补充我的宇文改姓论点。

湖南团山的族人禹丁华不赞成我的宇文改姓之说，并在与我商榷中说我不公布我们复姓由来的材料，未免太小气了些，于是才有了本人《黔北禹氏改姓的历史由来》一文的发表本以为此文公布后，能给全国的禹姓人提供一些参考因为早年我曾把我的这些研究材料提供给了中央民族学院和贵州民族研究所，他们看后都说：就凭你提供的材料，你是古代鲜卑宇文族人的后裔是毫无疑问的。

可禹丁华说我公布的这些材料还不够充分，不能说明问题看来禹丁华要想读懂历史资料，还需下一番功夫才行禹丁华在网上新发表的《中华禹氏源流问题三弹》一文中说我所公布的这些材料还不能足以说明我们这支禹姓人是出自鲜卑宇文氏族。

但他随后又说：即便我们是出于宇文氏族，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说全国的禹姓人都来自于宇文氏族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有必要先从朱元璋的禁姓令说起据《明实录·太祖实录》，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上（朱元璋）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其辫发、椎髻、胡服。

、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学学正曾秉正上疏言：“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人（欧洲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主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但）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明王朝先是“禁止一切胡服、胡语、胡姓”，因此许多来自北方的胡姓人都改为了汉姓但随后又“宜令蒙古、色目人复姓”，于是造成了胡姓（复姓）人对朱明王朝的“禁姓”、“复姓”政令把握不准，心存疑虑，甚至造成部分改姓人取名时的混乱状况。

川黔相邻地区的蒙古族铁木贞后裔余氏，本来洪武九年明王朝鼓励蒙古人恢复复姓（铁木），但他们是蒙古统治贵族，是朱元璋重点打击的对象，因此他们一直都不敢恢复复姓而我们这支宇文复姓人，虽然明王朝允许恢复复姓的名单中没有我们的份，但我们还是暗自搭乘这班车。

先是听从明王朝的政令由宇文改为汉姓的禹，没隔几代人我们又恢复复姓，但因是不敢公开恢复复姓，于是就用“禹文”来作为人名，这样就暗暗地恢复了复姓，这就是我们的老族谱中许多不论不类的“禹文”祖先人名留给后辈子孙们的历史信息。

明朝统治者的禁姓令和许多被强制新改的姓氏，明、清两代编写的许多《百家姓》都避而不谈受迫害的胡姓（复姓）人，虽在家族中有所言传，但时间长后都跑了调如川黔相邻地区的余姓（蒙古）人，把明王朝逼他们改姓说成是“朱元璋恐他们谋朝，追赶逃亡途中才改姓的”。

而黔北地区的禹姓人则说被“洪兵（朱洪武的兵）赶散而迁徙定居”，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员取名时的混乱状况江苏苏州和河南泌阳的禹姓人同为一个祖先，他们传言“明朝初年遇难……”以上列举的这些历史事件都指向了明初这个限定的历史时间，难道他们是巧合？不是，他们都暗指朱元璋对他们的改姓迫害和政治影响，我们不能因他们没有明说朱元璋的禁姓迫害，就认定此事不存在或是依据不足，去加以全盘否定。

要知道古人有“避讳”之嫌呢这也是最基本的历史常识此外我在《论中华禹姓的由来》和《禹姓研究的历史依据和参考资料》两文中提供了唐、宋两代遍布于全国的大量宇文族人，有的就生活和工作在湖南的永州和广西全州、桂林等地，难道说他们与团山禹氏无关？何况团山禹氏还认定明朝的禹永元还任职在桂林呢。

禹永元是任职在桂林？还是他本身就出自唐朝时永州、全州、桂林等地的宇文族人？这都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呢再有，《宋史》记载宋代四川地区大量的宇文族人，他们的子孙都跑到哪里去了？而长江自古是南方地区东西部人民迁徙的大动脉，长江流域的禹姓人都称他们的郡籍为陇西，难道他们与宋代四川地区的宇文族人真的无关？何况《元史》就明确记载成都的宇文公谅父子迁去了浙江湖州呢！我从这些历史现象来认定中国的禹姓人均出自宇文氏族，怎能说是以偏概全呢？！。

