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钱穆国史大纲序言)太疯狂了

前文，说到受顾颉刚“疑古”思想影响的两部中国史著作。此文，简介一下此后的一部重磅史学著作——钱穆的《国史大纲》，因为，顾颉刚对此书给予了极高评价

 

前文，说到受顾颉刚“疑古”思想影响的两部中国史著作此文，简介一下此后的一部重磅史学著作——钱穆的《国史大纲》，因为，顾颉刚对此书给予了极高评价顾钱二先生的交往，很值得写上一笔钱穆因家境中落，1912年即中学辍学，在家乡先教小学后教中学，同时自学。

进入20年代，钱穆发表了《先秦诸子系年》一文顾颉刚读后，深为赞叹于是，向钱穆为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约稿不想，钱穆也是恃才傲物，便做《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他明确知道顾颉刚考证刘歆伪造诸经，却也论证这在刘歆来说全没必要。

尽管此文不无挑衅意味，但顾颉刚仍欣赏其文采及论证方法，如期发表接着，又将钱穆，这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书匠，推荐到燕京大学任教这使钱穆对顾之知遇，终生怀有感激之情由此，亦可见顾颉刚人品之高尚，后面另文详谈。

钱穆，1895-1990，中国文史学家原名思鎔，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肄业于清末常州中学1912年起先后在小学、中学任教10年所著《国学概论》于1926年被定为中等学校教材1930年任教北平燕京大学。

1931 年转北京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后转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4年辞职。

其间曾获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书院。钱穆强调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和长久性，被认为是现代中国三大史学派别之一的传统史学的代表。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现代以来，第一部以商王朝作为中国历史开篇的著作此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74年，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增订再版，然后一再重印，到1992年，已印行十八版1994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二次修订本。

2002，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修订本 《国史大纲》，充分吸收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田野考古取得的新成果，特别是河南安阳殷墟考古的成果大规模科学考古和甲骨学研究的深人，使商代成为无可辩驳的“有文字”的历史，1931年安阳殷墟后岗“三层文化”的发现——即上层为白陶文化（小屯文化）遗物，中层为黑陶文化（龙山文化）遗物，下层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遗物中，这以地层学的证据，确立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墟文化的年代发展序列。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书中从已知的商代历史开篇，上溯了史前的神话传说，首次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历史画卷 《国史大纲》的第一编，是“上古三代之部”他在此编第一章“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指出，“上古史为全部历史之起点，应须求一明瞭之知解，然人类历史总可推溯到无人可说之一境，则上古史之探索，终不免于只成为一种比较近理之测想”——这的确是与“疑古学派”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思路。

《国史大纲》对于中国上古史的叙述，秉承如下原则——“一、史前遗物之发掘”，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并强调这些考古遗址的意义在于“由于此等发现，遂使国人古史观念，渐渐脱离了三皇五帝之旧传说，转移到有物可稽之新研寻，此不可不谓是近六十年吾国人古史知识上一大进步”。

“二、传说神话之审订”钱穆指出：“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他对顾颉刚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讲了很中肯的意见——“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

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并要具体分析，“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煞传说”。

但“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可成于一手也， 如《尚书》 之《尧典》、 《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

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意义与地位者”因此，中国古史的神话传说，诸如代表巢居时期的有巢氏、熟食时期的燧人氏、畜牧时期的庖牺氏、耕稼时期的神农氏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像称述，乃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这是非常有理有据，且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看法。

钱穆与亲戚钱伟长《国史大纲》说，“现在讲比较可信的古史，姑从虞、夏起”钱穆的理由是，“《尚书》始于尧、舜，《论语》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严谨之态度”尽管如此，此书中亦明确指出，“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感”。

对于“大体夏代年历在四百、五百年之间”，他说:“《史记.殷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殷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不过，在章节安排上，钱穆还是把虞夏与神话传说时期放在了一起，作为“中国上古史之第一期”处理。

他明确指出，“殷商可谓中国上古史之第二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其在近代已有直接史料发见，较虞、夏之纯为传说追记者更进一层”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史的开篇，应该是“第二章、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书中说，“商王朝继夏王朝而起，最近有关该时代直接史料之发现，对于中国古代史之可信价值，有甚大之贡献”他接着说，“关于殷商一代新发现的直接史实，其主要者为殷墟甲骨文字”；甲骨文字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地在洹水南，洹水三面环之，正合《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也”——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极好运用。

书中第二章的第一节，“殷代帝系及年历”说：“《史记》载殷帝王有名字世次，无年数，略如夏代”“最要者，《史记》所载，乃为最近新发现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证实”他举了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所收《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文，称其与《史记》比对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还指出，夏“桀与汤同时，则禹与契亦略同时，《史记》所载殷代汤以前事，既有甲骨文为之证明，则《史记》载夏代桀以前事，虽此时尚无同样直接之史料为之作证，而《史记》之非向壁虚造，则可不证自明矣”他说，所以，关于虞、夏的种种传说自有来历，“与凭空假造不同也”。

这个观点，合情合理，也对现代很多上古史学者有很大影响这本书的第二章，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除第一节“殷代帝系及年历”外，第二节“殷人居地之推测”，第三节“殷人文化之推测”，第四节“殷周关系”等等，至今对于商代史的研究，仍有重要的意义。

1947年，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列举当时出版的“较近理想的”七部通史著作中，不吝溢美之词，高度评价了钱穆的《国史大纲》他说，在七部书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1986年，钱穆91岁时退休。

他毕生著作颇丰，约近百部主要有:《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两汉经学古今评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史学名著》、《中国思想史》等等。