至于《风俗通》、《万姓总谱》和《古今姓氏辩证》等书中说：“禹氏，姒姓，夏禹之后”和“古代妘姓子爵国鄅之后，以国为姓，后去邑旁为禹”的问题，我在《禹姓起源的历史考证》一文中已经剖析得很透彻，禹丁华应该认真品读才是。

而“禹为姒姓，夏禹之后”，是说“夏禹的后人以姒为姓”，不是说“夏禹的后人以禹为姓”因此司马迁《史记》关于大禹的后人分派出的十来个姓氏中，没有“禹姓”；关于“鄅国的子民以禹为姓”的事，鄅国既然是“妘姓之国”，那它的子民为何要丢掉本姓（妘姓）而改为“禹”呢？改姓过程是何原因和依据呢？因此说“百家姓”上的那些既不合史实，也不合情理的胡乱推测，是不能作为历史事实加以引用的。

也不该把它拿来与我争论，让人看笑话我在新公布的《论大禹事迹和大禹文化》一文中已指出：所谓大禹一事是汉代人编造的，历史上根本没有大禹其人其事禹本为一种“虫”的名称，大禹即是“大虫”！而大禹之父鲧则是一种鱼。

汉代人整理（实为编造）的所谓远古圣人中，禹为虫，其父鲧是鱼而黄帝号轩辕氏，是主雷雨之神，龙身而人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此外，伏羲、女娲也是人首蛇身。

你看看：分明是群怪物，汉代人却把它说成是自己的祖先，自己糟踏自己！除非是神志不清，毫无科学辨别能力的人，才会去相信历史上的这些鬼话！今天已是高科技时代，为什么我们的意识思维还不能与时俱进，还是清朝、明朝以前人的思维，去盲目崇拜和迷信那些毫无历史依据和科学性可言的荒唐“故事”呢！。

据本人考证，秦朝以前没有“黄帝”名号，秦朝国君贏政才开创“黄帝”名号，称“秦始皇”（历史上的第一位黄帝皇与黄在汉代为通假字，因此汉代人常将两字混用）如果说秦朝以前已有“黄帝”名号，在封建迷信当道的秦代，国君贏政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称自己是“始皇（黄）帝”吗？因此班固在《汉书》中明确指出：到西汉初年时尚无“黄帝”和“大禹”等五帝的传说。

所谓远古时有“黄帝”、“昌意”、“颛顼”、“鲧”、“禹”等“五帝”，是汉代人根据秦始皇称帝一事编造出来的！由于夏代历史不可靠，所以清华大学李学勤才组织一个团队，对夏朝历史重新研究分析和断代可悲的是：目前中国的少数禹姓人，还强抱着“大禹”这具虚无不实的僵尸不放，硬说它是自己的祖先，并对我的论点怀疑和批驳。

真是丑话说得好：“连自己姓啥子都不晓得”！别人把他的祖宗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并极力为他人辩护，誇人家卖得好！卖得有水平！真是昏庸到了极点！此外，汉代盛行“五行”学说，凡事都得编出个“五”的数字来，如饮食有“五味”，颜色有“五色”，药物有“五药”，医方为“配五”，因此远古帝王也得编出个“五帝”来！是问：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夏禹时的两千来年历史中，王朝和国君才五个人吗？！

清朝中期湖南团山的禹姓族人初次创修家谱时，为了追索禹姓的起源，把《孟子》中的“萬章”误判为“禹章”，于是说汉代已有禹姓而真正禹姓产生是在宋代但关于宋代的“禹显”和“禹万城”两个人名产生的时间也存在许多疑点，此事近来我对他们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据王曾瑜先生网上公布《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一文披露，辽、宋两代因犯讳、避讳而改姓改名的人很多禹显是金朝人，禹万城是后周遗臣显贵，他们二人很有可能是因某种犯讳而由余、俞等姓改变而来的因为在唐、宋两代大量的宇文氏族人中，禹显和禹万城两人已显得微不足道，而有些孤僻和稀奇，因此他们二人由避讳改姓而来的可能性很大。

由上所述，我国在宋代以前无禹姓湖南团山的禹姓族人称其祖先在晋代已有“禹太白”，并且从晋代“禹太白”到明代“禹永元”之间排列有三十来代的祖先人名对此，我曾向禹丁华提出质疑既然宋朝以前无禹姓，晋朝时又怎能有“禹太白”其姓其人？团山禹氏族谱说上述前三十余代人是禹永元所修的族谱中记载的，而所谓禹永元写的族谱又未传承下来，不知团山禹氏的前三十代人是如何罗列出来的？禹丁华对此是否有了新的解释和答案？中国的禹姓人其族谱都形成于清代，能够理清楚的祖先人名最多不过三十来代，如果说向上追溯出五十余代，那前面部分在无历史依据的情况下肯定是虚构的！。

去年四川叙永的禹永恩和江安的禹金贵对我说他们应来自于湖南团山，依据是他们的字辈中，有几个与团山吻合，为此他们还专门去了一趟团山团山的族人这两年为此事可说是应接不暇以字辈吻合就认本家，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行为，是不懂中国人字辈文化的原故。

中国人取字辈有一个共性，喜欢用一些吉利和吉祥的字句，因此不仅在禹姓人中彼此间有几个字辈吻合，禹姓人和张、王、余等姓人中，也有一些字辈吻合，我手中就有这方面的资料，你能说外姓人的字辈与我们合就是一家人？这些纯属是种无意中的巧合！但无知者却被它搞得睧头转向，分不出东南西北。

禹永恩是个热心人，为寻根他早年曾去过江西吉安吉水，结果没有遇到禹姓人我说你分明是在白忙！据我所知，唐、宋至今，江西吉安等地根本就没有禹姓人存在，老祖宗们的瞎编害得你白跑了一趟关于回族和满族中的禹姓人，满族中的禹姓人我在《论中华禹姓的由来》一文中已有说明。

这里再作点补充禹丁华不懂民族关系满族和回族等民族，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结果当初进行民族识别和划定民族区域时，生活在满族和回族地区的人，如果是外来的其他民族，只要你在这个民族地区生活三代人以上，由于婚姻和生活习惯等已融入到这个民族人中，只要是自己愿意，就可申报成为这个民族。

因此今天某个少数民族中有禹姓人，不是那里的禹姓人是由这个少数民族发展而来的，而是这个少数民族中有古代鲜卑宇文氏族人的后裔，由于是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他们已成为这个少数民族问题回答到此，感到同禹丁华交流太苦太累，这分明是在给他补习历史课和民族学课，这堂课就到此结束，以后无论你再如何纠缠，我也不会奉陪了。

缺乏历史知识和研究考辨能力，自己慢慢去学习好了！最后，希望并奉劝禹氏子孙：多点智慧，少点愚昧！（注：汉代人伪造历史的事，班固在《汉书》“儒林传”和“艺文志”中均有论述东汉人王充对汉代人造假的事作过严力批评。

现代人顾颉刚先生因此告诫世人：“奉劝研究古学的人们：千万不要再做‘汉代人近古，其言必有所据’的美梦了！”）2016年2月20日于遵义八、中华禹氏源流问题三弹  ——《黔北地区禹氏改姓的历史由来》商榷文/

木头车木头车自2013年5月10日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中华禹氏源流问题再乱弹——兼向禹明先先生讨教》一文后，5月16日，明先先生即发表《答禹丁华的禹姓历史质询》一文予以回应在《质询》一文中，明先先生提出：“我希望这种不应有的争辨不要再玩下去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真是我们禹姓族人中的不幸啊！”当时想想，木头车对禹氏源流问题已没多少新的东西要说，加之抱着对明先先生的敬重，于是响应明先先生的号召，不再玩争辩的“蠢事”，故此噤言至今。

2013年以来，明先先生又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禹氏源流问题的文章特别是2015年8月，明先先生的大作《黔北地区禹氏改姓的历史由来》面世，文中说：“应族人禹丁华和禹明忠两人的要求，今特将本支禹姓人的祖先复姓人名及改姓缘由等公布出来，供全国禹姓人研究禹姓历史之用。

”承蒙明先先生看重，文中提到木头车的名字，真有受宠若惊之感本想继续噤言，但为答谢明先先生的厚爱，同时想起明先先生2013年6月3日在《关于禹姓的由来及历史研究的建议和申明》中有个表态：“本人的文章仅是一家之言，错误也是难免的……有什么不同意见，只要是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都是可以商量和探讨的。

”今特在尊重明先先生的前提下，提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向明先先生讨教第一，黔北土城禹姓的族源不可与全国禹姓族源划等号按现在掌握的资料，在禹姓的族源问题上已有以下几种来源的可能：1、《風俗通》、《万姓总谱》、《古今姓氏辨证》等姓书均说：禹氏，姒姓，夏禹之后。

2、古代妘姓子爵国鄅之后，以国为姓，后去邑旁为禹3、源于回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回族禹氏，主要分布在中国陕西省安康市的恒口地区4、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满族禹氏，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

黔北土城禹姓族源是否属于宇文氏，可以讨论，说不定在全国禹姓的大家庭里，还有一支来自宇文氏呢但既便铁定黔北土城禹姓族源属宇文氏，也不能以偏概全，把全国其他四种情况都说成是宇文氏的后裔，这是常识，无须多言第二，明先先生公布的黔北土城禹氏改姓的史料太少，凭这一星半点史料，难以确证黔北土城禹氏的族源就是宇文氏。

如果能公布更多、更系统的史料就好了第三，清代禹仕玲、禹明镛父子认定黔北土城禹姓族人源自宇文氏，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文献依据，难以令人信服就连明先先生自己也说：“但由于历史之阅历和知识面等的时代局限，禹明镛父子没有对改姓的历史时间和改姓缘由进行研究。

”如此认定，是有点“臆想考证法”之嫌的木头车2016年2月17日于长沙九、中华禹氏源流问题再乱弹           ——兼向禹明先先生讨教文/木头车拙作《中华禹氏源流问题乱弹——兼与禹明先先生商榷》（以下简称《乱弹》）一文在新浪博客上发表后，承蒙“具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和研究经验的”明先先生发表《再论中华禹姓的由来》（以下简称《再论》）加以指点，且未用“重话责备” “不懂历史”的木头车，笔者在此深表谢意。

如果文中真有批驳明先先生的措词“过头了一点”，则在此向明先先生深表歉意，只能说木头车的学识与修养欠缺，今后还得多多向明先先生学习才是因木头车学识浅薄，加之天性愚钝，对于《再论》中的一些教诲，多有不明白的地方，在这里谨向明先先生再次讨教。

首先，不知明先先生是忙于研究历史，没时间阅读《乱弹》，还是木头车的文字表达能力太差，害得明先先生不知所以，以致使明先先生的理解与木头车的原意产生了很大偏差明先先生说木头车“承认自己是陇西郡的禹姓族人”，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木头车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在禹姓起源问题上“好像我们老祖宗都没弄清我们禹氏是源于大禹，还是鄅国，抑或其他什么人，我想我也是无法弄清这些了搞不清就搞不清吧，但自西晋咸宁年间开始，我们的祖先就肯定姓禹，这个我‘团山禹’的修谱祖宗是清楚的，肯定的。

”木头车在“团山禹”的族源问题上的态度是存疑的，“团山禹”是否为大禹或鄅国的后裔，既不肯定也没否定，但肯定“团山禹”不是宇文氏的后裔，并对西晋咸宁年间的“太白公”为“团山禹”的始祖肯定无疑至于与“陇西郡”的禹姓是否为一家，木头车不知道，与“陇西郡”的宇文氏是否为一家，就更不知道了。

其次，木头车并未说“邵东禹氏是来自鄅子或萭章之后”，是明先先生强加给木头车的《乱弹》中提到“萭章”，并不是要认“萭章”为祖，而是说早在汉代就有禹姓的记载了，而这种说法还是南宋著名姓氏学者邓名世说的，不是木头车说的。

以此来证明明先先生说的“隋朝以前，中国没有任何有关禹姓人的文字信息可考”是不对的至于“萭”是怎么变成“禹”的，这要问南宋的邓名世老先生了，木头车肯定是找不到答案的另外，明先先生说“萭章”是“万章”之误，这大概又是明先先生的贯用手法——臆想考证法得出的结果，是绝对当不得真的。

第三，明先先生否定“团山禹”来自“江西说”而主张“四川说”，是有点乱点鸳鸯谱了一是“四川说”明先先生至今没有拿出一星半点可信的文献依据，只能说是明先先生自己的臆想二是否定“江西说”的理由不成立就算明先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考证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是伟大的真理，也不能因此否定“江西说”。

因为“团山禹”的始迁祖可以从其他什么地方先迁到“江左”，再从“江左”迁到“江右”，然后从“江右”迁到“团山”还有，如果在明代禹永元的时代没有“江西”、“吉州”这些名称，才可证明“江西说”不成立，否则不能用这些地名作为否定“江西说”的理由。

因为禹永元完全可以用当时流行的地名来记录祖先的迁徙历程第四，明先先生否定“团山禹氏族谱”的史料价值，还批评木头车“不敢怀疑与否定”自己老祖宗修的族谱，但明先先生又大量引用自家族谱的史料来论证别人之伪为什么您家的族谱是对的，而别人家的族谱就是错的？您有什么依据？您的依据是否还是臆想考证法？。

第五，明先先生在《再论》中说：“按理，宇文、令狐、欧阳等复姓在明朝初年是全被禁止了的，只是后来才恢复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知明先先生在看了下面三段文字后会如何回答木头车认为，明先先生的“按理”，只是明先先生的臆想，并非历史的真实。

《明朝联家王畛简介及王畛律诗联欣赏》载：王畛，字不详，明·嘉兴府嘉兴县（今浙江省嘉兴县）人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中举，被派往凉州卫（今甘肃省平凉县）任职在离家赴任途中，其父亲写了一封家信，交给了正在浙西巡察的御史管勾宇文桂，请宇文桂转至王畛。

《令狐氏族谱》载：平播后，令狐滈敕赐中军左护卫将军，后加其功，迁西川节度使，其子袭父爵，军镇葫芦关（今桐梓娄山关），传至浩祖十五嗣孙元，正值元末战乱时期，令狐元率众归明，屡立战功，官拜镇殿将军，年过花甲仍奉命率子孙攻鼎山，智诛明玉珍余党铁头和尚，功成复奏，诏下：

“卿三代功德深重，应承祖业，永镇边夷”其后裔漫延到川、黔、滇三省，尤以黔北桐邑为多欧阳廖渊泉的《泉州姓氏堂号（欧阳）》载：住居晋江潘湖欧阳柜后裔传到明初欧阳仪时，因洪武二年(1369年)发生‘黑蜂之乱’（所谓黑蜂之乱是一起反抗明朝统治者的事件。

其族裔欧阳仪，是个同性恋，性心理特别严重变态，连明代当朝某太子殿下都敢鸡奸，当然要予以尖刀式打击），七子散居七方第六，木头车在《乱弹》中说：“不知全国其他禹氏是否有从宇文氏改姓禹的如果明先先生有这方面的史料（当然不能是臆想），请赐我一阅。

”言下之意，中华禹姓中是否有从宇文氏改姓而来的一支，木头车因学识所限，对此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只有在见到有关确切的文献资料后才能下结论这次在明先先生的《再论》中欣然发现，明先先生家的族谱就有这方面的史料，且早在清末的禹明镛就有过这方面的研究。

不知明先先生能否早日将这些原始史料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让大家了解这段改姓佳话也算木头车响应您的教诲，加强历史知识学习的开始不过，明先先生的转述是不足为据的，因为我怕您一不小心，又犯了“暗记”之类臆想考证法的老毛病。

在此，木头车再次恳请明先先生“原文公布”（最好以照片的形式公布）相关史料，并不吝赐教，是为至盼，切切                       ——木头车2013年5月7日撰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